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

复旦硕士生吴恒调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后，得出了中国人“易粪相食”的结论，这一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种略带修辞式的事实表达。依照吴恒发布的报告，中国的食品安全严重区已经从2004年的4省个增加到2011年的11个省，一般性的食品安全估计遍布全国，无怪乎微博上有人把中国地图按照金庸武侠小说的说法分为四大区域：东鞋（烂皮鞋）、西毒（毒胶囊）、南地（地沟油）、北钙（三鹿高钙奶），真可谓非常的形象生动了。然而，“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事关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身家性命，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以人为本的国度，怎么会堕落到今天这种让人震惊的地步呢？谁应该对这一结果负责呢？到底是谁让我们“易粪相食”呢？现在到了我们不得不要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追问导致中国人“易粪相食”的原因，最表面的原因当然是商人不法、唯利是图、丧尽天良。之所以出现“东鞋、西毒、南地、北钙”的现象，当然同那些商人为富不仁，没有道德底线有关。众所周知的是，近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道德准备的，革命式的道德理想被文革式的残酷摧毁殆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潮以人们的道德幻灭为前提，一种贱民式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出来，对于这些没有道德意识甚至是反对道德意识的贱民来说，金钱就是一切，只要能得到金钱，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干的，中国当今的食品危机状况，不能不说是与这种没有道德的贱民市场有着直接关联的。当然，我们说贱民式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对某些人的贬低，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大家都知道的是，传统中国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商人为社会所不齿，大多都是贱民出身，在社会上既没有身份，也没有地位，同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这些道德上的贬义词连在一起。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出现我们当今这样的道德危机和信用危机，这是为何呢？原因在于整个社会是以儒家道德建构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士大夫，他的强大道德力量对商业贱民构成巨大的道德压力，在强大的道德政治面前，那些商业贱民不仅不敢胡作非为，反倒是尊奉“礼义廉耻”，尊道德、讲信用，形成了像晋商、徽商那样的儒商群体。但是，当今的商业贱民所面对的环境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压力，反倒是从不道德的政治权力上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形成了不道德经济与不道德政治的巨大联盟，有恃无恐，无所不为，失去了任何道德底线。也因此，在看到网友“东鞋、西毒、南地、北钙”的微博之后，我说还应该加个“中神通”，也就是我们的政府，他们不仅不给这些不法商人提供道德压力和政治威慑，反倒是想法设法的保护他们，为他们开脱，神通广大，搞定一切。 　　当然，商业贱民之所以能够同政治权力沆瀣一气，主要在于我们的政治也是贱民政治，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没有丝毫的贵族气质，大多是贱民出生和贱民思维。众所周知，我们的政治是建立在底层革命的基础之上的。革命之后，原有的一切价值都遭到完全的颠覆，道德式的政治被力量式的政治所取代，“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有力量谁就是老大，尚德变成了尚力。那些获取了权力的贱民不仅不敬畏道德，反倒嘲笑道德、毁灭道德，将其称之为唯心主义，虚伪等等，一切高雅和有品位的东西都被摧毁，非道德和反道德成为了革命后政权的价值基础，虽然被一张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所掩盖，不久后就因权力斗争而原形毕露，“反右”、“文革”不仅摧毁了传统道德，也撕破了乌托邦的虚假道德面纱，让一切道德都随风飘逝，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道德前提。显然，贱民政治摧毁了道德基础，继而制造了大量的贱民商人，然后贱民经济与贱民政治又相互勾结起来，堂而皇之的撕开了一切道德面纱，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易粪相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当今的中国人之所以走到“易粪相食”的地步，除了这些人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和害人害己之外，更重要的还是道德基础的破坏，而破坏那些基本道德基础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自私自利，而是源于一种特殊的贱民经济与贱民政治的结合。在这种贱民经济与贱民政治之中，没有了贵族式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了道德追求，原本是经济建立在道德之上的公式，被颠覆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道德只是上层建筑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不出现社会道德崩塌才是怪事呢。 　　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世界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我们的先人也讲，“德，本也，财，末也”，这恐怕才是人间的正道，唯有如此，才可能避免贱民政治，才有可能给贱民出生的经济以道德压力，让经济依道德而行，而不是道德被经济掏空。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说制造中国人“易粪相食”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贱民政治，由于贱民政治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是蔑视道德和毁灭道德，所以它无法范导经济，反倒让政治跟着贱民出生的经济走，形成贱民经济与贱民政治的合谋，让一切道德底线都不复存在了。因此，如果要让我们回答谁让中国人“易粪相食”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贱民，是因为贱民建立起来的反道德的政治经济体制。 王俊，凤凰博报

　　今天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汪洋代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汪洋在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汪洋说，建设幸福广东，必须突出改善民生。要大力发展各项民生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全省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要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创建教育强省，争当教育现代化先进区，打造南方教育高地。就业和创业是创造幸福的源泉和基础，要坚持就业优先，加强职业技能教育，提升就业质量，鼓励全民创业，放手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完善食品安全溯源机制，建立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探索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要围绕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待遇增长的可持续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统筹做好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等工作，加快构建统筹城乡、惠及全民、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人口计生工作，提高人口素质。树立绿色、人本、集约、智慧、包容的城市发展理念，广泛开展幸福村居创建活动，努力建设美好宜居城乡。加快全省绿道网、生态景观林、社区绿地公园、城乡文体场馆等建设。健全改善民生工作机制，建立为民办事征询民意制度。 　　建设幸福广东，必须突出文化引领。没有文化支撑和精神富足，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广东。要以建设文化强省为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繁荣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积极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充分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培育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知足常乐的社会心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大力弘扬岭南优秀文化传统，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民众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宣传和实践“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着力提升全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全面参与建设幸福广东的意识和能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实施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倡导文明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 　　建设幸福广东，必须强化制度保障。要以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底线公平为导向，加强社会领域基础性制度建设。弘扬劳动光荣的理念，让劳动者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使之享有与其贡献相适应的荣誉、地位、福利，拓宽工农群众参与日常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制度通道。破除潜规陋习，创造公平公正、活力有序的社会环境，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让有本事的人有奔头，各尽其能地追求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进一步破除地域、户籍等限制，调整完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流动，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完善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入户城镇、考录公务员、参加社会管理等制度，促进他们逐步融入所在城镇。进一步完善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价幸福广东建设的根本标准，使之成为引导领导干部改进工作的“指挥棒”，从制度上保证幸福广东建设的正确方向 　　建设幸福广东，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使每个人在努力创造个人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为增进全社会的幸福奉献心力，实现全省人民共建共享幸福广东。要防止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错误倾向，既积极作为，又量力而行，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循序渐进地提升全民福祉。我们相信，只要人人都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幸福广东的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够实现。(记者 董宇根据南方网直播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4月25日  08 版）  漠河露天市场的一位个体户 贵阳附近小镇上的小商贩 伦敦市内一辆加勒比海移民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 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个体户老王决心“向中央讨个公道”。 　　他先查询114，然后花费整个上午，相继打了十几个中央政府部门的电话。和大多数求助者一样，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说自己姓王，在成都做手机维修生意。 　　“现在的社会是个啥子情况，我都搞不懂了。每个部门都有权力加一些条件，让老百姓办不成事。你们不厚道，老百姓咋个厚道！”他的语速很快，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这句话在那天上午说了很多遍，每一次他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像样的回答。 　　现实中，只有一个人主动留下了老王的联系方式，还跟他说了好几句“对不起”。这个人叫张道阳，是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一名副处长。 　　最近，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这位年轻官员发去采访邮件，很快得到回复。 　　他这样写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底层农民要从做摊贩开始进城谋生，并通过个体经营最终融入城市。但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几千万个体户的声音和利益却往往被忽视。” 　　他希望有人去关注老王的生活，及其身后几千万个体户的生活，因为在当今中国，“个体户问题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事关社会公正，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 　　参加工作9年来，张道阳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来电者往往说着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一些个体户执拗地相信，“上达天听”总会得一个公道；另一些人则选择把打通的电话当成愤怒的宣泄口，不由分说地骂出“王八蛋、官僚主义”这样的字眼。 　　面对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质疑、委屈以及期望，张道阳并不忌讳用“麻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就像是法医看惯了死人一样”。 　　今年3月中旬，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个电话。 　　和大多数个体户一样，老王来自农村。10年前，他放下锄头，带着一点“成为城里人”的小梦想来到成都。进城的第一个月，便因为“个子比较小”，“又没得技术”，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资。后来，他当上了个体户，干过广告灯箱生意，如今做手机维修。他的摊子过去曾有营业执照，但几年前因没有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 　　2008年，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为消除无照经营，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给不能满足办理工商登记条件的小商贩颁发了“灵活就业（营业）辅导证”，但有效期最多3年。 　　就在同一年，财政部、发改委、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因每年能为个体户减负上百亿元，这项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声。 　　去年，“辅导证”到期，老王想再办个正经的工商营业执照，却遭遇踢皮球的尴尬——当地工商所以房子没有产权证为由，要求他出示街道开具的场所合法使用证明；而街道则称“我们只是个民间组织，没资格同意或者不同意”。 　　前一年还合法的老王就这样成了“非法”，这事儿让他想起过去还收管理费的时候，“追着我们办执照，不去办就处罚，这种事情多噻！”没有营业执照，罚款是逃不掉的，连发票也只能买假的，执法者说他是“危害国家利益”。 　　他把这段经历讲给了电话那头的张道阳。 　　“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满足每个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吗？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他连珠炮式地发问。 　　长期参与个体私营经济登记工作的张道阳告诉他，按照中央颁布的《个体户条例》以及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政策规定，他“应该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我们不跟中央打交道，我们跟地方打交道。每一级部门都有权力增加个说法卡我们，合法的生意，却得干非法的事情才能把钱挣到，老百姓日子咋过吗？”像是找到了出口一般，老王冲着话筒吼道。 　　老王的连珠炮击中了张道阳。放下电话后，他想了许久。 　　“他的遭遇并不新鲜，但这番感受，却无意中替数千万在底层努力经营、希望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幸福一点的个体户发出了声音。”4月初的一个午后，张道阳坐在办公室里接受了媒体采访，手边是几摞厚厚的公文。 　　张道阳说，自己平时常会与一些学者探讨经济问题，但只要聊起个体户，很多颇具声望的学者都说自己“没有什么深入认识”。在经济学已成显学的今天，他发现，中国竟然连一个专门研究个体经济的学会都没有。 　　这让他感触颇深，“许多利益群体都有代言人，但底层的这些个体经营者，好像没什么人给他们说话。” 　　事实上，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3452.89万户，从业人员7097.67万人，如果算上“非法”的存在，中国的“个体户”问题关系到上亿人的生计。 　　张道阳表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与什么科技创新、财富积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每天辛苦经营，只是养家糊口，只是为了生存。 　　在发达国家，这个群体通常被叫做小商人。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个体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紧密相关，其意义在于，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发展。 　　“当今中国，还有这么一大群人，他们分得的利益比例与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不相匹配，属于相对被剥夺的群体。”张道阳叹气道。 　　 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在那次20多分钟的通话里，老王说了这样一句话：“各个部门都不厚道，他们要把他们的利益考虑完了，再来考虑老百姓的利益。” 　　这让张道阳想起，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里，有一个缝衣服的小贩，最开始在显眼一点的位置摆摊，后来因为“没有孝敬店长”，就被调到了消防通道里。 　　“一个店长，本身就是个雇员，都有这么大权力，而处在底层的个体工商户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张道阳感叹，“你就可以想见，有多少管理部门，有多少强势者，就有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伤害他们越重，他们孝敬就越多，恶性循环。” 　　另一次，张道阳到外地调研，遇到一个在公寓楼里开美容院的女老板。在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项行政前置许可（审批）上。执法人员对女老板说：“你不达标，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给我拿6万块钱，上面有检查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关门几天。”对这家美容院来说，6万元意味着一年请了两个雇工去伺候这位队长。 　　实际上，许多个体户有着与这位女老板相似的遭遇。在我国，涉及工商登记的前置行政许可（审批）起码有100多项，这意味存在相当多的行业，要想在其中经营，拿到营业执照之前，总要碰上一两项前置许可的坎儿要过。 　　张道阳向记者讲起了他参加立法工作时，曾整理过的《网民意见建议》，里面收集了8000多条个体户和基层工商人员的建议。 　　“一些前置审批部门坐享其成，有利的抢着，没利的推着，只坐在家里要钱，心情好了，请我吃喝了，上货了，有关系了，就给你办；否则今天推明天，明天天儿不好，后天不在，任你跑断腿，看你敢不来求我？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要提醒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条款时多考虑一下，该条款会不会被某个执法单位当成利益杠杠去卡老百姓，去扒老百姓的皮。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中国是最普遍的问题，往往执法者扒了你的皮后，还指着某某条款振振有词地问你，你懂法吗？” 　　张道阳管这些个体户叫“唐僧肉”。他说，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里，遵循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自己做经营的人，其收益总要略好于普通劳动者。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往往没有人愿意摆摊开店，方方面面的成本太大”。 　　一家日收入不到700元的小型网吧的老板，曾将一份年关送礼名单挂到网上。每到过年，他都要包上20个红包，“每个红包1000元是不能少的”。 　　与此同时，在这套外表光鲜、监管严格的管理体制之下，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个体大户”现象。张道阳告诉记者，有的夜总会要雇佣几百人，却可以登记为个体户，从而避开高额税负，就像开着宝马车买经济适用房一样，很滑稽。 　　 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3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 　　曾是“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确认——做生意不用再逃了。 　　在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里，能找到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白底红字招牌的路边摊；有留着刚兴起的“青年头”的小伙子，当街支起缝纫机为顾客缝补衣服；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 　　1980年，20岁的章华妹领回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号。这个卖纽扣的温州姑娘因此被载入改革史。同一年，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来到北京，走进只有3张桌子的“悦宾饭馆”。他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很快，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便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 　　当时，个体户、私营业主和企业承包者属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一句流行的顺口溜。《中国青年报》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在那段日子里，还发生过一件饶有意味的事。 　　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连找对象都困难。 　　1983年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400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车为业的个体户。其间，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下“呈胡耀邦总书记”。 　　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的通知。 　　8月30日，十几辆轿车鱼贯驶入中南海。一个叫彭小平的个体户特意捏了一组“八仙过海”当做礼品，而来自广东的个体户荣志仁甚至得到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这个以搞学生餐出名的个体户回忆道：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张道阳告诉记者，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有本杂志叫《光彩》，其名称就来自胡耀邦的这次讲话。 　　1987年，国务院颁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在那段个体户的“光彩岁月”里，一位美联社记者曾专程来到北京钱粮胡同，拜访一位将3台缝纫机抬进卧室、办起私营西服缝纫店的妇女。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评价眼前的个体户：“她在赚钱，也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 　　张道阳曾经问过单位里亲历过改革初期的老同事，那个年代的经营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亲历者告诉他，那时候的市场很简单，要拿到经营执照很容易，“也没有什么人来折腾你”。 　　某种意义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计划经济部门并没有将精力放在非公有制经济上，严格的管理没有辐射到新兴的个体户群体。 　　张道阳将1995年称为分水岭。那一年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监管部门也随之转型，纷纷“把触角伸了出去”，更多地腾出精力面对所有市场主体。事实上，正是1995年前后，大量行业管理法出台。据他观察，各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普遍借鉴国际标准，标准“偏高偏严”。 　　张道阳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出于对资源、环境、市场秩序等多方面的考虑，确实应该对各种行业设立相关行业进入标准。 　　“但这个标准应当实事求是。”他话锋一转，“个体经济的特点就是多层次性。在我国，仍然存在相当多不发达地区，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存在相当多不发达角落。就像国际上讨论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要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样，国家的标准也要考虑广大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的现实情况。在这背后，是对个体发展权的尊重和保护。” 　　他说，如果全国都用一把尺子去评价，无异于通过立法，“合法地把很多人划入非法范畴”。这会造成极大的灰色地带，寻租将反复出现。 　　《网民意见建议》里，“创收”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张道阳坦言，越到基层，部门利益表现得越明显，“每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攫取最大利益，把权力用尽”。 　　张道阳喜欢将一刀切的政府管制比喻为“门槛”。“门槛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挡水。但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如果我把门槛弄得非常高，你只能爬，或者求着看门的人拉你过去，而迈过去以后就没人再管你了，那门槛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你进门的时候难为你一下吗？” 　　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对摊贩经济进行过实证研究。他认为，过严的政府规制，大幅提高了商贩的经营成本，商贩又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市场，便会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张道阳与何兵看法一致。“人啊，只要觉得生活还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就会自觉地讲诚信。你把他逼得没有前途了，没指望了，他还讲什么诚信？”他皱着眉头说道。 　　在一次赴日本考察时，他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卖米的商人因为向酒厂提供了变质的大米，导致酒厂因生产劣质清酒被媒体曝光，卖米的商人竟然因此绝望自杀。 　　当地商人告诉他，在自然形成的市场环境里，人们会自觉地遵守公序良俗，卖变质米的商人被曝光后名声扫地，以后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他也就无法生存了。这样的环境里，小商人都很珍视自己的商业信誉，有很多家庭经营、父子相承的手艺世家和餐饮老字号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 　　张道阳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自古有之，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监管门槛，小商人同样全靠诚信经营。 　　“他们几十年几百年都那么卖，其产品也未必比现在的更不安全吧？”他反问道。 　　 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 　　张道阳则察觉到，30多年来，个体经济的形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改变。 　　他的感觉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先冲破传统体制的力量，个体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高效得多，而其参与者也是那个年代最渴望经济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糊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这意味着，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张道阳遇见过一个年轻的个体户。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从7岁开始我的生活就不那么明亮了”。他从小陪着父母在菜场里做生意，还要照顾风瘫的爷爷。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便在作文里许愿：“希望有一个可以安心奔生活的地方，让每个人都可以勤勤奋奋安安稳稳地过上他们的日子。” 　　一篇2009年发表、题为《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的论文指出，进京的农民个体户年平均利润呈逐渐下降趋势。90%以上的受访者提到，以前随便做点生意都赚钱，现在却是稍不努力就赔钱。 　　另一个现实是，政府对于个体户的扶持政策面临“制度性冷漠”。 　　据张道阳观察，每年进行就业统计的时候，往往会把个体户的数字纳入中小企业计算，而要扶持中小企业的时候，登场的却都是衣着光鲜的企业家，不会再有人“搭理个体户”。 　　“扶持对不上口，人家哗啦哗啦打麻将，没人陪你打扑克。”张道阳解释道，某些政府部门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往往是谁有能力谁争取，而个体户“连争取的能力都没有”。 　　“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很多官员想的是，这些人对GDP没有多大贡献，对财政也没有多大贡献，为什么要扶持他们？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还是外来的农民工。”张道阳说。 　　《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一文还指出，城市中的经营性房屋租金越来越高，很多农民个体户不得不集中到四环甚至五环外，或者在城市中做流动摊贩。 　　张道阳的几个高中同学，在中关村最红火的时候租了柜台挣了点钱。有眼光的买了柜台，如今还能经营下去。另外两个人则选择了离开，因为房租把绝大部分利润都吃掉了。他们对张道阳说，在中关村买东西，恐怕一半以上都是消费陷阱，没办法，“不骗，就干不下去”。 　　回到老王，他的小铺子有30多平方米，搭在成都市的一座立交桥下面，每月要交的租金是1000多元。这是他奔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家”。他和父母以及上初中的儿子4个人都住在铺子里。在干个体的前两年，他挣了两三万元。老王曾经想，再挣上几万块钱“就能买房子了”。 　　“现在？买房？想都不要想，这是啥子生活喔！”39岁的老王愤愤地对记者说，“我干了10年喔！” 　　“过去老百姓讲‘吃瓦片儿’的成了现在的食利阶层，而那些个体户忙碌终日却难有回报，说明现在这个分配体制是有问题的，缺乏活力的。”张道阳谈起同学和老王的境况，“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整个蛋糕做得很大，强势者吃完了，还能剩下一块儿，别人也够吃。现在速度要降，强势者如果还像以前那么吃一大块，这上亿的处在弱势的个体户还分什么啊？” 　　他注意到，在美国纽约市曾发生过一件与小商人有关的事情。 　　有议员提出，对纽约一直允许的占道经营加以“有条件”限制，结果被大部分议员否决，理由是，取缔占道经营将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从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伤害”。 　　目前，纽约有超过1.2万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86%都是外来移民，其中人数第二多的恰恰是来自中国的小商贩。 　　张道阳评价道，一个穷人过不好的社会，富人同样不会过好。而对一个国家而言，“公正地尊重和维护每个公民的发展权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 　　有一年，张道阳去伦敦考察。在一个停车场内，他看到了一辆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车身印着加勒比海风貌的图案。他上前了解，原来这是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靠做小生意为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和家人已经住进了当地社区，逐渐融入了英国社会。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张道阳有所感悟，专门拍下了这个场景。 　　他发现，在发达国家，有大量新移民均是通过个体经营成为城市经济社会生态中的组成部分，并逐渐融入城市。 　　在张道阳看来，这同样也应该是中国完成城市化进而完成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单纯打工的农民，无力维持自己和家人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他甚至想象过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理想模式：一个农民工，通过打工积累一点钱、增长点见识，然后可以在城里摆个小摊或者开一个小铺，有稳定的收入，他的家庭从此生活在城市里。他的孩子呢，就可以在城市接受现代教育，成为国家潜在的人才资源。第一代的农民工本人终生可能只是个城市里的小商贩、个体户，但他的孩子可能就是个出色的医生、工程师、科学家。 　　但这只是想象。张道阳隐约感到，近几年，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成本，许多怀有此类美好憧憬的农民工兄弟，离他们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了。 　　一个广东的小伙子，曾用打工挣来的钱开了家小店，卖手机。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下来还赚不到1000元。他写道：“没办法，做完今年看来也要关门了。中国又少了一个个体户，多了一个农民工。” 　　成都的老王同样感到营生不易。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一年只能存上几千块钱；娃娃初中要毕业了，没有资格参加中考。但他同时告诉记者，农村也回不去了，“从乡镇到村里的路，只有车轮子上没长荒草”。 　　他如今的愿望是，办下营业执照，再办个5年的居住证。他坚持说，哪怕给他一个很小的门脸，就能养活一家人。 　　在采访当中，张道阳向记者推荐了一位美国社会评论家发表于1902年的一篇文章，题为《与贫民窟的斗争》。文中，他专门用铅笔标注了两段话： 　　“我们总要伸出手，将那溺水者从水中拉出的。现在是时候了。再晚一点，我们恐怕将难逃被溺水者拖下水去而一道沉没的危险。” 　　“不管我们是否拥有兄弟情谊，我们本是兄弟同胞。假如不给纽约下东区桑树街的人以兄弟情谊，我们要想在第五大道繁荣区找到善良公民的美德则是徒劳的。” 　　多年来，每到一个地方，张道阳总要去当地的早市摊儿和各类市场转转，拍一些照片，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个长焦镜头。 　　2010年2月，他到了中国最北的漠河，当时的气温在零下45摄氏度左右。在那里的露天市场，他遇到一位卖坚果的个体户，穿着蓝色棉袄，戴着黑色棉帽，在寒风里高声吆喝，努力经营。张道阳端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如今，这张照片被张道阳放大后挂在办公室里——一位大妈，冻得满脸通红，却挂着微笑。 　　（本版照片由张道阳提供）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5/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