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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为了一万个村子

Shared by LJ 方可成《论官二代适合当记者》 http://www.fangkc.cn/2011/05/the-officiallings-can-become-good-journal ists/ 里提出的观点,在本文得到了印证。 本报记者 董月玲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5月11日 12 版) 蔚然在村里的蔬菜大棚 蔚然在农民家铡草 蔚然(右一)跟露宿街头的老农交谈 留守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种洋芋 村里老人骨折,因贫困未能及时治疗,不能行走,起床时只能拽根布绳。   “我哀嚎着,瘫在路中间的泥水里。那辆车‘吭哧吭哧’地开到我前边,用车灯照着我。然后,退、退、退……司机也吓坏了,他看不出地上蠕动的这堆东西,是啥活物。”   这是蔚然“万村行”的一次遇险经历,也是他有生以来最感恐怖的一个夜晚。   在那个雨雾交加的晚上,他独自误入大山深处的无人区。等他推着自行车,好不容易爬到3000多米高的山顶时,四周已是浓雾弥漫,漆黑一片,只听得到山涧“哗哗”的流水声,还有一些动物发出的瘆人怪叫。   年久失修的沙石路,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水坑。路边立着些突兀的巨石,人走到跟前,鼻子都快碰上了,才猛地发现它。刹那间,感觉就像一个没头没脸的怪兽,挡在面前。   “几次就把我吓完了,我的头发倒竖,身子冰凉,恐惧到了极限。”蔚然回忆说。   衣服早被泥水湿透,人又冷又饿,但他只能硬着头皮,哆哆嗦嗦地走着。突然,蔚然一脚踩空,连人带车摔下山崖。“完了,死定了!”滚出去几米远,人被一块石头卡住,自行车断成两截。他摸索着爬回路上,双腿再也不听使唤,只能瘫坐在泥水里。   此时过路车出现。“我生怕那个司机不拉我,跑了。真那样,我就完了,要么死掉,要么疯掉。”   蔚然,原本是上海一个衣食无忧的白领。不同于时下的年轻人,大多想方设法往大城市跑,奔求富梦而去,他却反其道行之,做着一件看上去不合时宜、自讨苦吃的事:放着舒坦日子不过,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专去中国的穷地儿,往最僻远的犄角旮旯里钻,帮扶贫困农民。   5年了,他去过12个省,跑了近千个村子,还没停下来。   “只有出现了这两种情况,我可能会停:一是我的钱全花光了;二是我生病,跑不动了。”    难道生命,真的就像这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吗?   “犹豫了整整两年,我才迈出这一步。”蔚然说。   他出生在宁夏,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毕业后,先是到北京工作,后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曾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软件公司,中标过政府项目。“一直做下去,混个中产阶级,应该没啥问题。”   蔚然的强项之一,是善与人打交道,沟通、调解能力强,解决公关问题,一般不用请客吃饭。这点在他后来跑农村,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时,起了很大作用。   早在北京时,蔚然就有一个业余爱好,喜欢到农村考察,关注“三农问题”。那期间,他去过几次甘肃。一次,途中他住在一户农民家,那家很穷,却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了蔚然,左邻右舍好不容易凑钱,给他买了一块儿肉。走时,全村人又把他送到了村口。   “离开村子,我一路走一路想:都说好人有好报,可这些好心人,为什么生活得如此困苦?”很快,他纠正了自己的思路,不能这么凭感情想问题。毕竟,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理性地想想:他们贫困的症结是啥?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从那时起,一有空,他就跑农科院找技术,去国图查资料,也去周边的农村跑跑。“我去农村,有当地的单位介绍我时说是北京来的‘专家’。在农民的想象中,专家就是什么都会。他们会问:你看看,为啥我家的猪好几天不吃食了?别人家的黄瓜是直的,我们家为什么是弯的?这就逼得我回来后赶快学习。”   早在2004年,蔚然36岁时,就做好了自己“万村行”的架构——他打算用25年时间,走访上万个村子。他还规划了如何帮扶,开展哪些项目,去什么地方,行走的路线图等。   尽管这是他最想干的事,却迟迟没行动。   “中国有4个直辖市,我在其中3个待过,那都是人们想尽法子要去的地方。我已经在上海这么好的城市立下了,可是现在,要一下子全放弃掉,收入不错的工作、安定的生活,还要付出其他很多,那我首先要想周围人会怎么看。我能想象得出,他们会用上海话骂我是‘戆头’!”   “说白了,我还是一个俗人,放不下俗心俗念。”蔚然笑笑说。   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下定最后的决心。   “他老人家的去世,给他的儿子,上了最后一课。”料理完父亲的后事,蔚然坐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望着舷窗外飘浮的白云。他说自己突然间顿悟:对父亲来说,上苍已经很厚爱他老人家了,居然活到90岁。“但恰恰是这个90岁,刺激了我。难道生命,真的就像这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吗?”   “90年的岁月,也不过如此,也就3个30岁而已。我的第一个30岁已经过去,第二个也快10年了。等着一切条件都成熟,终于下决心行动时,可能我就快60岁了,还能跑得动、做得动吗?”他决定再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了,自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想做的事情中去。   一天早晨,8点15分,蔚然登上了上海至西宁的列车。随着车开动,他感到自己一下子解脱了、轻松了:“我再也不用犹豫、焦虑和兴奋,心里变得很踏实。”   到西宁,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放上背包、照相机、笔记本电脑,马上就骑着车,去了附近的农村。   这一天,是2006年8月14日。    你能不远千里地来,知道俺们愁苦什,就行哩   看蔚然现在的脸,一点没有白领的模样,皮肤黝黑粗糙。他的个子有1.8米,体格壮硕。假如天气好、路况好,他说自己一天骑个百多里地没问题。一路上,他会时不时地把考察日记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   网友看了,不少人说他了不起,够伟大。也有人不屑一顾:那么偏远的角落,那些被遗忘的人,国家都管不了,你一个平头百姓,能帮啥?扶啥呀?有个网友甚至讥讽地说:“他也就是一贝勒爷,骑个自行车,满世界地去送口头温暖罢了。”   蔚然对着电脑苦笑:“兄弟,你说得太轻巧。你也跟我跑跑看,一趟,准把你给累趴下了。”   贫困地区多在山沟沟里,交通不便,很多地方不通汽车,所以蔚然选择骑自行车。“好多时候,不是我骑车,而是车骑我,我得扛着、推着它走。车子二三十斤,行李也差不多这么重。有时,一扛就是五六个钟头。”   身体的累还在其次,看见那些贫困地区的人生活得如此艰难,他的心情沉重和压抑。“刚开始,我每走完一个村子,离开时,都会哀声叹气的。贫困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倒是那些农民,反过来安慰我:你不用为我们的事太着急上火,我们祖辈就是这么活过来的,早习惯了。”   “最好得有个官方手续。”进村第一天,蔚然就碰到难题:身份的尴尬。人见人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能掏出来的,只有身份证,它也只能证明我是哪里人而已。”有人把他当成微服私访的官员,更多的人怀疑,这人是不是个骗子。   “没错呵,我跟骗子说的话没啥两样,骗子可能比我说得还好,还动听。唯一不同的是,骗子最后总是要钱的,而我蔚然不要。”   他在一个乡上,多时待两个来月,少时也有10多天。起初,蔚然把设计好的表格,拿出来作调查。可农民一见他掏出这个,心里马上就耸起一堵墙,人变得紧张、警觉,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后来,我把表啥的全收起来。我的目的,是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让农民说出真心话。再进门,我先脱鞋上炕。他们锄地,我跟着拨草;他们施肥,我帮着打药。一个锅里吃,一个炕上睡。最后,他们像对待兄弟一样,跟我彻夜长谈。”   有一个青海老农民说:“小伙子,你能不远千里地来,走到、看到、听到,难得着哩。就算你什也帮不上,你能坐下来听俺们说个话,知道俺们愁苦什,就行哩。现在,去找干部办事情,人家还骂骂咧咧,不给好脸子看,哪会听你扯?”   蔚然走到陕北,有一天,他偶然地进了一座破院子,遇见了一个80多岁、苦侯儿子们回家过年的独居老人。   刚开始以为没人住,蔚然要往外走。一个老太太端着一簸箕干树叶从窑洞里出来,一身黑色棉衣棉裤,头发上还挂着几片叶子。一见蔚然,老人二话不说,过来拉住他,让他快进窑洞暖和暖和。进了窑洞,又让蔚然脱鞋炕上坐。   “娃,今晚就住这,不走了,俺给你做饭。早几天前,过年的馍馍就蒸好了,他们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反正俺把吃的都做好了。”   老人边做饭,边唠起家里的事儿。她有仨儿子,大儿子在宁夏,是个老木匠,快60岁的人了,还在工地上干力气活,日子过得苦。二儿子在新疆的煤矿上,那矿常年出事,他家有两个娃,媳妇找不下活,两口子时常为钱打架。小儿子前几天托村里回来的人说,今年没挣下钱,全家回来没那么多路费,只捎回50元钱,让娘过年用。   “俺老头在时,几个娃娃都哄他,再过几年就好了。不知过了几个几年,把老头子给哄得下世了,也没见哪一个过得好些了,高高兴兴地回家过个年来。几年都是俺和老头子两个人过。今年,老头子走了,撇下俺一个人,冷冷清清过这年。”她还说,庄上也一年比一年冷清,现在过年连个放鞭炮的娃娃,都找不见。   “在这大年间,有个你来,好欢喜啊!”   说话间,老人把饭做好了:豆腐炒肉片、胡萝卜炒粉条、冻菠菜炒肉,还有一盘腌制的咸韭菜、一壶烫好的米酒、热气腾腾的花卷。她把放在一边的炕桌挪过来,然后递给蔚然一个大花卷,让他趁热吃。吃完花卷后,老人端起酒壶斟酒:“多喝点,不会醉人的。这是俺酿的谷子酒,酒劲淡,多喝暖身子。”   她不停地把菜往蔚然碗里夹。“俺们农民没有习惯吃这么多菜,有几口咸菜,就能过活了。你多吃,大冷天,出门在外多不易啊!娃,你还没有俺小儿子大,跟俺大孙娃子差不多。你大年间还能来,俺欢喜得很,就当是俺的娃,回来看俺哩。”   窑洞外的雪一直下着,而且越来越大,没有停的意思,院子里白茫茫一片。蔚然想,如果明天走,路上积雪更厚,可能自己就被困在这里了。“可老妈妈俨然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了,一会儿端汤,一会儿斟酒的,炕上炕下来回跑,我就这么走了,也实在太残忍了。我没有再想,就留了下来。”   晚上,老人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蔚然早些睡,明天还要赶路。“她时不时地给我盖被子,怕我冻着。那夜,我心里的温暖,要比身上的温暖更让我难忘。”   “那些孤立无援、苦苦挣扎中的农民,你给他们一点点温暖、一点点希望,哪怕只是陪陪他们、听他们说说话,他们都会发自内心地感激。而我,则是发自内心地感动。”   蔚然说,人一旦有了爱,也就有了一分责任。    现在死都不难,没钱的日子,比死还难哩   去年底,蔚然将自己的考察日记,结集出了一本书——《粮民》。   “我是想把自己看到的、又解决不了的问题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一起想办法来解决。”他说农民现在最大的3个难题是:大学、大龄、大病。   他到过青海的一户农民家,这家虽考出了3个大学生,却并没有改变贫穷的命运,反而让家里背上几万元的债。大女儿靠贷款读完大学,却因为没还清欠款,学校不发毕业证,到现在还是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到处打工。接下来,两个弟妹又同年考取大学。   这家的主妇对蔚然说:现在死都不难,没钱的日子,比死还难哩!大人不敢得病,娃娃不敢上学,尤其是上大学。谁家摊上这两样事情,不要命,也得半死。   “大龄”农民,不光指那些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汉,还包括那些“老农民”。   “说起中国的老龄化,人们往往以城市人口为对象,好像农村没有或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一样。但据我看,在农村实际情况更严重。一是,农村青壮年绝大多数外出务工,本来就没有社会保障的老农民,无奈被抛弃在了农村,陷入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境地;二是,农民长期从事重体力农业生产劳动,人会提早衰老。”   在云南一个没什么流动人口的小镇上,蔚然路遇一个80多岁的拣破烂老人。当时,风吹来一个很小的烟盒,落到阴沟里,她也佝偻着身子,爬下去拣。“她每天只能拣几角钱,用这钱到小饭馆买碗米饭吃。”得知老人还有个儿子,蔚然很气愤。可到了这个儿子家一看,他的火气没了,一点怨言也没有。“这儿子过得,比老娘还惨。人有病,老实巴交没文化,也不敢出门打工,靠种点薄地为生。买不起化肥,庄稼长得不好,收的那点粮食,连养活俩孩子都难。为了给儿子减轻些负担,老人才出来捡破烂,自己解决吃饭问题。”   镇上有个养老院,住了3位老太太。一个80多岁的瘫在床上,另两个70来岁的,外出拣垃圾。养老院只提供住处,要想继续生存,她们就得自力更生。白天,俩老人拣破烂。晚上,3个人一起做香烛。这些香烛,一部分卖给信佛的村民,另一些留作自用。“焚香拜佛,算是这3个老人的‘医疗保险’。”   一路上,不断有农民对蔚然抱怨着:“我们没有退休年龄,没有退休金,干不动,还得干。今天不出去干活,明天就没有饭吃!老了依靠儿女,这都是瞎话。现在,有几个儿女可以指望得上呵?他们连自己都顾缠不住(养活不了)。”   “村里现在是老的老、小的小,地就靠我们种。出去挣钱的,钱不见钱,人不见人。撂下老人孩子,弄点学费,难呵!”   “应该讲,现在国家政策对农民越来越好。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可这日子,咋过得越来越难了?”   在自家炕头上,甘肃泾河川的农民老王,跟蔚然说起自己老婆的故事。   “她走的头天,给我和孩子蒸了3锅馍馍,擀了许多面条,还给我和孩子洗了衣服。那时,她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到最后那些日子,她疼起来,头上身上的汗水就像雨水一样哗哗地湿透衣服。可我连买一片止痛片也买不起呵!只有眼睁睁看着她,被病折磨着,没有一点法子。”   老王半身不遂,一步路都走不了。实在没办法,他把十几岁的大女儿给订人了(订婚),拿了人家2000元钱,给老婆做化疗。只两次,钱就没了。   “她疼起来的时候,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伸出我的左手,去拽着她的手。我不知道能不能缓一缓她的疼,可我没有左手撑着,人就坐不起来,我只能躺着去够她的手。”老王说着说着,泣不成声。   蔚然递给老王一张面巾纸,伸出手握住他的手。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沉默了好一阵,老王哽咽着继续说:“自她病了,那么疼,几乎是没有吭过一声,我是看在眼里,难过在心上。她临终前那晚上,抓着我的手说,我没有给你治好病,自己倒是病倒了,我放心不下你和孩子,可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我没了,你要慢慢挣扎着起来,学着照顾自己和孩子。”   “说完,她打生病以来第一次哭了。后来,她拿着我们结婚时买的—个小镜子,照着给自己梳了梳头,然后她说想睡了,就躺在我的旁边。自从她查出得了乳腺癌后,就一个人独自睡,可那晚上她没有。她躺在我旁边,看她脸色蜡黄,我问她难受吗?疼吗?她闭着眼睛摇了一下头。我没有再打扰她,心想她能睡会儿,就睡会儿吧。她病了以后,几乎没有怎么睡过觉,一到晚上就疼得厉害。天朦朦亮时,我感觉有些不好,就叫她,可她再也没有醒过来……”   老王再也憋不住了,嚎啕大哭。    你就帮俺们村修一条路吧!盼这路,都盼几辈子了   有天一大早,蔚然接了个电话,只听见一个男人用川贵口音,直门大嗓地喊:“是蔚然吗?我们要还钱!”蔚然一时有些发懵,下意识地想:我没跟谁借过钱啊?   见他没吭声,那男的又急促地说:“我们要还钱!”   “你别急,先告诉我,你是哪儿的。”   “我们是贵州的,是安顺的。”   蔚然这才反应过来:“噢,你是八猫冲的吧。”接着,他脑子里念头一闪:完了,干砸了!   一年前,蔚然去了贵州的安顺地区。他推着自行车,走进山沟沟里的一条小岔道上,从上午9点一直走到下午3点,才见到一户人家。他在这个村子住下。经过考察,他发现村里每家每户差不多都有10亩左右的山林。“树下没有灌木,全是毛茸茸的茅草。我豁然开朗,想到了一个脱贫办法。”   来前,他在乡上遇到赶场,亲眼看见从贵阳来的商贩收购当地的土鸡,一斤要十二三元钱,拿回贵阳,能卖到20来元。“我指着眼前的山林,对村民们说,你们是捧着金碗要饭吃呢!他们眼皮一撩道:那树,砍不得,砍了国家要罚钱的。我说,不是叫你们砍树,是养鸡,散养土鸡!”   一个小伙子听了,立马兴奋起来:“哎呀!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没本钱呵!”   “只要你愿意干,本钱、技术我出,无偿的!”   刚好有个网友就是贵州的,他曾跟蔚然说过,自己可以资助5至10名学生,哪怕从小学读到大学都可以。蔚然马上跟他联系,说了这个项目的事,计划先找4家,每户投入5000元,用来抓鸡苗、建鸡舍、挂围网等。那个网友当时就同意了。   接着,蔚然陪着4户农民到镇上选好材料,谈好价钱。然后让网友把款打到厂家的账上。一直到扎好鸡笼,在山坡围好场地,备好饲料,鸡都养上了,蔚然才离开。   “他们现在突然打电话,要还钱,难道说干砸了?不对啊,干赔了,哪还有钱还?”听对方语气很激动、很紧张,蔚然说:“你别急,慢慢说,你们还什么钱?”   “蔚老师,我们4家都挣着钱了。现在,又有4户人家愿意养鸡,我们把鸡苗给了他们,网子也帮他们买回来了。”原来,那些土鸡第一茬就卖到一斤18元钱,本钱差不多回来了。   蔚然跟他们说好的,资助的钱不用还,要接着往下家滚动。但这些农民很固执:“我们苗人,没有欠人家钱的习惯。我们现在挣着钱、有钱了,所以,要还钱!”   甘肃陇南的大盘峪村,位于大山深处,挂在山腰上。蔚然见这里到处生长着茂密的灌木,离四川广元又近,觉得养羊这个项目肯定好。“一点污染都没有,羊肉绝对是无公害的绿色有机食品,羊毛还可以深加工。”当他兴冲冲地跟村民说起这些,没想到当即就被回绝了。   “你看我们这路吧,每年光是化肥,都要背两天。头一天,化肥背到半路,人已经累得不行。先得回家吃饱喝足,睡一晚上,第二天才有力气下去接着背。”   “路不好,我们养的猪,都卖不上个好价钱。山下卖到6块一斤,我们最多卖4块钱。为啥?猪贩说了,你看你们这路,好多凿在直上直下的石板上,猪赶回去,路上说不定就摔死了。一头死猪,值啥钱?”   “蔚老师,你啥项目都不用帮,不用帮俺抓啥鸡娃子、羊羔子。这些俺们以后借点、贷点就能办。你就帮一样:帮俺们村修一条路吧!盼这路,都盼几辈子了。”   蔚然一听,脑子“嗡”地就大了。“在上海,路基那么好,只是把路面刮掉,重铺一层沥青,修一公里路也得几十万元。他们这村,修路要开山劈石的,七八公里路,得投多少钱啊?”   10多年来,村里也多次组织村民,想靠人力修这条路。但由于全是岩石峭壁,用人力没法挖开,加上村子太穷,集不上钱,最后都放弃了。   听说村里有个驻村干部,蔚然说想见见。村民一听就来气了:“啥驻村干部,就是个驻家干部。一年到头,也看不见人影。”   夜里,蔚然愁得睡不着,在大脑里不停地搜索着能用得上的信息和关系。绞尽脑汁折腾了一晚上,也没个结果。天刚朦朦亮,他爬起来去山上溜达,想让大脑清醒清醒。   山坡上,有个早起的老人,正在盖房子。蔚然走过去,问他原来的房子是怎么倒的。老人说是“5.12”大地震时震塌的。蔚然又问:灾后重建房,国家规定要用水泥、钢筋打基础,得能抗8级地震,你怎么光是木架结构?老人苦笑着道:等我把水泥、沙子都背上来,那得10年,俺等不起。   他的话,一下子提醒了蔚然:“有办法了!”   “5.12”后,蔚然去了汶川,曾参与过救援和灾后重建,所以对国家相关政策了解得比较透彻。灾后重建房,必须在2009年年底建成,要达到国家标准,每户才能领到2万元的补助款。另外,验收不合格的话,地方官员是要被问责的。   “我立马想到灾后重建办,于是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但山里信号不好,我一口气跑到山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的。”拨通陇南市政府的重建办,听了他的介绍,对方让蔚然写个材料,再发个E-mail。   “还发什么E-mail?我打个电话,都跑到山顶,挂在树梢上。干脆,我带上材料,直接去吧。”蔚然兴奋地往山下跑,跑进村支书家。边打开笔记本电脑写材料,边对支书喊:“起来,快起来,我们到市里去!”   他们搭上一辆长途客车,颠了十五六个钟头,才到陇南。下车后,人被颠麻了,知道是往前迈步,但感觉不到腿在走动。   到了重建办,蔚然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强调说是从上海来的,接着细说了一遍灾后重建的相关政策。“国家要求今年底,重建房要建好、人住进去。像这个村子的情况,按现在的这种建法,不可能达标。到时,你们咋验收?咋通过?除非弄虚作假。”   连蔚然也没想到,第三天,在去通渭的路上,他接到村支书的电话。老汉声音很大,震得他耳朵“嗡嗡”的:“市长来了!还带来了交通局长,已经定下为村子修路哩,哈哈哈……俺代表村里八辈祖宗,谢谢你!”   蔚然说,每次帮助一户或一个地方的农民,干成一件事,让他们的生活有少许改善后,自己心里那个舒畅、那个满足、那个高兴劲儿,是语言无法表达的。“几个月来的辛苦、疲劳,这时就会一扫而空。”    中国不缺做善事的人,但缺少做善事的渠道   蔚然的博客,曾获十大“社会责任博客”称号。当选后,又吸引来了更多的网友,打电话的人也多,不少人邀请蔚然到他们那里。   现在动身前,蔚然会先在博客上发个行程通知。很快,就有要去那个地方的网友冒出来,给他留下联系方式。有一回,到了甘肃某地,蔚然给一个留过言的网友打电话,“见了面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副区长”。   “身份尴尬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蔚然说他越走越顺当。“到了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认识的人领着,只要赶过一次集,全乡的人差不多都会知道我。民间传播速度是很快的。这时,你就等着吧,那些有心的农民,会自动找上门来。”   “我帮农民,许多人在帮我。”蔚然说,有网友会时不时地给自己留言:兄弟,还能不能撑住?   现在他的帮扶有三大块:劳务、资金、项目,这其中99%是靠网友的支持。目前,聚拢在蔚然博客上的网友,他说保守估计也有上万人。“我把他们统称为爱心人士。没有他们,好多事我也干不成。中国不缺做善事的人,但缺少做善事的渠道。”   今年,蔚然是正月初三出的门。   有个服装设计师找到他,这个设计师不但有自己的品牌、专卖店,在深圳还有厂子,生产的服装主要是出口,从纺线、织布,到最后的缝制,都是手工完成。他想找一个贫困地区,把那里不能出门打工、会做针线活的妇女组织起来,进行培训,就地打工挣钱脱贫。   蔚然陪他去了甘肃通渭的一些村子。回县城前,赶上下雪,雪下了3天3夜,地上结着厚厚的冰,人一走一滑。刚开始,他俩还数着,想看看一路上能摔多少跤。“走了整整8个钟头,后来摔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数也数不过来。”   裤脚全被打湿,结了冰,挂在上边的冰块像铃铛一样,一走就“哗啦啦”地响着。鞋子里也全是水,一踩一个水泡。正当他们在山崖上艰难行进时,蔚然的手机响了。   “你好!我是广陵县的县委书记。我们这里,是晋北的贫困地区。我郑重地邀请你,到我们县里来……”   每次,从外边回到上海,蔚然的那些商界朋友少不了给他接风洗尘。喝着、唠着,席间他们常常慨叹:现在,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房有房,开着香车、美女如云,啥也不缺,可为什么,还是感觉不到快乐?   “你这家伙,每次回来,虽然人又黑又瘦的,但从你眼睛里能看得出,你是我们当中,幸福指数最高的。”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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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青年政治意识的觉醒

青年政治意识的觉醒 (2011-05-12) 早报导读 陈惠华宣布不再参选 下届大选结局如何 取决于很多因素 不及杨荣文受欢迎 陈惠华不感失望 刘程强将负责勿洛蓄水池榜鹅区 海外选民投票趋势 与国内选民一致 2011年国会选举已经结束,选战期间硝烟四起的激情也在逐渐冷却。本届国会选举与往届大选比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1965年以后出世,跟着新加坡共和国一起成长的选民,占了选民总数的将近一半。这群年龄介于21岁至46岁之间的新一代选民,被称为“后65世代”。 长期以来,新加坡青年普遍对政治冷漠。可是,在这次大选中,他们或是通过包括Youtube和Facebook等社会媒体在内的不同渠道积极关注选情,或是担任不同政党的辅选义工,对政治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最直观的就是有不少“后65世代”以执政党和反对党候选人的身份,直接参与政治。 由于“后65世代”在合格选民人数中占了将近五成,他们手上的神圣一票投给谁,绝对足以左右大选结果。事实上,从大选伊始甚至更早以前,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在以“后65世代”为开拓票源的主要对象之一,积极寻求他们的支持。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去年11月,行动党主席林文兴就已公开呼吁各支部召集更多年轻党员进入竞选委员会,让他们多吸取大选备战经验,显然是着眼于党内基层的新陈代谢。而行动党在这次大选中推出的24名新候选人,除了王瑞杰、颜添宝和王金发以外,都是“后65世代” 行动党推出以“后65世代”占绝大多数的24名新人,主要是为了培养国家的第四代领导团队。这24人中有半数年龄都在40岁以下,其中的任梓铭(29岁)和陈佩玲(27岁)还不足30岁,可以说是一个“青年团队”。而以“青年团队”来争取青年的支持,相信也是行动党除了实现执政团队更新换代以外的另一考量。 执政党如此,反对党也不例外。以工人党为例,在它所派出了23名候选人当中,“后65世代”就有14人。其他的反对党候选人,除了民主党平均年龄偏高以外,其余都有不少“后65世代”候选人。其中,有的还是名副其实的青年,例如人民党外借给革新党的陈智祥(23岁)和国民团结党的佘雪玲(24岁)。 由此可见,朝野政党在这次大选中都出现了候选人普遍年轻化的现象。与执政党通过“品茶选贤”主动吸纳青年参政不同的是,在野阵营的青年候选人大多数是主动参与反对党政治活动的。至于这个现象会不会发展成为一个趋势,尚待观察。 我国青年逐渐走出政治冷漠,开始走向热心政治的真实原因,有待学者去深入研究与分析。不过,从表面看来,不外三个原因:一、在大选期间,除了新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议政舆论空间以外,传统媒体有关朝野政党竞选活动的报道和评论的质与量都有显著提升,例如与陈佩玲和佘雪玲有关的信息就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二、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在进行更新换代,吸纳新血,使有志从政的青年有了用武之地;三、就业、交通费、组屋价格等民生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后65世代”的切身利益,迫使他们不能继续对政治冷漠以对。 套用毛泽东有关青年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老一代国人建设成就的现代新加坡,以后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只能由新加坡青年一代来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政治意识的觉醒无疑是这次大选的最大收获之一。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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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聋作哑之56】东方早报:艾未未摄影展记录中国艺术青年们在纽约片段(2009)

艾未未摄影展记录中国艺术青年们在纽约片段 2009-01-06 东方早报(上海) 本报记者 徐佳和 艾未未1986年自拍 1989年中国新年 陈凯歌在纽约 1988年在下东区餐馆 1992年《北京人在纽约》剧组   核心提示:艾未未正在北京三影堂举行的“1983-1993”摄影展记录了中国艺术青年们当年在纽约的片段光影。   艾未未在一些自拍像中尚未发胖,额上盖着上世纪80年代青年中流行的半长发;彼时的陈凯歌却留着一把大胡子,身穿海魂衫;顾长卫从来就是那么瘦骨嶙峋;而彼时的谭盾意气风发地在纽约街头拉着小提琴……艾未未正在北京三影堂举行的“1983-1993”摄影展记录了中国艺术青年们当年在纽约的片段光影。   纽约早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纽约,美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前哨阵地东村面貌已经完全改变,但艾未未正在北京三影堂举行的“1983-1993”摄影展中的这些作品记录了当年纽约东村的诗歌朗诵会、汤姆金斯(TOMPKINS)公园广场的暴乱、假发节上男扮女装的男子同性恋者以及来自中国的有影响的艺术家和作家等。虽然踏准了近期越来越热的上世纪80年代回首风潮的热点,但纽约的上世纪80年代在艾未未的镜头中只是一种自然的发生和自然的需要。   作为一位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艾未未以雕塑、装置和建筑而闻名,三影堂的灰色建筑设计便是出自艾未未之手。但摄影在他的艺术创作实践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对摄影有着独到的见解,也曾经用摄影来创作艺术作品。1993年、1994年回国的时候,艾未未便与三影堂的创办者荣荣相识,三影堂成立之前,艾未未的个人摄影展便已早早定下。   此次参展照片全部是黑白摄影,经过两年多的选择,荣荣和映里从艾未未15年积攒下的350多个胶卷,1万多个画面中选出200多张照片——那些难以辨认的面孔,地点,艺术作品和活动。“主题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各种角度的观看都是有道理的”,参与展览前期工作的张黎说,“但艾未未的照片中有肖像作品,有自己的创作,日常生活、社会实践、当地文化人、国内访问学者的到来都是他的拍摄主体。他没有选择特别戏剧性的画面。”采用平实的角度也是尊重艾未未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用光的技术,内容的深刻与否,都不是选择的标准。   在纽约,艾未未体验到纯粹的个人自由以及十二年海外生活的无聊厌倦,无所事事。然而每到一处,相机时常陪伴在他身边,揭示了透过他的双眼所看到的世界,以及他的观念艺术实践的肇始。两年多来,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小心谨慎地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挑选,艾未未在纽约生活的那些扑朔迷离的片断逐渐汇聚在一起,一幅成形之中的艺术家的肖像也浮现了出来。   据悉,本次展览将进行到4月,之后,艾未未会将一部分作品留给三影堂。    作者的话   艾未未   这些照片,是我在纽约的1983年至回到北京的1994年拍摄的,前后十年的时间。那时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总是闲着,随手拍了一些遇见的事,去过的地方,熟悉的人,我的周围的住地、街道和城市,打发每天的闲散时间。   一晃20年过去,纽约已经不是当年的纽约,下东城的东村的面貌全变,照片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世,当年常在一起的人,也早已面貌全非,不再亲近往来,不再是朋友,各奔东西。这里所涉及的人,大多并不知道有这些照片存在。今天,平淡地面对过去,它们都不再真实。既确定而又不真实,毕竟任何的现实都是变化中的事实,是漫长的时间中不确定的片刻,现在总是覆盖着过去,未来也不将理会今天。   我陆续整理出一些照片,不是为了记忆,它不重要,那段走过来的路,不必是那一条,也可能走向另外一方。那些曾认识的人,也大可不必认识,人性本身孤独,一起时或许快乐温暖,之后想起来难免可疑。我整理它们,是因为这些图像本身始终是一个真实的物质存在,那些游离在相纸上的化学物质固定一处,不再游离,在黑暗中形成了秩序。它们在我这里,它所涉及的人和事件,包括我的过去,早已不重要了。   生活在过去的50年中,很像是一片落叶,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但最终还是会落在某个角落。图片出现的方式和秩序也会是如此,杂乱无章的,有些思路好像只有混乱时才可以清晰。   今天我依然手不离相机,习惯性地按下快门。应该说明的是,我既无兴趣于摄影,也不太在意所拍之物,它始终是与我的存在并行的另一个现实,每当再看到这些照片,总是发现陌生感大于熟悉感。    来源:http://goo.gl/MOF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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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青年与政治生态发展

青年与政治生态发展 (2011-05-08) 早报导读 李总理:政治体制将更具竞争性 阿裕尼失守 杨荣文难掩惆怅 学者:人民发出强烈信号 要执政党改变作风 落选之后 国民团结党把矛头指向媒体 指陈佩玲“冷静日”犯规 团结党不报警 ● 陈炜雄 白心籀 在这个范式转移的过程中,让那些“一头雾水”、“入世未深”的年轻选民能够了解候选人究竟在争辩什么,并让那些直刺国家政策的独到见解能够获得更大的影响面,进而激发更多的反思,才是我国政治生态获得发展的真正指标。 最近在读美国专栏作家普雷特(Tom Plate)执笔的《与马哈迪对话》,其中引述了马国前首相马哈迪医生的一段话:“如果你要成事,而有一个集权/独裁者,一心却只想帮助人民、发展国家,我想你会希望他成为真正的领导人。但集权体制的问题是,一旦领导人出错,你没有办法把他拉下台。” 后来,在《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中,读到李资政如此回应记者关于民主选举的问题:“(选举)最大的魅力是,你能不使用暴力来替换政府。……如果我们已不配执政,我们可以被替换,但体制还是能够继续运行。保障这一点,是我们的职责。” 选举的意义,就其底线,是赋予执政者以合法性,同时也对其起到某种监督、检验的作用。长期以来,大选也一直是行动党自我鞭策的机制。工人党在本届大选中提出“迈向第一世界国会”的竞选口号,以及许多反对党将前公务员纳入其候选人行列中,也展露了要监督执政党、死盯政策发展的姿态。 然而,这是否就像一些“亲反对党”人士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民主进程的发展,标志着政治生态系统的成长? 在我周遭许多二十多岁、初次或第二次投票、被媒体称为“中间游离群”的朋友中,有许多坦言“不知道竞选者在说些什么”,或者直接地指出自己还“入世未深”,无法体会“大课题”背后的意义。有一部分,则如追星族一样,观察新候选人的言谈、举止、亲和力。特别是两位未达而立之年就站上政治舞台的女候选人,更成了青年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当然,也不乏一些真正关注选举议题、尝试理解并衡量各党言论的朋友。然而,大家显然并未被任何一方折服。有友人在网上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新加坡人的呼声:民主的危险与承诺》,质疑反对党在抨击现行政策时,或无法提出实际的另行方案,或以带有民粹主义意味(populism)但缺乏远见的建议来博取选票。行动党方面,则有人批评其忙于反驳来自反对党的“箭”,加上不断重复旧论调,显得有些“不精彩”。此外,也有一些“面簿”上发表的文章,以较客观的口吻分析现行国家政策,见解独到而深刻。 每一届选举,在国家发展史上的意义,除了取决于国家政策的优劣、政党候选人的素质,也有赖于选民的背景、关注点和成熟度。国家的教育政策塑造了教育水平愈高的选民,也因此使竞选议题从组屋翻新等硬件设施,逐渐往更加宏大的民生与国家发展政策演进。但在这个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过程中,让那些“一头雾水”、“入世未深”的年轻选民能够了解候选人究竟在争辩什么,并让那些直刺国家政策的独到见解能够获得更大的影响面,进而激发更多的反思,才是我国政治生态获得发展的真正指标。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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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聋作哑之43】北京青年周刊 艾未未:应该满意起来(2009)

艾未未:应该满意起来 2009/10/22 北京青年周刊 张雨 解飞    众所周知,艾未未是个著名艺术家。可是,有谁真正看过他的个展呢?连艾未未自己都觉得有趣:这么多年,我在国内没做过个展!   所以,这个秋天,林冠画廊门前涌动的人潮就不足为奇了——艾未未首次国内个展——不就是最大的噱头么?展览当天,艾未未被两国大使包围,此后数日他又是媒体围剿的对象。   与艾未未见面的那天上午,据说他要接受四家媒体的访问,不过,艾未未一点儿也没有显露出厌倦或者疲惫的神情。在客气地询问过我“想坐在室内还是想要坐在室外”之后,又建议说:不冷的话可以坐在外面。于是,我们就坐在艾未未著名的院子里,坐在草坪尽头的桌子旁边聊起天来。眼前是满院的青绿,还有扑鼻而来的“尿香”——我知道这些气味来自于艾未未与夫人收留的多条流浪猫狗,自然不会觉得臭了。   慢慢地,我发现“接受采访“就是艾未未生活的一部分,他并不专门准备什么,对待媒体就像是接待老朋友串门。在一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他吃了一碗和着花椰菜的面,问了许多关于我家庭的小问题,接了一个拨错的电话,还指给我看了他家的大黄猫在草地上捕猎的全过程。对我的任何提问,他都会短暂思考然后认真回答,甚至当我声称有些问题只是想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他也说,没事,真情的交往是最好的。   关键词:个展   BQ:这是你在国内的第一个个展?   A:这个情况有点奇怪。要说“个展”,就是这个展览只有你一个人的作品,对不对?那么,几年前我做过一次“个展”,在一个展览里只有我一件作品,那你说它是个展么?也是。其实,这次展览也只有两件重要的作品。   BQ:为什么挑选这几件作品,是因为它们有代表性吗?   A:画廊展览,在国内通常我是不参加的。他们(林冠画廊)说了两年,非常希望做一个展览,而我找了好多理由,不去798、不参加展览这样那样的,但他们很坚持,最后就做了。三件都是老作品,做了好多年的,“椅子”那件作品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童话”是2007年的,“世界地图”是2006年的,只有“瓜子”是最新的,算是第一次展出。   BQ:为什么不愿意在国内做展览?   A:有许多原因。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在国内做画廊的,最早做了个非常正规的画廊——文件仓库,在1997年。那个时候国内画廊的情况比较差,做展览都是在旅馆的走廊里啊,或者在镜框店,吸引外国人买买的那种,还没有很正规的,像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画廊。那么,建立文件仓库的意图就是希望能够扶持,或者说建立一个当代艺术的展示的可能。   但是,如今国内的一般画廊都是非常商业性的经营方式,市场也不是很健全,对于这些画廊展览,我没有太大的兴趣。至于国家级别的美术馆呢,通常他们不会找我,我对他们也没兴趣……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的展览都在国外,而且前面没有,只是在2004年以后才变得特别多。   BQ:说到新作,你怎么想到做“葵花籽”的?   A:实际上这些瓜子很久前就开始做了,是在景德镇做的。一颗一颗用陶做的,做了好几种,像瓜子、花生,还有栗子。   BQ:很难做吗?   A:不难做,就是很费时间。那里大概有50万粒吧,加工比较复杂,每一粒都是陶瓷的,用景德镇的高岭土捏出来以后,先用1300度烧成瓷器。烧完以后再画,然后再烧一个800度,要烧两次才能做好。   BQ:就是说,这些瓜子每一颗都是不一样的了!这个工程量有多大啊?   A:80人做了一年。   BQ:你的作品很少在国内展览,所以你在国内的影响很多不是来自艺术而是来自于博客吧?   A:也不尽然。   其实对我的了解,可能是西方更系统一点。   我先是在建筑界被比较多的人知道。我做过很多建筑,还策划过许多建筑项目。比如,一个叫“ORDOS 1OO”的,就是100个建筑师在中国一起做一个项目。这些建筑师来自三十多个国家,都是各个国家比较年轻,并且是最好的。那个活动在国际上非常的引人注目。在那之前,我个人做的一些建筑也是如此。总之,我在国际上建筑业里比较受关注。   其实,我本来就是做艺术的。建筑没有学过,是我糊里糊涂盖了这个房子,别人说:这就是建筑,然后(我就做了建筑)。实际上,我们1979年就做了星星画展,是第一个开始做现代艺术展览的。   BQ:你在建筑中最关注什么呢?   A:我关注的是解决问题。就是说,你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是什么,跟你生活的关系到底有多近。有了这个建筑,你的身份和你的行为方式有了什么变化。这是我比较在意的。   BQ:个人和建筑的关系是怎样的?   A:就是关联,使用者和被使用者的关联。   关键词:观点   BQ:前几天和几个朋友聊天谈到你,他们说:艾未未啊,你们80’S跟着他,90’S崇拜他,我们70‘S从来不理他。你怎么看这句话?   A:(非常迅速地回答)这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定义比较对(笑)。70后基本上不买任何人的账。80后呢,还愿意做出自己的选择。90后的我不太熟悉,但我发现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比较新鲜。   BQ:你是说80后的才真正是“人“了?   A:80后挺绝情的,挺义无反顾的,挺愣的。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吧,跟社会的关系很独特,他们比较能依靠自己来建立和社会的关系,以前的关系都不可靠,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基本上有点像孤儿那种。   BQ:你的观点有时候有点偏激吧?   A:所有的观点,如果能成为观点都是偏激的,因为世界是不理睬我们的观点的。   BQ:你说,自由是最重要的。怎么定义这个“自由”?   A:自由是能够挣脱束缚的东西。自由并不是说没有限制,没有压抑的状态。自由更是相对于怎么能够理解这个状态,同时从中获得更大的空间。所以这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做一个我们个人能否更加自由的努力。   BQ:你说,对生活感到悲观,但并不伤感?   A:是,嗯……悲观你知道是这个世界一种必由之路,你很清楚它可能的指向,它最终的落点在哪儿。伤感是由此而来的,由于你了解这种结果而对世界产生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可能是由于你不情愿这样。我觉得它无论走向哪里我都是情愿的,所以我不伤感。   BQ:你说,在这个时代艺术家必须是思想家?   A:我认为艺术——离开了思考的艺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就说只有情感是完成不了表达的。   BQ:如果有人对自己的处境特别的不满意,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A:他应该满意起来。   BQ:这么简单?   A:就这么简单,这个世界的事情都特别简单。你拥有你有的一切,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是你是不是意识到。或者说,你也不可能获得更多,没有人能获得更多。 来源:http://goo.gl/MzF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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