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隆裕太后 , 光荣革命 , 张耀杰 文载《环球人物》2012第4期“民国红粉”专栏 100年前的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中国传统历法的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刚刚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的懿旨下诏逊位。《清帝逊位诏书》以及其他两道配套诏书连夜颁布，一举打破了中国社会南北双方分裂敌对的政制僵局。真正意义上的南北统一、五族共和或者说是完整全面、共和立宪的中华民国，是应该从这一天开始算起的。宪政学家高全喜在《立宪时刻》一书中，把《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称之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作为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责任人，隆裕太后自然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终极决定者。 隆裕太后的宫廷生活 与隆裕皇后史无前例的历史性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史稿》中对于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历史记载：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清朝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的正月初十，小名喜子的叶赫那拉•静芬诞生在北京东城朝阳门内芳嘉园。她的父亲桂祥是同治皇帝的生母、正在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弟弟。在众多姐妹中，她是从小就被慈禧太后选中的一个。据说慈禧太后很早就给桂祥留话儿：喜子不要嫁给别人。 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只有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慈禧太后选为同治皇帝的政制继承人，从而成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叔父，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同胞妹妹。到了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七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与21岁的姑表姐姐叶赫那拉•静芬举行大婚典礼，静芬从此入住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开始掌管后宫大权。与静芬一起嫁给光绪皇帝的，还有原任侍郎他他拉•长叙的两个女儿，其中16岁的瑾嫔后来晋升为瑾妃，只有14岁的珍嫔后来晋升为珍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其皇后、皇妃逃往西安，临行前把依仗光绪皇帝的宠爱而卖官干政的珍妃沉入井中。 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1888年来华传教，他的妻子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姐妹以及许多朝廷贵妇们的医生。他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转述妻子的话说，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 作为女人，隆裕皇后显然是很不幸的，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光绪皇帝的宠爱。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在南海瀛台涵元殿去世，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只有3岁的儿子爱新觉罗•溥仪，依照慈禧太后遗命以“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的双重身份，被立为宣统皇帝。“兼祧母后”的隆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醇亲王载沣被封为监国摄政王。 隆裕太后的政制表现 1909年9月2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桐，在日记中记录了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对于中日两国围绕间岛问题的外交谈判的高度肯定：“早进内，巳正散值。召见时面陈与日使会议延吉厅交涉事宜甚棘手，现经决定，请旨定夺。奉谕：即照此定，后日签字，如此结局已为难得，断不为浮议所摇，今日锡督、陈抚电奏可以不理，签字后发一电旨宣示一切可也。圣明洞鉴万里，实为钦悚。” 这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那桐，关于隆裕太后政制表现的真实记录。这里的“锡督、陈抚”，指的是当时的东三省总都督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9月4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正式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方面完全承认间岛为清国领土，以图们江为中韩国界，在江源地方以界碑为基点，以石乙水为分界线，并承诺撤销所谓的统监府派出所。中国方面则在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兴修铁路等具体事项上，对日本方面做出让步。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成功个案，同时也是清政府外交当局袁世凯、那桐等人，与处于敌对状态的宋教仁、吴禄贞等同盟会会员，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的一次特殊合作。宋教仁用长达6万字的《间岛问题》一书，充分证明了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原名假江又名间岛的滩地，属于中国领土。先任吉林边务帮办后任督办的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也写作有长达10万字的《延吉边务报告》，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自称公主的裕德龄是清朝正白旗贵族裕庚的女儿，她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妹妹容龄从小在汉口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又随出任外交官的父亲在日本、法国生活过六年。1902年冬天，裕庚任满回国，被赏以太仆寺卿衔留京养病。17岁的德龄与妹妹容龄因为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被慈禧太后召入宫中担任侍从女官。她在辛亥革命与南北议和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的信息，较为形象地佐证了那桐给予隆裕太后的“洞鉴万里”的高度评价：现在的皇太后是一位很仁慈的女性；“她是一个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她读过一些被译成中文的外国历史书，她很愿意学习并培养皇帝”。与此同时，裕德龄也谈到了隆裕太后所面临的被动共的弱势困境：“她是一位温和的、文静的、谦逊的人，有点冷漠。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能和她的婶母[姑姑]——也就是已故的慈禧太后相比”；“她根本不想去控制政府，这点我非常确信。她想要的仅仅是平安而已。” 被动共和的光荣革命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依据大清王朝颁布实施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在北京就任君主立宪的内阁总理大臣。12月6日，载沣奉隆裕太后懿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因此成为即将终结的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最高责任人。 12月7日，时任总理公署幕僚秘书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记录了隆裕太后与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养心殿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谈。隆裕太后表示：“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并且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委托唐少仪为议和代表，负责与南方各省进行和平谈判。 12月28日，全国各地要求清帝逊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袁世凯等内阁大臣的强烈要求下，隆裕太后召集庆亲王奕劻等王公贵族和国务大臣共商皇帝国事。隆裕太后最后对袁世凯等人表态说：“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说到这里，她放声大哭，袁世凯等王公大臣也陪同大哭。哭过之后，隆裕太后又表示说：“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清帝逊位的基本国策，至此已经初步确定。 1912年2月2日，许宝蘅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当天到公署，亲眼看到国务大臣到养心殿内与隆裕太后商酌优礼皇室，“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2月3日，许宝蘅在日记中写道：“六时起，到公署，总理入对……”同一天，袁世凯将经过隆裕太后认可的《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关于蒙满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分别列作甲、乙、丙三项电告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 2月4日下午，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从上海来到南京。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2月5日上午，临时参议院开议孙中山交议之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汪精卫莅会说明。参议院对该项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进行修改，删去第8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 2月12日，与许宝蘅同为总理公署秘书的汪荣宝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国务大臣入内请旨发表，同人均来此静候，惴惴恐有中变，比及午，闻各大臣到阁，一切照办矣。”接下来，他抒写了与《清帝逊位诏书》高度一致的个人感慨：“大清入主中国自顺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统三年辛亥，凡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固由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盛心亦当令我国民感念于无极矣，……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 许宝蘅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268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 2月16日，《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我们衷心希望，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它所切望的进步的稳定的政府。” “女中尧舜”的身后哀荣 逊位诏书颁布10天后，上海《申报》于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道说，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由袁世凯在养心殿内呈献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此时反对共和的恭亲王溥伟自请召见，隆裕太后表示说：“彼亲贵将国事办得如此腐败，犹欲阻挠共和诏旨，将置我母子于何地！”此时无论是何贵族，均不准进内，于是盖用御宝陈于黄案。“清后仍大哭。清帝时立清后怀中，见状亦哭，袁世凯君及各国务大臣亦同声一哭。” 9月11日，黄兴、陈其美一行人在袁世凯、孙中山的一再邀请催促之下来到北京。当天晚上，满清皇族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金鱼胡同的那桐住宅举行欢迎会，黄兴在答谢词中表示，辛亥革命不过三个月就实现共和，“全赖隆裕皇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远追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和相比并。”孙中山也当场表示说：“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酬报，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 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他在写给逊位皇室的公函中，称赞隆裕太后为“天下为公”。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在西六宫之一的太极殿病逝，享年46岁，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3日，文武官员穿孝27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2月26日休会一天。2月28日为祭奠之期。副总统黎元洪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太后“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倡议下，民国政府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召开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殿堂内摆满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也上谥号为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隆裕太后的尸体随后与光绪帝合葬于河北易县的崇陵。 隆裕太后去世后，《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规定的“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大中华民国”，始终没有完整全面地建设完成；随之而来的反而是同为汉族人的南方国民党与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反复不断的国内战争。被动主持中华民国共和大业的隆裕太后，更是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和小说传奇，妖魔化为一名宫廷妒妇和亡国罪人。借用高全喜的话说，“从革命建国到和平建国，《清帝逊位诏书》并没有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通过昭示权利法案、凸显权利与自由原则而获得人民的拥护，而是通过昭示平和价值，以逊位禅让的方式，把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宪法性蕴含呈现出来。……革命的激进主义占据主导——竟效法苏俄，创建党国体制，而保守主义的军政旗手——袁世凯最终也是包藏祸心，搞起洪宪帝制，看来悠悠天命注定了两种力量之领袖人物终究缺乏一种像华盛顿、林肯那样伟大的心灵，致使这场穿越古今之变的政治大变局在开了一个好头之后，旋即沦入深渊泥潭，所谓‘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之最终失败，看来也是极其无奈的事情。”

回到辛亥重估革命 文/魏英杰 “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裕隆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泪，前面地上的红毡垫子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段话出自末代皇帝溥仪的晚年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当时的宣统皇帝并不知道，这是袁世凯作为大清朝臣与皇太后的最后一次会面，而这次会面关涉大清王朝的最后命运。随后不久，裕隆太后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大清王朝结束了自己二百多年的统治，也宣示着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时值辛亥百年，各种相关学术论著纷纷出版。这段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被误读的历史，也因此引起世人的重新审视。对于清帝逊位这段历史，高全喜先生在《立宪时刻》一书中，称之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去年底出版的《旧邦新造：1911-1917》（章永乐著）一书，则把南北议、清帝逊位和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等一系列事件称为“大妥协”。这两本书都肯定了清帝逊位的积极意义，读来备受启发。 《立宪时刻》作者认为，面对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革命激进主义，清王室最终选择了以和平逊位的方式，将统治权转让给未来的共和立宪国体，由此避免了频仍不断的战争烽火和生灵涂炭。《旧邦新造》作者更进一步评价，认为“大妥协”避免了血腥内战，促成了政权和平过渡，最重要的是避免了更为激烈的边疆危机。《立宪时刻》的分析评判主要着眼于宪法学，重点落在清帝逊位的和平过渡特征。《旧邦新造》一书则从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共和转型路径、时局形势以及宪政法理等多角度展开论述，逐层厘清了“大妥协”的积极意义及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相较之下，我认为以“大妥协”来形容这段历史，比“光荣革命”更为贴切。清帝逊位与英国“光荣革命”的本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帝制终结，后者则是王朝复辟。《立宪时刻》作者也指出，清帝逊位所表现出的核心原则并不是英国“光荣革命”的自由与权利原则（即对王权进行限制），而是和平原则。而以“大妥协”形容这段历史不仅更符合史实，也更加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的实质。 武昌首义后，帝制终结已成南北共识。不过，南京临时政府虽代表新生共和力量，却不具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实力。北洋集团虽手握重兵，却也难以抛开南方独立闹革命。特别是，君主立宪派加入拥戴共和力量后，双方均势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妥协”确如《旧邦新造》作者所称，乃最不坏的结局。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眼光看，以和平过渡方式开启共和之局，实为国家之幸。主流史学向来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是旧官僚窃取了革命果实，这样的说法过于教条，忽略了包括清王朝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对历史进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今天回首这段历史，重新审视辛亥革命，完全有必要把清帝逊位这段重要史实纳入视野。这样不仅才能更加客观理性地对待这段历史，也才能够更进一步重估革命的价值。革命的终极价值在于革故鼎新，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暴力流血的手段去实现目标。武昌首义后，因南北议和、清帝逊位成功实现了政权和平过渡，避免了边疆危机加重，中华民国从而得以大致保持原有疆域的完整性。这场“大妥协”体现了清王朝、北洋集团和南方革命派顾全大局的精神和责任意识。这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的历史遗产和精神遗产，值得永远珍视。 这段历史也生动表明，揭竿而起闹革命容易，“旧邦新造”却非一时之功。以共和为国体，这在当时已成共识。遗憾的是，包括北洋集团、立宪派和南方革命派内部，对采取何种政体并未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很快地引发了宪政危机，进而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内乱动荡。帝制一去不复返，宪政迟迟不来兮。随着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等历史事件发生，宪政话语退出历史舞台，革命话语最终占据了主流地位。在这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这段历史，重估革命的价值，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012年2月15日 首发《阳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