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结束数千年封建帝制，缔造共和，建立中华民国，是改变社会传统文化的现代历史！——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建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百年话千秋！2011年不仅中國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大记事，美国此前却正逢“9.11”十周年；亦可说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永远变化不断地世界，对我们的思想，同样永远需要不断地思考。 　　100年前的1911年，中國发生了改变历史传统文化的辛亥革命，中國社会进入于百年现代化、可谓之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时代至今。历史从中华民国走到共和国，对我们而言，“要彻底了解一个伟大的思想所需要的时间，也许要和孕育那思想一样多。”这话确实说得一点也不错。为什么如此讲呢？因为至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在，我们对共和、專制还是有诸多地困惑与烦躁；民主、自由、獨立，民族、人民、黨团、国家等；没有一时能不争论地，世界却走向于全球化。 　　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大型历史剧《辛亥革命》。我觉得，辛亥革命就等于一个人——孙中山，他没有参战辛亥革命，却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或者说，没有孙中山，可能就没有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就是纪念孙中山先生。正如张耀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一文中指出的：“要评价孙中山在中國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黨最高领袖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國总算是好人’之类既难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史实完全如此。《辛亥革命》是为这百年纪念的时代花篮、我们社会文化事业一大收获，更乃思想政治上大进步。 　　百年前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满清政权并非仅是革命之力，实际上晚清政府因长期酷政地历史传统文化与帝王專制下，内外交困，朝不保夕，已经大限所至了。且自鸦片战争以后，外力下中國社会产生激变之事到处出现，此起彼伏，随时都会发生；而主要是思想观念更新的冲击，从上至下都已心存动摇，对视为天经地义的信条也开始怀疑，西向意识曾一度达到高潮。甚至由于长期生产力落后而造成民间崇俭抑奢之传统习俗，亦提出了异议；谭嗣同就认为崇俭抑奢阻碍物资的流通，结果“愈俭愈陋，民智不兴，”“转辗相苦，转辗相累，驯至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梁任公亦进而指出，古代尚俭缘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与物资财富匮乏，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俗，”并后又反过来“导民于古，以塞地利。”他们对过去生产力低下，造成社会贫穷，而中國人不得不节俭度日的俗习，从现象上予以批判，直指社会发展落后；即当时西方国家社会兴盛，物资繁荣发达，生活美好很晌往和倾慕，也是西向思维的具体表露。（改革开放前外国人描绘中國人是清一色社会：军人黄色，其他人黑白蓝色。）东西方社会差异显见于方方面面，极其强烈而巨大，辛亥革命就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澤東后来就总结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更是晚清朝野与近现代一切仁人志士的共识。西向成中國社会的现代化，孙中山先生由此胜出，更为辛亥革命特点。 　　辛亥革命时晚清立宪新政进入了规划实施阶段，却并不能使民众要求改朝换代的意愿得以更变，这是因为长期恶政早就失去了民心，不是及至而能果断去为之地。百年后再翻史载，曾几何时，那一幅表面看似举政得时、欣欣向荣的改革兴国画卷，一夜之间就被轰然而起的革命狂涛冲击得天崩地裂，飞灰烟灭，成了倾即而逝的浪花。这场自上而下的善政改革却因为一场自下而上的暴動革命所摧毁，正是我们百年之后也必须有认识的。二百余年的强权政府走到晚清，实际上这种和平改革中，朝野重臣都在拼命争权，品行卑劣，互为冰炭，尔虞我诈，从内部败坏了改革实施，且造成改革新政阶段目标不断落空，而变革中腐败现象始终不断，愈演愈烈，尤其是经费不足，要靠横征暴敛，并且变本加厉，岂能不加速天下之离心？更不要说由政策创新及至体制变革的完全转换了，这反而让老百姓只觉得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之。而新政风气一开，使民间积怨愤恨突涌如流，辛亥革命反促成臣民一致，城乡呼应的大哗变。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广大民众所拥戴，也引导着席卷而来的辛亥革命成功。 　　辛亥革命可以说就是孙中山思想的结果。反封建帝制与反列强强权政治和侵略，建立中华民族共和之新中國，乃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也是国家现代化无尚光荣图谋；却因历史沉疴不断淤积，政治改革搁置太久，社会包袱不堪重负，一时是无法也不能有一个健康社会即时即兴地；而迫于时局情势所选取，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后，孙中山不得不让总统之位于袁世凯，但一个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坍塌，中國社会从此走向新政的伟大变革之路，这在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果因此就认为其革命事业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我认为这就是对历史强加于人；譬如至今我们还是在为民主、自由、法治的法制化等政治体制改革闹得沸沸扬扬地，不即问题吗？ 　　孙中山自述说“文，爱国若命。”19世纪末，孙中山为何会成为一个举国拥戴者和中华民族英雄的呢？这即答案。是种民族的、与为民族奉献精神，乃爱国家，爱人民也！更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伟大凝聚力！孙中山的时代，中國正处于中古期进入近代历史之际，民族争斗战始终不断，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晚清政府已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不过是死老虎不倒威地，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烽烟四起；再如孙文《檀香山兴中会章程》所写：“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强烈地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使孙不顾个人名利与舒适的生活环境，有种无私而无畏的品格操守，因此他能团结最广大的社会精英和民众，受到大家的尊敬与信仰，成革命先行者，中华第一人。 　　孙中山作为一个爱国民族英雄，跃进为中华各民族人民敬仰的政治领袖，是他有一般人难于达到的思想文化境界和情操，能始终站在时代最高峰；他生于忧患，死为国家；会聚集同志，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屡起屡挫愈奋，从来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走在挽救中华民族与国家命运的最前哨；而他终其一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要“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复兴为目的；他要为中华民族更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实现社会民主、自由、富强，人民生活幸福，去英勇献身，开辟出一条道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晚年寻求与苏俄结盟，和中共合作，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黨，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凝聚了所有的革命队伍——包括中共在内，形成了中國社会近现代最伟大的变革力量，从而把革命推向胜利的阶段。 　　辛亥革命狂飙席卷中國大地，清王朝很快土崩瓦解；建设新的事业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孙中山是中國社會主義者最伟大的思想政治家，首先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最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学说理论，从历史发展上指引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方向，使我们有了建设新社会的思想武器；鼓舞动员组织起中國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保证中國革命后来能走向胜利的历史根本动力，更是中华民国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之源。毛澤東说过：中國共產黨人是最忠实的三民主义者，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胜利都是三民主义的胜利。三民主义乃社會主義！没有孙中山，中共当时很难成势；但国民黨改变孙中山路线，造成中國革命的困境，甚至导致国民黨在大陆的失败。民国虽已建立，国势政体一时并非易事，演变为新旧左右分派的权利争斗，实是文化自觉失善的历史极痛。而黨派为少数精英上层纷争，造成长期国家痛苦，更为倭寇侵华以机会；这种“窝里斗”反为阻碍中國社会现代化的顽疾，一直发展至今，也是百年历史猛省之至要。世界丰富多彩，五光十色，多元变化，永远不会是清一色地，这即人类社会恒定的自然规律。 　　虽说丁是丁，卯是卯，钉铆合榫，互为结构，才成用物；两者之间，相辅联系，方可成器。孙中山明确地说：民生主义就是社會主義！共和之生命力就在为民为国为中华复兴，更是三民主义真谛。从历史去看，与时俱进，不失时机地不断的推动中國革命，是孙中山先生思想中一大特点。而辛亥革命后实行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后公布了文官考试法等，标志传统政治更新进入于现代社会；历史上甚至西化过程中连袁世凯也看到过军队与政权弊端，曾想要推行民军分治，军队不得干预政治，在当时来讲确值得肯定的；可惜袁命数有限，很快就死去了，造成后来北洋军政时期的乱局，这也是对民国当有所认识的一些方面。不能否认北洋军阀曾为新政主要推动力量，在中國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超过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必须史实求是：辛亥革命没有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集团，清政府不可能如此快就甘于退位，交出全部权力。孙中山之死也就是抱病北上，欲寻求中华南北共和，建设新中國之现代社会的。 　　孙中山先生“创造性地提倡‘民权’，把政治看成是合二而一的实体，即‘政’为大众之事，‘治’乃政府之事；民众应该有‘政权’，就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监督政府；政府应该有‘治权’，就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来治理国家。”他“提倡民众问政与政府治国之间有所分工，并不是构筑一道樊篱，而是让两者相辅相成，循规蹈矩地和谐运作。”（参见凤凰网2007_10_12发表的谭中先生文章）现在看民国时期，有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都还有参考和借鉴性，而百年改制，风云变幻，政治进步并不凸显；问题就在我们相互长期内斗不休，百年后至今，也未能实现辛亥先烈全部遗志，“窝里斗”害苦了国家和人民，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有清醒认识的。革命实是不得已的选择，人民反对“窝里斗”。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者以食为天；这既是中國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要解放生产力。孙中山就曾指出，中國要改变国贫民瘠的状况，必须清除愚昧落后，并把自己的这种理想和计划制定成纲领，构成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孙退位后曾致力于经济建设，制定出了《实业计划》——包括西藏新疆等边陲在内的宏大建设蓝图，企图形成本国的工业基础，渴望速将革命目的变成现实，把祖国发展成繁荣富强的国家。他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且“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致民生充裕，国势不摇。”“机器可以灌输文明，可以强国，我中國如不速起研究机器，我四万万同胞俱不能生存。”并明确地说：“今急欲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之故，不得不然者。”还特别强调必须在维护和保持国家主权与獨立的情况下借用外资，方法上可通过民间及私人往来等形式，以免引发国际纠纷，掣肘外交，丧失主权。 　　孙中山是中國革命的领袖，在他长期革命生涯中更与海外华侨始终连系于一起，堪称中國人民华侨革命首领和楷模，这也是中國革命与历史上第一个。而无论是国民黨或在中共队伍里，都有不少华侨直接参加；辛亥革命所以能“毕其功于一役”，就因为直接受到过发生于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推动；当时孙中山远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策划，决定派遣张振武、方维去湖北，遂有武昌起义并一举结束数千年封建帝制；史有“碧血黄花”的记载，在广州黄花岗72烈士陵园内，其中从海外前来参加革命的就有30多人，都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随后所暴发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更乃一脉相承地革命运动；中國历史上华侨居功至伟。 　　辛亥革命志士当年改变历史的壮举，有一大重要特征：就是爱国强化统一，反对任何人分裂祖国。中华民族历史上本来就“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文字俗尚则举国同风”，“国情关切之感，国人兄弟之情，以日加深”。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即宣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当成为统一獨立与兴盛之国家”。提出了对内要实现五统一施政方针：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当时国际上有人提出“划中國为二”，孙中山坚决反对，严正声明“我国人民的情绪是一致的”，强烈谴责制造这种谬论者乃“中國之仇敌”。 　　1906年孙中山面对同盟会分裂现象说，革命者不能“彼此相争”，“各据一方”，否则就会“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的痛苦局面，号召人们去掉帝王思想，进行平民革命，要看到：“今日之中國，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民国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辛亥革命后，出现南北军阀分割的局面，他为了统一中國，又不屈不挠地领导了很多次的斗争，一再反复表示要“竭志尽诚，以求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正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避免南北割据，他才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的。 　　也有人提出过，中國应象美国那样，让各省先去搞好獨立，然后再实行联省的“联邦”制；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阐述中，给予这种看法严厉地批驳，说“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到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獨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帮分裂的结果”。“而中國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不是分裂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当时中國之所以不统一就是“武人割据”造成的。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不尽快结束分裂局面，“中國是再不能富强的”，“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当时的孙中山就向世界指出：“中國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缅怀先烈遗愿，孙中山有关于三民主义思想学说理论，以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遗训等极其宝贵。正如他曾经所言：“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毛澤東也指出说：“我们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鄧小平生前高瞻远瞩，在改革开放时代制定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推动着两岸关系不断改善，从三通到台湾大陆自由行，我们看到了统一的前景和光明的未来。中國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盛世再作炫放的准备”。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学说，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庆典，更当学习辛亥革命历史和先驱者的伟大思想与英雄事迹，为祖国和平统一，中华民族复兴，人民生活幸福而努力奋斗！辛亥革命结束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缔造共和，建立中华民国，是改变社会传统文化的现代历史与胜利里程碑，更是建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伟大事业的巨大财富！吹响了中國社会现代化的进军号角，把中國推进于世界历史潮流之中；中國革命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走向了世界。 　　作者:吴丽萍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1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１９２７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3) 食物链最末端的宿命 (1) 革命逻辑 (3) 革命自有后来人 (2) 革命党与执政党 (1) 面对文革中多起大屠杀的三重耻辱 (0) 这一千年的革命 (0)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祭 (0) 让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走下革命神坛 (1) 答洪哲胜——认识暴力，彻底反对暴力 (3) 穆巴拉克算个屁 (1) 漫话“运动” (0) 毫无目的的残酷 (0) 枪都发了，怎还不革命？ (1) 暴力不是被文明驯服的 (1)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0) 提倡一点贵族精神如何？ (1) 我们面临一场旧的革命 (1) 慎言暴力——略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 (0) 恐怖年代回忆之——枪毙 (1) 对文革的一种给力的解释 (1) 十月革命再回首 (3) 六月遐思——法国大革命前的状况和今天中国的状况 (0) 以革命的名义共产共妻 (2) 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 (2) 从革命到独裁和恐怖 (0) 从埃及革命看六四 (2) 人类社会进步一解 (1) 乱评“文化大革命” (4)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0) 中日外交会出现革命吗？ (0) 两种革命——兼论不应该“高薪养廉”，而应该“高薪养年” (0) 专制独裁不是人民的“永劫”——埃及革命的意义 (0) 不要把诺贝尔和平奖变为革命奖 (19) “要革命，不要人命”还是“双赢” (0) “改革的实践”已经放倒了“革命的理论” (0) “十月革命”的硝烟与历史真相 (0) 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0)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中国 , 香港 , 辛亥革命 , 孙中山 , 袁世凯 , 帝制 , 共和 , 公民社会 , 安徒 文：安徒 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特别热闹。电影、展览，座谈，电视特辑纷至沓来，有识之士也纷纷纂文，正确的指出香港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这个殖民地在一百年前，曾经作为“革命基地”的事迹，如非首次出土，也是被热热闹闹地重新解读。 一时之间，几十年以来香港建制辩护士灌输关于香港是一个非政治化城市的印象，粉碎得七零八落。香港不单只不是超然于政治争逐，自外于百年的中国历史，反更是当中的领航灯塔。论者认为，香港既启发了孙中山以革命建立民国的构想，也曾在革命进程中扮演过实质性的关键角色。在推翻千年帝制的起义当中，香港人也贡献资源，尽心出力。 一句话，没有香港，就没有这些孕育民国的起义。 可是，令人纳闷的是，如果香港的确曾经在这场让帝制终结，让民国诞生的革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为甚么这股革命的气息，对当代的香港人来说，又是如斯隔膜？在香港社会中，这场追求民主自由，终结封建体制的革命，为甚么又好像水过无痕似的不留下半点身影？……以致于，今时今日，你我还可以在街头巷尾，随便就可以碰到一些说者毫无愧色的论调，意谓“中国怎可以没有皇帝？” 一百年过去了，历史却好像甚么都没有发生过。 如果说，一百年前香港不乏保守派人物，相信中国没有皇帝是不行的话，他会在孙文的兴中会(同盟会)革命之后，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时，跑出来公然支持中国要恢复帝制。然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抱着同样信念的人，却会公然支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原因当然不在乎任何“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论，只是因为今日共产党治理它的国民和香港这个地方，已是彻头彻尾的一如昔日的封建皇帝。 今日的港情国情不单是共产主义退场，让资本主义复辟，更是共和主义变质，向天朝主义倒退。朝廷回复封建宗法，元老辈传位予太子党，这些都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太子党各拥山头，地方日益诸候化，乃是昭昭在目的事实。所有旧礼教旧迷信都翻生再世，贪腐规模史无前例。大陆士林派系纵横，政治与学术相互纠缠，怪论蜂起。各地民怨丛生，只欠陈胜吴广揭杆起义。 既然要回到朝廷世代，就只能等着面对那种种朝廷时代特有的暴烈反抗。 香港这边，从大英帝国殖民地摇身一变成为天朝的一个藩属。你以为只是评论家生花妙笔的想象和比喻。岂料原来中联办真有这么一个研究项目，把“一国两制”视为一种“帝国的技艺”。它说：邓小平治港蓝图的设计，伟大之处在于他承继了毛泽东治西藏背后那套满清帝国的“理藩”经验。要命之处，还在它更超克了西方的现代性，妙处在于把“一国”拒绝视为一个以“社会契约”而立的国家，而是这种“一国”符合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天下”观。(见强世功《中国香港》) 有趣的是，如此赤裸坦呈的帝国欲望，在香港并不是激起义愤，令大多数人站起来要求“还我共和”，反而是在他脱掉了最后一块意识形态面纱之后，却愈发吸引这里先天后天的奴民族群的拥护和爱戴。没有这种在“威武君临”底下益发血脉贲张的奴性，最近有人要“劝退”特首候选人，只因他未经“钦点”的那种话是不会说出的。 香港就是这么一种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是这个城市的现代性所应许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是这个城市因其殖民根性而深埋的“奴性”。大体而言，从历史观之，“主体性”张扬的时刻虽有，但“奴性”占上风的时候总是较多。 所以，虽云孙中山的民国革命理念是汲取灵感自香港，但他所感最深的并非这里的自由民主——这在殖民统治底下是没有的——而是英国殖民治下的治安卫生和社会秩序，有别于当时腐败不堪的内地。当年支持孙中山的香港人，除了一些激进的读书人之外，就是商人和与英国人及华侨有密切关系的买办。故此，当年的民国革命，丝毫没有触及香港本地的权力和阶级结构。 但纵使孙中山所搞的，是一场发生于香港境外的“革命”，香港人对“革命”的态度也是反复多变的。孙中山当初在香港曾获得不少支持，但清帝退位，袁世凯却取孙而代之成为民国大总统之后，也的确有一大票香港商人积极表态支持拥袁，个中还包括那些昔日也曾支持孙文革命的。 据莫世祥教授新着的《中山革命在香港》所载，当时“挺袁”港商的拥袁言行，深得袁世凯欣赏，曾通电嘉奖他们“深明大义”、“爱国热诚殊堪嘉尚”，后来还寄赠金字牌匾予挺袁最力的华商总会，上书“弭患保安”。当孙文一党与袁世凯公开对决，支持孙的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加入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昔日曾称赞陈的港商喉舌《香港华字日报》也忽然“转軚”，声讨“陈贼”，表示对他“切齿痛恨，欲食其肉而寝其皮”。 及至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复辟帝制，肯坚持以当日“毁家纾难”的方式支持孙中山发动“讨袁护国”，扺制复辟运动的香港商人，差不多绝无仅有。只是及至袁世凯复辟图谋付诸现实，香港的舆论和商人才先后加入讨袁行列，是时部份港商为袁世凯祝寿而悬挂的旗帜才刚落下。 上述这些场景，曾经经历八九年那场“风波”的，自然毫不陌生。 摇摆于急变的权力形势，既想跑在中国的前头，领导改革，复又对帝制欲迎又拒、念念不忘。这种华籍商人左摇右摆的“政治文化”，早在一百年前已经活灵活现。正如香港史家钟宝贤所指，香港的华籍商人一直以来都有视“政治”作为一种生意投资，一种以找寻政治力量来庇荫其生意投资的习性。 所以，香港的资产阶级无法孕育出有别于国家的公民社会，他们也不会有助于开拓社会的公共领域。一句话，因为他们只热衷于寻求和官府权力的勾结。在政治形势大起大落的清末民初，香港商贾权贵预演了八九之后一时政治失措的窘态。 他们在极端的状况下，或者“投资”于“革命”，甚至为那些成功了的“革命”唱颂歌。可是，他们从不会让“革命”“革”到他们的身上。 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张鸣，曾在评论《让子弹飞》这部调侃辛亥革命的电影时指出，片中“辛亥不是一个地方名而是一种革命”其实不只是一句烂gag，而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因为的确，“辛亥”是一种只有同盟会那样的革命党才会策动出来的革命。推动这种“革命”的“革命党人”要推动的正是以先知先觉的英雄来拯救愚昧的群氓的“革命”。没有平民群众参与，甚至禁止平民参与。革命党人主要动员的革命力量反而是土匪和会党，部份甚至是“革命党人”付钱雇来参加，革命反而是把群众变成是看客。 香港曾有参与过这场“辛亥”(一种革命)的“辉煌”历史，自然亦不难理解，为甚么这么多年下来，香港人还只是感觉自己不过是看客。然而问题还在于，辛亥革命之后的连番“革命”，又有多少真正的超越了，把平民群众都最终变成是看客的“辛亥”模式？毛泽东的革命卷入群众，但其实也不过是变成“革命战争”。当中人人都知道，“战争”的成份远大于“革命”，把看客都变了“难民”。 鲁迅笔下的阿Q，听闻革命到来，都想造反，于是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老爷秀才们当初不知就里，对阿Q低声下气。到了假洋鬼子回来，阿Q想参加就不被准许……。这就是“辛亥”这种“革命”。今天，“革命”的“正典”掌在共产党手上，其余想革命的，共产党一律打成“反革命”。于是，所有人都被迫成为阿Q。 这样一来，“革命”就只得变成一种隐喻，隐喻一种狂欢，隐喻一种态度。在隐喻的世界，甚么都是革命，也就使革命甚么也不是。可是，对香港人来说，“辛亥”却不是隐喻，而是这里历史的轮回和宿命。 《明报》9.10.2011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香港獨立媒體的最新更新： 华尔街和交易广场的距离 / 2011-10-15 12:13 / 评论数( 0 ) 华尔街已被占领，何时到中环？ / 2011-10-12 11:24 / 评论数( 1 ) 把「道」与「理」也掉弃后，香港还剩甚么？ / 2011-10-10 10:58 / 评论数( 0 ) 被伪造的社会对立 / 2011-10-06 12:53 / 评论数( 0 ) 夜与雾里的曙光：与社工谈天水围的规划问题 / 2011-09-21 15:21 / 评论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