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辛亥武昌的光芒，几乎掩盖了四川保路这一关键运动。无能的满清为了满足列强贪婪，将原本交与民间经办的川汉铁路建设，不惜屠杀收回国营并转予列强。怒潮引发保路运动，20万川民揭竿起义，清兵入川镇压，武昌空虚，辛亥告捷。 晚清末年，专制帝国已至穷途末日。虽然势不可为，仍有一派心存复辟的君主立宪信仰者对延续满清命脉寄予厚望。发生在四川的保路风潮，原是一群良民富绅，意图以温和手段，向割地鬻国的满清王朝争取一条中国人拥有的铁路。这不单为了保卫自己多年来投注的血汗与希望，也为了不让环伺的强权敲骨吸髓，侵占这条光绪皇帝曾经钦准人民拥有的铁路。起初，他们期待透过理性沟通与谈判的文明方式，向政府争取一点点微薄的权益与尊严。然而，当残暴政权向人民高举屠刀时，这个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而露出嗜血面貌的清末帝国，注定走向覆灭的命运……。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两句古语说明了四川之地的意义特殊。古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由于资源富饶，地形上得天独厚，再兼以民风强悍，是各代乱世避难地，却也常是乱源之始，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就列举秦先并蜀而兼诸侯、晋先举蜀而后灭吴，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则先从事于蜀，宇文泰先取蜀，遂灭梁。罗列各代据蜀而得天下之论为例，说出“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的定论。而在满清覆亡的前夕，四川也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然而这个关键角色的形成，却是任何人始料未及。 就在四川人民陷入保路运动，如火如荼的揭竿而起，荣县石破天惊的第一个宣称独立之际，辛亥年9月25日，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在信中写道：“近日四川省起大风潮，为民众政府之间发生铁路争端所引起。我党在华南的总部诸君大为激动，因为谣传四川军队已卷入纷争。如所传属实，则我党人拟策动云南军队首先回应。而广东下队亦将继起。但我不相信此一传闻，因我们从未打算让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这方面它尚毫无准备。”然而，正如孙中山在宣扬民主革命时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四川保路运动所点燃的战火，在半个月间迅速延烧，尔后就带来了中国的新生……。 清末朝廷丧权辱国，由于背负着沉重的战后赔款、铁路借款、新政建设，又必须应付日起的革命与民变，军饷税捐一日沉似一日。然而面对狼虎般窥伺中国的列强，保住奄奄一息的政权，色厉内荏的清朝只有加重剥削人民一途。古来富庶的四川，除了要承担西南各省饷银的“常捐输”之外，还要增加因各种赔款而增的“新捐输”，巧立名目的税项层出不穷。如农民担粪入城要“粪税”、娼妓要缴“花捐”……负荷之大笔墨难形。 八国联军之后，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逐渐高涨，再如何刻苦付出，也抱着收回丧失各项国权的希望，“铁路路权”即是其中之一。 在当时，中国境内铁路多为外商集资建造。或透过强行筑路，或假借“合办”或“贷款”控制，搜刮中国的铁路权益。有清一代修建铁路约9400公里，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就占80％，丧失国权莫此为甚。1903年，在四川人民强烈争取下，四川总督锡良上书“自办铁路”的计划，获得上谕许可，光绪皇帝诏文中有两句：“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一消息传来，人人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商办川汉铁路公司”随后成立，并宣布这是一间完全由民间集资，只召中国人入股，不借外债，也不招洋股的铁路公司，特别聘请“中国工程之父”詹天佑为铁路总建筑师。 然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条预估要耗费5,000 万两白银的铁路修建资金，要从何而来呢？资金来源，除了少数富商仕绅以资金自愿认购之外，还以全省各户的农田收租，征受赋税。后者的款项，就占了集资的七成以上。也就是说，川汉铁路大部分透过全7000万四川人民自愿征收的税金缴交而成。短短6年，四川一地集资银两高达900多万，铁路也快速动工。然而眼看丰厚汇集的资金与铁路建成后拥有的巨大利益，各国逐渐眼红。面对国库渐空、外有豺狼的窘境，清政府遂对这条川民血汗打造的铁路，起了觊觎之心…… 宣统3年4月（1911年5月），邮传部尚书（类似今日交通部长）盛宣怀，迫于英、美、德、法等四国淫威，骤然颁布“铁路国有政策”，迳向四国银行与日本分别贷款一千万英镑与一千万元建造铁路，取消之前允许民办的成议，宣称已动用的民间款项，由发行的股票抵收。于是立宪派的保守党人，千方百计要使铁路为民所有的努力落空，清廷此举分明就是要借“国有之名”，行“卖国之实”。消息传来，各省哗然，引发强烈反弹。5月21日（国历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大会，讨论四国借款合同，各界代表到会约2,000余人，众推青年翰林颜楷主持大会，一致对合同表示坚决反对。有一人立，泪流满面，边哭边说：“订了这个合同，铁路完了，四川也亡了。”说完嚎啕大哭，现场哭声震天。人们大痛清廷此举无异“三卖”：卖路、卖川、卖国。大会上一致决议，成立“四川同志保路会”。 为了争取朝廷认同，他们推举立宪派所公布，预备立宪时设立的四川谘议局议员蒲殿俊和罗纶为正、副会长。蒲、罗力主“文明保路”的意见：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聚众暴动。为了表明自己忠诚拥戴清朝的立场，他们在闹区搭建光绪皇帝皇位台，焚香礼拜，显示绝无作乱之心。两旁是一副对联：“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几天之内，各省城、机关、女子团体、回族、基督教徒……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人数竟高达数十万人之谱，皇位台亦随处可见。于是川民推派蒲、罗二人向当时的川督王人文恳切上言，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倘若是稍具人性、情理的统治者，自然会同情川民。都督王人文具体上奏川民所求，希望清廷体恤民情，收回成命。然而贪腐的独裁者不能冒这个险。因为除了四川，湖南、湖北、广东也在争取路权。倘若开此肇端，川地动摇，如何压制西南半壁？于是清廷严责王人文的疏失，革职查办外，并立时任命以血腥暴力著名，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即刻上任川督一职，委以川汉铁路国有化的职责。一场风暴悄悄酝酿…… 6月11日（国历8月5日），赵尔丰到任不久，就被邀请参加川汉铁路公司的会员大会。会员张澜义正严词，一一痛驳清廷将铁路收归国有的各项论点于情、于理、于法皆无所据，赵尔丰被说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只有隐忍不发。岂知盛宣怀等人又设下一场移花接木剧，密谋商量布局，重金引诱川汉铁路公司的驻宜总理李程勋背叛股东，受聘为“国有铁路”总理，意图私下转移商办铁路路权。 6月14日（国历8月8日），赵尔丰率16名官员参加会员大会，宣读邮传部电谘，正式委任李程勋为国有铁路总理，此举再次激怒川人，会场一片喧哗怒骂，股东会立刻决议撤销李程勋一切职务，并请赵尔丰弹劾盛宣怀逾权越职、蔑视民意的骗局。岂料盛宣怀挟朝廷之命，不但执意委任李程勋为国有铁路总理，并污蔑这群良民股东为滋事少年，请朝廷明降谕旨，“格杀勿论”。电谕一至，川人怒不可抑，罢市、罢工、罢课，抗捐、抗税……自成都席卷全四川，家家户户在门前供奉搭建光绪皇位台，顿时四川如大江溃堤，陷入不可收拾的乱局。 初时，心狠手辣的赵尔丰还对镇压有所疑虑，见到朝廷敕令后更无忌惮。此时，伺机而动的同盟会的革命派分子，决定利用保路群众之力量，瓦解腐败清廷，在股东大会上散发四川人自保商榷书，立宪派恐有变质为革命派之实。赵尔丰见事件一发不可收拾，恐怕丢官，他下定决心，要弭平这场民变。 7月15日（国历9月7日）上午，赵尔丰展开行动，一举诱捕蒲殿俊、罗纶、张澜等股东与首脑，共羁押9人。消息传出，成千上百的男女老幼，头顶光绪牌位，手持焚香，涌至督署请愿释放人质。岂料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开枪，当场射死忠君爱国、手无寸铁的良民30多人。不畏以死惧之，自请与蒲、罗同囚的请愿民众仍旧蜂拥前来，赵尔丰手下有一位丧心病狂的营务处总办，胆敢下令士兵开大炮轰击民众，幸成都知府于宗潼扑身炮口，嚎啕大哭，才免于更大规模的屠杀。望着暴尸三日，怀中犹紧抱光绪皇帝牌位的死尸，清廷彻底失去立宪民心。这就是清廷覆亡前的血债——“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为免党人联络聚集，赵尔丰断绝邮电交通，进入戒严。同盟会当夜赶制数百块木牌，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外面再裹上油纸，投入锦江，以此“水电报”通知同盟会员揭竿而起。几天之内，荣县、华阳、新津、灌县相继起义，集结各地军队人数达20万人，赶赴成都血战清兵。但这些义军多是文弱百姓，仅以刀斧与清兵作战，如何战胜？历经大小战役后，同盟会员王天杰率6万残部回到荣县后，首先成立“荣县军政府”，9月25日郑重昭告天下，宣布荣县独立。消息传出，井研、仁寿、威远各县一一响应。各军皆树旗四面，上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已成熊熊烈火，君主立宪宛如明日黄花。 追昔抚今，暴权末路表现何其相似？当巨舰要沉没之前，众多用心良苦、苍天可鉴的善良人民，以自己的性命与忠诚拥立势不可为者，以为可以扭转天命，却最先被屠杀牺牲。无论是站在大炮前的清官，或是坦克前的无名氏，都试图在庞大血腥的杀戮命令中挽救一些什么，令人为中国人苦难的命运痛彻心扉。恐惧陷入围剿的政府，严密封锁讯息与联络管道，试图延长黑暗的统治手法如出一辙，然而百密终有一疏。曾经以为千秋万岁的异族统治，就这样堕入灭亡的劫数。 半个月后，清军大兵镇压四川，造成武昌空虚，同盟会策动武昌起义，建立了全世界华人政体中最自由、最富裕、最先进的国家——中华民国。  

若干年来，“左”的思想影响渗透到历史研究领域。其中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和某些参加者的历史作用估计不足，“辛亥革命失败了”就是一种表现。 “辛亥革命失败了”，这个流行已久的结论似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判断一场革命的成败，只能看这场革命是否完成了当时提出的任务，而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提出前人不可能提出、更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例如：用推翻君主专制和地主剥削制度的要求来衡量农民革命，那么世界历史上一切单纯的农民革命都失败了。可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不可能提出和实现推翻君主专制和地主剥削制度的要求，只能提出用新王朝来代替旧王朝，或者“打富济贫”、“均田免赋”之类的减轻剥削的要求。因而，刘邦、朱元璋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当时应该说是成功了。他们所建立的新王朝，在一定的时间内起了减轻剥削和压迫，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以后才逐渐地腐朽起来。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的王薄、李密、窦建德起义，虽然起义者本身是失败了，但这些起义打击了旧的王朝和豪强地主，促使夺取农民起义成果、建立新王朝的刘秀、曹操、李世民等贵族不能不实现起义农民的某些进步要求。就这个意义来说，当时的农民起义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 拿辛亥革命来说，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提出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均地权”，就前三项任务看，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辉煌的，甚至超过了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第一阶段的革命。正如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以后，不但民国初年两次复辟帝制的丑剧迅速遭到失败，而且任何形式的反动统治都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从此以后，任何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的武力，最后都不能不由于人民的反对而覆灭。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必然引起社会关系、政策法令和思想习惯方面的变化，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就是以封建军阀和官僚为主体的袁世凯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也不得不吸收陈其美、张謇、周学煦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运用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某些发言权、立法权、行政权，制订了一些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法令。例如1912年12月，北京政府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4月，颁布了《矿业条例》和《审查矿商资格细则》；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等。这些法令部分地解除了清朝政府束缚中国资本发展的桎梏，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振兴实业的规章、法令，也不是北洋政府能够加以否定的。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建立实业团体、商会和各种杜团办报纸、办学校，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了舆论、组织了办量，培养了人才。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辛亥革命后，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1912—1919年，我国新建厂矿470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在1.3亿元以上，八年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投资的总和。1911年—1913年，注册设厂的72个，平均每年近37个。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大。纺织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231厂，资本3254万元；1920年增至475厂，资本8275万元。1913年共有纱锭65万枚，1919年增至117万枚。面粉业，1896-1912年的17年问，全国设厂90家，其中民族资本仅47家，占全部新设厂的52.2%，生产能力占39.8%。1913-1921年的9年间，全国设厂123家，其中民族资本105家，占全部新设厂的85.4%，新增生产能力占新厂生产能力总数的82.2%。从面粉进出口来看，1912年至1914年每年入超200万担以上，1915年开始出超，到1920年出超达300万担。火柴业，1911年全国只有30家，1914-1919年增加43家，1920年一年增加23家。重工业也有发展，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等6个钢铁厂，1616年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开始兴建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采煤业，全国华商采煤量，由1912年的80万吨，1919年增至330万吨。1913年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只有400—600个，1921年达到2000个以上。电力业，1892年—1918年，全国共有电力工业81家。其中51家是在1914—1918年问建立的。在运输业方面，以轮船为例，1913年为13.323万吨，1919年增加为28.7592万吨，增加了115%。金融业也发展了。以新式银行为例，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l.1亿余元,到1919年新增银行42家，资本2亿余元，增加了一倍。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矿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一批手工业作坊也迅速向机器化转化。1912—1916年资本在万元以下的公司，约占公司总数的50%左右。可见辛亥革命后增加的厂矿，中小资本居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工人的队伍也壮大了。辛亥革命前，我国近代产业工人50-60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产业工人发展到200余万人，手工业工人达到1200余万人。 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并不是为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一般政治家都标榜自己为国为民，不过他们的为国、为民、是虚假的，实际上只是为了一群、一党、一个阶级的私利。孙中山的为国、为民，却是象“少女般的纯真(列宁语)”。 为了救国救民，在清政府对法、对日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足以救亡图存，由此他建立了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并积极筹划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长期在国外活动。西方国家的富强，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救中国，不仅要推翻满清政府，而且“要建立共和国和发展实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又使孙中山认识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由此，他又主张实行“平民革命”和“平均地权”。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由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腐化、分裂，没有认真考虑在革命胜利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问题，但孙中山追求祖国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失误。总之，孙中山一生思想和活动的主要特征是：由爱国走向民族民主革命，坚决主张推翻君主专制的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由爱国主张进行社会革命，幻想建立一个既有西方资本主义优点又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直到临终的时候，他还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热切号召。 可惜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幼稚和弱小，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居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中生长的，多数不能摆脱旧的传统势力的影响，而且只考虑到眼前利益，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远离甚至反对孙中山这个革命的先进代表和领袖。 辛亥革命的核心和骨干，是同盟会及其派生的各种革命组织的成员。辛亥革命的同盟者有会党、立宪派和一部分从清朝政府分化出来的旧官僚、旧军官。 先就会党来说。清末的会党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无业游民，特别是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第二、它的主要宗旨是“反清复明”或“扫清抗洋”。第二、他们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的组织和成员遍布全国各省，在海外华侨中也有。据文献记载，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种，其中会党名目约占一半以上。当时有人估计流入秘密社会者，“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从局部地区的抗粮抗租、打富济贫，到大规模的反清斗争，会党都是一支很活跃的力量。第四、组织涣散，许多成员愚昧落后，甚至有盲目的破坏性。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多是知识分子。据统计，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其出身可考者379人，其中98％是知识分子。这样大规模、有成效的“秀才造反”，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有的。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一经同近代的革命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相结合，就会变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不过，单纯的秀才造反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不能不发动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来参加革命，可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同劳动群众缺乏直接联系，也找不到发动和组织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形式，不能不争取和运用具有民族意识的强大的会党组织，而会党中的先进分于也趋向于同革命派联合，并接受其领导。例如；1885年，会党领袖郑土良就向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1、组织群众，发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造成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从1901年到1910年，群众自发的抗粮抗租、饥民暴动等斗争近千次，这些斗争有很多是会党发动的。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四川哥老会发动和组织的保路同志军。而海外洪门会党，在募饷筹款方面，也为支持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会党最大的贡献，是积极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几乎每次起义都离不开会党的力量。在推翻清朝的辛亥决战中，新军和会党是并肩作战的两支基本队伍。在湖北、云南，上海、湖南、陕西、广东等省，新军起了主要作用，会党积极配合。在辛亥革命中，如果没有会党的支持和积极参加，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当然，由于革命党人自身的幼稚，没有拿出更先进的纲领与政策，来满足会党所联系的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并改善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也不善于改造会党中游民的散漫性和破坏性，以致不能通过会党加强和巩固同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联系，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后，一度失掉了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支持。 再就立宪派来说。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派同君主立宪派之间，经历了对立—联合—分裂—再联合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1897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同立宪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就联合反清问题进行了会谈。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皇帝)”，并在加拿大等处建立了“保皇会”。20世纪初，康有为连续发表文章，大肆攻击革命派及其纲领。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党人，以鲜明的民主派的立场，同君主立宪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从1903年到1911年的君主立宪运动，以清政府建立皇族内阁，驱逐和逮捕某些立宪党人而告终。皇族内阁刚刚登场就悍然宣布各省所有铁路干路一律收归“国有”，其实是以“国有”之名将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立宪派在《宣告全国书》中宣布“希望绝矣”。武昌起义的胜利，促使大部分立宪党人归向革命，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助长了革命的声势，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同时，他们也进行争夺权力，排挤和残害革命党人，诱胁部分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的活动，既有功劳也有罪过。从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到“二次革命”，革命派同立宪派又围绕着反袁还是拥袁这个问题，由联合走向分裂。直到袁世凯称帝时，革命派和立宪法派再次实行成功的联合。 至于清朝政府的旧官僚，就其总体来说，不能作为革命党人的同盟者；但在革命高潮下。确有少数官僚分化出来，归向革命。这里举出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在革命党人枪杆子的威胁下被迫参加革命的黎元洪，另一个是经袁世凯同意参加同盟会的唐绍仪。有些近代史著作把黎元洪看作“反动势力的代表”，斥之为“反革命”；把唐绍仪看作“混进革命队伍”的人。 辛亥革命前，黎元洪是从来与革命无缘的君主派，是满清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由于革命党的领袖都不在武昌，用枪杆子强迫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一再逃避和推诿，直到10月3日下午才在都督府的会议上表示：“我前天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天上午还未决心，这时是己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死生以之。”此后的黎元洪，既有大功，又有大过，但他忠于共和制度的态度，可以说是“死生以之”了。在清军进攻武昌的时候，黎元洪虽经过动摇，但最终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拒绝了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的诱降活动，组织力量，奋战40天，保卫了首义之区，为各省的独立创造了条件，促进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黎元洪为革命立了大功。 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黎元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加上他的政治倾向同袁有共同之处，积极充当了袁世凯剿灭革命势力的邦凶。“二次革命”后，他又积极配合袁世凯向革命军发动进攻，扑灭了革命火焰，这个时期，黎元洪有大过。“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段祺瑞南下武昌，迫黎北上。黎元洪一入都门，就被迫幽居瀛台，毫无实权。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想利用黎元洪作工具，黎坚辞付总统和参政院长的职务，拒受“武义亲王”的封爵，坚决反对帝制。在张勋复辟时，黎元洪又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讨伐。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两次任大总统，在北洋军阀控制下，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但他主张制定宪法，主张军民分治，反对军阀割据专权，他个人又致力于投资兴办实业。就其主要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经济活动来看，他基本上属于共和派。黎元洪一生，由君主派转变为带有封建性的共和派，功大于过。 唐绍仪，原来是清政府的邮传部尚书，是袁世凯的亲信，是代表清政府和袁世凯同南京革命政府谈判的特使。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首任内阁总理，并同意他参加同盟会，本来是袁企图控制内阁也控制同盟会的一箭双雕的阴谋。可唐绍仪参加同盟会以后，就接受和坚持了革命派的立场。唐奉袁命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蛮横苛刻的借款条件。同盟会和人民大众坚决反对。唐绍仪顶住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压力，断然拒绝了银行团提出的丧权辱国的条件。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接近同盟会的王芝祥任直隶都督，本来是袁世凯、唐绍仪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当王芝祥到北京后，直隶的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针对北洋军阀的阴谋，直隶各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袁世凯一面压制直隶各民众团体的公意，一面改委王芝祥为没有实权的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对于这个委任状拒绝付署。袁世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的有关规定，发出未经内阁总理付署的委任状，唐绍仪愤而辞职出京。后来，唐绍仪在南方还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唐绍仪晚年几乎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利用，但并未构成卖国行动。 总之，对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党人及其同盟者，都要按照当时历史条件具体分析。 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其意义在于将中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生死存亡挑战，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自1842年的鸦片战争后，遭遇世局巨大变化的中国，便一直在找寻着出路。从完全否定西方、到“中体西用”、再到引入西学与变法维新，最终到全面推翻帝制的革命行动，所代表的是对于出路的急切摸索和尝试。 以政治体制与统治的正当性而言，中国所遵循的是“天命”与“文化”（二者合为“王道”）的思维。这与西方近代政治革命后所出现的以“权力归属唯一”的“世俗最高主权”之政治思想，是极为不同的。孙文曾谓，中国人没有国家（集体）概念、如同一盘散沙，其实其内涵正是中国自古以来即不存在这种“归而唯一”的主权国家概念。这一“主权”观念，是在百年前迭逢挑战的过程中方才逐渐产生。史学家史莱克曾做过一项研究，他对“清季外交史料”进行统计，发现在1875年到1894年间，“主权”二字平均每百页只出现一次；1895到1899年间平均每百页出现2.5次；1900到1901年间每百页8.8次；1902到1910年间每百页达22次，便是即为显著的证明。而以经济论，中国传统之经济皆以需求之满足为其目标，这固然与过往之生产技术不发达有关，但生产技术不发达其实也是某种特定的思想与经济制度所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卓然成家的翁之镛便以“农业文化与无为而治之相得益彰”，一语道破中国古代经济之特点。然而如此之“相得益彰”却在西方物质文明冲破生产力的桎梏而快速积累，并向外强力寻求市场的冲击下，面临了难以为继的困境。 在百年前政治与经济的两大挑战之下，中国的回应过程大抵上逐步“向西看齐”，辛亥革命便可说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点。在辛亥革命后所建立起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就是在面对西方“主权国家”的进逼与挑战之下，所做出的政治回应。而自此，中国的政治核心概念，便从“天命”转向了“权力”。同时，在经济上，也开始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发展为仿效之对象，孙文的《实业计划》、《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可以作为这一努力的标志。也因此，以小农为根本、无为为涵蕴的需求经济，便让位与不断追求更高物质生产、从而征服自然的西方经济制度。 然而，辛亥革命也只是这一因应挑战的过程之一，虽然它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并未稍减，在某些方面来说，甚至可能更为严峻。辛亥革命后的分裂与纷扰局势，使得“列强”更能运用不同军、派阀间的矛盾，牟取更大的在华利益，甚至演变而为私相授受。这样的趋势，愈使当时期望国家富强的中国人耐性渐失，并转而益趋激烈。1919年巴黎和会中对于战胜国中国权益的重大牺牲，终究点燃了怒火。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于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过程来说，是一个激进化的新颠峰；当时的知识份子意图彻底的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在此时的引入，更开启了中国未来的黑暗命运。 近代西方文明虽以“权力”和“征服自然”为其特点，但两千年的基督教文化对于现世行为的约制，仍发挥了一定的力量。然以无神论为其基底的马克思主义，却在毫无约制的情况下，将西方文化中“权力”与“征服自然”这两大要素推到了灾难性的极端。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中，“斗争”与“暴力”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而迷信人类科技力量将无限成长而必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进步论”思想，更使得其信仰者不断的破坏自然。 1949年大陆建政。大陆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是彻底毁弃中国传统文化之后所造就的极端罪恶，经历了对于中国文化刻意而残酷的毁坏后，以更进一步的邪恶手段，将党文化附身于仅存其形的“中国文化”躯壳之下以迷惑世人。 但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不是一次失败的革命。

随着北京反腐力度的增压，贪官的脚步似乎也在加快。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反贪风暴中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官挟款外逃的事例越来越频密。但外逃的贪官究竟有多少？中国每年有多少黑金外流？有关评估并不确切。至于贪官及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形态，国内民众更是一头雾水。 早在2005年，被中国政府列入“外逃贪官”名单的前武汉长动集团董事长于志安，在美国投书报刊喊冤，称自己是“反贪被迫出走”。当年70岁的于志安1995年突然出走菲律宾，同年12月赴美国。大陆官方指控他卷款逃走。美国移民局经过5年核查，2004年批给他绿卡。知情人士称，他转移到美国的近千万美金，成为他在美“立身”的资本。 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温哥华、多伦多，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轿车、珠光宝气的中国男女，并已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行踪诡秘。不过，在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因为现时外逃的官员搞的钱又大大超过了他们。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疮，也在成为北京致力打击的一个重点。 关于中国贪官外逃，当年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官方数字是：“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 …”。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庞大许多。 涉及诈骗款额达18亿元的广南集团贪污案，纠缠了3年零8个月之后宣布判决。虽然共有23人被起诉，15人被定罪，但至今仍有26名涉案人士潜逃海外各地，包括案中的两名主谋：广南集团副总经理黎瑞华及前澳门立法会议员陈继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5名职员侵吞近5亿美元银行资产的惊天大案，5名主嫌悉数潜逃国外，其中3人在加拿大过着“豪华”生活。“远华集团”走私集团主嫌赖昌星以贿赂手法收买各级官员，透过私人兴建的豪华庭园“红楼”作为“私人俱乐部”，提供酒色财气，将大批高官引入财色陷阱，巴结收买。该案涉及官员高达500人，案发后潜逃海外的官员大约在70人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在逃贪官，仅2004年就有120名之多，其中70%是国企的厂长、经理。 与广东一水之隔、人口不足600万的海南省则更是外逃贪官重灾区。海南建省时间在全国最短，且不论那些逃跑的一般小厂长、经理，当年光轰动全国的厅局级逃亡贪官就有：海南省首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海南省财税厅厅长刘桂苏、海南省工商管理局局长富荣武、海南省粮食局局长陆万朝等。1989年，海南省第一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因经济犯罪，潜逃国外。接任李永生的是当时公认办事能力强、有魄力的国家体改委城市改革试点司副司长姜巍。但4年之后（1993年10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姜巍因收受各种贿赂人民币12.3万元，美金1000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姜巍不是不想跑，也不是不能跑，只是没料到事情败露得如此之快。 当年在海南，在不同的时间和人群中常听到各种讥讽官僚腐败的顺口溜，其中有一段流传很广，内容是：“中国有个海南岛，六个厅长往外跑；三个市长坐大牢，两个处长卖情报。”版本不同，说得也未必十分精确，但反映了大陆民间对海南官员腐败的不满情绪。地处内陆的人口大省河南，近年来也在贪官外逃方面“独领风骚”。15年前，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卷款数百万外逃至美国，曾经轰动一时（董明玉现住在新泽西州，生活闲适）；10年后，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曾任中共漯河市委书记的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在一年之内相继卷款外逃，亦造成“轰动效应”。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都是“厅官”；二、都是“改革先锋”人物。 当年由于贪官外逃现象严重，使中国“损失资金50亿”。这是2004年初中国官方杂志《半月谈》公布的数字，这个数字仅包括官方记录的立案的赃款。如果算上那些没有立案的，或者没有暴露的，这个数字也许会翻上10番、20番。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他们估计1997至1999年外逃资金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该是约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虽然“权威分析”比《半月谈》提供的数字已经高出许多，但比起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仍显得太少。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为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经济专家樊纲更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香港廉政公署2004年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境洗黑钱集团，再经与警方成立特别调查小组联手进行足足一年的深入调查后，正式起诉8名人士，包括宝生银行一名前高级经理。警廉的联手调查显示，该个涉及贪污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自1996年至去年被捣破的5年来，总共清洗的款项高达500亿港元。这还只是被查获的一个洗钱通道。 另一个被查获的洗钱通道是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刘氏兄弟的地下钱庄，他们以“一条龙”服务闻名。这个地下钱庄在交易方式上很简单，往往是交易完成了还不知道对方是谁。由于交易量巨大，他们的成本无形中也大大降低，因此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进行交易。这个地下钱庄在3年内资金流转总规模达到了20多亿元。而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则将120亿元人民币的走私收入，通过地下钱庄付往加拿大。 2004年就有人指，每年从中国以各种方式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式，资本外逃额即中国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增加部分的差值。每年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误差与遗漏”亦有一两百亿美元，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逾千亿美元。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由于“误差与遗漏”仅仅是被政府所统计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资金流出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更为惊人。 有统计显示，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从1998年的147亿美元大幅飚升到2000年的643亿美元。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中国人事部也透露，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总数达46万人，分布在全球至少103个国家和地区。据资料，在英国留学的费用，一般而言，研究生、本科生每学年平均学费大致在5000至16000英镑（6万到19万元人民币）之间；美国许多大学一年的费用在1万美元至3万美元（8万到25万元人民币）之间；在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全日制学位以及研究生课程每年的学费在1万至2万澳元（4万到8万元人民币）之间；而加拿大的学费一般每学年在6000加元（3万元人民币）左右。以每人每年平均10万元人民币计算，就是460亿元人民币。如果计算他们的隐性支出就会更多，一位在伦敦读专科的留学生说，伦敦的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被人称为“中国阔少”，出手阔绰。北美的新一代中国留学生大抵如是，他们刚来美国不久，就住上一套很不错的公寓房；没几天，又开上一辆很不错的车，父母亲戚经济实力雄厚。加州华文媒体曾质疑，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奔驰，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当年的留学生见此无不感慨复感慨，电影演员陈冲回忆说：“1981年，我来美国时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当时兜里没有钱，只能靠在餐馆打工赚点小费，一个小时才挣4.95美元。”这在当今的留学生听来有如天方夜谭。当今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私营企业老板、白领阶层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官员。美国教育基金会一位人士透露，外国学生一年可为美国带进90亿美元的教育收入。早在1998年，美国的传媒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为排在军火、电子等行业之后列出口创收的第5位，而中国大陆是美国留学生的第一大来源。 从2010年开始，中国贪官外逃话题就成为一个经常被中央政府部门不断“关照”的话题。每逢某政府部门或研究者对外发布贪官外逃的相关报告，不久后就会有其主管部单位称这一研究是“谣言”或“严重失实”，甚至还逼迫当事人出面收回原来所言。2011年6月份网上流传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旋即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3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贪官携巨款外逃曾被北京列为国家级研究课题，给予研究者经费资助并提供查阅资料的便利。既是事实，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为何又要如此不顾形象地互掐？背后原因复杂。 中国贪官与国企负责人外逃发韧1990年代。那时最著名的外逃案件是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事件。于志安12岁即被八路军收留，16岁入党，曾与焦裕禄并列为全国六大标兵，外逃前曾被称为国企改革典范。 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革》杂志1996年第5期）。后来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北京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从此之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以后又出现过一本由李广森撰写的《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纪实》，但因没有对新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一直未形成媒体讨论高潮。2004年，由湖南大学《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参与者王明高对外发布该报告中有关贪官外逃部分，《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10期，3月18日）以“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为题，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很详细地揭示了厅局级官员成为出逃主力；出逃准备是个系统工程，一般需要经过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这“三部曲”，每个贪官至少会携款数百万元至逾千万元，等等。 从那之后的几个月内，中国贪官外逃成为中国媒体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最有名、被媒体广泛征引的资料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据当时媒体报道，商务部的研究结果是“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该报道还特别说明：“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 鉴于当时关于贪官外逃的数据太多，且差别过大，《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署名为“李先梓”的文章：《请给公众关于贪官外逃的准确数字》，援引了几篇当时比较权威的报道：“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援引内地统计数字说，单是2003年上半年，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2004年7月23日《法制晚报》报道说，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我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这些数字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500人和8000人之间的差距，以及50亿美元与500亿美元之间的差距更是判若云泥，到底谁的数字更准确？公众到底应该信谁的？” 尽管公布上述数据资料的都是政府部门或者官方的权威杂志，但因中国《新闻周刊》的专题报道登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加上说是总理副总理过目，从此以后贪官外逃的数据大抵都以商务部报告为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按说多个政府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人员在做这项专题研究，也经过多年来媒体持续采访报道，一向喜欢堵国民嘴巴、蒙国民眼睛的中宣部对资本外逃的讨论也未制止，听凭各媒体“炒作”，这类事情的真实性应无疑问。但中国大陆确实是个创造奇闻的政权，也从不吝惜制造谎言，并利用权势逼迫他人与自己一道撒谎。于是从2010年以来，贪官外逃数量规模两度被否定。其中一例是2010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否定自己过去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即“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这种否定，当然是为了现实需要。只是商务部逼着研究者出面否定自己6年前声称做过的报告，其中蹊跷实难以猜测。何清涟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商务部是中央部委，该报告提供的贪官外逃数据反复被中国媒体征引，比如2009年1月19日，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在《“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一文中再次引证这组数据。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商务部的公务员人数至少一二百人，自2004年之后的6年当中，这个报告的内容被反复大量征引，商务部的人不可能没看过这些征引，为何迟至今天才会出面否认？梅新育在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始末》说：“我当天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标题，再一看内容顿时深感震惊，马上便打电话与该记者交涉，要求他们报社通知网站删除这条新闻，又花时间写了封正文1300多字的邮件，一一列举说明那篇报道中的主要捏造和讹误之处，当天下午发了过去。但由于该报道已上网，网上流传已经无法消除。” 仔细读梅新育这篇博文，感觉是：这是托词。在媒体工作过得人，确有多次看到媒体更正报道的情形，通常做法是发现偏差失误后立即尽快发声明以消除影响。该篇报道所涉之事重大，作者又是中央部委研究人员，如系不实报道，记者不可能不受处罚。如不能证明是记者制造虚假信息，那么作为新闻提供者的梅新育，所担干系可谓至大，此中利害，作者自应知晓。为何要迟至6年之后才发表文章消除这篇“不实报道”的影响？相信其中自有作者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在。 人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发表？（这里指的“选时间”的主体当然不是梅新育，而是指未出场的主角。）而且，梅新育2011年8月再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重提国企资金被离岸企业通过开曼群岛等转移这一事实（《中国离岸企业被指侵吞国资转移五百亿美元资金》，从中可知梅新育去年被迫否认事出有因。 这一轮否认背后的因素只能猜测。当时有两大因素迫使大陆政府坚决否认大量贪官携款外逃之事，一是当时有关太子党利用权力敛财的黑幕频频见光，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以不署名记者名义发表《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二是以保密安全与谨慎做为商业品牌的瑞士银行，其保密大门已被美国攻破（《美国敲开瑞银保密制度内幕》，路透社2010年4月13日），正准备通过《独裁者资产法》。这两件事情给当权者造成了危机感，因此得极力否认中国贪官携款外逃的事实，倒不是为已经外逃的贪官着想，而是于“公”来说得稳定军心；于私来说高层家属也有海外财产安全问题。 2010年4月与2011年6月，关于中国贪官携款潜逃的数量与事实已经两度被否认。为何现在中纪委与监察部又宣布要试点呢？这里有个时势所迫。大陆政府通过大外宣努力塑造一个繁荣似锦、前途无限的“中国模式”，却始终无法解释一点：为什么这个繁荣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即富人与官员纷纷弃国而去？！据说子女家属已定居国外的“裸官”已高达118万，如果说官员们是担心其腐败曝光，那富人们却是用脚投票，光明正大地通过移民等方式，并很清楚地解释移民的第一位理由是为了安全、子女前途。所以，无论北京的外宣经费投入多少，精英们弃国而去这一事实都展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这艘外表华丽的巨船已经被掠夺得千疮百孔，了解船况的“大副”、“水手”正想方设法弃船逃生。这一现象对内是动摇军心，对外则有损党的光辉形象，再加上党工、维稳与纪检部门中还有大量无法外逃者，因此才出现了党对于这个话题摇摆不定的态度。 现在中国大陆是无官不贪、无商不贿的社会。在这社会里说有一个一文不贪的官，人们都会觉得怪怪的，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有一定贪污才是“正道”。 如一官员利用手中权力给了你好处，你必须知恩图报，必须给他送礼，否则旁人都会觉得你不近人情，这种人不可交，都会离你远远的。现在中国大陆，已是充满假冒为例产品，到处坑蒙拐骗的，有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金钱人人想赚，各有巧妙不同。”只要能赚到钱，不管是靠“权”，还是靠“骗”都是合理的。 从这点上看，“贪污”并不可“耻”。只要想一想，一个地方官，什么也不想贪，什么也不想做，这样中国经济能“腾飞”吗？他们知道只有用一切手段把生产搞上去，自己就会得到上级赏识，升官才有望。而生产搞上去也就是手中的权“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权”下得“利”的这些人，都按照现代社会通行规则是，一定会回报的。因而“贪”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当然，如果搞得太过分了，露骨，太张扬，在没有强有力的后台扶持下，也会彻底倒霉的。在“有贪可图”的推动下，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改进工作方法，努力提高“贪”的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生产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当然这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偷工减料，出现豆腐渣工程，楼脆脆，楼拥抱等低质量的产品，但现在人想的是，只要短期内能骗得过去，至于多少年后，由于产品低劣而发生什么严重事故，那是后来人或那是子孙后代的事了。这样，“贪污”也就成了官员们积极工作，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再生产的动力。在GDP上升的账上也就可挂上一笔了。 不过， 当前“贪污”从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的“毒瘤”。以“贪污”作为动力来促进生产，本身也就是“饮鸠止渴”， 虽然暂时能从另一面促循生产，刺激经济，但本质上讲，还是对整个社会起着分崩离析的作用。也因为这一点，这艘船上的“大副”、“水手”正想方设法弃船逃生，害怕一旦翻船，就家破人亡。

世界上有两个中国，可是往往又讲“一个中国”，这并不矛盾。因为，一个中国指的整个中国，而两个中国则是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北的“中华民国”；两个中国同时存在，但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 最近北京又出了一本历史书叫做《中华民国史》，讲中华民国从1912年正式成立到1949年，写中华民国38年的历史。中华民国到了台湾以后的历史，一概抹煞 。 但这是“鸵鸟政策”，把眼睛、头埋在沙漠里面，就认为中华民国不存在了。然而中华民国存在和不存在不是问题，大陆和台湾之间有一个争论叫做“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个中国，台湾指“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北京指“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这口水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结束。 说到中华民国，今年是整整100年的历史，它走得非常辛苦、非常坎坷。38年是在大陆，经过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成为临时大总统，后来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要做皇帝，呜呼哀哉，死了。北洋军阀起来打仗打了十几年，到了1928年，蒋介石带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建都南京，中华民国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又经过了10年的建设，1927年到1937年是一个辉煌的建设年代，如果没有日本人侵略，中华民国会非常辉煌的建立在世界的舞台上。可是，日本人打进中国，毛泽东当时建立了游击队，也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帮苏联打仗，认为他的祖国是苏联，要保卫苏联而不是保卫中国。他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要保卫外国来反对自己的中央政府。最后因抗日需要，苏联人也强迫毛泽东跟蒋介石合作。 在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和共产党第二次合作，合作之后，共产党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独立王国。名义上是听蒋介石委员长的指挥，实际上处处反对。所以从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的时候，就反对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国内战争，蒋介石失败，退到了台湾；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开始有两个“中国”。这两个“中国”，联合国只承认一个，并且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即中华民国。一直到1972年之后，北京占据了中国的席位。之后，大陆一直要否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处处容不得中华民国。一直到现在，还处处要准备发动进攻，先经济，后政治，可能最后军事。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陆当权者害怕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这100年来走得这么辛苦，前38年在大陆失败了，后62年在台湾成功了。他们痛定思痛、接受了教训、进行了改革，国民党最后也从一个革命党走上了民主党；民进党产生了，建立一个多党制国家，政府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总统，走上民主化。而相反的， 毛泽东在开始时欺骗老百姓说：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逐渐的露出了真面目，欺骗老百姓，把在反对蒋介石时代所答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种种承诺，一概否认，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国家 。 时间过去了62年，人们开始比较这 “两个中国”哪个优秀、哪个拙劣 。 中华民国在台湾到现在为止，62年来，进行了土地改革，也进行了深入的文化教育，维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积极的发展经济，给人民的生活极大的提高。最近有一篇报告是以“平价计算法”来算各个国家居民的实实在在的收入，在这个计算中间，美国是一年平价收入4万5千美元一个人，台湾一年收入3万4千美元，排位超过日本；日本只有3万3千多美元。而中国大陆按平价计算只有8千多美元，是台湾的1/6。 而从老百姓种种的享受、教育、医疗、社保，台湾要比大陆好得太多， 台湾是全民教育、全民医疗保险、全民社会保险 ，中国大陆差得非常远。大陆62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毛泽东时代是28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最后走得是民不聊生，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他那时候建设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地主，土地给充公了；资本家，财产给充了；杀地主、分田地、打土豪，把资本家的财产给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归公，老百姓居然饿死至少4千5百万人。 在32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又反过来走，公家财产又给私人贪污了，给红色贵族、党官们贪污了，又再一次剥夺了老百姓的财产，剥夺国家手上的财产，贪污，腐败，老百姓分不到利益 。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老百姓享受的福利、待遇在世界上排名第100位以后。 从政治上讲， 台湾现在走上了民主，总统直选，国会议员直选。中国大陆却连个乡长都没有选 ，而这些都是执政党答应过的，60多年前答应了要比蒋介石做得好，现在比国民党做得更坏。过去毛泽东骂蒋介石是四大家族，而从历史上调查并无“四大家族”一说，是他的御用文人编出来的。大陆现在十大家族、四大家族都有，即把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掠夺到红色贵族的手上，0.4%的人口占据了中国70%的财富；而相反的，在台湾没有这样的贪污事实存在，即便有黑金贪污，比如前总统陈水扁；但他现在坐牢，在真的服刑。 所以两岸从政治上对比，相差非常大。蒋介石遵守了孙中山的遗言“还政于民”、“耕者有其田”、“保护私有财产”……。总的来说，台湾的老百姓、中华民国的老百姓真正获得了好处。而大陆呢？！目前是每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是超过国防开支的天价“维稳”！ 再从生态环保来说， 全世界生态环保最好的地区之一是台湾，而全世界生态环保最坏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大陆。大陆官僚掠夺老百姓的财产，也在掠夺自然财富，掠夺水源、土地、空气，不给老百姓享受自然界所创造的自然资源，造成高度的土地污染、水污染等等。所谓“中国特色”经济模式是掠夺式的，不是一个精致的、优化的、强调效能的经济，也不是用科学技术发展它的经济。中国大陆是从苏俄那里批发过来的经济模式，一直沿用到现在 。…… 反观中国大陆过去的所做所为，是很不正常的，对大自然的疯狂破坏，对人性的歪曲，恶性程度可让人发抖。连续30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却造就超过五千万人的枉假错案的上访人群，每年还在大量增加；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也是全球独一无二；为了提高GDP，只要能剌激经济，什么事都可以做，地面开发、地下开采、填海、挖山、对江、河、湖、溪等的严重破坏、毁灭和污染速度相当惊人。比如有广东一个村，以前溪水清澈透底，几百年来村民食水、用水都来自小溪，溪里的鱼虾特别多，溪水甘甜可喝，山庄林里水果种类多，天然肥沃的土地种出来的水稻产量特别高，真正的鱼米之乡；但现在溪里的水变得恶臭，连洗手都不敢，溪里的鱼无人敢吃，因为溪边建有大量化工厂，化工厂内污水直流入溪里。村里肥沃土地用来建房屋，山林水果不见了，全村土地被卖光。山边土地给官商富豪强占建别墅。建好了的别墅却无人住，未建的山地成为一遍臭味薰天垃圾堆。能看到的是到处色情场所，抢劫打斗天天发生，晚上9点后无人敢出家门，特别是村官更不敢外出，过去村官随便整人打人，现在变成被村民最看不起的乌龟。有钱的富人已移居城里去了，就剩下无法走动的穷人；原来是绿油油的稻田，现在是一际无望的废弃旧电器，这里的人把收购来的旧电器内中有用的零件取出，无用就废弃田野，年积一年，没有人去管这些事。现在几十公里内的水不能吃用，大量的人死于癌症和各种奇奇怪怪的病症，无药可治，十分恐怖。而全国乡村的自然环境被毁坏的，比比该是。这就是强国掘起疯狂掠夺的背后惨况。 在大陆，2008年全国卖地收入为9600亿，2009年为1.59万亿。10年为2.9万亿。 政府每年从中国大地掠夺十二、三万亿，这些钱成为党政的私款，单2010年的三公消费是11569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张元富称，全国有4000千万失地农民，“耕地被抢尽，已无地耕作”。而每年的失地农民约250至300万人在增长，其中六成人生活困难。整个社会极不稳定，民怨极大。在国际声称大国掘起，为了讨好非洲国家，策款15亿钱财去为非洲国家建一千所希望学校，这是最近发生的事。 这班党官不讲道德，不信善恶，只讲斗争，讲权力，讲利益，讲享受，长期互相残杀。只讲收益第一，不顾人民死活。只看GDP增长，拆房抢地无恶不做。只讲速度，不讲安全，如危险的高铁一直疯狂高速向前走 。 但恶报也到了，恐慌情景就是 官商大逃亡 。自1980年代至2009年公安部统计数字上报，技术人才外流移居海外是3百28万3千多人；今年6月份上报数目有1千多万人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已在陆续大逃亡，要逃亡的人数等于过去19年逃亡的四倍。今日中国大陆，表面上高楼林立，灯红火绿，好个浮华盛世；实际上 从上到下无官不贪，无职不腐，道德全无，人心丧尽，民怨沸腾，整个国家就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 可是尽管如此明显的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处处打击“中华民国”，不让世界上承认有中华民国。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现在有170几个国家承认和接纳中华民国的护照，持中华民国护照的百姓，可以自由的、免签证的进入到这些国家旅游；很快美国也会接纳台湾的中华民国护照要免签证，可以直接进入到美国旅游。并且，中华民国还保留了24个国家的外交关系，还有24个国家承认。而中国大陆公民，只有台湾十分之一多一点的国家给予免签证，况且大陆护照到哪里都收虐待，处处受到排挤、歧视。 但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不承认中华民国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因素，有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种种，大多数国家要跟大陆做生意，要顾他们的国家利益、眼前利益。可是中华民国还是有人支持，首先台湾本岛人支持要中华民国，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治台湾；同时，美国特别有一个《台湾关系法》，要卖武器给台湾，保护台湾，让台湾能够有自卫的能力。 中华民国到了台湾后，一年比一年好，是铁的事实。 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没有杀地主，分土地、把资本家财产没收、把资本家赶出、迫害知识份子、迫害“臭老九”，而是充分的爱护、保护、发扬、继承了传统的中华文化。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宗教信仰是自由的；而在中国大陆，名义上有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可这些宗教都在党的控制之下，由党官去操控这些教会。所以，大陆破坏了传统的宗教和中华文化，而台湾保护了宗教和中华传统 。 中华民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人们的道德水平，都要大大超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国”，却展现的是一个“家”——中国。两个“中国”，是一个制度之争、文化之争、人们的道德水平之争、经济模式之争。大陆说台湾一向是中国的，不错；但又是哪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天都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老百姓一天都没有纳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跟大陆之间是有割不断的纽带关系，但从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当时台湾就不在中华民国手上而是在日本人的手上，日本人战争失败之后根据《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把台湾还给中华民国。1945年蒋介石派军队接管了台湾，台湾又回到了中华民国的手上。台湾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上，而是在中华民国的手上，是蒋介石统治的手上接过来的。到了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有48个国家和日本签订和约即《旧金山和约》，这个和约在大部分的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和日本人签定。在1951年9月8日的《旧金山和约》上，没有写明台湾被日本人放弃了，交给谁没有写明。所以，现在很多台独份子抓着这一点说，《旧金山和约》里没有说把台湾还给中华民国。而事实上中华民国在1945年再一次在台湾恢复统治，实际就是确定了日本承认台湾是归中华民国的。在今年的5月6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台北正式宣布：日本和中华民国1952年签订的中日和约，已经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占有台湾，从1945年就开始恢复民国的统治权。所以“台湾不确定论”是没有市场的。 可是，北京不承认这一点，认为蒋介石跟日本签的，一概不承认。 但这起码可以说明问题：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一天都没有统治过，也没有继承中华民国所有的土地，包括台湾在内。相反的，中华民国统治过大陆包括外蒙古，统治了38年，这是历史事实。所以，北京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只写到了1949年，1949年以后它不敢写，不敢承认事实。1949年到1972年，中华民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是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还是创始国之一！ 北京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抹煞历史，歪曲历史，修改历史，隐藏中华民国至今为止一百多年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发展教育、发展经济、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保护生态环保种种的一切；隐藏现在又是直接选举，民主化产生官员。这些历史都不是北京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敢写的。 现在，中华民国有存在前景的问题，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存在前景问题。 中华民国的前景是什么？无论是蓝的还是绿的，在本岛争吵，到目前为止只顾着自己，对中国大陆事情关心得不多也无从着手，没有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家提出一个口号：要回到大陆去。尽管台湾本身发展的很好，可是地方小，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2千3百万人，跟中国大陆比，相差几十倍；所以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外部，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的入侵，先从经济上吃掉，经济统一，再政治统一，最后军事统一，这是中华民国前景的危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景的危机，是其本身的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经济没落。别看现在每年是GDP9%~10%，但总理温家宝都说“无法持续下去”了。这“无法持续下去”，不仅仅是土地、资源、财力，包括人口，最主要的 政治上不得人心而支撑不下去，这连执政党自己也看到了。今后要怎么走，要么是又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大量的剥削老百姓，残害老百姓，要么改变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 。 最令人担心的是回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最后走的是经济崩溃，他不在乎，只要他的统治权，哪怕再崩溃3次都无所谓，只要统治权在手，老百姓死2/3，死光都可以。这是一批拥毛派“乌有之乡”正在打的算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这样走下去吗？能走得通吗？！明眼人都看到，这是一个疯子在自杀的道路。关于毛泽东时代，香港大学一位教授所研究的资料说，大饥荒年代——大陆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1年，中国大陆饿死4千5百万人；总的来说，大陆统治62年来，屠杀、饿死的超过了8千万。尤其30多年“一胎化”政策造成中国大陆未富先老，未富先衰。近几亿的老人，怎么样抚养？谁能扶养？成了社会现在一个大问题、大负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共产党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必定是老百姓起来革命，以还政于民，还财于民，还地于民，让老百姓能够安稳的过下去。 相反的，中华民国现在有两个大政党，都自称要为选民服务，要争取选民，要给他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资源等等各种各样的承诺，要给人民好处，以期获得统治权。从中可以看，中华民国是有希望的，有潜力的。她要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主，关心大陆老百姓的疾苦，这是最好的保护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华民国这一套法统叫做“制度”，民主、文化、社会制度转移到中国大陆去，让它在中国大陆发扬光大，开创中华民国新的第二个100年，这才是中华民国的前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景：不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就要走上苏联的道路，就必死无疑，因为老百姓实在憎恨、讨厌苏俄体制。不要看大陆现在又发射了“天宫一号”，“神七”、“神八”、“神九”，那都没有用，都是面子工程。关键的关键，是看老百姓支不支持，老百姓喜不喜欢。 所以，这两个“国”实际是一个家，即中国，未来的中国。 未来的新中国，应把中华民国这一套制度包括在内，建立在中国大地上，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

（1）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 海外媒体报道，三门峡水库一直是陕豫的矛盾，1960年代，三门峡水库修建使数十万陕西民众被迫背井离乡移民不毛之地西海固，数十年间，三门峡多次倒灌渭河，使渭南地区遭受无妄之灾。 1975年8月8日零时，一场大暴雨导致板桥水库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炮制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将牛皮吹破天的偌大遂平县变成了末日的遂平湖。 30多个县市1000多万人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百亿。死亡数字至今不明，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说法从10万、24万到40万莫衷一是。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万。不仅死难人数，且75-8之悲状亦超过一年后的唐山大地震。如果说后者更像天灾，那么前者就更像人祸。无数村庄在午夜的瞬间就数十米高的洪水荡平淹没。 无数人在睡梦中赤条条就被洪水冲出数百里，从河南漂到安徽。就连火车都被冲出十??几里，京广大动脉被冲毁100多公里，月余南北断绝。数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烂崩溃，黑压压的苍蝇压断了洪水中仅存的。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编排了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随着镜头的缓慢展开，一场场人为导致的灾难惨痛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它们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当报导逆向排名至TOP.1，观众们无法置信地发现：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发生在中国！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上级才决定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随后又有14万余灾民因次生灾害而丧生。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 （2）网络新文章《三十问》： 1．宣称国际歌曲“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可又标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如何解释？ 2．所有党政部门写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我们人民所看到官员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吃人民的血汗，还是在为“人民服务”？ 3．宣称我们的人民聪明勤劳勇敢善良，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可最优秀的民族在经历了5000年灿烂悠久文明历史之后，又经过50多年最先进最理想制度的熏陶，最后却仍然因为素质太低下而连最基本的民主权利都不配拥有，如何解释？ 4．为什么我们的领袖总是最英明伟大正确的，而我们的人民却总是素质低下的呢？难道说英明的领袖没有能力或不愿提高人民的素质？一群素质低下的人又如何能产生出如此英明伟大的人物呢？人民素质高的国家其领导人是不是比我们的领袖更英明伟大正确呢？ 　 5．为什么我们的制度最先进、政府最英明、领导最伟大、人民最勤劳，可国家却很贫穷落后呢？ 6．为什么党中央一心反腐，可反了十几年，贪污腐败却不见减少反而日益严重了呢？难道说中央的反腐决心不够大、能力不够强？ 7．宣扬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宣扬暴力革命，可当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消灭有产阶级成为国家主人并占有全部社会财富后，他们还能称为无产阶级吗？还能保持先进性吗？我国的无产阶级真正成为了国家主人吗？ 8．“为什么要暴力革命呢？因为无产阶级最先进，而他们有革命的要求”；“为什么无产阶级最先进呢？因为他们革命最坚决最彻底”。这是什么逻辑？ 9．彼时宣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唯恐天下不乱，此时却强调“稳定高于一切”生怕风吹草动。同是和平年代，为何彼此结论截然相反？ 10．宣称我们是按劳分配的公平社会，可分配的标准和权力却掌握在少数官僚手中，百姓无权过问，这算什么？ 11．宣称专制的效率高于民主，以拒绝民主，那么更独裁的皇帝家天下制效率岂不是更高吗？难道我们应该恢复帝制？效率高就好吗？干坏事的效率高，结果会怎样呢？ 12．强调人民素质低下，不适合施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为什么我们可以实行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呢？难道社会主义对人民的素质要求不高？还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 13．宣称人民素质低下所以不能实行民主，但为什么党内民主也不能实行呢，难道说党内精英人士的素质也很低？素质低的人有资格领导国家和人民吗？ 　　 14．宣称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党的花销却要从国库中支出，人民无权过问，这是为什么？ 15．称党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却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为什么？ 16．一方面要我们政治挂帅，政治为必修课，另一方面却不让我们谈论政治；一方面要官员讲政治，另一方面却不让百姓参政议政。这是为什么？ 17．号称代表先进文化，却不能容忍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不允许批评，只许歌功颂德，这先进性体现在哪里？ 18．责令百姓向政府申报收入并缴税，却不同意将政府官员的财产向百姓公开，这是什么道理？ 19．为什么只是要求老百姓缴税，却从来不肯告诉他们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呢？ 　 20．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每年都高速增长，可百姓的收入却不见增加呢？ 　 21．为什么总是要求老百姓遵守这个规则遵守那个规则，却从来不允许他们对规则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呢？ 22．为什么当官的贪污受贿数百万，总可以大事化小，而小老百姓偷盗数万，却必须处以极刑呢？ 23．为什么无产阶级就最先进呢，难道仅仅因为穷、因为一无所有，就会变得先进？现在的穷人还具有先进性吗？ 24．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什么主人却没有权力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呢？ 25．既然人民代 表大 会是国家的最高权 力机关，为什么却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呢？ 26．既然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为什么却大量下岗，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呢？ 27．为什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十分崇拜一种虚构的主义，并将其作为终极真理，不允许其它思想的存在呢？ 28．为什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总是政治挂帅，文山会海传达指示、统一认识、学习思想、领会精神，大搞意识形态的东西呢？ 29．何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特别喜欢做表面文章，虚夸瞒报，标语口号满天飞？ 30．今天在这是代表，明天在那里代表，或总是代表，究竟是谁给的授权而“代表”？ （3）林昭狱中血书节选：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旧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室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林昭狱中上人民日报书） ●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自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地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中国人的青春代，在这条叫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了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我在绝食中，还是在胃炎发病，疼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来未为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时除掉一副。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烈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关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一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几乎真的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林昭被一女狱警毒打为后在墙上用血书写的文字 ●我默默地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我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魔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甚么都不管他了。——被狱警打后写于墙上的血书） 我开始以自己的鲜血写告人类书，它那短短的序言性的第一节在半天之中一气呵成，相信凡读着它的人们都不能不感觉到其中深沉而炽烈的悲痛激情。 ● 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二十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也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说明著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至高情操大节正气，公义必胜，自由万岁。——1965年5月31日被当局判林昭20年徒刑后的血书 ●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甚么我要怀抱着，乃至于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