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蔡孟翰：辛亥革命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蔡孟翰：辛亥革命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2011-10-17）

● 蔡孟翰

　　辛亥革命百年，两岸政府及全球华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庆祝纪念。没有人质疑孙中山及当时的革命党人推翻统治了中国267年的满清朝廷的正当性，所以，借这个百年纪念，审视辛亥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以及它所引发的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失为一个恰当的时机。

　　距离武昌起义到清宣统帝退位，前后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对比60年前的太平天国横扫大半个中国，武昌革命军对清廷简直不算是严重的威胁。可是，为何1851年爆发的“长毛之乱”，历时13年，波及最富庶的苏、浙、皖、赣、闽五省，直接死亡人口7000万人，最终无法推翻清朝；但军饷不足，准备不够的革命党，却能在短短的四个月就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帝制的结束及共和的建立，都被今天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人普遍视为历史的进步。但是，辛亥革命是否经得起理智上、道德上及政治上的检验？辛亥革命本身，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到底有什么关系？解答上述问题，其实也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

帝制为何一推就倒？

　　虽然说清廷是被实力强大的北洋军首领，朝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出卖，与南京革命党合谋逼迫宣统帝退位，但抛弃清廷的，还包括构成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中流砥柱的“体制内”成员：乡绅地主、科举士人、朝廷官员——这些人都没有同情主要由社会边缘人组成的革命党的理由，但却还是终止了对朝廷的效忠，并与革命党达至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的政治共识。

　　颠覆中国主流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肯定最有力者，当属美国史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其1965年的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下简称《儒教》），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批判，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代中国政治的问罪。《儒教》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文明已经死亡。在他看来，中国人从对传统文化的效忠，转变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意味着中国文化已经沦为失去生命力的古典文明，如同古希腊、古罗马一样，属于博物馆的展物。

　　列文森分析，袁世凯1916年称帝失败，只是中国文明已死的佐证。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之所以成为闹剧，是因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帝制与儒教分崩离析了。因此，袁世凯称帝的作为是“传统主义的”（traditionalistic），而非“传统的”（traditional），基本上只是个没有号召力的赝品。换句话说，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政治的、道德的与理智的理想，因为辛亥革命及其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弑君”而彻底断裂、崩溃。

　　列文森认为，面对“现代”的西方的挑战，“传统”的中国无力招架。他认知里的传统中国是中庸的、审美的、业余的，绝对不是理性的、经济主义的、专业分工的“现代化”的对手。按照这套逻辑，辛亥革命只是传统中国道德与政治溃败的表征，是西风东渐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在1911—1912年废除帝制，只是文化中国应对现代化的历史轶事。这个对辛亥革命的解释，我且称之为“列文森挑战”。

　　在后来的众多研究者当中，我认为《读书》杂志主编汪晖对“列文森挑战”的回应最为高明。他的四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几乎全面而系统地处理了中国现代性及合理化现代中国革命的大小问题。汪晖用了三组概念：帝国vs国家、封建vs郡县、礼乐vs制度，从北宋一路论述到晚清，驳斥了列文森把“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二分对立，把中国形容为被动面对西方挑战，以西方中心观点建立起来的“挑战—回应”的解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