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对此，有评论写道，答案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向西方学习，拜其为师，以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这条途径说易行难，要我们放下千年来受人朝贡景仰的架子，改变日常行为处事的习惯，又谈何容易。中选网上作者“往前站”的文章感慨说，所有的怨恨几乎都可以浓缩在“假洋鬼子”这样的一个蔑称上，一句“假洋鬼子”或者是“卖国贼”常常成为心虚者的挡箭牌，不但可以立刻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俯视论辩的对方，也让争论的初衷和是非对错即刻烟消云散。这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人十分不情愿做学生的惰性，相比之下，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自觉向西方学习，至今143年来并没有使日本“国将不国”，反而极大地增强了这个撮儿岛国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朝鲜和韩国在这方面的鲜明对比也是如此。 事实上，100年来，我们一直抱着侥幸心理，所寻求的其实只是某种既能够不伤筋动骨又能超越西方世界的捷径，或者说是“大跃进”式的捷径。想当年，预言资本主义行将就木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便让中国人看到了这条捷径的海市蜃楼式的幻境，这种幻境与我们那种急功近利的心理十分相符合，可以一步便跨越“腐朽、垂死” 的资本主义，又能够“超英赶美”。况且，前苏联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又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官僚专制政体相类似，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描绘的美好远景，更是与中国人历来追求的天下大同理想也是一拍即合，所以，无论在思想、心理和习惯上，上述前苏联的这一套均比西方的民主选举、多党议会制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些陌生的“异物”更容易被我们所接纳。 “往前站”的文章又说，但问题是，这条捷径仅仅在形式上取消了封建帝王的统治，却并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可能产生新的无冕帝王专制的本质问题，皇帝是专制，一党或者其党首君临天下也是专制。既然没有“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多党制，又何谈“人民共和”呢？既然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史无前例的物质极大丰富，又何谈“均富与大同”呢？帝国主义只是在形式上被赶走了，共产主义世界企图以均贫的社会主义，与富裕但不均富的资本主义竞争了70多年，最后才发现，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像革命导师所预言的那样“腐朽、垂死”，人家还活得越来越精彩，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家里摆的和手上用的，都让我们傻眼！ 而我们自己倒真的是距离“腐朽和垂死”只有一步之遥了，直到最后才不得不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半心半意地请了回来。对其社会制度也开始着手研究，看看我们能否拿回来点儿什么，来适应(注意：不是我们去适应)我们的制度，或者说给我们垂死的制度来点儿刺激。过去30年来中国所实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但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温饱问题，而且就像那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一样，等我们缓过神来之后，摸着已经不再饥饿的肚子，便开始忘乎所以地声称：这不还是我们的制度好吗？！30年的中国奇迹，谁能与之相比？！ 但事实上，我们的制度早已经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包括封建主义的、均贫社会主义的，还有官僚资本主义的和法西斯国家主义的，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从系统学的角度来讲，这个系统迟早有一天会自我崩陷的，因为它的大脑神经系统与其躯干和四肢之间在产生背离。我们的官员捞一把，就玩失踪；我们的富裕阶层富了一把，就玩移民；我们的江河大地在溃烂，我们的天空在化学反应；我们的教育在误人子弟，我们的医疗在草菅人命，我们的食品则是五毒俱全。因此，每当夜深人静时，我经常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还剩下了什么呢？！文章最后强调说，一切真正的爱国者，都应当正视我们的制度问题，只有毅然决然地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100年来总是企图回避，却总也绕不过去的一系列问题。 要知道，国与国之竞争，其实就是人才和制度的竞争，人类走出丛林，成为万兽之王，不是因为我们的臂长腿快，而是在于我们的大脑。美国能够成为世界的霸主，也不是因为波音、通用电气、微软，以及苹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先进技术，而是产生这些技术的制度，包括他们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制度、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等等。你就是把这些技术全都抄袭来也成就不了美国的一半，为什么呢? 制度使然也。如今，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既使我们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来达成辛亥革命之宗旨，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推上一个新高度，但也有可能让我们头脑发昏，重蹈49年后举国众志成城的建国热情，被其后的30年暴政毁于一旦的民族悲剧，究竟如何选择呢?  

周慧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思考 （2011-10-03）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卡伊达可能盘踞也门 [中国早点] 开名车的「富二代」 [全球反恐] 也门总统被指向美国报信 [中国政情] 八成在建铁路缓建 银行停贷款 ● 周慧来 　　整一百年前，依然羸弱而混乱的中国一度让世界为之侧目。辛亥革命爆发并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后，并没有像以往一样以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来代替，而是建立了当时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虽然在此前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仿佛又让中国回到亚洲的中心。然而，一百年过去，中国依然在围绕着辛亥革命的目标艰难转型。 辛亥革命得与失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每逢一个王朝没落，纲纪失常，中央权力衰落，必然要以一个新的王朝和皇帝来解决权力和政治秩序问题。帝制的“天命所归”一直具有极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故而两千多年来因其顽强的生命力而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天命所归”已经不具有正当性，帝制在中国逐渐不得人心，其生命力也走向终结。辛亥革命之前，推翻帝制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精英的共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清末民初辛亥前后的人们对宪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权、法治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许多他们那时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在今天还是显得振聋发聩，十分前卫。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会遭到几乎全民的反对，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最终失败就说明了这点。 　　问题在于，虽然帝制不得人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就会自然产生。无论是宪政还是专制，其核心都是权力。权力的产生、架构与运作具有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撑。自古以来，中国人擅长权力的零和博弈方式，不习惯权力的折中与妥协。因此，每逢权力变更、建立政治秩序之时，乱象丛生，直至以权力一统为结束。 　　因此，当辛亥革命把帝制推翻之后，其时的中国并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形成做好准备。社会对宪政与民主这些价值虽然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但始终未能建立起一种制度。于是，一方面，帝制因不得人心难以恢复，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和政治失序而致乱局绵延。这正像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正在出现的情况，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特别是民主政治秩序往往比推翻暴政困难得多，伊拉克、阿富汗还是埃及等都大抵如此。 　　兴民权革专制是辛亥革命两大相辅相成的目标，推翻帝制只是完成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推翻帝制并不等同于推翻专制制度，帝制虽然没有了，但形形色色的专制政体仍然盘踞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革专制这个任务要成功，需以宪政政体的确立与稳固为标志。但历史已经表明，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许多所谓革命的运动和意识形态，都没能走出专制的圈子。

20世纪的中国，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约70年间，革命一词在中国言论界甚嚣尘上、炙手可热，革命成了家常便饭，革命成了杀人借口，革命成了攻击武器，革命成了护身咒符，革命成了为善动力，革命成了作恶外衣。 　　然而，什么是革命?革命一词的内涵是什么，即：政治哲学家们对革命一词作何释义?却一直是个学术课题。要弄清和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仅仅从经验层面上关注某一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