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御用专家们经常这样教育我们：同清末的腐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相比，中国人民已经生活得非常幸福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但这是一个足可以写就一本书的命题，现仅就美国已故罗斯福提出的人所应有的“四大自由”来做比。 “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 先说言论自由。无论是清末，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 1870 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就已出现，而梁启超等于 1896 年创刊的宣扬变法思想的《时务报》更是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 发生在清末上海英租界内的 “ 苏报案 ” 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案件，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03 年 5 月，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鼓吹共和革命。章炳麟为该书作序，指斥满清为 “ 逆胡 ” ，称太平天国为 “ 义师 ” ，倡言有朝一日 “ 义师再举 ” 。同月，章氏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批康有为主张的 “ 君主立宪论 ” ，主张排满，光复汉族。文中痛骂满人为 “ 东胡群兽 ” 、 “ 犬羊 ” 、 “ 蠢如鹿豕 ” ，称光绪皇帝为 “ 载湉小丑 ” 。 6 月 9 日 ，《苏报》刊新书介绍一则，题《读革命军》，介绍该书。次日，刊登章太炎《革命军》序言。 6 月 29 日 《苏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发表章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朝廷震怒、中外关注。次日章太炎在蔡元培举办的上海爱国学社被捕。邹容躲进一教会，后主动投案。 7 日 6 日《苏报》刊载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一文，继续痛骂满清为 “ 逆胡膻虏，非我族类 ” ，倡导光复革命。 7 月 7 日 《苏报》被封，报馆主编陈范、爱国学社主持人蔡元培等人逃遁。相关人员陈范之子陈仲岐、帐房程吉孚、龙泽厚、钱保仁入狱。 章氏逮至租界巡捕房，英国领事拿出一本《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问是你写的不是？章氏答曰是。于是被送入监牢。清政府曾向英领事要求该案裁判权，遭英人拒绝。 10 个月后，清政府外务部与各公使会商判章太炎入租界监狱三年、邹容两年，其余人等当时释放。章太炎在法庭上公开声明 “ 不认野蛮政府 ” 。该案开庭时上海关道袁树勋曾派便衣五百人准备劫持章太炎，但英国人护卫甚严，是以不果。沿途市民观者如堵，有人作诗曰： “ 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 。 章太炎、邹容以文获罪引起社会的广泛同情。 7 月 6 日《苏报》记者在巡捕房对章氏进行了采访，继续宣传其革命主张；吴君遂、张伯纯等同志亲递书信、钱款以示声援；社会报刊继续刊载章氏诗文以示抗议；各国人士纷纷到监探视以示关怀，连清政府会审官员也当堂陈说 “ 我与公等无冤无仇 ” 。此案使章、邹二人一时声名远噪。 狱中章太炎与革命党人仍然保持联系。服刑期间，章太炎写下了《狱中答新闻报》、《诗三首》、《与吴君遂、张伯纯书》、《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孙逸仙题辞》等锋芒毕露的战斗檄文发表在《浙江潮》、《国民日报》、《复报》等媒体。并预言 “ 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 ” 。在狱中与邹容二人以诗歌唱和，传俩人都曾遭狱卒殴打；但满清灭亡后的 1912 年章对记者说 “ 决无此事 ” 。章太炎在民元以后对记者说：狱中 “ 他无所苦，但苦不准与从交谈 ” ，经申请可以读书，可以通信。每日做工八小时，但没有工作量要求，随多随少，没有限制。决无刑罚，亦无索贿。星期天休息，有肉吃，平常素食，每餐饭量一磅。衣服居处都还净洁。每星期有医生看病。 “ 犯人都胖，予亦然 ” 。清末的腐朽统治居然是如此宽待“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 因曾在巡捕房拘押 10 个月，章太炎在服刑 26 个月后刑满释放，暂居租界外的中国公学。三天后即赴日本，受职胡汉民、汪精卫主办的《民报》，继续鼓吹排满革命，致力于建立共和宪政的伟大事业。鲁迅对章太炎评价是：“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府，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到了民国初期，就更有了较大的新闻自由。 1912 年 3 月 4 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内务部以《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 30 号颁布了《暂行报律》，规定前清政府颁布一切法令，非经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者，应失其效力。查满清行用之报律，未经民国政府明白宣示，自无继续之效力。而民国报律，又未行编定颁布。兹特详定暂行报律三章，即希报界各社一体遵守。第一章规定： “ 自令到之日起，截自阳历四月初一日止，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 ；第二章规定： “ 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 ；第三章规定： “ 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得酌量科罚”。约法三章，有汉初之风。 此时，刚刚出版才两个月的上海《大共和日报》也收到了政府的这条报律。凭心而论，这条报律只是要求从业者登记注册，不得攻击共和国体和破坏个人名誉，并无其它恶意。而倡导“风听胪言，高位之所事，直言无忌，国民之所自靖”的《大共和日报》社长章太炎先生接到报律怒不可遏。翌日，上海报界俱进会和《大共和日报》等通电反对。章太炎先生以匿名在《大共和日报》发表社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虽然匿名，而熟识先生文笔的业内人士，无人不知出自先生之手。 社论大意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都无报律，只要符合办报条件都可出版。满清政府出于封锁舆论的需要，制定了所谓报律。现在的民国政府对于杀人越货等犯罪也未继续执行前清法律，而惟独声明继承前清的所谓报律，难道是要重蹈前清覆辙吗？立法的职权在国会，现在国会尚未成立，法律尚未颁布，即使是暂行条例，也只能由国会颁行。内务部擅自制定法律法规，已是侵权违法，怎能要别人来遵守？满清政府对于未能注册登记的报馆只是罚款，现在民国政府规定不准发行，这不是比满清政府更加专制吗？内务部的管理范围不单言论而已，现在哥老会、白莲教、八卦教等团体都在活动，不见取缔。如果政府不是钳制舆论，为什么单独下了这道报律？难道昌言时弊、指责政府、评论约法就是破坏共和国体？内务部把政府视为无尚尊贵，难道是要替政府监督民间的诽谤吗？至于污毁个人名誉，现在法律尚未颁布，哪来污毁个人名誉有罪名。批评别人争权干禄、贪赃枉法就和寻常骂人一般，如果有人面色白皙，而说他面貌丑黑，也算得上是污毁个人名誉吗？现在我们将这个所谓的暂行报律掷回，所谓报律，我们绝不承认。如果不这样，就是纵容政府的侵权行为，是容忍对人身权利的践踏。特通电报告孙中山先生，以证明内务部侵犯人权的罪行。 社论发表后的第三天，孙中山亲自指令内务部，宣布取消暂行报律，取消公告刊登在 1912 年三月九日的《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 33 号上。——这，更体现了民初的言论自由。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实上，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袁世凯短暂称帝时期除外），而且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份子。当时的知识份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 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再如袁世凯，他对待百般谩骂自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是软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资五百大洋供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言论自由还体现在报刊杂志的自由出版上。 1920 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大都是民营。更无“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政治正确”，恰恰相反，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人家开 “ 天窗 ” 。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那个轰动一时的邵飘萍记者被杀案也是源于其私通俄寇，因叛国罪而被张作霖手下杀死。 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很自由。每当重大示威游行事件发生，北洋政府也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份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 1937 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 400-600 元，副教授 260-400 元，讲师 200-260 元，助教 100-180 元；城市中学教师 160-200 元，小学教师 22-55 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 8 元，工人为 10-40 元，警察为 4 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 20 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 60 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 100 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 1932 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 200 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五分之一。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这也是知识份子能彰显个性的前提。 自然，办报纸和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自由滴诬蔑攻讦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地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彩。那时 “ 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 ” ；此外，仅重庆一地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 141 个。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 至于中国人在上述时期是否享有了 “ 远离贫困的自由 ” ，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因为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 1927-1937 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 30 斤大米， 8 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的过去。 反观 1949 年“系社会”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予以扼杀，而且让民众对政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莫谈国事”。 1950 年代末，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更导致 4 千 5 百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就是当今中国大陆已经“崛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 0.4% 的人拥有全社会 80% 的财富，而且上亿人口在国际贫困线上挣扎。这样的“新社会”，又新在哪里？！ 这也就难怪，现在“新社会”的人对于“万恶的旧社会”无限向往了。 比评清末民初与“新社会”，比评 百年之前的华夏中国和百年之后的马列中国，会使人们头脑清醒，人们自我评判今天的中国大陆相对于百年之前，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如果不是进步，而是倒退，那么这个倒退到底有多大？而它之所以倒退的原因和性质又是什么？！一些五毛党只知道为了一点残羹剩汤，对权贵阶级摇尾乞怜，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可悲可怜；而一些海外的人不了解现状，又不想去了解历史，之知道骂中国，祇知道骂中华，只知道骂这些已经够惨够痛的国内民众“不争气”，骂他们全都有“劣根性”。不了解真相，不鼓舞士气，不给自己和人们的奋斗方向和目标。 如果总是这样下去，那么中国大陆就只好长久地堕入连晚清民初还不如的国家社会状况，中国也就只好长久地分裂和腐败、落后……。

自 2011 年 9 月中旬开始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现在已经席卷全美，据说还蔓延到了欧洲国家。虽说以往也多听说民主国家社会多元化，各类抗议活动不断，不过似乎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大范围。 初时，未感受这次抗议活动会有什么特殊性，尤其是看到一位号召者在抗议号召中竟然提醒参与者不要忘记带上乐器，更看到网络图片中面带笑容、怀抱宠物的参与者，到处贩卖食品的商贩、玩耍的孩童，更胜似一场户外节日活动。然而，随着事件的不断扩展，民众诉求的逐步清晰，各类公众人物发声支持，突然意识到美国人民这次是真的“较真了”。 每年 20% 的财富掌握在了 1% 人的手里、政府用纳税人财富为华尔街坏账“埋单”、政客被竞选捐款绑架的腐败残局——这些成了这次抗议活动的焦点，虽然这些现象仍未跨越法律的界限，却被美国民众认为是现今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起因。而之所以此次运动能够席卷全美甚至远波欧洲，亦是因为“景气好时富人受益，危机来时民众买单”的现象并非美国独有。 然而在这一次的纷纷扰扰中，我们“伟大的红朝”似乎真的轻松了。虽说 CPI 在每天顽强的向上爬、虽然没长眼睛的也心里知道美欧的那些问题在我们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但至少大多数民众还没有因为基本生活水准走上街头！当然，别管这是因为真的不需要走上街头，还是专政机构太过强大，不被允许走出去。 于是，一众“乐于被代表”甚至喜滋滋的欢叫：西方列强比我们日子难过！ 不幸的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最近，被视做“国内经济风向标”的温州，工厂倒闭、老板跑路、“巨富”跳楼，已经不是一两件。银行金融坏帐曝光、民间高利贷崩盘，已经震动“红朝”高层，中央调研组已经开进温州，放宽银根、补贴救市已经提上日程，只不过大多普通民众并未意识到“这是在拿民众的血汗钱去填补各类烂窟窿”罢了。 民间资本最活跃的中国大陆温州， 9 月来不断出现暴力讨债、企业老板出走和自杀事件。企业主逃跑欠下的债务动辄数千万、上亿元，牵连所及，供应商、上下游都会被累得陷入绝地，此起彼伏的骚动惊心动魄。 温州老板大逃亡现象，仅仅是中国私人企业境况的缩影。在中国大量央企、国企与民争利，制度性歧视私人企业的前提下，私人企业倒闭潮恐愈演愈烈。 事实上，中国中小企业困境是全面的，而温州、东莞、上海尤为突出。 从今年初开始，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造成中小企业生存难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通货膨胀，人力、原材料成本增加，内需不振，外部经济环境不佳，人民币升值，央行收紧信贷等因素之外，政府的各种费用也给企业增加了负担。 温州曾有着几十万家中小企业，温州的产品卖向世界各地，当地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是中国中小企业的晴雨表。比如温州市鹿城区黄龙一间皮鞋厂的老板章女士已经在鞋业拚搏十几年，她表示，除了原材料、人力成本的上涨，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整个行业相对国内的消费量来说，产能太大，市场无法消化。“我去年在全国各地消费旺盛的地方开了四家店，但都没做下去，只剩下一家”；“生产 100 双鞋，可能只有 30 双最终卖到消费者手里， 70 双压在零售商手里，市场消化不了”；“放在手里就是亏，在国内处理都处理不掉， 50 元出厂，处理价 15 元，还得是有人要的情况下。”温州双屿一间鞋厂的老板吴先生也表示，市场比起去年差，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涨都压迫了利润，外单也并不好做，内部外部经济环境都不好，“融资成本也在增加，生意现在越来越差，外销的欧元汇率在跌，也不合算。” 在市场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定会有企业被淘汰。日前，网路流传一张《温州老板跑路清单》，将近几个月来媒体上报导的众多“跑路”温州老板加以罗列。《清单》称，不包括一些小企业。《清单》从今年 4 月份开始罗列，当月，温州三家老牌企业倒闭，老板“跑路”。随后的 6 月、 7 月，每月均有两位老板“跑路”。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近日透露，在跑路“重灾区”温州龙湾区永强镇，仅 8 月份就发生了 20 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 10 亿元以上的借了高利贷的人，跑了三人。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规模的跑路实属罕见。《清单》截止 9 月 22 日， 9 月份罗列了近 20 位“跑路”老板，负债金额上亿的不在少数。其中仅 22 日当天，就有 9 位老板“跑路”。在众多中小企业老板争相失踪之时， 9 月 27 日，正得利鞋业老板沈某从住所的 22 楼跳下身亡。这标志着当地一些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已经从“跑路”升级为“跳楼”。 大的企业倒掉往往会牵连一批小的企业。信泰的倒掉使两百多家眼镜配件供货商没能收到货款，只能拿到一张白条，当地眼镜商会称，十几家供货商已经停产。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最重要在于 2008 年市场环境宽松时，银行追着企业贷款，导致企业大范围扩展业务。而到了 2009 年，突然银根收紧，只收钱不借钱，企业的投资步伐一下子刹不住车，结果只能跌落万丈悬崖。周德文还透露，温州 36 万家中小企业中已有 20 ％歇业或停业，若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政策方向在下半年依然没有改变， 40 ％中小企业在今年年底将停产、或倒闭。 珠三角同样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聚集地，而东莞是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东莞市茶山镇贝乐园玩具厂揭老板表示，现在企业没有什么利润，经营很困难，“订单不多，玩具来说，往年这个时候是旺季，但今年这个时候还是淡季，整个行业都是这样。”除了税收高，原材料也涨价很多，进货成本提高了 10 ％左右，除此之外，人工成本也提高了，“工人工资已经涨到 2500 至 3500 元人民币，去年才 1800 至 2500 元，上涨在 30 ％左右”；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国家没有贷款，“不想贷给中小企业，怕老板跑了”；而民间融资风险太大，“有些企业贷了高利贷，想维持下来，后面就倒闭了，债也欠了一屁股。大家都在苦苦支撑，利润很低也在做，维持生存。”揭老板说，像他们这样的企业“基本上都这样”，在东莞经营困难的最少 30 ％，经营不下就倒闭了。 紧邻中国东部出海口的是上海和杭州，当地也有大量加工型的中小企业，目前遇到的状况也并不理想。上海一间中小企业的高管陈女士认为，目前中小企业的负担很重，这些负担让中小企业很难生存；首先是 17 ％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税率很高，如果有些小企业进来的发票，不一定有进项，不能抵扣，是很高的，导致生意很难做，而且还有企业所得税等。”除了税收之外，一些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还很严重，“上次当地工商分局罚款我们企业 10 万元，开了 5 万元的白条，上面盖了一个很模糊的财务专用章，不是他们单位的，这根本就是‘智能套现’。”而对于工商局对郑女士所在企业的乱罚款开白条，举报的作用并不大。陈女士说：“我告他们，可写了举报信给上海市工商局，最后这举报信反而转到被举报的单位——上海闵航工商分局去了，还派人到单位来找我……” 为了在政府机关办事能够顺利，中小企业还要不断的给政府机关送礼，“平时过年过节，那些购物卡呀、东西呀都不能断的送，断了马上有脸色看了，办什么事就卡住了。”除了这些之外，企业还要应对赞助、授课之类的：“有一家企业被当地镇政府要求每年赞助多少多少，说是为解决当地贫困户的问题，最后给一个白条。”而最令陈女士心中憋屈的是，相关单位“不去整央企、国企、政府机关，专门整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现在融资很难，不得不通过一些担保公司融资，“我有一个企业，现在融资的年利率达到 22 ％。”为了生存，一些企业不得不开始靠造假来降低成本。 而大陆金融业是党掌管的国营垄断行业，银行利率的调控不是由市场经济自发决定，而是由官员人为制定。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确保 GDP 年增长不低于 8 ％的稳定底线，政府推出了 4 万亿的投资和 9 万亿的放贷，结果官方大量印刷钞票，使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最后引发全球性的通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泡沫经济的崩溃，中国大陆官方又人为地采取极端强制手段，不断提高银行储蓄的准备金，把大量资金收回来。银根紧缩的最大受害者当然是大陆私企的中小企业。银行为了减低风险，贷款对象常年都是国营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得不到政府贷款的支持，若不想自生自灭，就得向民间借款。特别是 2010 年以来，私企普遍原材料涨价 10 ％，工资上升 30 ％，税收也提高了，而产品竞争更加激烈，产品价格很难提高。于是在上下游的同时挤压下，私企被迫选择向民间高息贷款。在大陆，民间借贷从借出钱的这方看，叫“高利贷”，从借入钱的企业来说，叫“非法集资”。早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大陆就出现很多非法集资案，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如 2007 年在辽宁沈阳爆发的“蚁力神”非法集资案，至少骗取了 30 多万户的近 200 亿资金。目前大陆官方的基准存款年利率是 3.5 ％，贷款年利率是 6.5 ％，而民间借贷最低也要 3 分的月利息，年利率是月利息的 12 倍，等于贵了 10 倍多。不过私企主面临的困境是：不借钱公司马上就得倒闭，借到钱才存在转机的可能医。 比温州更厉害的是内蒙古最重要的能源基地鄂尔多斯，几乎家家放贷。外界估算其民间借贷规模在 2000 亿元以上，且年利率普遍在 60 ％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流入当地房地产市场。不过疯狂过后，当借贷大户一夜间“失踪”、停止付息后，高利贷市场随即崩盘，除少数人一夜暴富外，更多的人已是血本无归。 面对近日不断曝光的借债人“逃跑躲债”现象，有人说是民间高利贷导致了企业破产，不过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反问道：“企业借到了钱反而破产了，难道借不到钱倒能不破产吗？事实上民间借贷避免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说因为民间借贷而造成更多企业破产是毫无根据的。”他建议要放开民间借贷，从政策上加以规范和引导，光堵是不行的，越堵，借出钱人越少，民间高利贷的利息就会越高，引发的悲剧就越多。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表示，如今大陆民间借贷利率高达 60 ～ 100 ％，没有一个传统制造产业可以支撑 30 ％以上的年利率，更不必说年利率 100 ％的高利贷了。大陆出现这么众多的高利贷现象，这说明现在大陆私企被逼上了绝路，他们的资金链断裂了，“借钱是找死，不借钱就是等死”，反正都是面临死路一条的绝境了。他同时指出，中国一方面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把钱借给美国、欧洲等富裕国家，同时国内资金又面临严重缺乏，这在经济史上也是很罕见的现象。大陆私企面临的困境，主要还是政府的责任。 而私企，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大陆城镇 70 ％的就业由私企提供，中国经济过去 30 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动者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近年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并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人把中国经济的活力含糊地归功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英国《经济学人》在 2011 年 3 月刊登的《竹林资本主义》一文中称：“中国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自上而下的决策，还取决于自下而上的活动。就像德国有其强大的中小企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一样，中国也有很多欣欣向荣、私有化程度很高的中小企业：迅猛发展的竹林资本主义。” 2011 年 1 月 18 日 ，据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 2005 至 2010 的“十一五”期间，大陆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量已经超过 840 万户，年均增速达 14.3 ％，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 54 ％。据估算， 2010 年底中国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超过 1.8 亿，成为吸纳扩大社会就业的主要管道。 从企业数量和资金规模上看，这五年间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年均增速 20.1 ％，总额超过 19 万亿元。个体工商户超过 3,400 万户，注册资金超过 1.3 万亿元，较 2005 年底分别增长 41 ％和 133 ％。从对外贸易来看， 2010 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超过 4,500 亿美元，高于国有企业出口总额 1 倍以上，占全社会出口总额的 30 ％以上，私企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重要主体；另有数据显示， 2009 年大陆私企在具备较高营运效率及竞争力的支持下，期内盈利增长 17.4 ％，大大超过国有企业 -4.5 ％的负增长。如今超过 300 家私营企业已在香港、新加坡及纳斯达克等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超过 3000 亿美元，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李宁、国美电器、玖龙纸业、中国蒙牛、中国旺旺及腾讯等大型民营企业。 从税收上看， 2010 年个体私营企业完成税收总额 1 万 1,173 亿元，五年年均增速达 22.2 ％，分别高于全国和国有企业 2.0 和 12.7 个百分点。 前不久，官方首次公布《国务院国资委 2009 年回顾》，称 2009 年央企上缴税金 1 万 1475 亿元，“近年来国有企业的税负均值为 27.3 ％，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 5 倍多”。不过有学者更正说，“国企的利润来源于不缴租金”。在政策性歧视私企的大环境中，国营企业占尽所有好处，但给国家的贡献却那么少，国资委还有脸来回顾！在过去十多年间，大陆注册私企的数量以每年 30 ％的速度增长；有学者推算，大陆未上市私企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比国营企业有限的 4 ％高出至少 10 个百分点。目前连外国学者都认识到，大陆城镇 70 ％的就业是由私企提供的，中国经济过去 30 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动者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而 大陆官方一直对私企带有制度性歧视。在中国 80 个行业当中，目前私营企业仅能参与 42 个行业。直到 2010 年 5 月 13 日，国务院才颁布“新 36 条”，允许本土私营企业投资于能源、金融、物流、社会服务、通讯、国防及科技、公共房屋以及其他基建工程等行业。然而这个纸面文件还很难具体落实。 最早大陆官方对私企实行“睁只眼、闭只眼”政策，听任其自生自灭。没有多少法律监管，也就出现了各种乱象，如私企克扣工人工资福利等。不过最近一两年，中国大陆官方打着保护中低收入者、保护私企员工利益的旗号，推行《劳动法》的“最低工资制”，“工人工资集体协商制”、“裁员比例控制”等，表面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无形中把本应政府做的事推给了企业，给私企经营者带来巨大压力。据悉， 2010 年以来，随着富士康等外企加薪 24 ％，全国各地私企工人的工资都上涨了 20 ～ 30 ％，加上原材料成本价格上涨，私企的制造成本都大幅上升，而产品价格却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而无法上涨，这令许多私企面临资金周转不灵的巨大困境。 在西方国家，政府只是在宏观上确定经济发展大方向，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并通过征税进行转移支付和再分配；而在中国大陆，国家设立的大量央企与国企，实质是“与民争利”；比如高房价的本质是政府利用土地向消费者征收高额的税，政府把自身承担的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不加选择的推向市场等等。国营企业按理是由全体人民共同拥有，国企的高额利润应该平分给全体人民，把钱用在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上，如今北京当局却把这些重担都推给企业主，政府表面上是名利双收了，但最终还是会由企业转嫁给员工。 没有法律监管，也就没有法律保障，这令私企的正规募资成为泡影。在《中国经济缺什么》一书中，作者朱敏汇集 20 位主流经济学家和高层智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读，指出中国存在政府“定位分工上的错位，管理执行中的越位，对内保护上的缺位”。他说：“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实都绕开了国企，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最低工资、社保、失业、审批、索贿、劳动纠纷等等这些反映经济问题的名词似乎变成了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专利。对于国企，行政和司法都绕着走，对于私企，政府却是又爱又恨的紧盯不放，因为它们既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又是政府的财税源泉，甚至是官员“私房钱”的保障。国企不改，一半的经济已陷入泥潭，私企不放，另一半的经济必将奄奄一息。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 有人说，我国有数万亿外汇储备，便是全球经济再危上几分亦不足惧，现在不仍有外国政府在“求”卖国债吗？却未曾想一想，一则那真金白银是“国”的，再说白了是“党”的。“国”能不能用上都是问题，更何况你我之“民”了。二则看看“占领华尔街”运动，人家国情虽危，但最终发展必是良性，体制使然。 现在，“占领华尔街”只不过是政府、财阀、民众三者之间在寻求平衡点的问题，且此种平衡点在其体制内实现决非难事。这和“北非动荡”正是两极之态。 然而，中国大陆的现状是在哪一极？难不成真的能站得那么恰当吗？仅看“温州风暴”，温州商团打遍天下，从最初的小商品制造业到现如今插手各行业投资运营，尤其是近年来的“温州炒房团”更是名扬天下，其实不过是搭上了“政府土地腐败”基础上的“房地产经济”的“死亡列车”罢了。经济环境自有的制约规律一旦开始反噬，在“红朝”伟大国情之下，这些“烂窟窿”又要靠多少“血汗钱”能填得满呢？！“温州失守”，正形象地说明，“北非动荡”和中国大陆，处在同一位置上，和“占领华尔街”有着本质的差别。 当然，“红朝”的中央集权力决非他国可比，倾“党国之力”平复一两地的“经济火灾”自然容易。然而，便是在正常经济框架内，仍为民众、政府视为大敌的“财富分布失衡、劫贫济富、官商腐败”问题，再结合上“红朝”自身“（党权）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方针，如若“温州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党权、得利者、普通民众三者间的平衡又复如何寻求？！ 现如今，也许仍有国人笑看着“华尔街”。只想提醒一下列位同胞，经济规律决非“维稳”能“稳”住的。当我们现时安坐家中，笑看“北非风暴”、“华尔街运动”之时，是否也该思量一下，在这两者之间，自己该如何选择？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去选择？最终还能有机会如何选择？！

报载，2011年10月11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人握手，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投资、能源、军火交易领域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这是普京宣布将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的首次出国访问。 一大批俄国政府部长、公商界巨头这次也随同普京访华。据报导，双方还将讨论在俄罗斯建设发电站向中国出口电能等项目。双方还将签署有关相互帮助对方现代化创新方面的协议。在高速铁路建设、通讯等领域，俄罗斯将借鉴中国经验实行现代化。但在航空、航天等领域，中国可获得俄国的技术帮助。但在普京访华前夕，俄罗斯安全部门宣布他们在2010年逮捕了一名试图收集俄国防空导弹技术情报的中国公民。另外圣彼得堡城市法院最近开始审理两名俄国教授涉嫌向中国出售机密军事科技案件。 普京的外交顾问、前俄罗斯驻美国大使乌沙科夫透露，双方这次将不会签署军火交易合同，但普京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军火交易领域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乌沙科夫说，今年两国贸易额可望达到700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俄罗斯不满意目前的主要以向中国出口原材料为主的贸易结构。俄罗斯希望更多的中国资本能前来投资。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贝格尔说，普京这次以总统候选人身份访华，会更容易推动双方的一些投资项目上马，特别是梅德韦杰夫和胡锦涛签订的开发俄国西伯利亚远东和中国东北的合作纲要计划将更容易得到实施。贝格尔说：“因为正是在普京参与下，开发西伯利亚远东和中国东北合作纲才能获得通过。另外普京还积极主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召开亚太经合峰会。俄罗斯也特别希望这次峰会能成功，因为这能进一步加强俄罗斯远东地区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所以从这些因素来看，普京这次访华对中国在俄罗斯投资项目得到实施将非常有帮助。” 俄国媒体报导，为促使中国在俄罗斯投资，俄罗斯同中国这次宣布成立联合投资基金会，双方共同注入的资金数额可达400亿美元。俄国媒体还报导，面对席卷阿拉伯和北非国家的抗议浪潮，中国同俄罗斯的心态立场非常相似。莫斯科和北京都反感，特别是害怕外来势力支持国内群众的不满和示威，因此将动摇政权稳定。俄罗斯同中国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问题的投票中，步调一致地共同行使了否决权。 中国问题专家贝格尔说，在这个背景下，再加上目前欧洲和美国面临的经济困境，普京这次访华可说是十分及时，“西方的许多政界人士原来都曾希望梅德韦杰夫能成为下届俄国总统。现在来看，这些西方政界人士的希望已经落空。普京访华是要强调俄罗斯将延续过去的对华政策，并在一些关键国际问题上同中国领导人协调立场。” 俄国官员透露，在举办语言年活动之后，普京这次访华期间，两国还将宣布2012年将在中国举办俄罗斯旅游年，2013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旅游年活动。 但分析人士预计，在天然气合作领域，双方未必能取得突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希望能进入中国的天然气市场，但已经持续多年的两国天然气价格谈判一直毫无结果。 从上述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出，普京访华除了在“国内维稳”方面有着一致性的利益外，就是给大陆胡萝卜加大棒，一边在国内给中国大陆政权打耳光，一边却在言语上示好，但不不打算在实质性的好处上让中国大陆一丝一毫，反而要从中国大陆身上捞尽油水。其背后的算盘，无非还是将中国大陆作为防欧反美的棋子以及冲锋陷阵的廉价打手。 众所周知，前60年，苏俄用谎言与暴力侵略中国，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则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得力工具。国防大学战略研究室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徐焰说：“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号召在别的国家干革命呢？这不是严重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跟其它各国搞好关系呢？”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俄国）怎么能够号召在别的国家（中国）里干革命？俄国这不是严重干涉他国（中国）内政、颠覆他国（中华民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怎么可能跟中国搞好关系？没有俄国和日本对中国的邪恶疯狂侵略，没有俄国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意识形态，中国怎么会分为分裂的几块？！ 自从1920年8月俄国一手建立和扶植起中国大陆意识形态之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通过打家劫舍内斗外骗的无数非法武装暴动，利用日本侵华战争夺权建立“新中国”后，中国人既成了文化精神上的亡国奴，又成了不断散失国土家园的亡国奴。不仅导致8000多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还出卖割让了超过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周边国家：一、承认外蒙古独立，算上在划界时把4万多平方公里内蒙古及察哈尔部分地区送给外蒙古，共散失土地160万平方公里；二、将藏南10万平方公里出卖割让给印度；三、承认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失去17万平方公里；四、把面积 18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送给缅甸；五、把新疆的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六、把部分西沙群岛，30多个岛礁，云南南部，老山，广西法卡山等地送给越南；七、把部分喜马拉雅山送给尼泊尔；八、把东海的苏岩礁送给韩国；九、把部分长白山，鸭绿江口的绸缎岛和薪岛和天池的一半送给朝鲜；十、把云南南部等多个部落送给老挝……。除此之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至今仍占据中国的20多个岛礁。毛泽东时期，甚至将新疆和东北约26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苏俄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1953年，中国大陆竟鼓励支持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岛）独立。近年来，也与邻国签署条约，连续割让土地给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迄今，中国北方领土多达150多万平方公里被割让，不断以国土交换统治利益。 有网民评论说：“中国工人在俄罗斯受欺压的艰难处境同俄罗斯人在中国遇到的外国人特殊礼遇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是因为俄罗斯至今还是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主子。 早在1990年6月俄共成立之初就被认定是苏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共尽管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俄共却能死灰复燃，继续活跃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从这个角度看，苏共并没有完全覆灭，布尔什维克主义仍然在俄共身上灵魂附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苏共换了一种称呼，换了一身马甲，展示给世人的是2.0精简版。而如今的俄罗斯统一党，则是俄罗斯共产党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混合体，且其精神领袖普京仍然是前苏俄共产党员身份。 近20年来，在东欧发生过巨变的国家里，如：匈牙利、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绝大多数国民都已经将1989年以前执政的共产党看成是法西斯式政党。政府一直力图通过法令禁止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年轻人一般不愿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分崩离析，社会地位也被挤压“边缘化”。相比之下，俄罗斯共产党人不但没有被清算，其组织还能够继续参与政治活动。俄罗斯虽然结束了一党专政、开始了还政于民的宪政，但政府主导者的共产党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在宪政的旗号下更加变本加厉。 早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就意识到整个苏共从上到下实际上已经是烂透了，几乎所有党员都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所谓的宣传都是谎话连篇，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随之而来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空洞化和政权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而与此同时，在长期的一党专政中，虽然所有的异见分子几乎都遭到打压，然而这种让人窒息的一元化的政治经济模式，让绝大多数受教育者，都反感排斥这种专政文化，因为它不尊重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人。遗憾的是，20年后，普京主导的意识形态，又再回归前苏联的“帝国模式”。 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正是有了开放和民主化的改革，“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同年，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杂志发表了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文章称：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他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中，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上建立多党制和议会政治；经济上承认私有制；军队建设上推行非党化、实行军队国家化，这四点缺一不可。其核心是要从通过切实有效的制度改革消除民众的恐惧感，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遗憾的是，20年后，普京主导的前苏联“帝国模式”，又开始将公民改造为“奴隶”和“农奴”——“人民”。 1989年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亲手解散了苏共。“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第一个促使宪政降临到俄罗斯大地上的人不是叶利钦而是被一小撮人视为“叛徒”的戈尔巴乔夫。正是一党专政的瓦解，给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适性原则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才促成了俄罗斯国民之间真诚的和解。但是，叶利钦的继承人普京，却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对外拼命扩张以实现“大俄罗斯帝国”美梦，对内压制和消灭异己；人们可以在不就得将来，就可以看到这种野心的后果。日渐觉醒的国民不会匍匐在普京的脚下，充当奴隶。 普京也非常明了这一点，所以要对外不断寻找“同盟”。所以，当世界上“尊严高于面包”的浪潮兴起的时候，当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民主化浪潮的时候，普京之下的俄罗斯政府是这些国家统治者最坚定的帮凶。当叙利亚人民反抗独裁者时，普京是最坚定的反人民的政客，当朝鲜、伊朗受到国际社会制裁时，普京也是最坚定的反国际制裁者……。人们很难想象以个充满着腐败、肮脏、暴力与谎言的政客，一个与所有要求民主自由人权的人民为敌的政客，最后的下场会是怎样的。 在这种情形下，普京来到了北京，表面的议题是投资、能源、军火交易领域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但实际上是在大选前，来掂掂中国的分量，看看中国对他支持的程度。

2011 年的 9 月 23 日 ，胡润在北京发布了最近的胡润百富榜的名单。现在能上这份名单的已经不是千万亿万级的富翁了，入榜的门槛是二十亿，这次的富翁名单的排名是一百亿来评选的，高居榜首的前三名富翁，分别是以 7 百亿、 680 亿和 560 亿的身家而入选的，超过百亿元身家的人共有 129 位，上榜的一共是一千位富翁，把他们拥有身家全部加起来再除以一千，得到的人均拥有的身家的财产是 59 亿元。 12 年前，在 1999 年胡润百富榜首次发布，中国大陆还没有亿元身家的富翁， 这使人们不得不深思，难道中国大陆的经济真的是神速奇迹般的发展了 12 年，还是 钱权勾结、贪腐抢劫，令国人和举世震惊 的发达了 12 年呢？这次发布的百富榜也附加了一条声明，说这 129 位百亿富翁是在阳光下公开的百亿富翁。还有一些是财产不外露，不想上榜的隐形百亿富翁们，是 260 多位。即便如此，一个 16 亿人口的大国，百亿家产的富翁才 4 百来位，中国大陆简直是个廉洁的大国，被世界冠以第一贪腐大国的称号那就是污蔑、造谣，用五毛的话说，就是又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就在 2011 年的年初，维基解密网站宣布，在瑞士的银行里有 5 千多个中国大陆的私人存款账户，基本上包括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各市、区、省的主要官员们的名单 。网站还说，随时可以公布每个人在瑞士银行存款的数目。 2006 年内部就揭发出了有的高官在瑞士银行存有 20 亿美元；而今年又揭露出了铁道部的一位局长在瑞士银行存有 28 亿美元。胡润榜上的富翁们，多少还是在经营企业或者是商业，而体制内的干部们则做官做出了百亿富翁 。现在人们才理解有人常说的干部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这句话的含义，这就如同和珅——这位满清王朝的干部是爱新觉罗政权的宝贵财富是一样的。嘉靖皇帝登基，面对的是债务累累入不敷出的财政局面，杀了和珅，抄出了和珅的家产，竟然相当于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所以才有了“ 和珅跌倒、嘉靖吃饱 ”的民间谚语。 2010 年底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20% — 30% 是被大陆层层干部们贪腐掉了，也就是说平均每 3 到 3 年之中，就有一年的国民产值进了官员们的腰包。 更具体一点的说， 那就是平均每 3 到 5 年中，就有二十万亿的全民财产被官方们层层干部们贪腐掉了。 30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的是百万卷款外逃到外国去的中国富翁们，他们总共卷走多少中国人的血汗钱，有人做了一个大概的估计，平均每个外逃的人卷走 3 千万到 5 千万人民币，对于这个数字，有经济学者认为仍然不足以说明中国大陆目前经济崩溃的构成愿因。首先是 14 万亿美元的国债，二是两万多亿美元的地方债务，新印刷出来的总共约合 7 、 8 亿美元的新钞票，仅此三项就总共是 150 万亿元的人民币债务。十几亿人口辛辛苦苦的干了 30 多年，在既无国家福利和老保待遇，又领取着全世界最低收入的情形之下，国家财政不但不能收支平衡，反而还欠下了如此巨大的债务。 浪费固然是个重要的因素，贪污和腐败则是最大和最致命的因素 ，由此想到了那群愤青、愤老、五毛们，当官方宣传 3 万亿美元的外汇盈余时，他们便兴奋狂妄的又要买美国、又要打美国，还要拯救全世界；殊不知用这 3 万亿美元去偿还自己的债务，也不过是只能偿还上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债务而已。孟子说过国家的储备够 4 到 6 年的支出，只能算个中等国家。古今中外的圣贤们没有一个认为欠债越多越辉煌。 这就是中国特色特色、北京模式！不要说世界不敢恭维，就是平常的百姓家也不敢按照这种模式去过日子。 2011 年的 10 月 1 日是“国庆节”，仅最发达的广东省，就有两个城市出现了上千名教师在当地市政府前的示威活动，一个要求加薪；另一个是静坐讨薪。两地市政府又是出动了武警和防爆警察殴打，并且打伤了教师。据记者们了解以后的报道说，大专的毕业生教书月薪只有 8 百多元钱，教书 3 年以后月薪可以提高到 9 百多元钱，有了 10 年教龄的月薪是 1400 元；一位教书 18 年的教师月薪是两千元钱！除去工资以外，每年的教师节能多拿一百元，过年还给一百元，这就是教师们的全部收入。而每个教师每年必须支出的费用则是，每个学期每个教师要交给学校 100 元的报刊费，还有教育基金费是 70 元，大病的医疗保险 100 多元，这还不算每次的国家灾难都要交出 100 元的捐款；而寒暑假期间，各种名目的对教师的培训也是要教师们来付账单的。师道之所以尊严，就在于教师们的工作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明天发现和培养人才，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所以中国人的传统是敬天地、敬祖先，敬父母、敬师道。但在大陆，教师的处境究竟怎样？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刚刚结束了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的名单，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大陆 62 年，居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过诺贝尔的科学奖！和平奖据说是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颠覆别国政权，但科学公认是没有国界、没有阶级、不分种族、更不管制度的，同时也于反华无关。科学所展现的那就是人类的发明和创造，推动的是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中国大陆喊叫了 62 年的强大和人民幸福，可是 62 年来中国大陆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四大发明那是祖宗们的成就， 现在满街跑的博士们的成就又在哪里？ 60 多年世界出现了多少的发明和创造，出自中国大陆的发明创造又在哪里？！人类在学术上研究出了多少的新理论、新理念和新观念，同样都和中国大陆是无缘， 中国大陆只有山寨 ！ 不是中国人笨，更不是中国人懒，而根本的原因是大陆意识形态痛恨人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的意识，痛恨人性之美，从而扼杀了国人对幸福生活的创造力 。官方经常喊叫的是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把中国人当做了劳动力和生产力来看待；又要求人们发挥个人能力，唯独不敢提人的创造力。 毛泽东自以为代表了人民 ，于是说出了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其实毛泽东打的是人民的旗号，却把中国大陆拉向了历史的大倒退，在中国大陆创造出了一个由其为所欲为的野蛮的政体。文明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 只有创造一个自由、宽松、平等、进步和体面的政治制度，每一个独立具体的个人就是历史的创造力 。 100 年前，在武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人，就是推翻两千多年专制制度，创造民主共和的人。孙中山创造了民生主义的理论和学说， 100 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历届的总统们，都没有把人民幸福了的宣传整天挂在嘴头上。但 2010 年中华民国的人年均收入是两万多美元，享受国家高工资的教师、教授们，他们的年薪比普通的人高出不少。而中国大陆，广东的那位教了 18 年书 月薪两千元的教师，年薪那就是两万四千元人民币，而折合美元不过是三千元钱，是中华民国人年均收入的九分之一；可台北不提幸福，北京倒喊得震天响。 在中华民国 100 年的历史中，天灾人祸没少发生，但从来没有过凭票凭证强迫人们限量吃饭的。即使在全民抗战爆发以后的重庆大后方，由于运输的断绝，物资供应的紧张，也只是曾经实行过配给的办法，好与坏搭配的配给，以保证民生的需求；即使是在内忧外患的战争年代，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饿死人的事情，更不要提在全国范围内 5 、 6 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的人类惨剧。而在大陆宣布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后的 2009 年，有学者们对安徽、江苏两省中北部地区和山东、河南的相连交界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以平均 4 口人的一个农村家庭，在支出了全部的成本和缴纳了各种各样税收之后，一年的所得是 4 百元到 5 百元钱人民币，即人年均收入是在 100 元到 125 元之间，折合美元则是不到 20 元钱。然而在 2008 年，官方报出的全国人年均收入是人均 3 千美元，到了 2009 年才或许也感觉到了这个数字是太离谱了，于是改口说人年均的收入是 2 千元人民币，但比较上述地点的农民的人年均收入，仍然高出了十几到 20 倍。 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的贫困人口，官方一口咬定是 2 千 4 百万。按照官方的这个数字计算，贫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1.5% 。而根据 2009 年全年官方大力拉动农民的内需的结果来看， 10 亿农民只拉动了 350 亿元的消费，人均 35 元钱！这实际反映出的是贫困，早就有学者们说，中国大陆的贫困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 40% 。而直到 2011 年 7 月份，联合国的经贸组织下属的一个调查机构发表了调查数字，其中提到中国大陆现有 7 亿人口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以官方报出的 13 亿人口计算，贫困人口占到了 54% ，按照中国大陆的实际人口 16 亿计算，贫困人口占到了 43% 。即便是按照 2009 年官方报出的人年均收入是 2 千元人民币来计算，折合美元也不过是 3 百元，也低于国际贫困标准的人日均收入一美元。而这个贫困标准还是 20 多年前的标准，而现在的标准则是人日均收入 1.25 美元，所以说 无论官方宣传的有多么的辉煌，人民又有多么的幸福，实际上中国大陆的人民是整体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 列宁曾经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下定义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的电气化。”但前苏联的苏维埃们办不成全国电气化，所以垮掉了；中国大陆的苏维埃更是没办成电气化。 30 多年前大陆官方就开始绝口不再提共产主义了； 30 多年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 20 多年前又绝口不再提四个现代化了。这并不是因为大陆已经建成了共产天堂，或者是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国家，而是全没建成。十几亿中国人当了 62 年的实验品、牺牲者，结果却是中国人的民生状况反而不如 1949 年。 2011 年 9 月，中华民国财政部宣布，最后的一笔 23 万美元的债务已经偿还清了，成为了零国债的国家。到了 2011 年 10 月 5 日 ，国际经贸组织发表报告说，台湾的外汇储备是 ,4 千亿美元，排名世界第 6 。同时中国人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差别竟然是如此之大，难道人们不该反思吗？ 2011 年的 10 月 4 日 ，一则新闻报道说，印度政府是刚刚结束了一个讨论会，是关于如何制定贫困县的标准的问题，而做出的决定是对城镇居民日收入不足 60 美分，对农村人口日收入不足 50 美分的人，都可以领取政府的福利补助，批评人士则认为，政府制定的这项福利补助的标准是太低了，言外之意是指日收入不足 1.25 美元的人该不该获得政府的福利补助呢？！印度是个多山的国家，领土面积是远不如西藏大，但却拥有十一亿多的人口， 1948 年实行了民主，成为了民主制度下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2010 年统计的数字显示，全国人年均的收入是 5 百多美元，是中国人年均收入的 1.8 倍，从国际标准去分析，印度是在整体上摆脱了贫困的国家。民主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当局的一个强大、一个幸福就可以蒙混过去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放在桌面上来讨论，数字是真实的、公开的，谎报造假绝对不行的。比如其在刚刚通过的这个福利补贴的政策上，就实实在在的告诉的全国和全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印度，城镇居民中仍然有人日收入不足 60 美分，而乡村中仍然有收入不足 50 美分的贫困人口。怎么办？政府是义务对他们实行福利和补贴。批评人士指责政府的福利补贴标准订的低，而政府就接受了这一批评，并且表示这只是暂时的，未来将使用 2011 年人口普查中，所获得的这种社会和经济的数字，来重新界定贫困线的标准问题。 全世界 192 个国家，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是穷国。穷并不丢人，关键在于政治制度，政府是民选的，于是民权、民生就都能得到保障 。哪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来的？财富需要自己去创造，即使将来是富可敌国，可死的时候是一分也带不走。皇族也有穷亲戚，人穷不可怕，只要志不穷，那就是希望所在和国家未来所在。 中国大陆是贫穷落后，这是个事实。 统治者一当政，马上就强大幸福了 ，荒唐！大陆统治者是赤条条的进城，没有带来一分钱，反而还要享受特权， 幸福了的是官，而不是民 。官方的共产主义与现代化都全没搞成，可是人民还得幸福，改革把穷官们都改成了千万、亿万富翁，又改出了半数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民依旧还得幸福！ 官们贪腐抢劫成了富翁，贫穷的民众百姓们却幸福了！在国际排名榜上总是排在倒数第一第二的穷国乌干达，人民还能享受到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的国家福利，而幸福了的中国人民却是上不起学、看不起病。遭抢劫了的人，反而还要听抢劫者代表被强劫的人说幸福；虽说天下事是无奇不有，但这种事却也太过分、太无耻了吧 ？！ 2011 年 9 月 21 日 ，大陆央行报告说，由于 7 、 8 两个月对外贸易的盈利，使得人民币新增加了 3 千 8 百亿元。在各行各业是哀鸿遍野的情况之下，这倒也不失为是一件好事，用这笔钱去提高人民的生活和收入，或者是去还债都是当务之急。由于新增加的人民币数量大幅上升，于是担心会引发世界的热钱流入中国大陆，接下来的就是官方们时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老调，就是会引发中国经济发展过热，潜台词就是中国经济已经是热的热火朝天了，热气腾腾的了。大量的外资继续涌入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经济就将热的受不了了。说这是考验官方当政能力的又一大挑战。其实，这些都是欺骗的宣传；其实，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崩溃了，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着中国版的金融风暴，国际资金躲避还有恐不及，谁还敢来趟这趟混水呢？况且全球的经济不景气，各财团们只有收紧银根对付衰退。 所谓的外国热钱，其实就是被大陆贪官、奸商外逃的人卷走的脏钱 。由于这些人最熟悉的只是中国大陆，根本就融入不了所在国的主流社会，所以无法在当地投资发展；于是他们就只能寻找在中国大陆的各种机会，带着脏钱回来，炒作一下然后就走。 这正是官方有嘴但说不出的苦：卷款外逃的贪官们正在拆党的台。 美国西北大学的史宗瀚在其《金融时报》的博客中撰文说，中国大陆家庭及企业客户 2011 年 7 月总计从银行提取了 1 万 1 千亿人民币存款，相当于 GDP 的 2.5% 。但到 8 月，企业仅获得 1880 亿的新贷款，家庭客户的存款额也仅回升至 260 亿人民币，低得不正常。尽管 9 月的数据尚未出炉，媒体已经预测主要国有银行的存款 9 月上半月会大幅减少。那些存款都去哪里了？在分析和排除不能自圆其说的可能性之后，只能说要么存在一个规模巨大的“影子银行”，要么是拉开了存款外逃的序幕。 有一种看法认为，家庭存款转移到了财富管理项目上，这些项目又向公司提供资金。原因是家庭客户存款的实际利率过低，他们有较强的动机把存款转移到有较高回报的项目上。如果真是如此，公司存款应该大幅增加，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例如， 8 月企业的存款增加了 3710 亿人民币，但同时企业贷款总数与此相当，是 3,600 亿人民币。这意味着财富管理项目提供的资金对增加企业存款的作用几乎是零。再退一步来说， 8 月份贷给家庭客户的金额是 1880 亿人民币，这些钱没有化为存款。假如这些家庭贷款是用来偿还给公司的话，企业的存款额理应大大增加。可是人们并没有看到企业存款增加这一现象。 考虑到 8 月份再次录得贸易盈余 1070 亿人民币，而银行体系的资金应该增加 1070 亿人民币的时候，这些款项的消失更令人摸不着头脑。有人会说那些钱不过是从账面消失，并被纳入到银行中其他资产的黑池而已。这也是说不通的，因为财富管理项目的目的就是支付企业的开支；所以假如款项最终落入公司的帐户，或者收款者把款项付给另一家公司，企业的存款额应该有所增加。 所谓“ “ 影子银行”，是指那些有着部份银行功能，却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目前存在多种形式的影子银行，从国企、民间担保机构到个人等，且多有官方背景。美国财经网站 MarketWatch 专栏作家斯蒂芬前不久撰文说，中国银行系统再度遭遇重大挑战，地方债问题之外，影子银行业的兴起成为一个新的威胁，将直接削弱政府监管经济的能力，并损害投资者的利益。《金融时报》报导说，大陆不少国企正在变身“影子银行”，趁正规银行受制于当局的货币紧缩政策、中小企借贷无门之际放贷资金。截至 8 月 31 日，大陆有关上市公司发布委托贷款的公告一共 117 份，涉及 64 家上市公司，放贷年利率最高达 24.5% ，其中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有 35 家，一共发放 16935 亿元，同比增长 38.2% 。相对于存放银行接近零息，这些企业取得丰厚回报。比如扬子江船业第二季的纯利便有四分之一来自放贷的利息；而手头现金数百亿美元的中国移动，更成立财务公司，从事放贷业务。这些“影子银行”的贷款规模多大？法国兴业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写道，估计有近 3 万亿元人民币的正式商业贷款已渗漏至地下银行。而野村证券给出的中国影子银行贷款的总额为 8.5 万亿元。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款项完全离开了中国，因而引致银行存款绝对的减少。一个最近出现的漏洞是，中国的进口商可以用境内的人民币缴付给境外的供应商。而只要是可以合法地进行经常账户交易的地方，投资者也可以把金钱转移到海外。 2011 年到现在为止，通过香港进行的人民币进口结算交易金额已经超过 1 万亿人民币。假如通过香港进行的进口结算规模够大，大量的境内存款便可能离开中国。 当然，即使是这个漏洞也不能说明在最近几个月的存款显著下降的原因。假如大额款项正在转移到影子银行体系，那么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金融系统所占的市场份额便会急升。而假如大额的款项正在流出中国，这可能就是中国大规模而且持久的资金外移的序幕。 传统的存款派生贷款信用货币创造理论只可能产生存差：银行首先以购买货币（基础货币）的方式向社会投放等量的现金，然后持有现金的公众将其作为存款存储进商业银行，则经由整个商业银行系统周而复始的贷款转存款、存款生贷款的机制，整个社会就会产生多倍于基础货币的货币供给量，存款永远大于贷款。 2011 年 7 月贷差在经济理论上无法解释。 唯一的解释是：卷款外逃的贪官们正在拆党的台。 而这，也许就是 大陆人民不断被幸福的“中国特色”、“北京模式” 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