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当前，中国大陆的房市“降价潮”已经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紧接而来的还有老业主们的抗议示威，最近中国大陆多个大城市相继出现“退房潮”。分析人士指出，当中国大陆房地产炒作已经达到民怨的程度，政府才跳出来说要调控，对购房者已经造成伤害。而大陆中小房地产商目前也岌岌可危，面临倒闭的状态。 据媒体报道，当前北京、上海一线城市房价呈下跌趋势，成交量也大幅下挫，商品房库存量不断攀升。2011年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环比下降的城市已经高达34个，降价蔓延的速度超乎民众的想像。然而，一套房子买不到一个月，房价已经下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购屋者有受骗的感觉。新华社11月21日援引最新地产数据显示，在北京、上海、南京、芜湖、宁波等城市，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有8个楼盘售楼处，发生过维权业主因楼盘降价和开发商发生严重纠纷和冲突。上海业主对当地媒体説，她们要求退房，主要是因为政府的限购措施出了问题，不应由消费者完全负责，“我们买的是期房，还没到手，房价已经跌成这样。我认为不应该由我们来承担开发商前期虚高的房价。” 对此，印尼《星洲日报》评论员余竹生表示，中国大陆房地产炒作已经达到民怨的程度，政府才跳出来说要调控，但是现实的问题对购房者已经造成伤害，“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官商互利的集团，有关系的人批地给建商盖，盖了以后，政府又没有监管，到现在才来开始监管，出现了民怨以后才开始监管，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来。”而《美国之音》报道，江苏省地产评论员言亮说，这种情况屡屡在地产行业出现，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维权的途径太少；第二就是对开发商来説，违法成本太低。也就是説，就算有业主告他虚假宣传，不兑现承诺，哪怕证据确凿，但是根据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很难对开发商做出刻骨铭心的处罚。不过，地产开发商也抱怨，政府的限购政策让他们的资金周转不足，只好降价销售。在量价齐跌，市场萎缩，各地库存大量积压的情况下，中小房地产商岌岌可危。“绿城房产”董事长宋卫平撰文回应申请破产传言时，对房地产行业的前景表示悲观，他说：“再持续一段时间，中国的很多房地产商恐怕就真的要面临倒闭的状态。”有专家批评，这些退房潮其实展示了背后隐藏的诸多不平等。政府的监管存在漏洞，让百姓吃亏上当。 11月21日，中国大陆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外汇余额不断创出新高后，在10月份出现了200多亿元月度净减少的罕见现象，这是近三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的情况。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康顿表示，此现象意味着市场目前预计人民币将贬值。目前，大量热钱不断撤离中国大陆，从10月份开始，德意志、摩根大通、高盛和美国银行，仅仅这四家银行就减持了大约100亿美元。中金公司最新周报估计，10月流出中国大陆热钱的规模约为1800亿元（282.92亿美元）。中金公司在利率周报中分析，考虑到外需放缓、美元走强以及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已不大，外汇占款未来将出现趋势性的减少。 从9月份开始，国际上看空中国大陆的声音增多，根据中国大陆人民银行11月最新公布的数据表示，10月底外汇占款余额为25.486931万亿元人民币，比9月下降了248.92亿元，是2007年12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净减少。实际上，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降低，楼价下跌以及欧洲危机的深化，迫使投资者快速撤离中国大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首个中国大陆金融部门评估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的信贷、房地产、汇率和债务问题如果单独来看，都还处于可以承受的范围，但这些问题一旦一起发作，将会令国内大型银行面临系统性风险。而在这些问题领域都有热钱的影子，一旦热钱加速流出，会使一些投机气氛较浓的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热钱如果大量出逃中国大陆，将引发中国大陆各行各业的经济风险。 财经专家何清涟表示：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这种双重压力状况并不正常。以前不升值的原因之一是外贸需求，目前外贸已严重下降。吸引的外资主要来自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是热钱，不是正常的外资。一旦热钱离场，人民币汇率就盯不住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飞说，“第一，已经很明显的，大家觉得人民币的涨幅，已经到头了，就是说现在这些热钱如果跑到中国大陆来，想通过人民币获取更高的收益，计划已经不能实现；第二点，你的热钱是投资于中国大陆房地产以及不动产这些项目，现在整个中国大陆房地产bubble，已经出现破裂的前兆，所以热钱会折返回去，不会继续投入房地产；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在委缩，中国大陆的经济在放缓，世界对投资中国大陆的信心大幅下降，所以这三点会造成外汇流出，而不是流入中国大陆的主要原因。” 从表面上看，中国大陆银行业还有许多可喜之处。首先，不良贷款率正在下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此前宣布，截至9月末中国大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9％。比2010年末早已令人印象深刻的1.1％又有明显改善。此外，银监会指出，截至9月末中国大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2.3％。然而，这些令人欣慰的数据并不能准确表达大陆商业银行的健康状况。据大陆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为响应中央政府发出的一系列指令，中国大陆各大商业银行在2009年开始大量发放贷款。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其中最大的17家商业银行在2009年将他们的贷款规模令人吃惊地扩大了34.9％。在2010年，这些银行的贷款规模又扩大了18.4％。此外，中国大陆银行业金融机构近年来通过创建表外贷款产品而获得可观的费用收入，这可能会使他们——无论是正式或是非正式——冒有亏损的风险。 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够在“吹胀”其贷款规模的同时保持资产质量，而有关中国大陆出现“鬼城”、省级融资机构拖欠贷款及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的新闻导致外界极为担忧中国大陆银行业借款人的偿还能力。此外，政府在过去曾报过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规模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在银行业上一次发生于1990年代末的危机期间。当时作为中国大陆银行业监管机构的中国人民银行经常对外界宣布，大陆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而当时大多数分析师表示真正的不良贷款率介于30％至40％之间，而有些分析师甚至猜测介于60％至70％之间。 这次，银行分析师们开始预计中国大陆银行业健康状况将显著恶化。比如，瑞士信贷认为中国大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攀升至12％，从而抹去高达60％的银行所有者权益。标准普尔公司认为，如果利率显著上升，那么中国大陆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将会出现类似“侵蚀”。在中国大陆银行业上一次危机的初期，机构分析师一致低估了不良贷款的程度，因此没有多少理由认为他们这一次会更加实事求是，特别是由于中国大陆银行业的贷款规模已大幅增加。为了应对1990年代的银行业危机，大陆政府让新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高出市场价值的价格从中国大陆四家最大的商业银行手中买下不良贷款，从而使不良贷款从这四大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随后在过去十年期间政府向银行业注资，之后宣称这些银行完成了“改革”，并最终在股票市场上发售了银行股票。 是的，中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已实现了现代化，但在一些关键方面这些国有银行仍与1990年代基本没有多少变化。只有当这些银行实现自我管理，才算得上实现了真正的改革。目前大陆银行业仍由中央领导作出诸般重大决策。由于政府直接干预银行管理，中国大陆银行业目前颇为脆弱。IMF这份报告在其中最重要的章节中表示，“如果几大冲击同时成为现实的话，那么中国银行系统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具体来说，该机构此话中所警示的几大冲击包括信贷、房地产及货币（即汇率）风险。 大陆政府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实施的过度刺激措施造成了三个显著的混乱：股票市场繁荣、房地产市场泡沫及消费市场通货膨胀。继受到密切关注的上证综合指数在2009年惊人地上涨80％之后，中国大陆股市2010年及今年连续下跌。虽然股价下跌并没有伤害中国大陆经济，但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有可能伤害中国大陆经济。房地产价格目前正在下滑，而同时中国大陆经济正在硬着陆，通货膨胀高企不下，而且出口仍然脆弱不振。 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一推论。比如，《福布斯》撰稿人肯尼斯·拉波扎称IMF这份长达126页的报告为“对所有认为中国大陆经济会硬着陆的看空者的另一个打击。”别忘了，IMF在报告中得出的这些结论是基于在2010年6月至12月中国大陆经济运行良好期间进行的一系列压力测试，而该机构指出，其数据采集存在各种缺陷，包括中国政府未能分享“关键”信息。此外，在该报告论及的一系列基本改革——比如与设定利率及货币价值（即汇率）相关的改革——方面，中国大陆领导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加以实施。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发展的进程中避免出现一场重大的金融崩溃，看来中国大陆这个时候到了。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投资者无需担心中国大陆这几家最大的银行。这些银行——尤其是四大行——和中国大陆政府一样稳固。大陆政府将尽一切力量保住中国大陆这几家最大的金融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因而也是对一党制中国大陆的生存能力——而言至关重要。没有人认为中国领导人会允许任何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 尽管如此，外资金融机构并不会坐等查明这些银行是否“太大而不能倒闭”。这一次，外资金融机构正纷纷抛售各自在中国大陆“四大行”中所持的战略性股份。比如，美国银行近来减持中国大陆建设银行股票，而高盛集团则在减持中国大陆工商银行股票。因为如果上述信贷、房地产、汇率等危机同时发生，中国大陆银行业很容易受到严重打击。不幸的是，这些危机必然会同时发生，而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发生。 一众权威人士都把中国大陆的刺激经济方案说成各国应要仿效的有效模式。福布斯和路透社的分析师都毫无保留的表达了他们看涨的情绪。他们建议购买中国大陆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如富时/新华25指数基金、标准普尔中国、PowerShares、甚至还包括一些人们喜欢过的细价股，例如海湾资源公司和环球旅游集团。 可是，中国大陆权贵点燃了自己的炸弹的引信，而许多分析师却错把银行放贷的橙子比作凯恩斯的苹果。当信贷减慢，中国大陆不单会有经济崩溃的危险，更会政治崩溃。 看来，问题不是这些会不会发生，而是它们何时发生。 中国大陆权贵向市场注入的金钱不是印出来的，也不是借来的，而是银行贷款。惠誉国际评级估计2011年中国大陆的融资金额会达到17.5万亿至18万亿元人民币(2.7-2.8万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大陆整体GDP的三分之一。2009和2010年中国大陆的融资金额超过GDP的40%。尽管有着这样庞大的信贷扩张，根据近期的估计，每日所得少于两美元的中国大陆人口还有大约四亿八千万，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信贷扩张的推动下，中国大陆这个GDP只占全球经济的10.7%，数以百万人陷于贫困的国家，消耗了全球超过一半的水泥、47%的煤炭以及48%的铁矿；为了避免经济衰退而维持信贷扩张的尝试，造就了世界最大的空中楼阁。有估计，中国大陆已经落成但告空置的单位数字高达六千四百万。一座座建成的鬼城空无一人。住屋根本就负担不来。北京市民的平均年度收入只足够购买住宅物业的10平方尺而已。而在商业建筑方面，中国大陆是世界最大购物商场的记录保持者。目前，它有98%都是空置的。 在中国大陆仅余的经济泡沫当中，房地产泡沫正以惊人的速度萎缩。仅仅在过去几个星期，几百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倒闭了，数以千计的工人被裁退。北京的私人公司搜房网集团宣布，在它这个月调查的35座城市当中，至少有80%录得楼市成交量下跌，有6座城市的楼宇成交量同比下跌超过一半。 中国大陆房地产放缓，对环球的铜价格构成压力，使之由2010年新近的高峰回落20%以上。北京正试图以减慢或者限制可用的信贷流通的方式来压抑通胀。中国大陆的公司一直把铜用作融资工具。它们积存铜、将之用作抵押，从而在官方认可的途径以外取得信贷。许多人把中国大陆对铜的强劲需求视作经济稳定的象征，但至少有一家研究公司从它们的线索人那里得知，过去三个月中国大陆进口的铜几乎全部都是用作融资，而不是建筑。 随着中国大陆对铜的需求下跌，铜的价格自必然会下跌。用作抵押的铜将不足以支付或担保无数公司的债务。这一金属的存货将不得不卖出去。假如铜的价格急速下跌，中国大陆经济的一整个部分便会崩溃。就是北京也会因为深受其它问题困扰而难以托起铜的价格。 一旦中国大陆的经济真的开始崩盘，其内部纷争会事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全球的政客和记者，看来对一般中国大陆民众的不满故意显得无知。新闻广播充斥着中国大陆经济冲劲十足的报道，但对这冲劲之下的动荡却几乎只字未提。尽管中国大陆看起来很有经济实力，世界银行把它2010年的人均GDP排在第100位，排名比波士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阿尔及利亚以及伊朗还要低。人们的不满和恐慌正在转化为对政府的愤怒。 就在一年前，数百万人看着33名秘鲁的矿工被困，为他们祈祷。平均来说，中国大陆每一天有13名矿工死于矿难，煤矿矿难死者数字占多达全球总数的80%。中国大陆的矿可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随着怒气越积越多，矿工的抗议、罢工也变得日益频繁。中国大陆在另一个死亡数字也独步全球。2008年，中国大陆处决了1718名囚犯。有估计说这一数字可能高达6000。处决执行得这样的频繁，以至于当局采取了一套“人道”的行刑方式。金冠汽车设计和生产了用作流动行刑设施的卡车。现在，你不用去刑场了，刽子手自会来找你。 数十年来，因为对刑罚的恐惧，民众抗议的数字一直不多。可是，最近的一轮抗议可能足以演化成一个势不可挡的运动。8月是，估计有12,000人在大连聚集，要求关闭一家化工厂。政府落败了，抗议最终成功使得当局宣布将会关闭那家工厂。那一场平民抗议取得胜利的结果只是一个近期的例子而已。虽然北京仍能压止异见和抗议的消息传到国外，抗议数字之巨已使得北京疲于应付。根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说法，2010年中国大陆有多达18万起抗议和骚乱，即平均每天500起。 为免通胀失控，北京不得不关闭宽松信贷的资金源。紧缩政策使得铜的价格到达了会触发大规模企业违约的临界点，令铜的价格跌得更低。而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交投放缓可能会导致楼价一落千丈，使得世界所有的问题在相比之下都变得微不足道。所有这些潜在经济问题，加上一个贫穷而且愤懑的人口在看到数十年以来第一次成功反抗政府之后，结果必然不会是“稳定”。事实上，中国大陆可能会在好些年里不再是全球最大的国家，即中国大陆可能会在北京倒下之后分裂成一些较小的国家，互相争夺余下的资源。  

在中国大陆再度掀起“红歌”、播“红片”的狂潮之际，一名网友却在网络论坛发表了《不敢再播红片了，不然民众对旧社会知道太多了》的文章。文章揭示了“红片”所反映出的“旧社会”民众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福利，如可以抗议、可以自由办报纸、工人待遇高、没有强拆、学者可以独立做研究、有很多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福利性质的医院等。 这名网友最后指出，“红片”再播下去，“以前的‘万恶的旧社会’就要包子馅掉底了”。该文迅速被各网站转载，网友纷纷跟帖热捧，称“红片＝哄骗”、“发誓一定要回到旧社会去”。看来，一直被官方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宣传“万恶的旧社会”所蒙蔽的人们，正在觉醒。 根据对百度的搜索以及官方的定义，“旧社会”乃是与“新社会”相对，是以1949年大陆建政为界，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分的政治学裁断。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旧中国”、“新中国”。狭义地说，“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地说，还指1949年以前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 大陆官方一直向百姓灌输的是：“旧社会”和“旧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新社会”和“新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 也就是说，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大陆官方视为“地狱”的古代王朝却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资料显示，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文化、学术、军事等也都是世界第一。更有西方学者表示，至少在18世纪，中国还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如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以及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蒸汽机的基本结构等，都是源于中国。毫无疑问，当世界尚处于朦昧时期时，中国早已进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期。 有着如此高度文明的古代王朝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儒家“仁”、“礼”基础之上的，如果其政治统治是黑暗的、压迫的、剥削的、愚昧的、不义的，那么对于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又该如何解释？对于诸多外国人那充满了钦羡的记载、对于古代中国百姓富足生活的描述又该如何解释？号称“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新社会”，迄今可曾为世界做过如此多的贡献？可曾让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过？可曾让世界发自内心地钦羡过？！ 对此，为大陆官方辩护的御用专家们或许会避重就轻言道：同清末的腐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相比，中国人民已生活得非常幸福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因为这是一个足可以写就一本书的命题，这里仅仅就美国已故罗斯福提出的人所应有的“四大自由”来做比。“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 先说言论自由。无论是清末，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就已出现，而梁启超等于1896年创刊的宣扬变法思想的《时务报》更是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实上，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袁世凯短暂称帝时期除外），而且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份子。当时的知识份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再如袁世凯，他对待百般谩骂自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是软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资五百大洋供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言论自由还体现在报刊杂志的自由出版上。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据说“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人家开“天窗”。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那个轰动一时的邵飘萍记者被杀案也是源于其通共，而被张作霖手下杀死。此外，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并不罕见。北洋政府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份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警察为4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1932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五分之一。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这也是知识份子能彰显个性的前提。 自然， 办报纸和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 。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地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彩。那时“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仅重庆一地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141个。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至于中国人在上述时期是否享有了“远离贫困的自由”，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因为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的过去。 反观大陆建政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一一扼杀，而且让民众对官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1950年代末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更导致4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而当今中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大陆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这样的社会“新”在哪里？难怪“新社会”的人对于“万恶的旧社会”无限向往了。 说到“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回顾起文革岁月。其时，众多如雷贯耳的名人被逼自杀，有邓拓、叶以群、陈笑雨、闻捷、范长江、储安平、熊十力、翦伯赞、吴晗、陈琏、李平心、傅雷、老舍、杨朔、李广田、罗广斌、赵慧深、上官云珠、严凤英、顾而已、顾圣婴、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等等。追溯这些名人的自杀原因，对“新社会”和“新中国”也是一种警示。 邓拓，福建闽侯人，文革中的第一个自杀者。他的宿命可谓在1930年入党之前就已经注定。党任命他做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官职，他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文章相报，将党文化的洗脑用简短、可读的文字娓娓道来，从1961到1966年4月受批判时终止。被公开点名批判，称为“叛徒”的第三天自缢身亡。叶以群、陈笑雨、闻捷可以说都是学邓拓自杀，都是以理论指导下属给人洗脑，只是名气不如邓拓而已，但叶以群在上海、陈笑雨在北京、闻捷在兰州都小有名气。他们自杀看似屈辱，其实帮当局给人洗脑让人不敬天地、不敬神道佛，从佛教的因果说来看不算委屈。闻捷算是硬梆梆的汉子了，挺了5年，终于做不来野兽活鬼，开煤气死了，才48岁。而范长江和储安平都生于1909年晚清，都是大传媒的总编辑，但自杀方式和时间不同：范1970年跳井，比储跳河晚两年，受尽苦难。两人在清朝和民国都活过来了，就是没有活过他们为之出过力的“新中国”的17年。范长江曾经很感谢党，把他安排到了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的高官位置，权柄很大。储安平不会感谢党，他不满意国民政府没给他合适的位置但党给了，可是时间很短暂。他对大陆官方早就有清楚的认识：没有民主，就是专制。但他1949年他弃台港而择北京，也可为死得其所了。 熊十力，国学大师，蒋介石多么敬重他，视他为中华民国之宝，可他却在蒋委员长的生日宴会上骂别人光头，并以拒绝接受资助办国学研究所博取傲名。 1949年他选择留在大陆，以不学马列为条件，不肯改造自己，跟党也想傲慢。可后来却向毛泽东要钱办哲学研究所了，没要到； 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他不断写信抗议，最后自杀 。翦伯赞、吴晗、李平心都是历史学家，共同活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三人都是中共党员，李平心早在1927年就是了。翦伯赞被毛泽东尊称翦老，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吴晗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市副市长。李平心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和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这三人在中华民国都踩不着熊十力的脚后跟，可因为在党，都比熊十力风光。翦伯赞、吴晗、李平心因落差太大而走上自杀绝路，陈琏则不是。她没有大学问，说些话也就是些妇人之见。她的中共间谍身份被揭秘后，让父亲陈布雷不堪承受失职的心灵之重自杀。父亲自杀后，陈琏笑迎“解放”，任“新中国”的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可造反派却说她是叛徒、特务，要开除她的党籍，于是她48岁时跳楼身死。 傅雷和老舍成名都在中华民国，民国的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造就了他。中华民国让傅雷安全活过了在大陆的整个38年，并给了他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的名声。“新社会”党让他当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等，然荣誉不过几年，就把他划归“右派”敌对阵营；1968年造反派上门凌辱他，逼他自杀。老舍在中华民国上讲台可以自由讲学，有学生尊敬；在家里可以撰写《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有读者喝采。“解放后”他以中华民国给的文名换取了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等职，但“人民艺术家”的名换的就是跳湖自杀。杨朔、李广田、罗广斌跟傅雷和老舍不同，很早就是党的人，都有作家的才华，在中华民国写作有自由：杨朔活了36年，李广田活了38年，罗广斌年轻也活了25年，三个人都心甘情愿成为毛泽东的地下团员、党员，努力颠覆中华民国。杨朔在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饿死人4千万的年月里，还写了《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虚假散文，李广田却再也写不出在中华民国能写的唯美诗篇，惟有整理《阿诗玛》还找回了一点荣耀，换得的就是文革批判，挺不过只有死。罗广斌写书，不以颠覆国民政府的地下斗争为罪恶，而是放大“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刑罚，塑造江姐，歪曲真实的双枪老太婆，结果也被逼在“新社会”自杀。 赵慧深、顾而已、上官云珠跟上面的名人不一样，都是电影界的名人，中华民国的左派艺人。赵慧深、上官云珠是相貌俊美的女演员，顾而已是电影导演。赵慧深演《雷雨》中反夫权的繁漪而投奔了“解放区”，还写了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上官云珠饰演《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的角色。历史走到今天，人们才知道：两个演员的演出抹黑了给她们表演自由的中华民国，上官云珠甚至成了毛泽东们的玩物。顾而已导演的电影，表达的思想都是反中华婚姻或敬神传统的。可以说他们的演艺活动严重颠倒了美丑观念。严凤英1931年生，少儿时就走红戏曲界，完全是被动“解放”的，在军警严加控制下，在不得已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活动中，逐渐被改造思想，以“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做宝”的政治表态获得表演空间，从演七仙女、织女、花木兰等，到演革命宣传需要的江姐、柳金妹等，被改造成了红色宣传员。她在中华民国活了18年，挨过师父的打，却成了名角。在“新中国”活了19年，被逼死后还被剖腹检查是否有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顾圣婴21岁获得日内瓦第14届国际音乐比赛的女子钢琴赛最高奖，她的艺术才华一半是天赋，一半是中华民国奠的基。“新社会”给她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荣誉，代价则是1967年全家自杀的惨剧。 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个生长在中华民国的青少年，如果在中华民国，他们的乒乓球才华一样能够得到展现，不会被批判被逼上吊。1957年傅其芳为大陆乒乓球男队夺得第三名；1959年指导容国团获得第25届世乒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姜永宁1952年获香港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为了乒乓球赛全国冠军回内地，成为国家队员和教练，也就丢失了英国对他的法律和政治保护。容国团在香港生活到20岁，1957年回内地，多次获世界冠军。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名人还有田汉、赵树理、柳青、崔嵬、盖叫天、丰子恺等两、三百人。他们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不是台湾、香港，也就选择了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 。 什么样的心思和行为，往往就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终极命运：像人就被当人对待，选择国民党和蒋介石而去了台湾的名人，如胡适；像动物就被当就被当动物对待，做人兽就别求善待，例如上官云珠。选择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自己是民众一员，就选择了不被迫害。选择共产主义，就是选择翻天覆地折腾人，也就选择了被批斗。这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一走眼万劫不复，后悔都来不及了；这是外因。但看内因，自己的问题更主要：心邪或不正。例如陈琏搞情报做间谍，把自己父亲也当成了情报柜子。为了老公的选择，就非得跟父亲成对手？！ 据北大教授魏荒弩《枥斋余墨》介绍，1949年“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毛泽东致欢迎词，郭沫若、茅盾等文坛名人、民革代表邵力子都有发言。邵力子时年67岁，白发苍苍，从“中山先生”说起，刚开头，37、43岁的何其芳、赵树理站起来大声嚷嚷和严词训斥。当时台上台下鸦雀无声。魏荒弩当时被“老区”来的这种“斗争精神”震撼了。如此文人的粗暴和痞性，“着实令人敬畏”，可能当时“新区”的文人都被惊呆了。魏荒弩震惊、：赵树理、何其芳有什么资格当众羞辱邵力子呀？！ “赵树理、何其芳有什么资格当众羞辱邵力子”，这句话在“新中国”里就很成问题。 邵力子，浙江绍兴的清末举人，1906年留学日本和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创办《神州日报》等几种报纸，宣传反清思想和西方思想文化，支持五四运动。邵力子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的第一批党员，跟陈独秀一起在上海创立中共。1926年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928年2月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驻苏大使等职。任职期间，反对清共剿匪，批准出版《鲁迅全集》、《毛泽东自传》，支持共产党创办《新华日报》。1949年参与中共建政相关事宜。而赵树理，山西沁水的农民作家，主要代表作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等，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曲解农村宗法社会的变迁问题，为党在农村颠覆婚姻、社会传统的思想言行做文学宣传，以开创“山药蛋派”名噪一时。赵树理1937年加入共产党，历任文联常务委员、作家协会理事、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在文革被以“黑标兵”罪名遭到长期的批斗：游街示众，打断肋骨，跌断髋骨……隔离审查中继续挨斗，直到死亡。何其芳，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四川万县乡绅家庭出来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以“汉园三诗人”之一载入中华民国现代派诗群史册。著有《画梦录》、《预言》等散文集和诗集，诗作文字华丽哀婉，引人神伤，入延安后任“鲁艺”主任、朱德的秘书，文风开始大变，充满暴烈的声音，有《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诗作。1949年后，基本放弃创作，成了官方文宣界的政治“猎抢”，历任文艺联合会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批胡风运动中的勇猛者，在文革中也成了“走资派”被批斗。邵力子、赵树理、何其芳，年龄上属于老少两代人，却是共产暴乱的同志。 现在再来评判邵力子遭遇何其芳、赵树理的政治训斥，脉络比较清楚了。把邵、何、赵三人当作中国人来看待，从中华文化传统视角来看，晚辈何其芳、赵树理不知礼数，以下犯上，属小人狂妄之举，欺负共产主义师门中的长辈、党的地下斗争元老和元勋，礼教上典型的痞子行径。这是性情温和的小人儒遭遇激烈的小人文痞，所必然出现的有违礼教传统的羞辱。但这三个人却又都志愿选择了由推崇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转入实践斗争和党文化的路径。所以这三人之间的这件事，又不能简单地视为礼教中的羞辱。 邵力子晚清举人，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内部比郭汝瑰更高级别的“潜伏”，都吃里扒外。郭汝瑰在四年内战中在情报领域，邵力子在共产党里搞宣传和政治斗争，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毛泽东没有邵、郭二人，是颠覆不了中华民国的。对功勋如此巨大，且资历如同陈独秀的对党国老人，被赵树理、何其芳这样的主要凭文字天才和痞性的小字辈进行政治教训，这难道不是冥冥中的报应？！ 动不动就和人斗，以斗为乐，并非和为贵的中国人的毛病，而是党文化和毛泽东思想哺育出的劣根 。何其芳、赵树理羞辱邵力子，由此立威，因不讲礼数的霸道成了大陆官方文学界的高官。几十年后，他们同样以可悲的命运结局，上苍的公平严正，再度令人惊叹。 综上，凡欲行不义者，不能不深思之。……

2011年11月16日早上9点10分左右，甘肃正宁县榆林子镇一幼儿园校车与一辆运煤车相撞。17日晚，一名5岁危重幼儿因脑挫伤，急性呼吸性循环衰竭而死亡。目前，这次事故已致21人遇难，其中19名为幼儿，另外两名分别为司机和教师。17日晚，兰州民众自发前往兰州东方红广场，为遇难幼儿祈福，一只蜡烛、一束菊花代表着民众的哀悼之情，他们送来孩子们喜欢的哆啦A梦和棒棒糖。有民众表示，现场有几名便衣逐一找人索问谁是负责人，大家答称自发而来。很快来了150名左右特警，将摆放蜡烛的地方包围了三层，只许出不许进，并不断拍照摄像，试图解散大家。  “清早儿去上学，再没有回来……你是否知道那悲剧在等待，只是一刹那，卡车夺命来，幼儿园的校车上有多少血染的小孩，警钟已敲响，谁应该下台……孩子们的眼睛再不会睁开，你是否懂得我沉痛的心怀？共和国的花朵来不及盛开，你是否理解我愤怒的表白？”这是大陆民众改编的歌曲《血染的校车》，唱出了大家的悲哀，也为逝去的幼儿祈福。 韶关市始兴县隘子镇、司前镇的拖拉机校车 这辆核载9人的校车挤进了64人，校车被撞得扭曲变形，车内童鞋散落四处，血迹斑斑，现场满地都是幼儿的鞋子、书包，惨不忍睹。这起校车惨案震惊社会，民众为孩子们的逝去感到悲伤，同时问责的声音此起彼落。 官方17日通报称，有四名主要官员被停职调查。18日报道称，当局给遇难者赔偿人身保险、优抚救助金共计43.6万元。据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在死者家属居住的招待所，采取“二对一包户”的办法，对每户家庭进行“稳控”，死者家属与外人接触时也会陪同。家长还收到县教育局发出的“慰问金”，家长称信封里有2000元钱。 大陆媒体17日报道声称，正宁县县委副书记和政府常务副县长负责做好所谓家属“安抚”工作。县乡抽调了130多名工作人员，采取“二对一包户”的办法，配合教育、民政、信访、公安等部门，进行家属情绪安抚和周边群众的稳控等工作，并着手提前制定事故善后处理方案。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几日死者家属被当地政府安排在正宁县城一招待，有专门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每户家庭进行“安抚”，死者家属与外人接触时也会陪同。海外《参与网》报道，有网友发现《南方人物周刊》在其微博上发出的关于校车事故的遇难者名单的照片上，备注栏里每一个死难者名字后面，都赫然对应着官方的两名稳控人员！对此网友愤怒地表示：“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说明什么是“维稳”，什么叫公共安全支出了。” 网友认为，连家属死者外出都要陪同，不知道是为了安慰她，还是怕家属的心声被媒体听到，政府的形象受损呢？ 还有网友质问：孩子无辜死去了，家长还失去了人身自由？所谓的稳控不就是怕啥么？ “结石宝宝之家”创办人赵连海表示，官方的所谓“关心”要打引号，其真正的目的是为阻止受害者给媒体传达真实的信息，刻意隐瞒他们所不希望让人们看到的真相。官方失职了，依然再次用谎言、错误来掩盖错误，导致错误更多的发生，这一点政府应反思，否则，只会遭起民众更多的愤慨。 “校车安全存在很大的隐忧，这是严重的管理疏失问题，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校车安全，今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兰州民众华先生说：“对于死去的幼儿感到痛心，心中只有震惊和悲伤，19个孩子无辜失去生命，真是难以置信，一辆车坐64人，这个事故是人为造成。都是小孩子，哪个家庭不难受?我们也感同深受。” 16日校车事故目前事故中21名遇难，其中19名为幼儿，两名分别为司机和教师。同时网络曝光到现场处理事故官员豪华轿车及政府豪华大楼引起民愤。校车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但大陆校车仍频频发生事故。这起悲剧发生后，有一张照片在网络被广泛传播，2006年11月，在美国印第安纳首府，一辆素以彪悍著称的悍马撞上了停在路边的无人校车。结果，悍马半个车体破碎，校车却安然无恙。自此，美国校车声名鹊起。 据了解，美国政府对校车安全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制定了多达500项法律来保障校车的安全，除了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外，最威风的就是校车。据统计，在美国坐校车的安全系数是坐私家车和公交车上学的40倍。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黄色厢式客车，行驶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公路上。只要车门一开，就会自动伸出一个写着“stop（停）”的红色牌子，同时从右前方“变”出一条1米多长的栏杆。这就是在美国最具特权的校车。只要它稍一“变形”，后面的车必须停下。如果贸然超车，不仅要被罚款，严重时还会丢了驾照。。这就是美国最具特权的校车。 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都有专为校车制定的法律，多达500多项。这其中包括对校车坚固性和安全性的规定，包括校车翻滚时的保护、车身连接部分的强度等。同时，各州每年都要开会专门就校车进行讨论，每5年开一次全国性会议。可以说，校车的待遇甚至优于救护车和消防车。据统计，在美国，坐校车的安全系数是坐私家车和公交车上学的40倍。法律还规定，小的校车容易受冲撞出事，因此在它的每个座位上都配有三叉安全带;大校车虽比较安全，但也装有防撞安全装置。校车对司机也有严格的要求，孩子上下车司机要核对名字，不得疏漏。美国交通部近年来颁布了36项用于校车的安全标准，包括校车车体结构、防倾覆保护、制动装置等，校车必须由专业厂商制造。在这种高标准下，美国校车由专业厂商制造，质量高，造价昂贵，有“客车的设施、卡车的骨架”之称。 法律：攻击校车至少坐牢20年。早在1939年，美国政府就立法规定校车一律为黄色，因为这种颜色最醒目，即便在大雾中也最容易看清，因此也是最安全的颜色。9·11后，美国政府和学校更加重视校车的安全，因此立法规定，将校车纳入政府反恐怖安全监视系统的保护范围。任何对校车的攻击都将定为联邦罪行，要判20年至终身监禁。在多种措施的共同保证下，校车自然成为美国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司机：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专业司机，大多为女性，这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加细心谨慎。相关法律条例还规定，一个司机如果在四年内罚单超过三张，就没有资格当校车司机。 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对校车安全问题亦非常重视。据说日本如果发生校车相撞，并且超载，首相在妥善处理事故后，鞠躬向国民道歉，然后引咎辞职谢罪。 有民众表示，经常发生校车相撞学生死伤的中国，则是“领导高度重视、层层批示”，司机和临时工被拘，赔偿层层拔毛，家长上访被关。甘肃校车出事，这是当局对孩子的投资有限所造成。国外许多国家对孩子的安全问题则是高度的关心，它们投入巨资，为孩子们营造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而在中国，不仅是校车，包括校舍及其它方面都不到位，这悲剧让人痛心。事发后，大陆民众第一时间将中国校车被撞成一堆废铁的照片和美国校车与悍马相撞后安然无恙的照片对比。这张照片成为民众谴责当局漠视生命，痛斥中共官员坐名牌豪华轿车，却忽视校车的安全问题，这是当局的耻辱。 据南方网报道，去年政府采购汽车金额攀升至800亿元，占总采购规模的14%，平均年增速超100亿元。同时，超标购车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豪华公务车”更是频频被媒体和民众曝光。据新华网报道，中共中央政府采购网于2009年公布的“2009-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汽车协议供货汽车厂商名单”中的38家汽车厂商，其中包括21家自主品牌企业，同时也包含宝马、奔驰等品牌。 对于这起校车惨案的解释，甘肃庆阳市教育局长卢化东表示，因“财政有限”投入不足。有网友讽刺道，据一份公开招标通告，仅市政府后勤服务楼的配套装修，就花了超1400万。 网民表示，惨剧背后的根源就是教育部门和相关部门没有责任心，没有把安全放在心上。政府采购公务车达到800亿元，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校园没有配置公车？“那些官员的孩子不会坐这样的校车，谁都知道，随时都会发生危险，我们的家庭稍微有点承受能力，也不会让孩子坐这样的车。可是那些娃娃都来自贫穷的家庭，他们没有办法，那些官老爷及这个制度，哪个为孩子着想了？为底层民众去考虑？” 如果纵容政府再这样下去，孩子在方方面面都没有安全感，实际上政府每年浪费钱财太多，官员贪污腐败，每年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这些钱稍稍地为孩子们多花一些，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所以这个根源在于政府不作为。 大陆作家李承鹏在微博表示，你一辆校车都买不起，还谈什么做大做强教育。你三公消费动辄千亿，一辆校车却扯了60年的皮。你从不为孩子派出一砣警力，却要求我们密切注意南海外敌。你座骑降个配置很委屈，我们挤成人肉叉烧就别在意。你家孩子美国学习，我家孩子夺命奔袭。你连祖国的未来都不考虑，还谈抓住当前大好机遇？吹牛皮！ 甘肃省庆阳市政宁县接送幼儿院儿童的校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发生时，校车严重超载，本来是运载9个人的车塞进了64人。对此，日本时事社11月17日从北京发出报道，题目是“中国：能发射宇宙飞船却不能买校车/中共政府因幼儿园幼儿发生的悲剧受到批评。”报道说，在事故发生后，“在中国的微博上，人们持续发贴，批评政府。有人写道，中国无人驾驶的‘神州8号’宇宙飞船进行了太空对接试验之后返回地面，‘（中共政府）可以多次发射神州飞船，但买不起一辆校车。’” 日本时事社报道说，用来运载学童的车辆车身单薄，严重超载，乘车的人所面临的生命危险是一目了然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各地还是有无数的家长、以及学校、幼儿园每天要让千百万学童冒这样的生命危险呢？中国的财新网17日发表记者张艳玲和蓝方的报道，给出了平淡无奇而又令人惊心动魄的解释：“多位家长告诉财新记者，曾跟学校反映过校车挤那么多孩子不安全，但‘人家没理我们，学校就这样的条件，孩子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也没人强迫’，为了让孩子上学，只能坐这种改装的校车。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认为，幼儿园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他指出，校车超载也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幼儿园兼并后，收费没有上涨；都知道农民赚钱不容易，如果交通费增加了，农民可能就不会把孩子送来了。”；“正宁县政府宣传部门有关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目前，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极少，对民办教育的补贴几乎没有，对校车更没有补贴。”；一位网名“豫南帝_7o2”的网民则通过新浪微博发出评论，对普通百姓民不聊生、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当今中国现状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打开电脑，看见甘肃血色校车，看见南京满街垃圾，看见公车采购花费800亿……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有优越感的都是谁呀？我优越吗？”这位网友所说的“公车采购花费800亿（元人民币一年）”是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统计数字。 美联社11月16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有关的撞车消息在中国各地引起公众愤怒，突显出中国教育体系资金不足，对偏远地区的学生尤其不利。在星期三的事故发生之后，中国的微博爆发出愤怒情绪。在有关消息传来之后几个小时，有关的微博有80多万条。”一方面是中共政府钱多得到好似花不完，有大把大把的钱用于耗资巨大的面子工程和挥霍浪费，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公众在背负沉重纳税负担之后得不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甘肃学童死于非命的消息传来，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广泛的愤怒。“人们的怒火尤其指向政府支出。很多人把美国校车的质量跟中国的校车质量进行对比。有人还贴出一张图片，显示一辆悍马车撞上一辆校车的后部。校车没有多少损坏，悍马车则损坏严重。很多微博说，‘看美国的校车。……我们的校车对孩子的生命不负责。’” 某幼儿园的人力拉车，是不是看傻了眼！ 法新社11月17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则展示了甘肃的校车事故的一种更为广阔的背景：“在中国，学童常常被塞进汽车去上学，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甘肃的）致命性车祸是中国非常不安全的道路交通当中的最新一起。在中国，开车的人常常不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上个月，在北方港口城市天津附近，一辆客车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跟一辆轿车相撞，导致至少35人死亡，18人受伤。” “根据中共公安部门的统计数字，中国在2010年有将近7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也就是大约一天190人死于交通事故。而在2005年，则发生45万起交通事故，造成将近9万9千人死亡。中共公安部门表示，中国交通事故死亡数字在2005年达到峰顶。” “但今年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每月通讯中发表一项研究报告，对中共公安部门的统计数字提出了质疑。报告说，中共卫生部门提出的交通死亡数字比公安部门的数字高了将近一倍。该研究报告还透露，近年来，根据死亡登记数字所显示的交通死亡数字，并没有像中共公安部门所说的那样下降，而是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而上升。” “中国的汽车销售在2010年达到1,806万辆，比前一年增长32%。在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这些数字意味着许多新的没有经验的司机试图在路上学开车，中国的道路交通由此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甘肃省庆阳市教育局长卢化东称，因财政有限，未能投放更多资源改善幼儿教育，随即惹来网民狂轰，指当地市政府后勤服务楼的装修费，就已多达1400万元人民币，怒斥政府有钱建豪华大楼，却任由儿童乘搭危险校巴。伤者高倩倩的亲属任晓丽说：“（出事的）那辆车空间很小，我常看到小孩的脸贴到玻璃上，孩子常回来哭说着不坐校车上学。”受伤幼童昨在病床上呻吟，有的还流泪哭叫：“妈妈别走，带我回家！” 惨剧发生后，引发民众愤怒，很多民众都在问——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公车，却缺少安全可靠的校车？ 有报道指出，中国的校车五花八门，农用三轮车、小型面包车、中巴等等，而校车管理模式更是混乱不堪，有学校购买、政府租用、家长合租等等。 网民简森说，政府放弃了农村教育，没有公益只有升学，农村学校荒芜，不断并校，导致学生没法就近上学，这些学生大多住在附近山村里，最远的离学校15公里远，他们的父母多数在外打工。 手机网友：每年一万五千亿的3公里消费，拿出千分之几就够给中国的孩子买校车的了。 警告你：看到那滩血，旁边的小鞋子，我眼睛有点泪水，64个人挤的一台面包车，而且是每天都这么挤着的。你说教育局不知情，交警不知情，你他妈的就是不当P民的孩子是一回事。孩子啊，如果你们还没走远的话，先回来带几个肥头大耳一起走吧，活着的孩子感谢你们…… 云南普洱网友：好难过！想了很多，很心痛，很绝望！如果还是国富民贫穷，这真是无解的死结！ Sharkchang：看到这个图片，真的让人心酸，忍不住眼睛里的泪水。国家这么多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这样的惨事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发生。敢问，如果是你的孩子在这个车里，你会怎样？引用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一句话：县衙建的比学校好的，县长一律枪毙！！！ suagt163：投胎去美国吧，别再来中国遭灾。 cn591：娃儿，你们凄惨的离去，唤醒不了这个病了的社会。 此外，福建南平市一辆由客货车改装的幼儿园校巴，日前被截查，发现这限载 8人的车竟超载了 18名 5岁幼童。司机还大言不惭说：“小孩子也能算是一个人吗？小孩子的体重才到大人的三分之一，三个小孩才算一个人！”此外，咸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透露，截至2010年年底，咸阳在交警支队登记造册的校车有153辆，而真正达标的仅有3辆。……  

台湾总统马英九 2011 年 11 月 18 日说，如果顺利连任，绝不会在未来 4 年跟大陆领导人见面，绝不会谈统一，更绝不会做损台湾尊严的事。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马总统在接受电子媒体专访时表示，如果顺利连任，未来 4 年绝不跟中国大陆谈判统一，不会就主权问题进行任何商谈，但经济、文化等方面，一定会接触；政府所做所为都是对台湾有利，民众现在也慢慢了解。到未来 4 年是否可能跟大陆任何领导人物见面，马英九说，没这样的计划，也没任何时间表，完全没有；政府一定是循序渐进，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问题其实很多。马英九指出，提出和平协议后，面对媒体的关注，就把实话讲出来，因为在那个框架下，其实是相当稳健的。而且并不是现在要签，也不是为签而签，推动前一定公投，让大家放心，大家可以对这事表示意见，而且有决定的作用。马英九强调，两岸和平协议只是把不武制度化，但这没有时间表。马英九说，两岸和平协议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台湾面对大陆，他一直强调不统、不独、不武。他希望台海和平能够永续。 不到两个月即将进行投票的台湾总统选举，最近一段时间的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马英九，支持率落后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两人的支持率曲线对马英九形成了“死亡交叉”。以过去对选举预测较为准确的未来事件交易所来说，其最新预测显示蔡英文得票将领先马英九约四个百分点。虽然马英九在亲国民党媒体公布的一些选择性项目民调仍领先，然而近日也出现其中一家媒体民调估计马英九已被蔡英文超越，这在过去极为罕见。 马英九在上届总统选举时大胜民进党对手近二十个百分点，其支持率的滑落并非始于今日，这在其上任以来的大小选举结果已逐渐地反映。在上届总统时仍是台湾最受欢迎政治人物的马英九，许多让选民充满期望的完美形象，在这三年多来一步步的被解构，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壹周刊》的一则封面新闻。马英九因被《壹周刊》爆料与一名选举地下赌盘操盘手密会，总统府因而被动承认马英九与他曾两度会面。这种同有走私军火前科的赌博业大亨往来，显然不符马英九的“政治洁癖”形象。 对于此一指证历历的报道，总统府否认近期两人会面与接受其献金，承认的则是马英九过去两度在选举期间与他见面。总统府承认的其中一次会面就发生马英九上届竞选总统时，并表示只是一般性向地方人士拜访恳托。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显得避重就轻，也受到民进党强烈质疑其意图通过赌盘操纵选举。而过去经常指控政治对手黑金贪腐的马英九，目前面临的是蔡英文与宋楚瑜，都要求他自己出面把这件事说清楚。从总统府与国民党密集发出“驳斥”，以及威胁控告台湾这家最畅销杂志，不难想见这对马英九已露败象的连任之路产生了雪上加霜的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马英九虽在气势上一路落居下风，但国民党过去在台湾一党专政累积的财富与影响力，使其在民主选举中仍具有一些结构性优势，按分析员的说法，台湾政治版图的基本盘蓝大于绿。这样的优势从一名首屈一指学府台湾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立场可以得到一些印证，她呼吁人们即使含泪，含血，含恨也应该把票投给马英九。此一呼吁意在压缩同属泛蓝的宋楚瑜支持，国民党方面一直担心他的参选瓜分到泛蓝的选票。 近日虽然蔡英文的“三只小猪”小额募款运动得到民众广大回响，其同时突显出的是国民党拥有巨额党产，使其在花费甚大的现代民主选举中极为有利。作为寻求连任的执政者，马英九另一优势是可以动用政府预算集中优惠特定群众来得到支持，以近日初审通过的公保年金草案为例，其大幅增加公务员退休金，即被认为意在巩固这个一直被视为支持国民党群体的选票。另外一项有利于马英九连任的因素则是北京的助力，以宋楚瑜提到的北京助力来说，包括施压劝退他，以及对台湾财团与资本家发挥影响力，阻止他们资助宋楚瑜的竞选募款。 虽然北京宣称其不介入台湾选举，但在中国大陆的台商社团中，仅马英九可以堂而皇之成立后援会 , 这些台商在两岸较过去更为便利，且在选举期间往往获得机票减价下搭机回台投票，也为选举的最后结果投下变因。在种种复杂因素下，这场一直被认为两大政党实力相近的选举仍显得结果难料，不过无论那个候选人最后胜出，都不可能重复上届总统胜选者那种压倒性胜利。而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百年纪念日刚过去不足两月，国共双方高层都曾对此都发表了长篇演说，这也对蓝营形成压力。 有民众指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践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马英九演讲真诚、务实；但大陆方面却篡改历史，既要抢夺对孙中山的继承权，又要漠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台湾人士指出，一个是讲空话、大话、谎言，一个是讲实话，讲真情的，实实在在；有天壤之别。马英九歌颂的是台湾人民的善良、勤奋，还有进取，而大陆强调民族的复兴和中共如何继承的继承、发展、团结、带领人民，自称中共是孙中山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台湾人指出，如果大陆真正的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德，就应该在大陆实行三民主义，而不应该去实行共产主义；因为孙中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台湾历史学者称， 1923 年中华民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表达了孙中山反对共产党的态度。马英九高调称赞台湾实现了经济和民主自由的奇迹，实现了国父孙中山的事业。台湾民众赞同这一说法，因为台湾实现了实实在在的两党竞争、多党竞争执政，这个就是一个民主化的核心和根本。只要民权有保障，民生就能有保障，这个民族、国家的独立也就有了保障。而马英九，现在实际上却越来越和中共达成一片，甚至连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者都不敢提。很多民众注意到，大陆在高调纪念孙中山时，几十次提到“中华民族复兴”，只有 1 处提到“中华民国”， 1 处提到“民主”；而马英九 32 处提到“中华民国”， 10 处提到“民主”， 8 处提到“自由”。包括蓝营民众都担心：将来马英九也会几十次提到“中华民族复兴”，只有 1 处提到“中华民国”， 1 处提到“民主”，自由则完全没有——台湾和大陆完全“统一”。 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很多在大陆的台商心有所感。据悉，台商在大陆受骗案例近年不断增加，然而至今没有一桩得到大陆当局公正而妥善的解决。台商丁秀云还从新西兰来台请愿，以在大陆被骗的经历呼吁马英九政府看清大陆当局的嘴脸，采取强硬措施。据报道，丁秀云在大陆被骗，大陆公证处作虚假文件，再伙同在人民法院舞弊，经过 3 年奔走，大陆当局拒不受理丁秀云案。更具讽刺的是， 2009 年 8 月 5 日，海基会以最速件致函海协会，请公安协助侦办并保护丁秀云在大陆的人身安全，结果当天她被公证处保安毒打一顿，疗养了 1 年多才好转。丁秀云表示，她之所以站出来，是要告诉马政府，签订台商投资保障协议是个可怕的决定。她劝谕马英九不要再用“热脸去贴共产党的冷屁股”，否则他的天真无知会让他为虎作伥，不小心成为历史罪人。台商吴女士也诉说她的遭遇，她在广东东莞所投资的一笔土地被当地政府盗卖，上访也没有结果。有律师指出，台商在大陆的土地维权道路很艰难。在大陆打拼的台商，有些因为不熟悉大陆法律或被当地贪官坑害，投资心血被侵占后一贫如洗。投诉无门的情况下长期滞留大陆，成为台流，“以前是台商现在在那边流落街头，甚至没有饭吃，很灰心沮丧哦。在那边就成为类似于流浪汉，投诉无门，甚至无家可归。”据报道，“台流”以东莞、上海、厦门、福州最严重，总数超过 4 万人。 2011 年 9 月 9 日，数百名台商还在台北街头游行，抗议在中国大陆受到的不公待遇，并批评海基会已经“沦陷”了，居然成了大陆国台办的下属单位。 所有这些，都对蓝营形成巨大压力，尤其对马英九的总统选举不利。为了能够在新一届总统选举时能顺利过关，马英九被迫公开一再声明， “绝不与中共领导人谈统一”，以免被抹红，失去台湾的蓝天绿地。 而事实上，即使在 2008 年开始，就有舆论特别是大陆的舆论，主张早日进行“胡马会”，但马英九一直坚持两岸现阶段无可谈统一条件。因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至少有 4 个绕不过的门槛。 首先，是绕不过“法统” 。 所谓“法统”，在辞典里有两条释义： (1) 宪法和法律的传统； (2) 统治权力的法律根据。这两个含义并不冲突，后者在宪政国家即以前者为基础。但法统作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并非统治者的自我标榜即可奏效，而是必须合乎社会普遍接受的义理。古时不存在宪法的年代亦有法统，其基础是“天命”；进入 20 世纪，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民主宪政的理念终于勃兴于中国。满清灭亡后， 1911 年 12 月 29 日，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由此取得“统治权力的法律根据”（即“法统”）。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于 1912 年 3 月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全国各省所接受，并在其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全国选举的事实从民意基础上确认了《临时约法》的合法性。《临时约法》，即成为全国公认的中华民国法统。法统政府通常也是有效政府，但有效政府往往不是法统政府。 1948 年，中华民国“行宪”，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并按照宪法规定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 1948 年 3 月 29 日 ，行宪国大在南京举行，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其后组成了行宪后的政府。这一“行宪”，在法律上保证了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所以，中华民国的的“法统”，上承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和 1925 年于广东成立的国民政府，是根据 1912 年民国参议会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31 年 5 月国民会议通过的“训政时期约法”、 1946 年 11 月“制宪国民大会”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其后经由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等等。中华民国的法统从 1912 年延续至今，中间从无中断。台湾至今仍沿用 1947 在南京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并以民国纪年。其统治区域及于中国全境，甚至包括外蒙古。国民党去台之后，为了维持“法统”，对退台后民意代表的产生和延续也进行了一些修改补充。根据“宪法”第 28 条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每 6 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换言之，如果次届召开不了，则本届代表就永远在任。于是，第一届“国大代表”就成为“终身代表”；这虽难免“万年国会”之讥，但体现出尊重民意尊重宪法的意图，法统也因此得以延续。总而言之，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民国的法统虽曾有中断，但通过勘乱、溯本追源，总体来讲是比较完整的。其实，毛泽东也曾想维护中华民国法统。 1949 年，毛泽东在筹建新政权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讨论新政权的国号时，他本无意改变中华民国国号，因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本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建立一个新国家，是对中华民国的继承，包括对中华民国在国际权力与义务的继承。可见，在当时大陆领导人心目中，中华民国的法统并没有因为蒋介石败退台湾就中断，反而希望自己成为这一法统的继承人。只可惜，当年一些人出于反蒋情绪和对新政权的讨好，致使毛泽东构想无法实现。倘若当时没改国号，今天也就不存两个“中国”之争，而只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了。但“两个”中国现已成事实，马英九当然必须维护中华民国法统地位。 第二，绕不过“民主”的门槛 。 民主化之前的台湾政治，从 1950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地方性的竞争选举和自治已经在台湾存在了 30 多年。这种“部分的民主实践”使台湾人对民主的概念、价值和态度习以为常。尽管国民党政权当初开放地方选举并不尽然是为了实践民主，但伴随选举竞争而出现在各地的政治市场却成为人才向上流动的重要管道之一，也提供了后来台湾民主转型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机制。蒋经国主政下的台湾，凭借威权，开放了党禁、报禁，使得台湾很快就走上民主政治的正途，人民拥有了自由选举的天赋权利。不过，国民党威权统治下以及李登辉主政时代的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曾经贿选盛行，也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孳生“黑金政治”的结构； 2000 年，在台湾执政长达 50 年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仓皇败北，黯然下野；民进党以“阿扁没包袱、黑金一定除”为号召夺取了政权，使得有浓厚台独倾向的民进党取得了台湾的执政权力。而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执政党下了台，就会“千百万人人头落地”。这种说法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家而言，在以暴易暴的政党轮替过程中，的确会出现原先执政党被赶下台后“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奇观。然而在现代民主政体下，政党轮替是很自然的新陈代谢，不仅不会人头落地，反而会有利于下了台的执政党进行深刻反思，以便东山再起。所以下台后的国民党不仅没 “千百万人人头落地”，反而经过反思和自新，在八年后重新拿回政权成为执政党。国民党之所以能凤凰涅磐，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时代的变化。八年前国民党被赶下台，不过是在选举中失败，而不是被枪杆子打败；虽然他们在总统选举中失败了，但却没被政治对手宣布为非法政党而加以取缔，也没有被民进党用非法手段迫害和限制，在民主自由的社会氛围中，国民党仍然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条件，有着再次上台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经过失败，吸取了教训，实现了更新。落败之后，国民党不再把政权视为自己的私产， “天下为公”，政权是天下人的政权，国家是所有国民的国家，政府是社会服务的工具，政党是利益团体，政党的价值理念必须接受选民的选择和判断，政党的价值只能由社会大众的选票来最终确定，而不是政党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民众。在民主自由的体制下，任何一个人，一个团体都必须接受阳光的照射，无条件的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倾听社会大众的声音，替他们说话，为他们服务。国民党没有了特权观念，用现代民主社会的政党观念来要求和约束自己，国民党转变观念，熟悉现代社会政党和政治的游戏规则，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剔除腐败，顺应民意，获得新生。国民党的执政之路说明：政党轮替是正常的新旧交替，给政党提供的是机会而不是杀戮。而大陆，至今是一党专政，未走上民主宪政 。 第三，绕不过“自由”的门槛 。据媒体报道，马英九说：“我建议大陆来台湾观光的朋友们，除了看日月潭、阿里山， 也欢迎你们来看看台湾的媒体是怎么修理我的 ，我这个总统几乎每天都在媒体的修理中工作和生活，所以你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情景。”马英九的话没错，不只是台湾，所有享有新闻自由实行民主政体国家的媒体对领导人的“修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比马英九的遭遇，从日前在香港访问的大陆领导人情况就可以看出台湾和大陆媒体及新闻环境，如同冰火两重天，台湾媒体“修理”马英九，而大陆则政府“修理”媒体。 在自由民主国家，新闻媒体的一个功能是：充当监督人，监视政府政治和司法部门的活动。新闻媒体保持民主政体的生命力，因为它让没有声音的人发出声音，使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无法践踏少数人的权利 。新闻工作的核心目标是为公民提供准确可靠的资讯，使他们能够在自由的社会中进行生活并发挥作用。在自由社会，新闻工作者不但受到法律保护，而且也肩负责任。几乎所有国家的新闻工作者都有着相同的职责：为了让公民了解情况，他们有责任提供准确公正的资讯，独立于任何外界影响。相反， 在极权社会里，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媒体是专制政权用来监督和控制民众的工具，媒体和新闻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和作用，成为专制压迫欺骗民众维持其高压统治的有效手段 。 第四，绕不过“均富”的门槛 。 20 多年前很多人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就有一种疑问，说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了，是否会走向自由化民主化？ 20 多年后的今天，事实反而把另外一个政治的原则告诉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会带给人民普遍幸福和社会的进步；但在一个极权体制里，经济的发展最终将转化为极权及全球扩张的政治能量。其实，当年的希特勒政府已经证实了这样一个原则，很不幸的是中国大陆又在证实这样一个原则。 中国大陆创造经济奇迹，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是对中国大陆辽阔的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毁灭性的不计后果的开发跟利用，所以在短期之内获起了巨大的经济能量 。中国大陆辽阔山河上的许许多多的地方现在正在变成毒气污水之乡，在变成人类再也难以恢复的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 第二，是对中国大陆数亿农民工劳动的奴工般的剥夺 。中国大陆人口官方说是 13 亿，但内部数字已经达到了 15 亿 3 千万。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它产生了现代的奴工阶层就是所谓的农民工；而其经济奇迹就是对这数亿农民工近 30 年的残酷的剥夺，以迅速的聚起巨大经济能量。 以 2010 年 IMF 所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人均 GDP4283 美元，人均 PPP7518 美元；台湾地区人均 GDP 18304 美元，人均 PPP 34743 美元。如果计算两者比值的话（ GDP/PPP ），台湾地区是 52.68% ，中国大陆 56.97%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所谓“经济奇迹”，远落后于没有奇迹但有均富的台湾。 第三，就是腐败和暴政 。 中国大陆有 8 亿劳动力拼命工作想养活自己，但无论他们怎么拼命的工作，创造的成果绝大部分都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被政府和权贵集团拿走了，老百姓自己生活是始终处于一种艰难的状态。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同时伴随着政府官员的贪腐，比如最近铁道部外逃的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他一个人在国外的存款就达到 24 亿美元，相当于近 150 亿人民币。象这样的案子，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而 腐败和暴政从来就是孪生儿，腐败就必敛财，敛财就必残民以逞，乃至 中国大陆在过去这 7 、 8 年以来，每年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数量在急剧上升；每年从一年 5 、 6 万件上升到十几万件 ……，堪称古往今来世界之最！ 有人说，在整个亚洲范畴之内，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盛地；日本也自由，大概是美军的刺刀代为维持，唯独台湾是靠自已仁人志士几十年的以上的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牺牲，最后实现了自由民主，台湾的自由度达到了整个世界最前列。 台湾人民不仅表现了一种民主制度本身，而且在精神形态上表现了一股多样化的、让人鼓舞的、可以代表人类未来前景的一种自由状态 。还有人说，就是因为台湾的自由化跟民主化，在中国大陆 15 亿人的心底里所产生的政治示范作用，已经构成了奴隶也渴望自由的梦想：同是中国人，台湾人有民主和均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台湾人可以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创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但现实是严酷的，台湾人能拥有，大陆人却不能拥有。 马英九作为总统，也深知这一点。也许，在大陆人能拥有台湾人那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那一天，两岸统一就水到渠成了。在此前，任何承诺和利诱，都是“自己骗自己”。   附：蒋介石“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 海内外全体同胞们：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违反宪章规定，通过阿尔巴尼亚等附匪国家之提案，牵引毛共匪帮窃取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中的席位；我们本汉贼不两立之立场及维护宪章之尊严，已在该案支付表决之前，宣布退出我国所参与缔造的联合国。同时声明，对于本届大会所通过此项违反宪章规定的非法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中国人民，决不承认其有任何效力。 毛共匪帮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叛乱集团，对内残害人民，罪恶如山，乃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大陆上七亿同胞之公敌；对外肆行颠覆侵略，为联合国所裁定之侵略者。目前大陆虽为毛共匪帮所盘踞，但以台澎金马为基地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大陆七亿中国人民真正代表 —— 代表他们的共同意愿与痛苦呼声，并给与他们反抗毛共暴力，争取人权自由以最大的勇气和希望。所以无论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人道主义与自然法则，尤其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意，都决不容毛共匪帮非法占有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与安全理事会中之席位。 一九四四年我国参与敦巴顿橡园会议，签署联合国宣言，以及后来参加金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并制定宪章，其目的在 “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的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 ，为达到此项目的，乃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相期共同信守。讵本届联合国大会自毁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的向邪恶低头，卑怯的向暴力屈膝，则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今天业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历史将能证明，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实际上就是联合国毁灭的宣告。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坚持正义、爱好和平，现在我国虽已退出我们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但是我们今后在国际社会中必当仍以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为准绳，继续为维护国际间公理正义与世界和平安全而勇毅奋斗。 在此，我要严正声明：恢复大陆七亿同胞的人权自由，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乃是我们决不改变的国家目标和必须完成的神圣责任。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我要警告世界人士，在过去短短的半世纪之中，这个世界早已发生两次惨不堪言的战祸。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钜痛深之后，大家为了避免再遭战祸，乃组成国际联盟，期以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后来因为有些国家慑于侵略者的威胁，以为向邪恶低头，向暴力屈膝，便可换来屈辱的和平，其结果国际联盟因而瘫痪瓦解，不能发生制裁侵略与维护正义的作用，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爆发。今天有些民主国家竟随同附匪集团，牵引毛共匪帮非法占有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与安理会的合法地位，其想法与做法，几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若干国家的情况完全相同，必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维护正义的道德勇气，乃是世界安全和平的坚固磐石；而强权政治的 “ 霸术 ” 运用，则是走向战争的道路。 同胞们：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操在联合国，而操在我们自己手中。国父说： “ 存在之根源，无不在于国家及其国民不挠独立之精神，其国不可以利诱，不可以势劫，而后可以自存于世界。 ” 今天我们革命基地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与经济力、军事力和支持这两种力量的精神力，尤其是大陆上七亿反共人心与国外一千八百万反共侨胞的爱国心，无论在亚洲和世界，中华民国绝非可以任人支配出卖的弱者；而且我们对于改变世界均势与决定人类命运，实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大家不可只知别人的行动可以影响我们，应知我们的行动实可以使这个世界发生重大变动。 当前的国际形势虽然很险恶，但是，只要我们自己自强不息，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动摇；只要我们自己勇敢振奋，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屈辱；只要我们坚忍奋斗到底，最后一定成功。大家应知，自来革命的胜利果实，都是从巨变之中孕育产生出来的。 大家尤其要认清，现在世局的变化，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而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亦将决定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变局中，实处于无比重要的关键地位；而我们奋斗的成败利钝，也将决定世界的安危与人类的祸福。我们决不静观或坐待世局的变化，一定要争取主动，掌握变化，积极奋斗，制敌机先。 二十年来，匪帮不断发生夺权斗争，近且愈演愈烈，实可充分说明毛匪思想与共产制度均已完全破产。大陆人民包括大多数共党干部，已由失望而实行反抗，毛共匪帮眼看脚下的反共火山要爆发，镇压不了，无路可走，遂改变对外战略，欲藉诡诈欺骗，苟延残喘；实则毛共匪帮决不能改变它 “ 反苏修 ”“ 反美帝 ” 与 “ 反一切反动派 ” 的目标。故其对外战略的改变，更使名在思想路线与政策路线上进退失据，造成更严重的纷歧混乱更剧烈的夺权斗争；从而将使大陆上的反共势力与抗暴斗争乘机加速扩大起来。面对这种形势的转变，所以我们更要坚定信心，充实力量，强固战备，俾能迅赴事机，加速大陆上反毛反共革命斗争的燎原之势。 同胞们！反共斗争的行程，正如在风云变幻莫测的海洋中操舟前进，只要大家对于反共的基本形势，都有共同的认识，不为一时的变局所迷惑，紧紧把握正确的方向，精诚团结，协力同心，祸福相倚，甘苦与共；在风平浪静时，不松懈，不苟安，不骄惰；在暴风雨来袭时，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形势愈险恶，我们愈坚强，愈奋发，必可很快到达彼岸，拯救同胞，光复大陆。 蒋中正 中华民国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1971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