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死亡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國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國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軍一共“消灭”国民黨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國人民解放軍《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軍“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黨军队消灭解放軍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國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國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黨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鎮壓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黨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黨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澤東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澤東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澤東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國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澤東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澤東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黨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黨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黨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澤東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黨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整风”是共產黨的整风,“反右”是给黨内、黨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澤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黨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黨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產黨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黨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黨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黨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黨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澤東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黨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黨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國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國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國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國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國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國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國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國事宜与中國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國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國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國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澤東: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國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國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黨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國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國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澤東。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國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國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纹化大革命   毛澤東认为,社會主義社会仍然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澤東发展出在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纹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澤東是要借助纹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澤東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纹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國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鄧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國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殺”。中國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来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fab2b1e49e07d3e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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