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

【河蟹档案】一个公民没有宪政,就像一个动物等待宰杀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吴虹飞:昨夜我夸了北京警察的工作。他们像蚯蚓一样兢兢业业,不怕脏不怕累,每天吃很多SHI和无用的物质,排泄出包含矿物质的土壤,把北京变得整洁,土壤变得肥沃富饶,而且他们做这些好事时从来不在阳光下做,都是在阴暗的土里,默默保护着环境,警察和蚯蚓一样都那么崇高,在生物学上他们拥有同样的腔肠。吴虹飞|看守所十日记链接 201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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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对六家婴幼儿奶粉企业开出反垄断罚单

北京——周三,中国最高经济规划机构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向六家存在反竞争行为及价格垄断行为的婴幼儿奶粉公司开出了罚单,罚款总额达到1.09亿美元(约合6.67亿元人民币)。 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这是中国针对违反反垄断法行为开出的最大罚单。 其中五家公司为外国公司,一家是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根据中国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一份声明,这六家公司分别是美国美赞臣(Mead Johnson Nutrition)、法国达能(Danone)旗下子公司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Dumex Baby Food)、香港合生元(Biostime International)、荷兰富仕兰(Royal FrieslandCampina)、新西兰恒天然合作集团(Fonterra Co-operative Group)和美国雅培(Abbott Laboratories)。 声明称,“对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提供重要证据,并积极主动整改的”的其他三家公司免除处罚。 这三家免受处罚的公司分别是瑞士雀巢(Nestlé)旗下子公司惠氏营养品有限公司(Wyeth Nutrition)、中国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明治控股公司(Meiji Holdings)。 发改委称一些婴幼儿配方奶粉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实施了价格垄断行为,并在3月份开始对该行业开展调查。此项决定宣告了此项调查的结束。 声明称,调查过程中搜集的证据显示,涉案公司利用各种手段确保经销商提高价格, 比如签订合同约定、罚款、扣减返利和限制供货。 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及至少一名中国婴幼儿产品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自2008年以来,外国品牌的婴幼儿奶粉的价格至少上涨了30%,那一年,关于受污染的中国造奶粉致使大量儿童患病及一些儿童死亡的丑闻广泛流传,中国人开始纷纷购买外国品牌。 调查开始之后,至少有三家外国公司——美赞臣、多美滋及雀巢——在中国市场降价大约20%。 美赞成被处以大约3300万美元的罚款,相当于2012年该公司在华销售额的4%。发改委在其声明中称,美赞臣没有主动配合调查,但能积极整改。 美赞臣表示,该公司不打算对发改委的决定提出抗辩。公司一名女发言人在周三的一封邮件中表示,“我们相信,我们的商业行为符合对于本行业法规要求的普遍解读。” 因为“严重违反”《反垄断法》,合生元在前述六家企业里受罚最重,被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6%的罚款,共计2660万美元。该公司于周三发布的声明说,公司打算交纳罚款,并将继续设法确保公司的“各项商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适用法律和法规”。 多美滋、雅培、富仕兰和恒天然均被处以相当于2012年度各自在华销售额3%的罚款。中国主管机构说,这几家都是配合调查、迅速整改的公司。 恒天然只被罚了73万美元左右,不过,它已在中国陷入另一桩食品安全丑闻,该丑闻与其他公司生产的婴儿配方奶粉产品可能使用的被污染原料有关。本周,恒天然的一名高管飞赴中国,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致歉。 中国官员已经禁止进口新西兰的奶制品,几家外国公司也已表示,他们将采取防范措施,召回含有恒天然原料的产品。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就此事刊登了头版文章和措辞严厉的社论。 2008年的丑闻重创了中国奶企,外国品牌变得流行起来。在2008年的丑闻中,有六名婴儿死亡、超过30万儿童感到不适,原因是他们饮用了受到三聚氰胺污染的奶制品,三聚氰胺是一种有毒化学物质。 中国官员于一个月前宣布启动价格垄断调查,当时还曾表示,他们将在国内奶制品行业推行更加严格的标准。中国官方报纸发表的社论说,他们希望,新标准能提升国内企业抗衡外国对手的竞争能力。 出于多种原因,包括配方奶粉制造商采取的强力市场推广措施,许多中国母亲倾向于给自己的宝贝喝婴儿配方奶,而不是母乳,尽管自2008年以来,母乳喂养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 中国的婴儿配方奶粉市场规模巨大,而且增长迅速。根据研究机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Euromonitor)的数据,该市场在2012年的价值估计约为127亿美元,预计今年将增长到154亿美元,2014年将增长到184亿美元。 中国父母不遗余力地购买外国生产的婴儿奶粉,这种行为已导致全球至少六个国家出现了婴儿奶粉产品短缺现象。 一些大型零售连锁店已经限定每位顾客只能购买两到四罐奶粉,香港则把携带多于两罐奶粉离境的行为宣布为非法。该法于今年3月实施,目的是打击走私奶粉到中国内地的行为。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许欣、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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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活在中国,直面雾霾和有毒食品的每一天

北京——最近我做了这么件事——拖着一个装着12盒奶粉的袋子和装有两套空气过滤器的纸箱通过旧金山国际机场(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安检。我刚结束一个公差,正要回北京的家,带回去的是在中国父母那里最抢手的两样东西,也是我自己的家里迫切需要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发展的巨大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迅速发展的城市中的居民,以及越来越多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开始质疑他们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吃的食物的安全。就好像他们正住在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或福岛核事故灾区一样。 在被派往中国之前,我在伊拉克做了三年半的记者。在那里,外国记者们不停地谈论各种可能造成人死亡的方式——汽车炸弹袭击、正面交火、被绑架后遭到斩首。我在这些威胁中活了下来,却发现现在自己开始思考:生活在中国是否正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这里存在大量的环境危险,而且,其后果可能会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内都不会展现出来。对幼小的儿童来说,这些风险更为显著。对于要决定是否在北京居住的外籍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因素在其权衡中将占据很大份量,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最近几十年的任何时候。但目前而言,在中国做记者还是有很大价值,所以我还会再坚持一段时间。我的妻子陈天香(Tini)也是,她已在亚洲当记者十多年,也学习了中文。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自己9个月的女儿置于同样的风险之中——这些风险让中国北部所有城市的居民感到恐惧——而同时,我们也在和这么做带来的罪恶感作斗争。 和他们一样,我们采取防备措施。在北京,高科技空气净化器和豪华轿车一样令人垂涎。在2008年被派到北京不久后,我就架起几台之前驻站记者使用的欧洲产空气净化器。4月初,我对其中一个净化器进行了首次检查:里面累积的灰尘和森林地面上的苔藓一样厚。这让我恶心。我订购了两套新的空气净化器,要在旧金山提货;这些产品在美国要便宜得多。我的同事艾米(Amy)告诉我,2月份春节期间,她家的一个朋友从加利福尼亚州给她丈夫捎来一台重35磅(约合15公斤)的空气净化器,此前,她的华裔丈夫被一家大型美国科技公司派到其位于北京的办公室。在收到空气净化器之前,艾米的丈夫已考虑搬到苏州,一个水渠纵横交错的小型城市,因为他已无法忍受北京的污染。 每天早晨起床时,我都会看看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上面显示美国大使馆监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美国大使馆的监测设备就在我家附近。我想看看是否需要打开空气净化器,我和妻子能否把女儿带到户外。 大多数时候,她只能待在家里。中国环境保护部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60%以上的时间里,北京的空气质量都被认为不安全。而全国的平均指数也令人沮丧:同样是在2013年上半年,该指数在近一半的时间里都是达不到安全标准的。环境部长周生贤在接受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国大气环境形势严峻,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过环境容量。” 我希望女儿成长的过程中能欣赏到户外的美好事物——日落、鸟鸣、青草芬芳,或者云朵的形状。但如果我们继续在北京生活几年,这将不可能成为现实。即使有个成年人的肺,我也会限制自己待在户外的时间。虽然我在巴格达时会在底格里斯河畔跑步,搬到北京之前还曾跑完两个马拉松,但在这里我不愿再做那样的长跑锻炼。 我不愿放下的一件事是骑自行车,即使它意味着比坐车或乘地铁吸入更多危险空气。考虑到这里可怕的交通——其本身也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一大元凶——我会骑自行车往返办公室、餐馆、以及在北京胡同里那个带院子的家。刚过去的冬天,我买了一个英国产的口罩。之前,一些地区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含量在1月份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建议的接触限制的40倍。外国人将其称为“空气末日”,而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因为雾霾或要求雇主支付艰苦工作地点薪酬而离开北京。 一位在北京的美国医生给他襁褓中的儿子弄了个口罩。我的口罩用黑色织物制成,它表面光滑,还带有几个塑料旋钮。带上它,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亚洲版的达斯·维达(Darth Vader)。但是这总比少活几年要好。 今年春季,首先发布在《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披露,2010年中国的户外污染共造成120万人过早死亡,占世界总数的40%。7月发表在美国某著名科学杂志上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因为北方广泛使用煤,中国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平均少活五年。 在中国,癌症发病率也在飙升,甚至连中国官方媒体也在调查这种现象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国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在妊娠期暴露在高浓度污染物下的儿童会表现出较慢的智力发育,并有可能出现行为障碍。在洛杉矶进行的研究表明,处于污染环境中的儿童还存在永久性肺部损伤的风险。 在中国北方,区别每一天的就是不同的灰度。妻子和我有时会根据能看到多少蓝天来选择去哪里度假——所以我们近期去了托斯卡纳和阿马尔菲海岸。我再也不会认为享有这种蓝天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仍然无法不注意到这里的天有多么蓝,”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夫人在乔治敦的一次晚餐上告诉我,夫妇二人当时已经从北京回到华盛顿半年多了。 食品安全是另一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我们已经听说了火锅店用老鼠肉充当羊肉,有地沟油,以及用被工厂的重金属或废水污染的土壤种植农作物的故事。对于中外父母而言,食品安全方面最令人震惊的灾难就是2008年的毒牛奶事件。在饮用了被有毒化学品三聚氰胺污染的奶制品后,共有六名婴儿死亡,至少还有30万儿童生病。从那以后,很多新生儿的父母都开始竭尽全力把国外生产的婴幼儿奶粉带入中国,以满足替代母乳喂养的需求。 从旧金山回来几个月后,妻子和我都意识到我们的奶粉不多了。于是,我们开始给可能马上来中国的朋友发邮件,问有没有人自愿帮我们“运”奶粉。本周,我们的朋友亚历克莎(Alexa)从纽约飞过来,带了两盒奶粉。还有两位朋友承诺会在今年夏天带更多奶粉过来。 最近,我和一个在北京的女子聊了聊,她叫赵俊。她付钱给生活在欧洲的中国学生和家庭主妇,让他们给她寄英国的牛栏奶粉(Cow Gate)。她说,“我们一直很担心,所以希望能从海外找到历史悠久的好品牌。” 由于中国人从国外购买奶粉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至少在六个国家引起了奶粉短缺。香港甚至还对被海关官员称为“犯罪集团”的奶粉偷运组织进行了打击,这些组织都在将外国产奶粉运往中国大陆。 需要担心的并不只是牛奶。我们的女儿已经开始吃固体食物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找寻食物方面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在我家附近小巷的小商店里买水果和蔬菜吗?还是要到以外国人和富裕中国人为目标消费者的比较贵的商店里买呢?或者从当地的有机农场里购买?上周末,我和一个朋友拜访了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一个农村家庭,从这里开车到北京需要一个小时。他和他的妻子希望能把这里租下来,周末的时候过来住,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看能不能在这里的园子里种植自己的蔬菜。我在这里认识的一些人已经这么做了。 “在食物问题上保护自己很困难,”公社园艺倡导者、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理事会成员李波说。“我从没有想过我会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然而在2011年,在听说过动物饲养行业的诸多不法行为之后,我觉得自己受够了肉。” 在北京度过的每一天,都让我更难以分辨大惊小怪和谨慎之间细微的界线。六年前,当我回到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家乡,收拾东西准备搬到中国时,母亲递给我几支牙膏。那年夏天,她读到了关于中国制造的毒牙膏的报道。当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第一次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我把那几支牙膏放回了父母的浴室。现在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有时还会给我牙膏让我带回北京,我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把它装进包里。 黄安伟 (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谷菁璐、陈柳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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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 | 中国停止进口新西兰奶粉

新西兰乳品集团恒天然集团(Fonterra)早前向新西兰政府通报,其生产的浓缩乳清蛋白粉检测出受到细菌污染,可能导致肉毒杆菌中毒。内地几家主要饮料及婴儿奶粉生产企业发现曾使用受污染的产品,中央政府已停止从新西兰进口奶粉。 恒天然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乳品出口商。 新西兰贸易部长蒂姆·格罗泽(Tim Groser)向当地电视台表示,中国当局已停止从新西兰进口奶粉,包括经澳大利亚船运的奶粉。 他形容此举「绝对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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