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死亡

中国报道周刊 | 毛泽东和林彪恩怨始末

林彪在温都尔汗坠亡已经整整四十年。出于复杂的原因,关于林彪,这四十年仍然是迷雾漫天。一个战功盖世的军事天才,一个写进了黨章和宪法的接班人,最后沦落到居然要乘机叛逃,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这个标志着文革实质性破产的事件到底玄妙何在,它到底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意义,为什么有人对这个事件讳莫如深,要说清楚这些,不能不细究林彪和毛润之的关系。 一、井冈肇始 翻阅林彪的履历,可以毫不含糊的说,林是毛润之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第一嫡系。林彪21岁从黄埔四期毕业后,经北伐和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火箭般蹿升,24岁就当上军团长独当一面。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红军三杰。能够从一堆人才中脱颖而出,固然有黄埔背景,见识过人的帮助,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润之不遗余力的栽培和提拔。 毛润之当年在井冈山,立足未稳,无以自恃,在黨内和军内都亟需培植自己的势力。林彪正是毛润之着力培养的第一嫡系。上井冈山前,林彪资历尚浅,跟留法派、留苏派都扯不上关系,背景简单,和朱德、王尔琢之类已经成名的人物比起来,实在是拉拢的好苗子。而林彪也没有辜负润之的慧眼,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表现突出,战功卓著,已经表现出名将的派头。 年轻时候的林彪涉世未深,恃才傲物,对于润之用心良苦的提拔和拉拢还不是很感冒,经常干出些让润之难堪的事情来。比如多次写信给中央,要求离开井冈山打游击。惹得润之破口大骂:你这个娃娃,懂什么!对于润之一生极其得意的“四渡赤水”之役,林彪也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向中央写信,公然要求剥夺润之的指挥权:“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对此,润之一直牢记在心,认为这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之后,林彪不堪在润之的羽翼之下无所作为,一心想到陕南去打游击,为此甚至多次抗命不遵。毛润之为此盛怒不已,大骂“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私家兵”,更把林彪调往新成立红军大学任校长。 事实上,尽管这个时期的林彪屡逆龙鳞,但是毛润之正值上升期,眼光和胸怀非建国后可比,加上对林彪性格的了解,并没有改变林彪在其心目中第一门生的地位。如红军大学校长的职位,实际上颇有学孙文任命蒋中正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意味,红军大学的学员,建国后混得最差的也是中将——作为校长的林彪,掌握的可不是一般的资源。 当然,林彪和润之关系牢不可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林育英以共產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澤東配合默契,假传共產国际圣旨,为毛最终度过张国焘的分裂危机、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林育英因病去世时,毛润之亲自为其抬棺。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区区3个师的编制,林家兄弟就居其二,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师政委,从中可以看出,林家两兄弟对于润之的重要性。 卢沟桥事变后,润之立即把林彪这只猛虎放归山林,林的115师旋即在平型关建功,大壮共军声威。但是林彪乐极生悲,路过阎锡山防区时被阎部队误伤,从此落下一生都未治愈的病根。对于林彪的受伤,毛润之大为紧张,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王牌再冒任何危险,润之将林彪送入苏联,一去五年。直到延安整风才回来。 延安整风,本质和文革无二,可谓我黨历史第一次长时间、大面积的黑打。毛润之打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大旗,以历史审查、上纲上线、连坐株连等清洗手段,开创了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的先河,彻底肃清了黨内残留的反对势力,扯起了所谓的“毛澤東思想”的虎皮,树立了最高领袖的獨裁威权,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为其后旷世浩劫纹化大革命埋下了的种子。在这次黑打中,出力最大的刘少奇、康生、彭真等人迅速蹿红。林彪则受到特殊的保护,在长达四年的整人运动中,基本超然世外,备受呵护。唯一闹过的笑话就是“证明老婆是处女”。起因是林彪老婆叶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被人告黑状,为了证明老婆的清白,林彪被逼在政治局会议上痛下保证。这个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例子,充分的说明延安整风实为“延安整人”。运动一结束,林彪就被派往重庆参加国共和谈。 二、旷世功勋 毛润之在八年抗战中,明里喊口号,暗里练精兵,当蒋介石千辛万苦用血本换来对日胜利时,共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此时的毛润之还不具备全面叫板的实力,谁能抢到日本人留下的东三省这块大肥肉,成了决定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润之虽然和日本人打仗不积极,但是抢地盘一向是不遑多让。日本一投降,1945年10月,老毛迅速调集全黨精英,让林彪拉起十几万人的队伍跑步进入东北。 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十余年,工业基础已初具规模,再加上关东军百万人马遗留的武器装备,东三省的重要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和毛润之的当机立断不同,蒋中正则吃了苏联人的大亏。苏联人占领东北后,蒋中正还天真的寄希望于缔结新的中苏条约,顺利接收东北。等到发现斯大林真实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中共入主后,才慌忙不迭的调兵遣将,但是先机已失,断难再来。中共的人马入关后得到了关东军遗留的大批武器,迅速抢占了大量地盘,再加上林彪出关,如蛟龙入海,得云致雨。 林彪入东北,犹如韩信平齐国。都是靠偏师而定全局。初入东北,东北局书记彭真因为和林彪不和,令得润之痛下决心,调高岗辅助林彪,林彪集东北的黨政军大权于一身,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在军事上的天才开始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经过初期在强攻四平的短暂失利,林彪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歼灭大批国军,肃清了中小城市的国军力量,在一年内就将东北军扩展至50余万,此消彼长,共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反超国军。1947年5月后,林彪率军转入反攻,连续发动秋季、冬季攻势,将国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互相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内,东北解放区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到1948年8月,距离林彪入东北不到3年时间,迫使国军三换主帅,通过吐故纳新、招降纳叛,林彪麾下的东北军已经如魔术般的扩展至103万之巨,论装备、论战斗力,都已无可匹敌,成为共军席卷天下的强力资本。1948年11月,林彪发动辽沈战役,全歼国军关外力量,国共内战形势开始逆转。 林彪主政东北期间,尽管大部分时候都遵毛润之的旨意,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名将派头也不小,比起红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11月,毛润之要林彪在锦州地区与国民黨军队决战,而林彪的意见完全相反,放弃锦州,避免决战,电报来往,毫不让步。润之拗不过林彪,被迫同意。1946年4月,四平攻坚战进展不顺,毛润之头脑发热,电令林彪死守,号称“要把四平变成东方马德里”。而林彪守到五月,即先斩后奏地放弃了四平,并在电文中毫不讳言的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这种以下犯上的话,放在建国后,必死无疑。在内战的关键时刻,毛润之和蒋介石相同的地方在于,都很自负,都喜欢乱指挥,不同的地方在于,毛润之最终采纳了正确的意见。这和他建国后的小肚鸡肠是有天渊之别的。或者说,并不是前后的毛润之有何不同,而是权力让人只能共患难难以同富贵。 1949年3月,林彪率领改称第四野战军百万雄师入关南下。一路望风披靡,势如破竹,过长江,取武汉,迫降程潜,围歼白崇禧,解放大西南,直达海南岛。成立中南军区司令部,共军空军亦脱胎于林彪麾下的14兵团。当此之时,林彪下辖六大军区,统军超过150万,从北到南,席卷宇内,威振四海,论军功,共军将领实无过其右者。韩信之功,莫过如此。 三、朝鲜辞将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每一个新王朝开始都不会缺少的剧目。白天资治通鉴晚上极乐宝鉴的毛润之当然对此很熟悉,所以,建国伊始,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杯酒释兵权。将领们在黨和政府之中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名分,自然也就对国家事务不享有发言权。1952年毛将各大区的书记调进中央,各大行政区不久之后也被废除,加强了中央集權。林彪的四野最为凶悍,自然难逃削藩。润之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明升暗降,解除了林彪实际的兵权。 朝鲜战争的爆发,彭德怀领兵入朝,让林彪的地位进一步滑落。在其后的官方宣传中,为了配合林彪的“叛国”形象,把逃避朝鲜战争说成了林彪的畏首畏尾的罪证之一。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捏造。 林彪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朝鲜战争的,但是并非是畏战怕输。林彪作为一个眼光老辣、经验丰富的将领,对于斯大林想让中國当炮灰、润之又急于向苏俄献媚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在1950年10月6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含蓄的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國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败国民黨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赢美军很难说。和润之烂漫得有些天真的豪情相比,林彪的话应该说非常有自知之明,朝鲜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润之战意已决。见情势难以扭转,林彪又提出来,即使要出兵,也要“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尽管这些后来证明是“上策”的建议未被采纳,林彪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仍然为朝鲜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期入朝的军队,都是四野的班底,加上自己在东北的辉煌战史,对指挥人选,在外人看来,除了林彪难寻其二。林彪自己也是这么认为,他先是抽调13兵团在河南的38和39军,在广东刚完成海南作战的40军星夜调往东北,和已在东北的42军组成入朝的第一梯队。继而未经润之许可,以口头命令的形式抽调自己的嫡系邓华、洪学智等出征。从这些动作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做好了挂帅入朝的准备,即将入朝的部队,也一直是把林彪作为负责人向他请示报告工作的。 但是所谓天威难测,林彪的这些举动,恰好犯了刚刚坐稳天下的润之的大忌。军队直接听命于将领,圣上的位置哪里坐得安稳。本来就对军内山头急于削平的润之极为警觉,如果说之前还有一丝让林彪出征的念头,至此则断然不可。润之决意拿下林彪,急召已经被赶往大西北搞建设的彭德怀。润之在军委的会议上谈到挂帅人选时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林彪对此只能苦笑。他后来在自己的批注中说毛润之经常“捏造一个你的观点,再来反驳这个观点”。跟随润之几十年,弦外之音,不难明了。林彪至此之后借坡下驴,称病辞战。从此韬光养晦直到庐山会议。其中不得已的苦衷,庸人实在难以明了。毛对此事终究心中有数,所以日后绝无因林彪“称病”而怪罪予他,反而因林彪深体圣意,配合默契,而恩宠日隆。1954年林彪重新开始担任实职,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1955年补任弼时与高岗之缺,与鄧小平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 四、庐山风云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在黨史上是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拙作《蝴蝶的翅膀中》我已经谈过,润之本来给会议定的基调是反击赫鲁晓夫,顺带反极左,扭转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错误。但是不想彭德怀忍不住搞了个万言书大骂润之,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润之为人,向来死不认错,对罪己诏那是极端鄙视,认为承认错误那是亡国之君才干的事情。对于错误,他的做法是,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哪怕这个错误更大。于是,庐山会议左没有反成,反而变成了反右,一条道走到了黑。 由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也就成了有些人认为林彪构陷彭德怀的来源。事实上并非如此。 建国后林彪曾经的副手高岗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的争权中失败,被逼自杀。这个事件让林彪深刻体会到了黨内斗争的残酷性,对于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捭阖之术进一步臣服。在庐山上目睹太祖以一己之力对抗全黨,全黨却无不臣服的盛况后,更加顺从以求自保。他意味深长对放炮的彭德怀说:“在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是没野心。”这句话,明里是骂彭德怀,实际上是对太祖自视天下第一、功归自己过归他人的精辟论述。彭德怀公事上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私事上乱说润之选妃,实在是犯了政治幼稚的大忌,尤其是说到个人崇拜,这个可是戳到了润之的痛处。润之正在苦心积虑的想挖出黨内的赫鲁晓夫,避免自己身后被清算,不想你彭德怀跳出来了。所以彭被打倒已属必然,跟林彪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相反,全赖林彪没有落井下石,彭德怀才没有在庐山上死得更惨——起因就在于毛批彭,翻出长征时期的老账,把林彪写给中央,要求将红军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的事情说成是彭德怀的蓄意指使。林彪完全可以默不作声,消除这件事情对自己的不利,但意想不到的是,林彪公然表态:“会理会议我写的信彭德怀同志事先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为彭解了围。在万马齐喑的庐山,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林彪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操守,没有完全达到一个职业政客需要的两面三刀。 庐山会议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由于左倾政策不仅没有扭转反而变本加厉,使得大跃进造成的惨烈后果随即爆发,1959年11月河南信阳就发生了饿死三十万人事件。其后几年人祸逐渐扩大,形成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人民饿殍遍地,尸横遍野。黨史承认的数字在1000万,但根据我黨一贯的作风,真实数据翻几倍都不止。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太平时期中國最骇人的非正常死亡数量。 五、文革激荡 前面说过,刘少奇是在延安整风时期靠神化毛润之起家的暴发户。他可以说成也“毛澤東思想”,败也“毛澤東思想”。1956年毛辞去国家主席垂帘听政之后,刘少奇登上黨内二把交椅,权势炙热。刘是当年“剥削有功”的提出者,在治国的思路上和其搭档鄧小平有极大的相似。应该说,玩权术他不是润之的对手,但是为政治国确实远超润之。随着权势的巩固和治国理念的分歧日益严重,毛刘两个主席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把大跃进的错误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爆了黨内积压已久的不满,叫好声连连,少奇在黨内的人气和威望空前高涨。刘少奇甚至忍不住当面指斥毛:“人相食,史书上要写你我的!”这份良心,对于黨内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免显得苍白而无力。当毛润之正承受着黨内外批评的压力时,林彪及时的挺身而出,在大会的发言中说:“事实证明,我们目前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从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这种雪中送炭临危救主的行动,如同给润之打了一针鸡血,极大的扭转了形势。润之对此大加赞赏,感激零涕。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润之已经下定了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他对林彪说,中國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要拔掉这棵戴着国家主席头衔的大树,难度实在不小。润之又一次祭出了群众运动的法宝,展开二次“延安整风”——纹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这件大事,黨内没有周恩来,军内没有林彪,那注定干不成,毛重点拉拢的目标正是二人。林彪对此心领神会,坚定的站在了最强者一边。1964年,就在毛澤東和刘少奇分歧日益公开化的时期,林彪在军队内大搞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突出宣传毛澤東思想、不遗余力地树立毛的权威,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以实际行动做了政治表态。 毛经过几十年黨内斗争的洗礼,加上个人的天才发挥,建国后权术运用日见出神入化。惯用的手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再拉一派,两派全倒。辅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纵横捭阖,百战百胜。这一次也不例外,在拉上周公和林彪后,1966年,毛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在此之前,毛通过成立直接隶属于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组,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等手段,已经彻底架空了刘少奇,刘连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的权力都已经失去,周公甚至直接通知刘,不必再接待外宾,在家休养。刘对于文革怎么开展,朝向那个方向完全茫然无知,根本没有想到杀身之祸正在朝自己一步步逼近。最后迫于无奈向毛作检讨,自己抹黑自己,毛还把检讨散发全黨,极大的羞辱和挫败了刘的权威,刘的没落已经是指日可待。 林彪在搞垮刘的过程中无疑是起了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但是当时的黨内,周公带头,落井下石者众,等着向最高权力献媚,夫复何言?当时最高决策在毛,具体事权在周公,林的作用,更像是个与身份严重不相称的应声虫,成天喊着一些“一句顶一万句”的干瘪口号。名将之耻,正是極權之害。 作为毛最得意的门生,林彪对于毛整倒刘少奇的手法再熟悉不过。毛发动文革后,林彪第一时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如此见识,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说,从林彪的日记看来,太祖的每一次阴谋,都被他提前识破,不愧为太祖的好学生。但与公开的附和截然相反的是,林彪私下对于毛的整人做法并不认同,他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 .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掀起 “打倒刘少奇”高潮中,林彪随口说到: “刘少奇是黨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黨!”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同为毛门下走狗,文革中林彪和江青、罗瑞卿之流在人品上还有有很大的差别。林是委以虚蛇,敷衍了事,江、罗等是死心塌地、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六、登峰造极 刘少奇殒命开封之后,毛论功行赏,摇旗 呐喊 的林彪火箭般的上位。成了终名义上的第二把交椅的副统帅,抵达人生的最高峰。但是林彪对此并不踏实,在突然接到周公的通知接他返京时,极度犹疑。林彪之所以担心,理由不外乎有二:第一,他知道毛并非要主动推他上位,而是因为少奇倒台后急需一人弥补权力真空,小平既然已和刘少奇陪葬,自己上台才成为一时之选;第二,毛发动文革之势已成,急需纤夫拉纤,江青虽然号称得力,但毕竟是“旗手”,黨内军内毫无根基,玩玩花架子可以,但出死力不行,还须号令军队的林彪出马,政府已经瘫痪,没有军队的参与,文革没法玩下去。 即便如此担心,但既已被绑上了贼船,断然没有掉头的可能。林彪登峰造极之时,杯具也拉开序幕。 在彻底搞垮刘少奇、鄧小平后,毛润之决意要踢开碍手碍脚的政治局和官僚系统,用中央文革小组全面夺取黨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个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躲在背后发号施令的第一副组长,由于具体事权皆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林彪事实上完全被架空,在很多事情上仅有圈阅的权力。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说:“事实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解,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当然,林彪之所以成为文革的旁观者,这和他本身的抵触和有意的躲避有关。毛润之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并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也就是那个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万历。正因为如此,林彪死后,毛想抓他的把柄也成了难事,被迫不伦不类的把孔老二搬出来,批林批孔。这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笑事情。 后世有人居心叵测的把林彪和江青放在一起,并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天大的笑话。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毫无共同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林彪是江青上台最大的拦路虎。的确,在扳倒刘少奇上,林彪和江青都是受益者,但也仅此而已。林彪所代表的功臣集团和江青所代表的文革集团在权力的分割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文革集团的大后台无疑是润之。在拙作《微妙的平衡》中,鄙人已经系统分析了所谓的帝王心术。毛润之的治黨策略,一以贯之,就是两个字:平衡。扶弱抑强,以便随时为自己保留最后仲裁之权。黨的派系问题自创建之初就存在,顽疾难除,尾大不掉。润之建国后为了削除黨内、军内的诸多山头,对于派系的权力平衡煞费苦心。渗石头,掺沙子,挖墙脚,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对于圣意的把握和贯彻,文革集团最彻底。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替毛润之实现对黨政军权力的绝对操控,牵制其他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靠裙带和笔杆子起家的人,对于毛而言,可谓非常可靠的棋子,因为他们从政的根基一如浮萍,离开了毛,就豪无立足之地。江青在后来被审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因而,功臣集团从骨子里看不起文革集团。江青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颐气指使,不仅事实上夺取了掌舵文革的大权,更在润之的授意下,快马加鞭,把对林彪掌握的军队系统的渗透作为主攻方向。江青多次直言不讳的要求林彪为其在军内安排要职,皆遭到林彪拒绝。 对于林彪而言,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军队势力上,那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林彪通过多年政治斗争的洗礼,深深的明白,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陈伯达自延安跟随毛,前后33年,最后3年政见稍有不同,即遭抛弃。毛甚至定性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田家英作为毛的秘书,服侍其近20年,仅仅因为对毛醉心于权术而秉公进言,竟然不明不白自杀身亡,对身边的人刻薄寡恩至此,何况他人。林彪深知自己能够保全性命于乱世,并非真是他的红歌唱得好,而是掌握着军队的大权,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如果文革集团的势力再渗入军队,林彪就根本上丧失了政治上讨价的筹码,只能沦落为第二个刘少奇甚至高岗。林彪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说白了,就是对毛润之掺沙子图谋的强力反击。林彪本来就对文革的扩大和深入不满,再加上洞悉了毛妄图夺权制衡的把戏,更是由衷抵制。随着和江青矛盾的公开化,林彪和毛润之亮底牌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 七、分道扬镳 1969年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事件标志着毛林数十年的政治师徒关系的终结,拉开了两人对决的大幕。 由于毛润之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一贯的自以为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导致中苏关系最终破裂,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之间剑拔弩张,几近开战边缘。10月,毛主持政治局会议,为了防患于未然,黨和国家领导人一律紧急疏散。林担心苏军利用和谈之机,进行突袭,便紧急指示北京驻军要加强战备,防止偷袭。总参值班的阎仲川在向部队传达的时候,拍马屁心切,擅自将这几条指示合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毛见到后认为这次越权的行为是对自己的统帅权威的挑战,震怒异常。虽然当时没有挑明,但对林猜忌之心自此加重。 1970年8月二次庐山会议,成为了毛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事情有两个起因:一是关于“天才说”的争论;二是国家主席的设置。 在起草大会的报告时,作为经办人的文革新贵张春桥其实已经摸清了毛润之的意图,秉承圣意,在报告中关于“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寧主义”中 “天才的”的3个字删除。根据就是赫鲁晓夫也用过这一修辞,毛不齿赫鲁晓夫,自然不愿意和其同列。但是与会者并不了解,这一举动让早就已经对文革集团不满的诸公自以为抓到了把柄,群起而攻击张春桥。林彪带头炮轰,言辞激烈。陈伯达还编辑《恩格斯、列寧、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为理论根据为林彪讲话撑腰。其后,发言升温,陈毅、汪东兴等人高调附和,要求将反毛的“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但是张春桥深藏不露,非常狡猾,他不说这是圣意,任你攻击。把引蛇出洞这招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些攻击意见汇编成后来成为罪证的“六号简报”,惹得毛润之龙颜大怒,认为这是附和林彪和自己作对,指斥众人“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个鸡毛蒜皮大小的副词,居然引发了这么大的政治風波,我黨政治的诡异,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张春桥的报告中,还根据毛润之意见,建议取消宪法中國家主席的设置。这个意见毛润之之前已经在多个场合吹过风,但是很多与会领导人并不明白其中奥妙,导致黨内的分歧依然十分严重。很多人甚至认为毛又在玩劝进的把戏。那么毛为什么不设置国家主席呢? 1966年毛以“考虑国家大计”为由,以退为进,辞掉国家主席,把刘少奇抬了出来。干掉刘之后,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占此位置。否则,自己发动文革的目的在外人看来岂不成了龌龊的主席位置之争?但是毛也不希望第二个人重蹈刘少奇的覆辙,出现一国二主,再与其分庭抗礼,所以干脆丢弃。 但是一贯顺从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罕见的坚持,第一次唱上了对台戏。他这样做本人认为有三层考虑:一是作为接班人,实际的职位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甚至排在诸多政治局委员之后,名不正,言不顺;二是毛林关系已经出现缝隙,林彪尚若不坐实国家主席的位置,在和上升势头迅猛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缠斗中恐怕越发不利;三是此举也是要试探毛的真实意图,若毛已决意要下手,国家主席位置之争可谓一个风向标,毛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 林彪的坚持,引得一堆不明就里的黨内大佬支持,他们倒并非是支持林彪做国家主席,而是借机表表支持毛做国家主席的愚忠,顺路反张春桥一伙。林彪的号召力大出毛润之的意外,因而受到严厉批评和疯狂反击。毛使出敲山震虎的路数,先是逼林身边的吴法宪、叶群、邱作会等人写检讨,同时,派出周公暗示林彪也应该写检讨。毛这种招数一如当年在庐山对待彭德怀、刘少奇一样,黑字白纸的逼你自污之后,组织上再来定性,怎么玩你都可以。但是有了彭、刘的前车之鉴,林彪当然不干,无论老毛怎么软硬兼施,同意手下的人写检讨,但自己死活不做检讨,不给任何把柄。无奈之下,8月15日,毛润之开始南巡,一路上多次召见沿途封疆大吏谈话,制造舆论。在谈话中,润之大讲黨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二次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黨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的表态,预示着政治大风暴即将到来。 八、殒命外蒙 毛对各个地方大员秘密讲话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传到了林彪耳中。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林彪意识到决裂来临,不免有些沮丧,他甚至对身边人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是,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儿子林立果却沉不住气了,私下里搞了个5.71工程,意图先下手为强,为国除害。坦率的说,这小子的还是有一定见识的,整个5.71工程纪要写的挺好,对润之的认识也很到位。但是政治谋杀毕竟不是写文章,准备不密,谋事不周,注定了5.71工程的失败。而事败后挟持林彪出逃,在南下广州和背上苏联之间犹疑不决,更是败笔。当然,至于林彪是在什么情况下上了飞机,当时机上的情况又如何,如今还属于秘密,这个不便于猜测,有待历史档案的进一步解密。个人倾向于认为,林彪对于武装反叛,或许并不知情。以其雷霆万钧的统军手段和无人能敌的影响力,如果真的要在国内另立山头,分裂中央,对抗毛氏,恐怕波尔布特的下场就是毛最终的结局。 林彪意外的殒命,过程诡异,至今仍有诸多不可理解的细节。周公第一时间得知林彪出逃,致电大喊:“林副主席只要回来,无论降落到那个机场,我都亲自去迎接!”这句话,我倒相信是真心的。毛林之间的纠葛,外人不说,周公作为国相,恐怕最为了解。林彪和周公之间没有历史纠葛,相交虽然不至于亲密,但也绝非对手。当年,毛把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头衔强加给周公,意图把逼死国家主席的恶名留给周公。林彪识破后,在刘少奇专案组的简报上批了一句:“向卓越指导专案工作的江清同志致敬”。这个批示极度高明,明里是在吹捧江青,实际点明了事情真相,为挂名专案组长的周公解了围。 所以,在文革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周公和林彪实际上有相同的处境。万事顺从,只求自保。但是伴君如伴虎,在无边无际的权力面前,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无怪乎周公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竟然当着众人,失声痛哭。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同属勋臣阵营的两人,实际上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周公之悲,悲的不是林彪,而是自己。他知道,即便自己树大根深,民望甚厚,下一个,也该轮到自己了。 后世有人认为林彪自毁英明,死得难看。其实和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羞辱而死的下场比起来,林彪的结局好很多了。他用最后奋力的一搏,给予了毛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对于毛而言,惯用的路数是搞臭搞脏后,四两拨千斤,一举剪除。林彪激烈的反抗模式,难以解释的死亡,大出毛的意外,让一向诡计连连的他也乱了方寸。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亲密的战友”,全军的统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国者,这怎么向全黨、全军、全国交代? 九、余音未了 对于毛而言,林彪之死,只能算得上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惨胜一方面,固然除掉了心腹大患,一方面,却发现这个大患就如跟随自己几十年的影子,清除之后,自己也形单影只,命不久矣。 建国后林彪韬光养晦,善于揣摩圣意,一贯高举毛澤東思想的大旗,师夷之长以制夷,处处依附毛,要找出批判他的缺口实在是难上加难。尽管毛迫于无奈把孔老二搬出来一起上纲上线,但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其中的纰漏和荒谬,难怪有人把这场运动说成是“批零批空”。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林彪之死是文革破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因为,从此开始,黨内、军内、国内,广大在运动中自残的群众终于开始认识到,这样的革命是个什么的本质。毛的威信,随着接班人的所谓“叛逃”,受到空前的打击,从此再也难以恢复。当他想树立王洪文的时候,就连许世友这样的铁杆粉丝也认为不妥。所以毛生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身后的结局,所以才会对华国锋、张春桥等人感慨万千地说,将来你们几个的命运恐怕只有天知道,弄不好交班问题会搞得血雨腥风。可即便是太祖看好的过渡人物华国锋,也看出了这样蹩脚的安排不过是为江青和毛远新铺路,倒过头来反戈一击,彻底扫灭了毛的余孽。 从上面的口水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在建国后的历次腥风血雨中,充其量就是个被毛利用的明哲保身的帮凶,算不上主谋。那么为何林彪的黑锅至今背着? 小平在建国后虽然在历次腥风血雨的斗争中和林彪有过摩擦,但是都不是生死之争,也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小平三起三落,对于毛本质之认识,仇恨之刻骨,和林彪不相上下。但是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一向是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林彪死后,小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连连上书检讨,划清和林彪周公等的界限,表明心迹。面临无人可用的毛正需要启用新的势力制衡声望如日中天的周公。对于小平的表态很在意,明确表态要把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这才有小平的二次复出。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也算不得什么污点,自保策略而已。但是若要给林彪平反,小平这段历史就难以解释。这是其一。 其二,有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造成的动荡先例,小平对于毛的评价投鼠忌器。毛享国既久,所作所为,无不以黨之名,毫不夸张的说,毛就是黨最大的神主牌。此旗若倒,则幻象必灭,流毒必播,黨建国三十年来所犯错误,着实难以实话实说。群众一朝觉醒,则天下人心所归,未尝所知。小平组织中人,深知保毛就是保政权,保自己。故而轻描淡写的来个了“七分功、三分过”的定论。而林彪事件作为毛造就的最大的黨史脓疮,客观上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死结,断不可揭。一旦揭开,毛也就没有成为腊肉的必要。 今人再说润之林彪,难免会拿出刘邦韩信来对比。程式如此相似,唯有年代的错觉。这两千年,中國是否仍在原地踏步,看客自鉴之。 本文参考书目: 王明《中共五十年》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吴润生《林彪与纹化大革命》 冯治军《林彪与毛澤東》 汪东兴《毛澤東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作者:贺兰山贱客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0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和林彪恩怨始末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49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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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逝者是公民教养

    2011年7月22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北京时间21时20分),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遭炸弹袭击,造成包括首相办公室在内的多座政府大楼严重受损。   此后不久,一名枪手伪装成警察向奥斯陆一青年营地内的集会者肆意开枪射击。截止到23日,两次袭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至少91人。   7月29日,挪威全国下半旗为76名遇难者致哀。   为逝者哀悼,为生者祝福,已成为灾难后的基本共识。但是,灾难之后,如何启动公共哀悼仪式,何时哀悼,怎么哀悼,这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追思逝者需合适之地   在教堂里举行的一般是很正规、很隆重的仪式,因此也特别具有公共意义;而一些更私人、更自发的哀情表达仪式往往会出现在灾难死亡发生的地点   挪威血案的公共纪念活动,7月30日在首都奥斯陆大教堂举行———还有什么地方比教堂更适合于举行追思死者的仪式呢?   教堂是一个为生死两界提供通道的空间,是死者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与生者再次短暂相聚的地方。   任何仪式都必须在合适的地方举行才能体现出它的含义,仪式的精髓便在于它与那个举行仪式的特定地方的联系。   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在《荒蛮的思维》中写道:“一位土著思想家曾透彻地说过,‘一切神圣的事情都必须有它们合适的地方’。可以说,正是因为在合适的地方,事情才变得神圣。……如果只是从表面或从局外来看,再精致的仪式也会显得没有意义。”   追思死者的仪式有很正规的,也有不那么正规的。在教堂里举行的一般是很正规、很隆重的仪式,因此也特别具有公共意义。   一些更私人、更自发的哀情表达仪式往往会出现在灾难死亡发生的地点,人们在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会短暂驻足,献上一束鲜花,摆上一支蜡烛,或是一张手写的卡片。   尊重逝者需反思灾难   意外的死亡令人战栗,让人格外感觉到生命的脆弱,所以他们要追究非正义、不正当的非正常死亡的责任   那些被怀念的死者一般都是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公众关注的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媒体总是第一时间向公众通报灾难死亡的使者。   人类是唯一既悼念又埋葬死者的动物,在人类为生命重大时刻举行的仪式———诞生、婚配、死亡———中,死亡的仪式是最多的,而大多数的死亡仪式都与人们对来世的想象和信仰有关。   几乎所有的死亡仪式都蕴含着人类对死亡的本能拒绝,拒绝把死亡接受为生命周期的终结。人们在生者留下死亡痕迹的地方短暂驻足,献上鲜花、蜡烛、卡片,就像在墓前留下祭品、默默祷告一样,表达的是一种信念:人的生生死死都不应该是孤单的。   死亡本来是一件自然事情,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但是意外的死亡令人战栗,让人格外感觉到生命的脆弱。   在古代,人类对死亡的神秘恐惧只能找到宗教的表达,即使是天灾人祸、战争、法律的惩罚等等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由于其发生频繁,人们也已经习惯将它看做是正常的死亡,如果是天灾人祸,人们会归咎于命运的不济,如果是法律的处死,人们会看做是咎由自取。   今天,人们不再这样看待死亡,他们要追究非正义、不正当的非正常死亡的责任。   600万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和许许多多其他死于人道灾难的受害者,还有那些死于重大人为事故和灾祸的遇难者们,他们的死亡因此与地震海啸或其他纯自然灾难造成的死亡有了区别。 哀悼逝者需公共表达   当骇人听闻的人为死亡灾难一下子发生到许多人身上的时候,国家也会为这样的死者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   因此,对不同性质死亡的纪念方式和悼念目的,也理应有所不同。   在古代,怀念死者的最隆重的仪式是保留给那些在战场上捐躯的将士们的,平凡的生命在英雄的眼里并没有值得一提的价值。   今天,人们对平凡的生命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当骇人听闻的人为死亡灾难一下子发生到许多人身上的时候,国家也会为这样的死者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这种隆重的仪式往往和以前缅怀阵亡将士的仪式一样,会需要有人来作一个特别的讲话。   在西方,在纪念死者的场合所作的讲话叫做“演说”,演说本身就是一种纪念死者的仪式,或是仪式的一部分。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记录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上的演说时,曾经这样描述纪念的仪式:在同一个冬季中,雅典人依照他们每年的习俗,对于那些首先在战争中阵亡的人,给予公葬。   公葬的仪式是这样举行的:在葬礼的前两天,死者的遗骨运来了,安置在一个事先建筑好了的幕蓬中,人们可以自愿拿出各种祭品向死者致祭。他们举行丧葬游行,用四轮车子载着柏木棺材。每个部落有一个棺材,同一个部落成员的遗骨都放在一个棺材里。   在游行时,他们还抬着一个装饰好了的空柩架一起走:这是为那些在战争中失踪而尸体没有找着的人设的。凡是愿意的,不论是公民或外国人,都可以参加这个游行,和死者有关系的妇女在坟墓前致哀。“遗骨埋在公葬地,这是郊外风景最美的地区”。   告慰逝者需公布真相   死亡的灾难发生时,公众应该关心的不是受害者可以得到多少赔偿,而是如何对灾难发生的整体原因作一次灵魂搜索   伯里克利的演说不只是要赞美英勇的死者,而更是要提醒生者,他们应该为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方式而努力并感到自豪。   伯里克利具有伟大的政治家智慧,他告诉雅典城邦的公民们,赞美死者应该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公共的纪念应该有公共的内容。   他说,发言者很难恰如其分地赞美死者,“能够知道事实和热爱死者的人,以为这个发言还没有他自己知道的和他所愿意听的那么多;其他那些不知道这么多的人会感觉到对死者嫉妒,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绩时,他们认为发言者对于死者过于颂扬。”   赞美死者一定不要过分,“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务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的。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   伯里克利所做的是为生者的公共演说,他说的是民主的公共生活传统带给雅典城邦的光荣和自豪。   2011年1月8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了枪击事件,众议院女议员吉福德在一家超级市场出席活动时,遭人近距离枪击,头部中弹,事件中另有11人中弹,其中5人死亡。12日,奥巴马总统在图森就枪击事件发表演说,这是一个在美国人感到震惊而且羞耻的时刻的演说,它的目的不是要赞美议员吉福德或其他受害者,而是要面对一个与全体人民有关的道德危机:美国正在变成一个仇恨文化盛行的国家。   在演说中,奥巴马十分强调地提出了“公民教养”(civility)的问题,公民教养是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础,没有公民教养的民主将会毁于暴力和仇恨。   残酷的灾难事故死亡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当这种死亡的灾难发生时,媒体和公众应该关心的不是受害者可以得到多少赔偿,而是如何对灾难发生的整体原因作一次灵魂搜索,公布真相,它未必给我们带来荣耀和骄傲,但却可以让我们变得清醒和冷静。   为了生者能够有更好的未来,我们应该以这样的心情追思灾难事故的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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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漠视生命,必定死人如麻

毛泽东时代被称为“红色江山”时代——从死人这个角度而言,这江山的确应该是红色的,因为死人太多。正如我在《 1945 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文所言:斯时,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 6000 万到 1 亿之间。这里边当然原因多多,但统治集团——尤其是统治集团中领导人的生命观当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妨来看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对生命的看法。 毛泽东据说是无私的,为了新中国牺牲了六位亲人。不过他早就有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在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在苏联时,他更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 亿,一定还要多。”看到这些话,不难理解什么叫草菅人命;如果全世界要死一半人才能换来社会主义,人民是不需要这个主义的。既然全世界都可以死一半人,那六位亲人又算什么呢? 有了这样的观念,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政策和体制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毛泽东对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死亡灾难却心平气和得让人吃惊。大跃進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 [ 庄子死了妻子以後 ] 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带孝”。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种上庄稼。 如前所述,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甚至,毛泽东对他他搞大跃進中国会死多少人都心中有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66 年,刚刚吃饱饭没几年的中国人又将面临一场更大的灾难,这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著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裏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到了这一年冬天,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趋势发出最新最高指示:“ 1967 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 73 岁生日那天,用洪亮的声音说:“祝展开全面内战!”随之,暴力行为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由“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其理论支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军队支持的就是“左派”,是“革命组织”,不支持的当然就是“保守派”,是“反动组织”。康生、江青等人又提出“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 军队“支左”——给“左派”发武器“文攻武卫”。《中国“左”祸》列举了很多著名事件。其中: 1967 年 1 月新疆石河子事件,打死 24 人,打伤 74 人,事后双方又互抓对方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曝尸。 1967 年 5 月,广西两派组织武斗,仅“四 . 二二”一方就被打死 1340 人,被俘 6445 人,另有 2500 名被捕,后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 26 人。加上攻击方的损伤,总死亡人数达 1470 人,被俘 8445 人;烧毁房屋 2820 多间,面积达 46 万平方米,使 10000 多户 50000 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 6000 万以上。湖南道县还放出了杀人“卫星”。 1967 年 8 月到 10 月,历时 66 天,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杀死 4193 人,另有 326 人被迫自杀。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杀人“成绩”也可观,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杀 7696 人,被迫自杀 1397 人,致伤致残 2146 人。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 826 人,最小的仅出生 10 天。杀人的手段有:枪杀,刀砍,沉水,炸死,投消水洞,活埋,打死,勒死,烧死,摔死。 为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生命观叹息,更为中国有这样的领导人叹息。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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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政府对经济过分干预使腐败蔓延 贫富差别扩大

吴敬琏:政府对经济过分干预使腐败蔓延 贫富差别扩大 2011年08月01日 16:28 来源: 《中国改革》 作者: 吴敬琏 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阻碍,这是一个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一直热切关注的问题,也是对经济学自身,尤其是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应当勇敢面对这一挑战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吴敬琏 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经济学家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为制定改革规划、政府决策积极建言献策,以期实现他们曾被压抑的经世济民的抱负。经济学家吴敬琏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员。 多年来,他一直提醒中国要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警示国有部门占有过多资源的危害,呼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即提出转变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 今天,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时刻,这位81岁的学者仍然以丰富的经历和学识发出自己的声音。 ——编者 幻灭与盗火 财新《中国改革》: 中国经济的崛起无疑是30多年来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包括您在内的很多经济学者多年来一直参与其中,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何种状态? 吴敬琏: 在改革开始前的30年, 现代 经济学被官方看作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过吸收借鉴其中合理成分的建议,却因此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那些年的中国经济学舞台上无所谓现代经济学,也无所谓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 当时,中国经济学家们主要是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基础上,使用着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致力于宣传、解释当代的官方经济政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部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前苏联教科书,主要的教授也换成了经过“苏联专家”培训的年轻教员。那时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仿照苏联的榜样,建立起以实行集中计划经济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列宁语,一些东欧经济学家称之为“Party-State Inc.”),中国就能很快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当时能够继续经济研究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财新《中国改革》: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苏联发展的轨迹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的形势和经济政策有何变化?这些经济政策导致了何种后果? 吴敬琏: 变化发生在1956年,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赫鲁晓夫却公开了斯大林时代的可怕真相,中国也开始反思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建议中不少包含着程度不等地引入市场作用的改革内容。然而,毛泽东选择了方向相反、更为“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相继而来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是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中,上亿人受到残酷迫害,建议过部分引进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判。 1976年,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真实情况开始大白于天下,使得对毛的中国寄予极大希望的国际左翼人士(如罗宾逊夫人)陷入惶惑和失落,而长期生活在毛体制下的党政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却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变革的希望。他们深知,灾难的根源正是和这套体制相伴随的荒谬的政策,于是开始了向外国学习,寻求有助于挽救危亡和实现振兴的方法。 财新《中国改革》: 机会初现之时,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经济学界隔绝良久,他们是如何取经的?政府在没有成熟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改革是如何开始的? 吴敬琏: 为了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政府派出了大量代表团访问欧美和东亚各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政府在依靠市场力量来配置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 经济学家最初的学习对象,则是东欧那些比较早地踏上了改革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孙冶方、于光远等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经济学家访问了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1979年和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了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Ota Sik)来中国讲学。他们打开了中国学者的眼界,其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即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和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些许市场力量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也一度为人们所推崇。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吸引力。 不过,他们运用的某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手段使中国经济学家耳目一新,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更系统地学习现代经济学,从中汲取更多营养的愿望。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学习“国外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的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连续举办了三个大型讲习班;此外,大批学者选择了去英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留学或者进修。还有一批中年经济学者,像赵人伟教授和我自己,当时已经50岁上下,仍然到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重新学习经济学。 不过,当时中国或还没有形成一支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专家队伍。中国改革采取的是邓小平和陈云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即没有预设目标模式和实施方案,“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时期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在广大农村,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包”(即租)给农民耕种,实现了农业经营的私有化,“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2,恢复“财政包干”的办法,向省、县政府下放权力,实行分级预算、收入分享,形成“地区政府间竞争”的格局,使它们不是压制而是支持本地区(省、县、乡)非国有企业的发展。3,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破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降低贸易壁垒,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设立合资企业。 私有企业的产生和对外开放打破了命令经济的僵硬体制,给民间创业让出了一定空间,使蕴藏在中国民众中的企业家创业精神迸发而出,使经济秩序很快恢复,中国经济也重新表现出活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改造,中国经济整体仍处在“旧的”经济体系(计划经济)已经被突破,新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尚未建立起来的状态,经济增长也很不稳定。 “摸石头”与理论自觉 财新《中国改革》: 经过大规模的留学和进修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重新融入世界主流经济学,他们如何大规模地参与到政府决策中? 吴敬琏 :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继续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支配着绝大部分经济资源。这种经济制度天然地倾向于用大量投资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国有企业的盈利;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以致在1979年-1988年的十年中爆发了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88年中期那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全面抢购,败坏了改革的名声。第二,强大的命令经济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市场经济“双轨并存”,形成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这使利用支配资源的行政权力谋私利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通货膨胀和腐败滋生引起了 大众 的极大不满,导致1989年的政治动荡。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中国改革不能停留在没有预定目标的状态。1984年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要点是:1,“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2,“通过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但上述决定并没有对改革的目标,即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做出清晰的界定。 好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逐渐成长出一批具有 现代 经济学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们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于是,进入了中外经济学家共同探索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新阶段。 财新《中国改革》: 进入新阶段之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做了哪些工作,成果如何? 吴敬琏: 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外合作项目,是1984年世界银行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组织的对中国经济的考察。在中方工作小组的支持下,世界银行的国际专家团队写出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考察报告,受到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 1985年是进一步明确改革目标和基本路径的年份,发生了三个重要事件。 1. 第一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产生。 198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郭树清等三位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研究生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支持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了由楼继伟、郭树清等九位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并很快写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初稿)》。这份“规划构思”用经济学的语言为已经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改革目标的“商品经济”描绘了清晰的图画,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市场体系构成经济机制的基础”;企业根据市场关系自主决定自己的活动,劳动者自主地选择职业;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则由间接控制为主取代直接控制为主的体制。 这一规划还设想,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实现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为中心,配套进行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第二阶段以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场,取消指令性计划,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型。 2.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于中国改革两个重大问题的讨论。 在确定中国改革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上,1985年9月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具有里程牌的意义。 第一,会议对中国改革宜于选取的体制目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的科尔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可以选择间接的行政协调,也可以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在讨论中,具备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中国经济学家认同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 第二,会议对确定转型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早期的讨论中,据称代表“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通货膨胀有益论曾占有优势地位。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当时经济情况和对刘国光、赵人伟介绍中国学术界争论情况的论文的讨论,与会的外国专家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一致认为,中国应当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1988年9月,弗里德曼教授在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也做了相同的政策建议,尽管他与托宾处于对立的经济学派。后来,我就此向他提问,他解释说,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常是发生在相对次要的问题上,而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并无分歧。 在经济学家、经济官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在1985年制定的“七五计划”(1986年-1990年)中确立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开放创造有利环境的方针。后来背离此方针的几次巨大经济波动,从反面印证了这是一条符合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确方针。 3. 中共中央全会接受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目标。1985年9月末,中共中央在它制定的《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1990年)的建议》中,接受了经济学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七五”期间围绕,1)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发展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市场体系,3)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逐步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等三个方面的改革,配套地搞好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1986年-1990年的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奠定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市场经济制度生根发芽 财新《中国改革》:此时,“市场经济”并未明确提出,更没有成为远期的经济制度目标。在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经过了哪些艰辛的探索历程? 吴敬琏 :市场经济制度是从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开始用了几百年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为了在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系统,从1985年中国政府提出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的要求,到1993年制定出较为完整的规划,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种规划和政策设计过程中,也得到过外国经济学家的巨大帮助,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除了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之外,还有1986年的“计划与市场国际讨论会”(曼谷会议)、1987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讨论会”(钓鱼台会议)、199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1994年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这些学术性活动都使中国的改革举措立足于坚实的经济学基础之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不但具有进行改革整体设计的必要性,而且具备了可能性。由于有了一大批既有 现代 经济学素养,又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学家,就使这些设计既得到经济学智慧的引导,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它们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1,1986年4月国务院成立以田纪云副总理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负责改革方案设计的“方案办”,后者在8月提交了《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和邓小平本人的支持。不过,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政府的人事变化,这一改革方案被中止执行。 2,1987年-198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再次组织了“1988-1995年中期改革纲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约请了刘国光、 厉以宁 、吴敬琏等八位经济学家牵头组织研究团队,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分别设计了“1988年-1995年中期改革方案”。1988年6月召开的方案讨论会讨论了这8个方案,但是,由于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和政治风波,这些方案没有能最终汇合成一个综合方案,也没有得到实施。 3,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体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实施。 1989年-1991年期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出现了停滞。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中国才重新回到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经济增长也才得以恢复。基于改革停顿造成严重经济政治后果的教训,中国政府组织了全面改革的讨论,经济学者从不同领域作出了积极响应。 以我和周小川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的情况为例。在1989年-1993年期间,我们陆续提出了“国企资产管理体制、企业公司化”“重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框架”“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专业银行改革”“ 人民币 走向可兑换”“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转变轨迹”等一系列研究报告,然后将其汇集为一个推进改革的综合性计划:“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 在经济学界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 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它们主要是:1)建立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2)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全面推进对外开放;3)通过“国退民进”,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4)实行“放小”,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小企业和乡镇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改制为多种形式的私营企业;5)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6)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7)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这一轮改革,使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之谜”仍有待经济学家破解 财新《中国改革》:目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出现了“国进民退”、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等情况,原因何在? 吴敬琏 :当我们讲述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故事的时候,还必须冷静地看到,中国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国有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表现在: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 现代 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在中国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但是,与日韩等国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国家辛迪加”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形成了一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 这样的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当包括数百万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时,市场的力量曾经大大增强。反之,当本世纪初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或者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模式论”最近似乎很有市场,经济学界出现了明显的争论,在此情况下,如何看待经济学在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吴敬琏:当前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于“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和近年来国家部门力量的强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不但创造了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艳羡,可以充当世界的楷模。 另外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1994年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在20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在1988年-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对转型期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腐败活动的制度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寻租活动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很大的社会震荡,就难于退出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这几乎是所有在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上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遇到过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样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并实现转型,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2007年,中外经济学家曾经在国际经济学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圆桌会议上对东亚和拉美国家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不论从理论和各国的实践上看,实现平稳转型都非易事。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固然有待于政治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经济学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显然也是责无旁贷的。 总之,以上所讲的“中国之谜”,显然是一个值得经济学者认真研究和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阻碍。这是一个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一直热切关注的问题,也是对经济学自身,尤其是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应当勇敢面对这一挑战,在这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经济学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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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国并未因此而太平丵,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国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丵放军一共“消灭”国丵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解丵放军《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丵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丵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丵民党军队消灭解丵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丵放军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丵民党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丵动   所谓“镇反运丵动”就是“镇丵压反革丵命运丵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丵民党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党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丵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丵压反革丵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丵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丵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丵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丵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丵泽东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丵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丵泽东的建议下,中丵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丵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丵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丵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丵泽东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丵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丵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丵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丵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丵动   “肃反运丵动”即“肃清反革丵命运丵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丵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党政机关、革丵命团体、民丵主党派内部隐藏有反革丵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丵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丵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丵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丵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丵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丵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丵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丵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丵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丵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丵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丵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丵动”,是指在“整风运丵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丵动”。“整风”是共产丵党的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丵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丵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丵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丵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丵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党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产丵党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丵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丵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丵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党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丵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丵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丵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丵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丵主人士。”“反右运丵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丵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丵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丵党集团4127个。粉丵碎四人帮后,中丵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丵反丵”,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丵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国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丵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丵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丵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丵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丵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丵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丵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文化大革丵命   毛丵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丵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丵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丵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丵泽东是要借助文化大革丵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丵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丵泽东去世并粉丵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文化大革丵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丵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丵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丵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丵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丵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丵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丵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丵剑英在中丵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 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 。《维丵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丵杀”。中国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然而,步入现代化的今天,当局不应千方百计掩盖这些历史事实,而应该正视这段历史,血债不应你们背负更不是你们背负得起的。在那个年代的所有拥护、沉默、坐视的全民对这笔血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经无法一一追究。因此,在每个人都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与历史和解,求得内心的宽恕,勇敢面对几十年来不愿揭开的伤疤,重新整装开始,走向文明社会,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子孙们遭受如此惨痛的磨难! 类别: 默认分类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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