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45年前的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佩戴“红卫兵”袖章，检阅红卫兵队伍。从此，8月18日就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红卫兵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运动。但，仅仅两年后，这一天就成为红卫兵的祭日。无论后人怎样评价红卫兵运动，它都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也逐渐淡忘，但这段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历史，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事实上，红卫兵的“幽灵”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那个年代的红卫兵，虽然很大一部分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还是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参加。如果顺着“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思路，答案是现成的，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 2010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德国电影《白丝带》，讲述了一个制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制造者，竟然是当地神父家的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受着极其严格、传统的家庭教育，包括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神父也经常向孩子们诉说自己心中对他们的希望，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这些孩子却对一名智障、残疾儿童，做出残害的恐怖行为。这个电影对研究红卫兵的暴戾行为，很有启示意义：即所谓正统、严格的教育，会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产生与教育目的相悖的行为。 按照一般的看法，强者并不能因为加害弱者而彰显其强。但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日本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比如红卫兵残酷殴打学校的老师。红卫兵在当时毋庸置疑是强者，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抱着炸药包去北部湾炸美国的航空母舰，也没有举着步枪射击在越南狂轰滥炸的美国飞机。他们高喊着“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却对那些垂垂老矣的“五类分子”，对朝夕相伴的老师，对共一张课桌的同学大打出手，竭尽暴虐之能事。电视片《七八点钟的太阳》中，一个曾经的红卫兵讲述当年在殴打老弱病残的“五类分子”中获得革命的快感，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这绝对是一种病态性格。 红卫兵是被教育出来的，而且是在一种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来的。这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教育红卫兵使用的教材和语言，还有周围环境，同教育雷锋是一样的。雷锋日记中有一句经典，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谁是敌人？毛泽东说，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就睡在我们身边。一旦敌人被权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对其残酷无情。 事实上，文革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就是一种“性格扭曲”教育。这种教育，每时每刻都在教育学生睁大眼睛，认清谁是“敌人”，尤其要认清自己身边的敌人；不仅要认清敌人，还要恨敌人，要学会恨。作为学生，他们的性格本身并无加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倾向。问题就在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激发他们的“黑暗面”，总在提醒他们时时保持警惕，时时表现出愤怒，使性格的基因时刻处在极易突变状态。一旦环境出现变化，社会被扭曲，形势被扭曲，民众的思想被扭曲，这种被教育出来的性格就会基因突变，与形势合拍，顺势发展。再加上别有用心者呼风唤雨的撺掇，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就会把对“敌人”的仇恨付诸于实践，付诸于斗争。而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斗争与平时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教育和宣传，已经在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细胞里，注入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基因。这个基因内，带有浓烈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信息。这种历史信息，经过多少专家、学者、老师，经过教育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筛选和系统化，已经被严重歪曲，已经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高华在一篇论述抗战期间根据地教育状况的论文中提到，中共在红军时期一直到抗战期间的根据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轻知识教育的倾向。他认为，根据地的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方针、路线为宗旨，又与现实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特点。这种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都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 红卫兵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强化的灌输式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启发式的，灌输的只能是精神。这样教育的结果，只会培养出服从命令、一往无前的猛士，激发不了思维的火花，也培养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但善于思考的人，却能成例外。例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当年19岁的北外学生王容芬在广场上百万疯狂的红卫兵当中，意识到中国如此发展下去必将大乱。王容芬之后上书毛泽东，震惊了北京。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在凤凰卫视作客访谈节目时候，回忆那天说，当天广场上有人捡着不少金条。广场上没有资本家的子女，那些金条都是红卫兵从资本家那抢来的。他们欢呼跳跃的时候，金条从衣服兜里掉到地上了。可见，红卫兵不仅是暴力分子，还是刑事犯罪分子。 45年前的“8·18”，是一场反人类的示威。这次活动的中心内容是林彪讲话，讲话一开头，他就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宣布支持红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作了现场直播。所以广场上好多大喇叭。林彪声嘶力竭的讲话——他也是个病人，好像服了兴奋剂似的——从多个大喇叭一起放出来，听着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样。毛泽东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总策划，他那天突然穿上了军装。军装是临时找的，他那么胖，没有合适他身材的，找来最大号的，还绑得身上似的。他穿军装是突出了他是军委主席的身份。毛泽东那天是国家暴力的代表。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上红卫兵袖标，他戴上后说了三个字“要武嘛”。在百万人齐呼“万岁”的浪潮里，毛泽东抬起带着袖标的那只手臂，说“红卫兵万岁”。“8·18”之后，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19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那天主席台上、广场上几乎都穿军装。红卫兵的武器是带钉头的皮带。给毛泽东献袖标的宋彬彬当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三个头目之一，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在“8·18”之前的8月5日，用钉头皮带活活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红卫兵代表，恐怖分子头目。宋彬彬们“奉旨”“要武”后，一场杀人游戏就开始了。 据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师有 1772人，就是每天有44个人死在红卫兵皮带下。最残酷的暴力集中在其所高干子女所在的中学，包括宋彬彬、刘婷婷、邓榕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薄熙来所在的北京四中，美国红卫兵卡玛所在的101中。 当时社会上的整人、打砸抢现象，人都想疯了一样。王容芬“8·18”那天也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当天的情景，让她想到大学期间看的反映德国纳粹时候的电影，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儿了，所以做出了之后上书毛泽东的决定。她给毛泽东写信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国引到哪里去？！” 本来那些政治家们该出来说话，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于是她挺身而出。那个疯狂的年代，有些人犯了所谓的一些不尊重毛泽东的错误，现在看来可能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小事，但这些人却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但王容芬居然逃过了被判死刑这一劫。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话说的太绝了，他们就非要知道她幕后的“黑手”是谁，每次审讯都问这个问题，48小时审讯轮班转，不许她睡觉。审问她就是要知道是谁影响了她，就这么折腾了她多年。让她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过她的老师都写出来，说谁影响她？她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写了个拉赫美托夫。他们问这个人怎么影响的？她说，他还影响列宁了呢。这一下，他们给她手铐脚镣都戴上了，说她戏弄他们。后来进监狱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把她转到山西，再后来就顾不上她了，没人管她了。就这样，她在监狱里呆了10年。 10年中，王容芬看报都是狱卒子看剩下的报纸，她妈给她送进一本《资本论第二卷》，也看了10年。看来看去，她明白了，知道他们这个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上了。后来给她平反了，她还进了社科院成了研究员，还是高级研究员。当然平反也没彻底平反，因为“反毛”这条不能平反，留了个很大的尾巴。当时社科院招人，她就拿了一篇批判资本论的论文去应招，费孝通领导的社会学所就要了她了。 “8·18”过去45年了，每年这一天对王容芬来说都是个特殊的日子，王容芬也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个暴力恐怖的日子。德国有个“水晶之夜”，是纪念纳粹砸犹太人店铺之后开始种族屠杀的日子。王容芬希望中国能把8月18日定为“国耻日”。 王容芬觉得有这个可能。王容芬认为，“8.18”实际上是20世纪中期以后整个世界恐怖、暴力活动的一个重要起源。“这不但扰乱了全国，而且扰乱了世界，它输出革命。当时在北京外文局集结了一批全世界的所谓外籍的专家，他们翻译毛泽东的语录，把这翻成外文，用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去。”那时候，在德国出现一批人，拿着小红书，德文版的上街游行示威，上街扔石头。还有一批人，直接就称自己是“红卫兵分部”，后来由德文翻成中文却成了“红军旅”，这个“红卫兵分部”就是一个纯粹的暴力恐怖组织。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名单去杀人，去杀政要，杀经济界的银行行长，杀检查院院长，雇主协会会长，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杀人。所以，“8.18”是中国暴力的根源，也是从那以后世界暴力的根源，那些毛分子，那些马列主义分子，那些各种各样的红卫兵，把人头骨头堆成墙。 宋要武（宋彬彬）在“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中说，“……革命的重担我们要挑，革命的大权我们要掌。我们向毛主席保证：资本主义休想在中国复辟。我们不但要让中国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不变色，而且让它在我们下一代手中也不变色，让它千秋万代红下去，要让红光照遍全世界。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发扬 “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所谓红卫兵，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张承志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中国第一支红卫兵是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小宾、张承志等人秘密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自发的。在他们成立的当日，北大附中以彭小蒙为代表的中学生，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是党内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著名作家，但他们对红卫兵的组织持保留态度。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的署名。紧接着矿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等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矿院附中红卫兵的杨冀平，是上将杨勇的次子。他哥哥杨小平和中共中央统战副部长刘春之子矿院刘歌是中学时的同学，因此，杨冀平和刘歌熟起来。受杨冀平的影响，矿院红卫兵由刘歌发起，朱迈、赵静愚、王小中、杨吉生、王运通、刘延生、王阳春等人参加，成立于6月18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之前，红卫兵虽然人数比较少，却都是真正的红卫兵。 但是煤炭部工作组把矿院和矿院附中的红卫兵，都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刘歌、杨冀平不服，相约到煤炭部，求见部长张霖之，说明红卫兵的实际情况，得到张霖之部长的支持。在张霖之部长的干预下，矿院红卫兵不但被平了反，而且院党委还专门拨给了办公室和电话，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发展到100多人。北京航空学院的刘克府（又叫朱新华，上将朱良才的次子），和刘歌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听到刘歌介绍红卫兵的情况非常赞同。后来刘克府和苏晓前（中将苏静之子）、徐甘泉（中将徐立清之子）、赖锐锐（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贺新洲（贺龙元帅之侄）、李明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孙酋玲（交通部长孙大光之女）、王亚慧（少将王智涛之子）等串联，写出十二人大字报，向院党委提出善意的批评，全校轰动，掀起运动高潮。毛泽东的大女婿孔令华（中将孔从周的儿子）担任了校筹委会主任，刘克府是委员之一。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参加了国防科工委驻北航的工作组。运动中，刘克府们碰到什么问题都去请教李敏。红卫兵的事也问过李敏，李敏的回答是坚决支持。 大约在1966年6月份，一副血统论对联广泛传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语言是不符合正统的语言习惯的，近似于流氓痞子的语言，但它却朗朗上口，被广大红卫兵小将接受。他们信奉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那时候林彪虽然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所谓的林彪语录满天飞，如：“枪声一响，老子就上战场，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等等。“对联”的出现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有直接关系。 7月26日，江青在北展剧场接见红卫兵，公开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彭小蒙在演讲中引用了“对联”，江青插话说：“基本如此嘛。”由此，对联有了“基本如此”的横批。 7月28日，江青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6月24日写的《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和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8月3日王任重约见卜大华和王铭，公开了毛泽东的回信。至此，由于毛泽东的首肯和推动，红卫兵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全国以势不可挡之势兴起。 7月26日，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少将汪东兴之女）、朱新民（上将朱良才三子）等为代表，到国务院信访室上访，状告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中央文革的重视，戚本禹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开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当天晚上，江青率中央文革部分成员到轻院，举行师生大会。江青在讲话中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8月1日，轻院红卫兵正式成立，在高校中轻院红卫兵也相继成立。江青对红卫兵的兴起有她不可磨灭的功劳，为了制造天下大乱，她刻意吹捧无知的青年学生，鼓励他们造反有理。当她看到中学和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能为她所利用，就使出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拉拢和支持。 清华附中红卫兵富于革命激情的文章，彭小蒙精彩的演说，一经江青的推荐，就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进而肯定了红卫兵运动的大方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真正变成了“奉旨造反”的红卫兵。 8 月1日建军节后，全国红卫兵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中央老革命的子女都参加了红卫兵：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中共建政上将朱良才的长子朱新加，中将刘志坚长女刘平凡、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之女顾小鸥、上将傅秋涛之女傅民族、公安部老红军之子李纪周、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程辛联，上将张宗逊之子张新陕，汪东兴之女汪延群，少将王集成之子王小戍、少将王文轩之女王小玲、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女万淑鹏，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之女邓良宝，小儿子邓良诚，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李黎力，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刘菊芬，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之女雷蓉、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之女王小平。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成都军区政委、中将甘渭汉之子甘佩，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之女杜安糠、一机部副部长饶斌之子饶凯，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之子刘惜戈、中将、海军副司令方正平之子方忠诚、上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女叶威威、冶金部长吕东之女吕虹，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之子谭怀远，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之女伍连连，少将宋玉林之女林辉，建工部长刘裕民之女刘莹，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之女于延琳，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子万仲翔、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之子刘安东，党校副校长胡绳之子胡伊朗、戴爱莲的侄女戴良江西省副省长黄霖之子罗迎难，外交部驻英代办宋之光之子宋扬之，上将苏振华之子苏承德，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教育部副部长刘笛峰的养子……。 但他们不顾政策、为所欲为，到处制造麻烦，竟然枪走西藏宗教领袖班禅进行批斗，到处打砸抢烧，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和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条街，被他们砸了原先的路牌，分别改为反帝路和反修路，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于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出面讲话，要求领导干部的子女退出红卫兵领导层。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这时都受到运动的冲击，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桩桩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大多数老红卫兵，他们转而成为“保爹保妈”派。在中南海礼堂成立了“联动”。这些老红卫兵，都是血统论者。在他们的老子纷纷被打倒前，他们用极端的方式抓走资派、打黑帮，批斗牛鬼蛇神，甚至欺压出身不好的同龄青年。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于是江青人不得不重新培养新的红卫兵，头领如聂元梓、蒯大富之流，来替代他们。 不过，“飞鸟尽，良弓藏、走狗烹”，无论是老的、新的红卫兵，他们不过是像猴一样被耍了一回。使命结束后，都退出政治舞台。 在反对“血统论”的英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的26年后，“血统论”的发明者谭力夫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作者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血统论”是一种文化。唱红歌，种红树，山河红，老子英雄儿好汉。2008年9月，“将军后代合唱团”在中国成立。他们子承父志地表示：“美国不是要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会变颜色，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的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这声音似乎和当年的红卫兵们一们一样，但滑稽的是那个宋要武又改成了宋彬彬，并入了美国籍，成了美国人。 “文革”是在唱红歌、读红书、开红会、看红戏中，拉开序幕的。那时刚过了“三年困难”，人们饿得没精神，领导说要提振精气神，于是各单位组织开展“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动。给人印象最深的歌，是李劫夫作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歌中唱道：“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泽东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还有才旦卓玛唱的以雷锋日记填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中唱道：“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教导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唱得最多的红歌则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主要内容为：“毛泽东是红太阳”；“党是俺的亲爹娘”；“千秋万代跟党走”；“誓把敌人全埋葬”之类。成人唱着红歌；红孩子“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的口号嘹亮，使青少年热血直往上涌，盼望着早日有一天“杀敌上战场”。这一天终于来了，广播里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集中火力斗黑帮”的号召，“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学生们发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最先一批红卫兵是高干子弟，他们打人下手狠，并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不久高干子弟们的老子被打倒成了“走资派”，他们就蔫了。红卫兵上街“破四旧”，见着 “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打。由于暴力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红卫兵们还有一套说词：“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有人去八宝山，见到被打死者的尸体摞满一间间屋子，来不及火化。北京大兴、湖南、广西等地都发生了把“黑五类”全家“灭门”惨案。 “文革”红潮越涌越高涨，毛泽东一次次接见手捧“红宝书”的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唱红歌发展成了人人必须边唱边跳的“忠字舞”，有首“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红歌，是“忠字舞”的主旋律；读红书变成了每个人不可缺席的向伟大领袖的“早请示，晚汇报”，到了早晚一定时辰，由一人领头，众人均要起立，把红宝书捧在胸口，面向主席画像高声敬颂：祝伟大领袖毛泽东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不做完这个仪式，不能上下班和吃饭。每个革命群众都要佩戴的红像章也越造越大，一位干部因调侃说红像章好似古代武将的“护心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那时民间还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一年到头天天反复播几个红色“样板戏”，没有别的节目，以至全国的孩子对红戏台词倒背如流。1967年底各省市都夺权成立了“革委会”，叫“全国山河一片红”，还出了纪念邮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则提出：我们不仅要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很多大陆的中国人，经常把现在和1950年代最贫困时候的生活做对比，觉得现在总算能吃饱饭了，似乎只要吃饱饭了，老百姓就幸福了。这个标准，实在太低、太贱了。 其实，1950年代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水准低，很多情况下低于民国时代。比如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石”为两百斤；1包面粉为44斤），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豆油1斤0.19元。1929年，每元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中共早期革命家张金保的回忆录里，尽管“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但通过去其回忆录，仍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张金保曾担任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19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到汉口第一纱厂做工，每个月可以挣14元银元，第二年月薪30多元银元。而从1920年代中期一直到19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和0.198元，100斤大米4.66元。一个纺织厂的工人，当时收入水平按购买力来讲，比今天2000年代的很多同类的人都要高的多，生活水平比今天并不差。拿现在的生活水平和1950年代最贫困时候的生活对比而产生“老百姓幸福感”，不是犯贱又是什么呢？！ 1950年以后一直到1970年代前半期，中国大陆老百姓生活一直都不如民国时代，哪怕是毛泽东鼓动老百姓对国民党“反饥饿“的年代。很多人不去比他们爷爷辈年轻时的生活水平，不去比国民党年代的生活水平，而是把今天和50年代的非常低的水平去比，然后寻找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相当程度上是心里上的自我安慰，实在可笑可悲。真要比，不如比100年前的清朝。只不过恐怕比较之下，人们也会很沮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中国大陆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一个月工资的购买力，绝对不能和民国时代比较，没有民国时代强。只能说，中国大陆老百姓的生活是经过一个U字型，即1950年代至1970代末，是上个世纪最差的时代而已。将现在和那个时候比，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就是犯贱。 况且，人们必须认识到，按世界标准，从上个世纪的1950年代到现在过去了将近60几年，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都在大规模提高，在世界各国生活水平都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生活水平比六十年代有所提高本来也是应该的，并不是什么成就。任何国家经过60年的发展，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包括很多非洲国家。如果以为今天的生活比1950、1960年代的好，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就，就不能解释印度、巴西、非洲这些国家的成就，更不能解释韩国、日本、台湾、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就。如果要解释，结论只有一个：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中国大陆更高，提高得更快，说明他们的制度比中国大陆要好的多。 所以，所谓生活水平提高了、比1950年代好了就是成就，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那么，中国大陆的水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这个标准不能关起门来用中国大陆官方和官媒的宣传的那套眼光去看，而是要用国际标准。举一个例子，比如2007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8元人民币左右，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合1.6美元，那这个水平是高还是低？这里有一个国际标准，那就是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时候，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贫困线标准是2005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人均生活支出低于1.25美元，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2007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这能说是中国大陆的农村有巨大的进步？！这只能说是比1950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能够吃上饭了；但决不是说，老百姓已经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因为，生活在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之下，无论如何都不能讲这是幸福的，而是世界各发达国家要去援助、救助的对象，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 在2005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什么国家呢？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那些打内战的国家，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而中国大陆，并没有国内战争。中国大陆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国家，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为什么高速发展了20多年，农村的7、8亿人民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大陆的制度其实存在严重的问题。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大陆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再举一个最新的例子。2011年7月1日，大陆政府宣布城市居民、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0元提升到3500元，财政部把提升以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即根据他们的测算，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3500元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结果是：中国大陆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8000万减少的2400万。但是，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谈不上生活好。那么，这个家庭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的家庭。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看的话，中国大陆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近8亿，居然只有2400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剩下的98％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样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购买力，能够说是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恰恰相反，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所以，从中国大陆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代的50％左右缩减到现在的35％。换句话讲，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对的来讲，处在萎缩之中，且萎缩幅度不低。 对比其它国家，美国日本它们的国民收入当中，老百姓消费占70％。也就是说，一个发达国家，老百姓的消费购买力在他们本国的物价的体系里大概占的比重应该是70％，中国大陆只有此一半。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大陆老百姓的购买力，其实也在高幅度萎缩中。所以，财政部提供的2400万纳税人口的数据，其实本身也否定了关于“饼”做大了，中国大陆老百姓生活就越来越好的说法。 既然经济增长了，为什么老百姓的购买力会出现萎缩？ 中国大陆老百姓购买力相对萎缩，在整个经济这元大饼中占的分额越来越少，首先是由于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造成的。政府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完全的抛弃了社会的公正。收入分配明显的偏向于权贵阶层。而普通老百姓，普通的工人，包括农民工，他们都是以最大的劳动强度，最长的劳动时间，领取的低于生活水准需要的最低工资，或者是最微薄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有8亿劳动力，他们在拼命工作想养活自己，但无论他们怎么拼命的工作，他们创造的成果绝大部分都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被政府和权贵集团拿走了。而老百姓自己生活是始终处于一种艰难的状态，所谓勉强温饱，仅此而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同时伴随着政府官员的贪腐。人们知道，最近铁道部外逃的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他一个人在国外的存款就达到24亿美元，相当于近150亿人民币。但象这样的案子，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中国大陆外逃的贪官，据官方的报道，他们在海外的存款达到5000亿美元。 上述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绝大部分老百姓生活是很勉强的，处在温饱状态，经济成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好处是落在了贪官还有政府的口袋里。而政府有了大笔的钱，就用这些钱去修面子工程，比入从高铁到城市修建豪华大楼，还有城市的大街上弄上各种灯光，修了很多广场，甚至包括公共厕所也修的非常豪华。这样大笔的钱，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压缩老百姓的购买力，把老百姓应该有的收入给拿走了。是中国大陆的政策，导致了目前这样的局面。 一方面是老百姓购买力的大幅度萎缩，但另一方面老百姓还要承受疯长的物价。 以2010年IMF所公布的数据来观察，中国大陆人均GDP4283美元，人均PPP7518美元。台湾地区人均GDP 18304美元，人均PPP 34，743美元。如果计算两者比值的话（GDP/PPP），台湾地区是52.68%，中国大陆56.9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物价水平竟已经超过台湾地区。1990年代，很多香港人到深圳、广州等城市买房。当时，香港很多房子每平方米价格都在10万元以上，但深圳或者广州的话，每平方米往往只需要几千元。10年前，在广州吃一份快餐，一般是4到6元，但是香港往往需要是30港币。现在，中国大陆物价不断上涨，在广州很难买到10元以下的快餐，深圳市区快餐一份需要20到30元之间。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深圳快餐价格已经和香港差不多了。 2005年至今，一边是人民币不断升值，一边是国内物价不断上涨。相对发达国家或者地区来说，中国大陆房价已经没有优势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市中心房价基本上在3到5万元一平米。这10年时间，中国大陆多数城市房价上涨到5到10倍。有一些人在住房方面开支已经占总开支的一半以上，甚至支付房租之后所剩无己。 这些年以来，中国大陆物价上涨得惊人。不仅是房价拼命上涨，而且是各种东西都在拼命涨价。10多年前，汽油不到2元一升，现在离10元时代已经不远了。2005年，南方某个城市一条30多公里客运票价是5元，2011年6月就上涨到9元，涨幅达到80%。2004年，广州到珠海直达车票价是45元，现在上涨到70元以上。2005年，广州超市出售的大米，最便宜的在1.3元左右一斤，到了2011年之后，最便宜的也上涨到2.3元左右。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1年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5%，其中猪肉同比上涨56.7%。现在，广东雷州地区猪肉价格已经超过30元一斤。这个价格已经超过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法国尼斯超市，猪肉一公斤不到4欧元，折算也就是18元一斤。 虽然现在车子价格越来越便宜，但是车位价格却悄悄在上涨。2011年7月，广州滨江东某楼盘推出了最高72万元一个的车位。该楼盘贴出通知，将出售64个车位，价格最低的要43万元，最贵的一个产权面积为20.5700平方米的子母车位，价格达到72万元。上海的车位价格比广州更加高，最贵的车位价格已经超过100万元。 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物价不断上涨，中国大陆生活成本已经变得很昂贵。北京、上海等城市物价水平并不比欧洲等发达国家低，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高。蔬菜、鸡蛋、肉类、鱼类等日常消费品，中国大陆并不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或者地区便宜，甚至还要贵。中国大陆物价上涨速度远远高于美国，这些年来中美物价水平差别越来越小。现在，美国比中国大陆贵的东西，主要是人工和知识产品。如果在美国理发，价格在20到40美元之间，但是国内的话，10到40人民币之间。同时，美国书籍价格普遍是中国大陆要贵好几倍。不仅是美国如此，并且欧洲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比如，法国一本书籍，价格通常是10几欧元。可以说，中国大陆比发达国家便宜的东西已经不多了。法国尼斯三网合一，即是电话、电视、互联网包月，一个月仅需要30欧元。上网无限流量，同时电话还有100多个国家固话任打。 随着中国大陆进入老年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大陆人工价格将开始飙升。预计到2020年，中国大陆理发价格将在30到100元之间。到时，中国大陆什么东西都贵得可怕。 10年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都是每平方米几千元，超过1万元的房子是极少的。现在，房价都是几万元，个别房子卖到10万元，甚至出现每平方米30万元的天价。如果这样继续上涨下去，10年之后出现每平方米100万元天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经济发展是中国大陆过去30年的政策基调，也是其政绩合法性的来源。国内的智囊们经常把这一点夸赞成“中国模式”。2011年，正当欧美的债务危机吸引着全球目光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势表面上仍然令西方国家的投资者抱持着希望。然而，恰恰是在这一年，中国大陆经济已经事实上陷入了严重困境，在国内民众的眼中，政府宣传的“盛世”已经成为“镜中月、水中花”。当局同样也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早在2010年年底之前就悄悄地停止了“中国崛起”的宣传，开始奉行以韬光养晦为主旨的新外交战略。 现在，人们通过从民国至今的纵向对比，通过国内国际的横向对比，都无法解答一个问题：中国大陆，她得优越性到底在哪里？！中国大陆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即所谓的“中国模式”破产之后，对中国大陆百姓又意味着什么？！中国大陆老百姓该怎么办？！ 但人们第一件事还是该先想一想，自己过去脑子里对中国大陆的几十年的“成就”，认识是不是错了？错在么地方？!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以后，才谈得上该做怎么办。

美 国社会里，一个家庭要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是相当容易的。人们大学毕业，甚至高中毕业，夫妻二人都有正式的工作，家庭年收入在三、四万至十万美元之间，就属于中产阶级之列。进入收入最低的 5 ％，属于贫困线以下的，一般是单亲家庭、或因重病没有工作的人；要进入收入最高的 5 ％，就要困难一些，家庭收入需要超过十五万；年收入超过二十五万，就进入最上层的 1 ％～ 2 ％了。 美国亚特兰大东北郊区，是华人专业人士聚集的地方。华人集中的地方，一般都是学区好、房子贵的地段。这里，几十平方英里的区域内，集中了六、七个高尔夫球场和好几个乡村俱乐部。区内有一条叫“旧阿拉巴马路”、或者“旧州道”的街道，上有一栋据悉价值两千万美元的庄园。知情的人士说，这栋豪宅面积巨大，有长达四百米的罗马花园、游泳池、网球场，带喷泉和水榭的湖泊，滨临区内著名的查塔呼期河，甚至还有个私人的六洞高尔夫球场。按当地郡政府的房地产税率来算，这栋豪宅每年的房地产税就要二十万美元！所以，就算是进入美国家庭最上层 2 ％的家庭，恐怕也买不起这样的房子。不光是买不起，就是有人送，冲着这每年二十万的房地产税，一般人也养不起。但即使这样属于美国富人中的富人、价值上千万美元的家庭，其街对面邻居的房子，许多也就在二、三十万美元之谱，价格差了一百倍。豪宅没有篱笆和围墙，只有一道在高尔夫球场旁边、装饰性的矮矮石墙，抬腿就能跨过去的。中产阶级和巨富阶层，就这样和谐的共处在一个宁静的社会里。 洛杉矶市中心有一条“乞讨街”，那里聚集着众多无家可归者，他们所有的家当就是卷在身上的那堆破布和放在身边的一个破碗。在“乞讨街”的北面，是好莱坞的星光大道，沿着大道向北行进，就是地价昂贵、明星巨贾集中居住的比弗利山庄。在那里，比比皆是的豪宅在鲜花绿树掩映下若隐若现，不时会有一辆加长林肯牌轿车从街边驶过。 富人的奢华生活在不经意间被掀开了隐秘的一角。近乎咫尺间，穷与富以极不协调的方式“昭示”着自己，极其强烈的反差理所应当给穷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一位中国大陆的人士感慨：“十几街之隔，我看到了一个赤贫的美国与一个奢靡享乐的美国。美国的穷人心里能平衡吗？穷人和富人怎么能相安无事？美国的穷人难道不仇恨富人吗？！” 在一次采访活动中，记者和当地一名警察谈到洛杉矶的犯罪率。记者特地问：“洛杉矶有没有专门针对富人的犯罪？”他回答：“这里经常有抢劫杀人的案件发生，但并不只是专门针对富人。”记者问：“是不是富人保镖成群，防守严密，盗贼无法接近？”他回答：“不是，富人的豪宅大院基本都没有围墙，而且多数富人没有保镖。”记者又问：“穷人难道不仇恨富人吗？”警察回答：“为什么要仇恨他们？大多数富人通过正当手段挣钱，不偷不抢不贪不占，他们的财富得到法律的保护。”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或许是美国多数富人不担心财富被人惦记的原因之一。中国大陆人士和美国人谈到如何看待财富问题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怕财富不平等，就怕机会不平等”。 在美国，每个人获得的比较机会平等。一名在南加州大学任教的学者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平等机会，但美国是一个承认实力的国家，无论你来自什么家庭，只要有实力，基本都会得到承认。从接受教育的机会来说，他不否认美国的富家子弟会得到更多的机会，比如富家子弟能上得起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但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进好学校，只要出类拔萃，就会得到学校不同方式的资助。在价值观方面，不管是富家后代还是平民子弟，美国的年轻人大都以花自己挣来的钱为荣，以向父母伸手要钱为耻，这就决定了他们更注重个人奋斗而不依赖父母。这就是为什么像比尔•盖茨那样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更能得到人们推崇的原因之一。 根据这位学者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通过不同的机会在社会上找到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地位。这就使美国人基本上能对财富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我羡慕你富有，但我不会因为你比我有钱而嫉恨你。” 而长期研究美国税收政策的一位专家指出，美国比较成功地利用了税收杠杆来调节贫富心理落差。收入多多交税，收入少少交税，偷税漏税者受法律制裁。高收入者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年收入在 10 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 60% 以上，是美国税收最主要的来源之一。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巨大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占人口少数的富人，而不是占纳税总人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工薪阶层。在住房方面，住豪宅大院的富人要缴纳昂贵的房产税，装陋室”的平民少交或不交房产税。 合理公平的税收政策使富人与穷人各有所得，又各有所失，于是各自求得了心理的平衡。 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少富人乐善好施，信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原则，这或多或少地缓解了贫富矛盾。 美国是世界捐款大国。社区里经常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捐款活动，呼吁捐款的信件会时常提醒人们莫忘献出爱心。有句话说，“美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富人捐款捐出来的”。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确实许多公共设施是靠富人捐款建设的。有资料显示， 75% 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捐款约 1000 多美元。造福于民的慈善大腕比比皆是，他们中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卡耐基、盖茨、巴菲特等，也有更多名不见经传的“幕后英雄”。 最近，美国媒体披露了一个催人泪下的真人真事：美国坎萨斯城的富翁斯图阿特每年在耶诞节期间向穷人捐款， 26 年如一日，捐出的款项共达 130 万美元。更令人感动的是，斯图阿特干了 26 年好事不留名，人们也花了 26 年的时间苦苦寻找这位“圣诞天使”。直到斯图阿特在患了癌症而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才向媒体披露了他的真实身份。他说，他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人们感激他，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像他那样向那些急需援助的弱势群体献出爱心。斯图阿特的事迹见诸报端后，记者来到洛杉矶一个救助站，一名坐在轮椅上等待救助的残疾人对记者说，“对这样慈悲为怀的富人，我心里只有深深的崇敬。” 美国部分富人为何争相回报社会？在美国定居多年，现经营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华裔商人邓世武认为，这里面有品格的因素，但也有宗教教义中“博爱”思想的影响。 而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也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当遗产在 300 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 55% ，而且还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所以富豪的后代要继承遗产会遇到重重阻碍。有些州政府不仅对遗产征税，而且对遗产继承人还要再征一次税。另一方面，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美国每个公民的终身免税额为 67.5 万美元，每人每年赠送额在 1 万美元以上的可免税，超过 1 万美元的部分就可使用自己的终身免税额度。慈善捐助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和产生模范效应，这就使得美国不少富人竞相比着向社会捐款，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种“捐赠文化”蔚然形成。 美国的贫富悬殊惊人，还远不能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了融洽的地步，只能说两者是井水不犯河水。比如洛杉矶市中心的“乞讨街”，聚集着众多无家可归者，而另一条是“星光大道”，就在“乞讨街”的北边，好莱坞的明星巨贾云集于此，豪宅在鲜花绿树掩映下若隐若现，高级轿车比比皆是。贫富悬殊，近在咫尺。 税收杠杆，有效地调节了美国人贫富心理落差。收入多多交税，收入少少交税，偷税漏税者受法律制裁。年收入 10 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 60% 以上。住房方面，住豪宅大院的富人要缴纳昂贵的房产税，住“陋室”的平民少交或不交房产税。捐赠文化，也极大地缓解了美国社会贫富矛盾。大多数美国人具有仁爱慈悲为怀的宗教信仰，富人乐善好施，信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原则。有人说：“美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富人捐款捐出来的”。数据显示， 75% 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捐款约一千多美元。所以尽管美国贫富悬殊，但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并非视若寇仇，而是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形成了羡富不仇富的总体社会氛围。美国的年轻人大都以花自己挣来的钱为荣，以向父母伸手要钱为耻。他们认为能够通过不同的机会在社会上找到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地位。这就使美国人基本上能对财富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我羡慕你富有，但我不会因为你比我有钱而嫉恨你。” 2004 年，在中国山西省河津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优秀的私营企业主的儿子被同伴用酒灌醉活埋后，杀人者仍然向这位私营企业主勒索 80 万。案件经过四年，终被查清。而这位私营企业主已成惊弓之鸟，全家配保镖，女儿在外地上学，不能够再回山西。这样的实例，现在中国大陆是越来越多。 有人把很多事归纳起来得出“中国人普遍有仇富心态”的结论。“ 9.11 ”事件后，有很多的中国人叫好；本•拉登死亡，有很多的中国人如丧考妣，这两个著名的例子，说明中国人的心理已经变态到丧失人性。 人们从心里希望自己过上平静富足的生活。而当别人过上平静富足的生活时，我们应该是学习他的聪明才智，还是拿起石头和火把砸烂烧毁他的平静富足呢？当英国伦敦受到空袭时，老师仍然在防空洞里教孩子们读书；同样的事件发生时，巴勒斯坦的孩子拿起了石头和枪。有人慨叹：这就是国家兴或亡的原因。当仇恨在孩子的心中开花时，亡国奴的命运便不可避免了。 古人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砸烂了别人的平静富足后，你可能有平静富足的一天吗？反观中国大陆权贵们的发家史：所有富裕或中等富裕家庭的平静富足生活都被砸烂了，“拿来主义”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国土上大行其道。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同时被砸的一无所有。所谓的“法制”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一点权利的人和人民养育的国家走狗公然叫嚣：人间就是要实行“强盗逻辑”，政府就是要对你们这些烂民实行“强盗政策”。但砸烂了别人的平静富足后，你可能有平静富足的一天吗？！ “中国人普遍有仇富心态”，正好是一个注解。现在，专制意识形态教育的仇恨心理和强盗逻辑，正在烧向它自己。

近年来，因政府强征、强拆迁所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暴力冲突已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根源。为了能够制止， 2011 年初，当局出台了新的拆迁条例和法规，国土局也下发了紧急通知，公安部甚至放话“零容忍”，但暴力强拆不仅依然在继续，有时越演越烈。 比如， 2011 年 3 月， 当局出台了新的拆迁条例和法规不久， 长春市电影制片厂第四宿舍区遭遇强拆，一名住户葬身瓦砾，警察被质疑未能阻止暴力甚至拒绝救援。长春市电影制片厂第四宿舍区是周六深夜 11 点开始遭遇二十余辆挖掘机，数百名打手的强拆，第二天清还晨才停止，部分住户被强行抬出，而 50 岁的妇女刘淑香被砸在楼底无法逃脱，在最后一通电话中称 “ 出不去了 ” ，家人周日凌晨两点起报警求救，但直到超过一天后周一下午公安才到场，挖出了刘淑香的尸体。中国广播网新闻称， 3 月 26 日，长春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长春东霖房屋拆迁公司对湖西路一居民楼进行拆迁。该拆迁公司擅自违法强行拆迁，造成一居民死亡。 2010 年初政府以棚户区改造为名宣布将对该宿舍区进行拆除，在未能就拆迁补偿达成协议之际， , 就已经多次发生地痞流氓暴力逼迁、强拆事件，不但警察没有制止，有关政府部门年冬天还停止了对该宿舍区供暖。长影员工们 2 月份也曾到省委下跪请愿，反被警察包围并抓人。而长春电影制片厂是 1949 年大陆建政后成立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曾出产大量的“红色经典”影片。北京学者陈永苗认为发生在长影的强拆悲剧值得深思： “ 人们都是看长影派的红色革命片过来的，一个大的讽刺在于，今天它同样遭遇拆迁。实际上在长影体现中国几十年的命运，原来都是讲公有制国有化，今天又碰到私有制的强拆，而且是以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你可以看见整个国家机器的性质在发生变化，主流的意识形态也在变化，长影的事件造成一个历史的悲喜剧。 ” 中央才重申严查暴力征地拆迁，话音未落就出现强拆压死住户的恶性事件。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地方官员、执法人员，可以毫不顾忌百姓的生命，不惜采用断水、断电、偷袭、恐吓、强奸，甚至逼人自焚等手段强征、强拆居民的住宅。法律为何在政府官员身上不灵？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众说纷纭。其实，如果了解内情， 5 个字就可解答：为了“私房钱”！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二字是关键。实际上在 1978 年以前，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土地都是私有的。无论是皇帝时代，还是民国政府时代，还是共产党执政以后一直到 1978 年，土地按照中国的宪法都是私有的。当然，在农村它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毕竟集体所有也还是农民私有并不是公有，不是政府所有。在城市除了像街道还有政府建筑占用的地以外，居民住宅的宅基地也是属于屋主所有。所以，它也是私有的。 但是，所有这一切在 1978 年突然改变了。 1978 年中国农村开始有部份农民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赵紫阳在四川、万里在安徽推行这个做法，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中央政府官僚绝大部份是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 1978 年的全国人大修改了《宪法》，在《宪法》里加了一句话，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国家所有。这一句话在修改之前并没有通告全国老百姓，修改之后也没有通告全国老百姓。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宪法》上加了这么一句话，他们的房子底下那块地就已经被抽走了，而且政府不补偿。所以，很多屋主的主人，比方在城市里他有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一夜之间他们祖传的房产就只剩下房子本身了，房底下的地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变成了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但所谓“国有”并不是指中央政府所有，而是具体化到了每一级地方政府，也就说这块地在哪个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实际上它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所有。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根据这一条就可以随便的支配土地。但是，在 1990 年代期间，基本上中国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因为征地而发生的冲突，因为当时的政府还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去强拆。强拆是发生在 1990 年代后半期，一直到 21 世纪这头十年。 现在，人们在大陆自己花钱买的房子，底下那块地不属于自己。这在中国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买房不带地。在全世界买任何地方的住宅，住宅所盖的这块地应该是归物主所有，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无权侵占它一分一毫。在西方是如此，在俄罗斯、日本也一样。但是，中国规定的是城市居民购买住宅，住宅所占的这块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这使用权期限 70 年。这是条文上这么说，但实际上政府并不尊重这一点。 2010 年，建设部有一个官员就明确的在媒体上发言说，在中国 1995 年以前盖的房子质量不好，全部要拆。也就是说，很多人 1995 年以前买的住宅，尽管没到 70 年，政府想拆就可以随便拆掉。换句话讲，这 70 年的土地使用权是个空的，全指着政府能不能够尊重它。如果政府不想尊重它了，那么这 70 年的使用权就一风吹了。比如说有人在一块地上盖了房子，而这个房子是 1995 以前盖的，而政府决定要把这块地征了派别的用处，政府就可以把它拆掉；这个人花钱买这块 70 年使用权的钱，就泡汤了。那如果政府盖了新房子以后，这个人还想在原来的地段再住下去，那他在同一块地要买两次，买第二遍的时候他又得付这个地价。人们知道，一栋房子真正的建筑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一般只占这个房子售价的 40% 不到，剩下的大部份主要是地价。所以，政府用这种做法就可以把一块地卖好几次，刮好几遍房主的钱。 从被曝光的暴力拆迁案例中，人们看到暴力强拆的发生不仅仅是开放商所为，很多案例中都有当地政府和执法人员的影子，大陆媒体也报导说，强拆，虽然有的是开发商所为，但背后如果没有当地政府撑腰，是玩不下去的。比如说， 2010 年 9 月 10 号发生在江西宜黄 “ 9 ． 10 ”强拆自焚事件，执法人员就曾经威胁户主说“你们今天不拆，明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还有 2011 年 4 月初湖南株洲发生的拆迁自焚事件，记者事后打电话给当地公安分局，局长王波以“我正在开会”为由，挂断了电话。等等案例中都可以看到背后政府和执法人员的操控。中国在过去这 7 、 8 年以来，每年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数量在急剧上升。每年从一年 5 、 6 万件上升到十几万件，到了 2009 年，政府不再公布数字了，因为数字更大了。在“群体性事件”当中，主要的是与土地强制拆迁有关。中央政府讲要实行和谐社会，而地方政府的强制拆迁又直接造成了“群体性事件”。那么，按道理讲，中央政府应该严厉追究地方政府破坏和谐的这个行为，因为它直接违反中央方针。但是人们看到，中央政府并没有严厉追究。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一面在喊和谐社会，一方面放任让地方政府强制拆迁。 为什么地方政府这样恶行恶状中央政府不管？主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要靠强制拆迁发土地财。中国有一个名词叫“土地财政”，从 1994 年朱镕基推行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税源减少。而地方政府还需要不断的膨胀，养活更多的官，官的开销也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所以，地方政府就不断的要从老百姓身上刮钱，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在 2000 年以前，地方政府主要是从农民头上刮，就是在农村推行各种各样的强制摊派，最后就造成了所谓的“三农问题”。从 2000 年以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了 2007 年，温家宝不得不下决心，宣布停止对农村征收税费。但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源又少了一块。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拆迁、圈地、转手倒卖，从中牟利。 这个做法上，大体上就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公司合谋。当然有的时候地方政府以建设开发区、修建公共设施为名直接做，然后选择一些他们需要开发的地，然后先是动用房地产公司雇用的人去强制拆迁；如果不行，就干脆动用警察，动用警力去强制拆迁。所以，人们前面谈到的像江西宜黄、还有湖南的强拆案件，比较典型的案例都是有警方介入的。等到把居民的房子拆掉以后，就把地夺来了。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虽然要给被拆迁的户一些补偿，但一定给得很低。原因是地方政府本身并不是要直接用地的主，它还要把地卖出去，卖给房地产公司。如果尽可能地压低给被拆迁户的补偿，又尽可能抬高给房地产公司的卖地价格，那地方政府就从中赚一大块。最后情况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以北京上海为例，北京市、上海市的财政，它的全部收入当中大概有 50 ％－ 60 ％是靠卖地得来的。可以想像，如果一个政府是秉公办事，不图私利，这个地什么价买进来就什么样卖出去的话，地价会便宜的多，房价也不会那么贵。但是，地方政府从中通过拆迁赚了很大一笔，地方财政的收入很大一块就完全依赖于卖地。 中国大陆卖地的收入，在地方财政是不计入税收的。因为它不是税收，而是一次性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成三块：一块是预算内收入，主要是有名目的税收；第二块叫预算外收入，指的是各种摊派和各种收费；第三种是预算外之外的收入，而土地收入就在这块里。地方财政要花的数字，远远大于他们能够得到的预算内和预算外的收入。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其全部财政收入加在一起，居然当中卖地收入要占五、六成。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现象，就是政府在做生意。而这个生意的全部来源，就是搜刮被拆迁户的房产和他们的土地价值。 政府拿到的“预算外之外的收入”，也就是被拆迁户损失的，一年估计有几万亿。从这个角度来讲，人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地方政府会那样不折手段如此的猖狂的去拆迁。而中央政府实际上，对地方政府这些恶劣的“土地财政”做法是纵容的，从来不严惩、制止。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官员的轿车、官员的公费吃喝、官员的各种收入、官员住豪宅、官员出国公费旅游，这些开支就都在“土地财政”里头了。要没有这笔钱，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一下子就会变的非常清汤寡水，用中国的话讲，“做干部的积极性就没有了”。没有地方政府干部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政令就更加行不通了。 这部份预算之外的收入，从来不公开。这一点甚至连中央政府也搞不清。地方政府的财政有三笔帐：第一笔是税收即预算内收入，这笔帐基本算公开；但所谓公开也只是对上级政府公开，不是对老百姓公开。第二部份是预算外收入，这笔帐就是已经开始瞒着中央政府。第三笔帐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小金库，那是绝对的地方机密，完全不公开的，恐怕只有一、二把手知道，谁都搞不清到底有多少钱。中央政府曾多次调查过这个数字，得出来的结论大大小小各种数字不一。没有一个靠得住。这部份钱就变成了当地政府的“私房钱”。这就是干部们能够盖出豪华的白宫似的办公楼，能够天天在色情场所公费消费、能够出国、能够送子女到国外留学。所有这些开支也都在“私房钱”里。 那为什么还会有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够的这种现象？比如说青海省在编制 2010 年预算的时候，预算收入 103 亿元左右，而必须列支的支出 110 亿左右。显然支出大于预算，如果有地方小金库，为什么不用这部份钱？！首先，人们要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当地方政府讲钱多钱少钱不够的时候，里面不包含小金库，不包含他那个“私房钱”。向中央叫穷要钱的时候，拿出来的是第一本帐，即对上级公开的预算内收入，按那个帐算。根据朱镕基 1994 年税制改革的结果，多数地方政府是支大于出的。所以，中央政府又要用叫做转移支付把中央政府收来的税当中拿一部份去补贴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喊穷并不等于说他没钱，即便是问上海市政府，它一样喊穷。但上海市政府他有自己的小金库，有大笔的预算外收入之外的收入，即“土地财政的收入”。占上海市全部收入的 50-60% ，就是大头不公开、不报帐，由地方政府自己捞、自己花；小头才向中央政府报帐。这一点，中央政府心里一清二楚。但是，中央政府只能讲装作没看见，装作不知道。 地方政府的“私房钱”，只在官员之间运作，肯定不会完全用到百姓头上。但如果这笔钱动用一部份，修了一座桥，修了一条路，也能给官员升官当垫脚石。这时候，还不能说这钱一点跟百姓不沾边。但比如，盖政府大楼花了很多钱，其中从小金库里动用了一部份；这个钱就应该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提高了干部的办公条件，不会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花了很多钱，可能其中有一部份可能来自小金库，地方政府肯定会吹嘘说这是为地方造福；但并没有多少车辆通过，那么这笔钱也是白花了的。所以，“土地财政”不能完全说跟地方老百姓一点边都不沾，但绝大部份地方“土地财政”的钱是用在政府相关的利益上头。第一部分，就是地方政府给机关干部盖各种豪宅，然后再用低价供给地方干部。第二部份，就是地方政府小金库用来覆盖各种各样的不能在明面帐目上开支的钱；比如地方政府孝敬中央大员的钱、接待中央大员到地方来视察的各种不能报销的开支；地方干部出国公费旅游包括出国赌博；还有地方政府的胡吃海喝，公费嫖娼，等等。这些开支都得在小金库里报，毕竟没办法拿到财政部去让国家审计署审计，审计署也审不到这一块。 由此看来，土地买卖的确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好处，难怪他们热衷于此。 也由此，新的拆迁条例中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改行政拆迁为司法拆迁后，能否可以杜绝政府部门之间的黑箱作业，老百姓能否可以依法维权，也就成了问题。所谓的司法拆迁从本质上讲，就是把政府用行政命令作为拆迁的理由，变成了用法律作为拆迁的理由。结果是，只要老百姓如果对拆迁不满，就由对政府不满变成了犯法。 实际上，这给地方政府强制拆迁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环境。因为在中国大陆，所谓的法制这个“制”（不是指统治的“治”，而是指制度的“制”），是政府用法律作为武器去统治老百姓，去管制老百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拆迁被纳入了用法律来管制老百姓的范畴，政府就可以随时拿出一条政府公文来：按新的法规，这条街要拆；你要反对，那么就是违法，我就依法处理，这叫依法拆迁。所以，实际上是把政府拆迁的手段合法化了。把不合法的侵占百姓利益的做法，通过依法拆迁这个制度框架变得合法化。剥夺百姓财产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拆迁的名义。而且可能比原来更恶劣，过去老百姓反对拆迁是反对政府的政策不对，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变成抗法，老百姓的罪加重。 法律，在政府手中永远是一个玩具，是一根打老百姓的棍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在中国大陆，法律从来就没有什么严肃性。比如中国的宪法加上了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国家所有”，一句话就把所有中国大陆人的土地拿走了，房主从此就没有地权了，只剩下房子本身的所有权。拿了就白拿了，不拿白不拿。 而且，在中国大陆，老百姓还不能“拿法律当挡箭牌”。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训斥外国记者时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其实也都是政府对民众的实话实说。人们知道，被拆迁户很多去上访，上访的时候他们的依据都是法律条文、政府的文件，根据政府几号文件哪一条说应该怎样，或者根据法律的哪一条应该怎样。但很少有胜诉的，现在干脆上访也被禁止。用姜瑜的话讲，就是你“别拿法律来当挡箭牌”。因为法律本来是政府对付老百姓的，那是打你们的棍子。你还想拿法律倒过来作为打政府的棍子？门儿都没有。 也因此在中国，无论是行政手段还是法律手段，当局对自己一手酿造的暴力强拆已是无能为力。如何才能制止暴力强拆的继续发生？看来事实上很难。因为拆迁都是发生在每一个具体的城市或者一个乡村，而当地的老百姓通常是事不到临头他是不管的，每个人都觉得不想惹事，只要没拆到我家，哪怕拆到临村人们也不会站出来，更谈不上大家怎么样合作起来。而且政府千方百计的去控制社会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不让老百姓有组织化的来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其实基本上没有办法通过有组织的抗争来用民意去抵制政府的这些行为。他们只能在事后被拆完了，跪下来求政府能不能可怜可怜我，能不能再给两个钱，我就不闹了。而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拆迁对政府来讲不但是一本万利，而且是畅行无阻。 但是，好在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土地拆迁有直接的关系。土地拆迁导致了各地到处征地盖房子，然后把房价越炒越高；据一些调查的结果是，大概每一栋房子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钱是被“土地财政”拿走了，即老百姓买一栋房子，政府刮掉三分之一。其结果是房子越卖越贵，老百姓就买不起了，最后就形成了房地产泡沫，全国到处是过剩的房子。还有大批的土地圈了以后现在没有钱盖，同时还造成通货膨胀。所以，现在政府要设法降低通货膨胀、设法遏制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扩大。只要房地产价格往下一掉，中国房地产的动力就没有了；现在国内有一些人在预测今年或者是明年房地产价格会掉百分之几十。中央银行也对各商业银行做了一个测试，要求各商业银行计算，假如房地产价格掉 50 ％，各银行会不会破产；这说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撑不下去了。 一旦房地产价格撑不下去，“土地财政”也就撑不下去。因为政府圈地的目的是为了卖地，房地产公司买地的目的是为了高价卖房子，如果房子卖不掉，价格掉了 20% 、 30% ，甚至 50% ，那么这个时候房地产公司首先就不会再买地盖房子了，现有的地它也用不了。这种情况下，“土地财政”就变成了无源之水。 地方政府卖不出地，也就没有动力去圈地，也可能会减轻今后强拆事件的发生。不过，各级地方政府并不甘心，现在还在拚命的挣扎，希望房地产泡沫不要破灭，房价不要继续下跌，这样他们还能够靠圈地发财 。 人们在拭目以待，看这场游戏，最后会玩出什么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