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游客被挟持案

“在这场9人丧生的悲剧中，绑架者门多萨一开始贴出的纸条仿佛就预示了过程和结局：没有任何“错误”被纠正，有的只是错误、错误和错误。” “对不起，你们现在是我的人质了。” 8月23日，当地时间9时，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帕西格河畔西班牙殖民时代古迹“市中市”外的一辆旅游大巴上，一名中年男子向全车人宣布。 他刚刚尾随参观完毕的游客们登上大巴。此人身材中等，面目和善，在宣布车上的21名游客与一名司机和一名当地翻译成为他的人质时，甚至用了“对不起”一词。但车上所有的人都同时注意到，他身着迷彩服，腰里别着一把匕首，最重要的是，手持一柄M16军用突击步枪。这个谦逊有礼的绑架者并没有一开始就展露杀气，但他的右手食指一直紧紧地扣在步枪扳机上。 这是香港康泰旅行社组织的一个旅行团马尼拉四天旅程的最后一天。团员包括来自六个香港家庭的8男12女（其中有3名14岁以下儿童），旅行社还派出一名香港领队，他们原定当晚返港。 这是绑架者菲律宾人罗兰多·门多萨（Rolando Mendoza）失去警察工作后的第7个月。在因“严重行为不当”被菲律宾廉政法庭革去马尼拉警署高级督察之职后，他一直声称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持续寻求复职的可能。 而绑架香港游客成为了门多萨“寻求公正”的最后一步。在顺利地控制了大巴车之后，他很快在车窗上贴出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用一个重大的错误来更正一个重大的错误决定（big mistake to correct a big wrong decision）。 此后14个小时，全世界的观众通过电视直播目睹了这场由劫匪与人质，警察与混乱，枪战和流血交织而成的悲剧。在这场以9人丧生为代价的悲剧中，门多萨一开始贴出的纸条仿佛就预示了过程和结局：没有任何“错误”被纠正，有的只是错误，错误和错误。

香港旅游团遭劫持事件以菲警方强攻无效，绑匪最后开枪扫射，十名香港同胞死于非命而落幕，让人倍感悲凉。 这种悲凉，主要就来自菲警方的漫不经心。第一，按国际惯例，让步应该是重要选项，事实上也不是没有让步空间。有个细节可证明这一点，先期释放的人质中，有个妈妈很有爱心也很机灵，劫匪问她谁是她的孩子，好让她们母子一起走。她除了自己的两个小孩外，把另一个小孩也一并拉走了，多救了一条人命，这说明歹徒还没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还是可以谈判可以交易的。更何况，劫匪胃口其实也不高，不过要求复职而已。总之在情在理，菲警方都不该断然拒绝妥协，更不该尚在对恃之中，即将拒绝劫匪复职的公文送达劫匪手中，刺激劫匪情绪，升高紧张气氛。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菲警方愚蠢之极的强硬，将整个事件的解决路径，逼进了强攻的死胡同。 第二，强硬也罢，你要真硬啊。可菲警方根本就硬不起来。看了视频就知道，菲警方的强攻草率之极，看不出有任何预案，看不出有任何训练，也看不出有任何准备，完全就是小屁孩过家家。不断砸窗，却不用专业的消防斧，竟然用普通的平头铁锤，效率极低。意外打开旅游巴士车后的安全门，却因为安全门距离地面过高，一时找不到办法迅速攀入车内。试图用警车拉脱旅游巴士的自动门，但搞笑到绳子的质量不过关，拉的过程中绳子竟被拉断。其间特警队畏首畏尾，拖拖拉拉，更是不一而足。山寨强攻持续达一个多小时，除了不断地激怒劫匪，加大劫匪撕票的危险，真是百无一用。 人质事件的极端严重性不言而喻，这样严重的事件，无疑应该从最坏的准备出发，做最周密的部署，务求万无一失。固然不可能有百分百的把握，可以失败，但只应失败于不可抗力，而决不允许失败于失误。任何失误导致的失败，其后果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偏偏，有了这失误导致的不可承受之重，令人欲哭无泪。这欲哭无泪，不仅是出于对生命沉沦的哀恸，也是出于对同胞命运无从寄托的悲凉。轻率地拒绝谈判和妥协，强攻之山寨到了可笑的程度，所有这些都印证菲警方处置之极不严肃。跟 6 年之前，为营救被伊斯克恐怖分子绑架的菲律宾卡车司机格鲁兹，菲当局不惜得罪美国政府，而满足恐怖分子要求从伊拉克撤军那种全力以赴相比，其对中国普通国民生命之轻慢，无可讳言。 这种轻慢，是对中国普通国民情感的另一重创伤。固然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飞速增长之中，固然中国国力是在不断增强之中，固然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是在不断提升之中，但是，不仅中国普通国民因两极分化在国内分享到的发展红利有限，在国外体验到的国际尊重也确实有限。是的，我们络绎不绝地赴异国观光了，他们开始对我们刮目相看了。但他们看重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腰包，而不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生命本身。鼓鼓的腰包并不能自动地给我们带来尊严。如果说，在发达国家，因为政治文明的严厉约束，没有谁敢明目张胆地歧视乃至排挤我们，那么在很多文明程度并不那么高的国家，针对中国普通国民隐性甚至公开的歧视、排挤乃至有组织的迫害，却并非鲜见，无视这一点，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普通国民的海外安全，就这样构成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严峻的问题，政府也有认识及系列应对。在异国发生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就属于这种应对，今年即有数次紧急撤侨，如年初从海地撤侨， 6 月份从吉尔吉斯坦撤侨，都有效保障了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命安全，赢得了国际国内舆论的赞誉。在此方面中国无疑正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令人鼓舞。 但是，除了重大灾难和动荡而外，危及中国普通国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目前尚未见成熟的应对体系。比如在非洲尤其是南非，在东南亚部分国家，在俄罗斯，中国普通国民很容易遭遇打劫、绑架等恐怖袭击，而当事国未必能够善尽保护之责。此次香港旅游团遭劫持，不过是其中最极端因而最轰动的事件罢了，而绝非首开先河，当然也绝非最后一次。 遇到类似情况，发达国家都有预案，不仅会有极其强硬的反应，高频的外交游说，密集的新闻轰炸，甚至出动特种部队径直前往营救都不乏其例。当然，这些应对未必都有效，但纵然最后仍难免惨剧，受害国政府那种极其强硬的态度，起码也是对心灵上遭受重创的普通国民的一种安慰，也是对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种威慑，对事发国政府的一种压力，从而间接地提升本国国民在海外安全感。限于国情，这样的模式我们不可能照搬，但其丰富的借鉴价值却是不容否认的。 一定程度上说，香港政府就参照了这种模式。香港旅游团遭劫持之后，曾荫权借助一切可能的渠道，给予菲当局以最大限度的压力。香港媒体进行了地毯轰炸式的报道，香港市民也纷纷赴菲律宾驻港领馆抗议，这都反映了香港政府对同胞生命的高度关注和专业的危机处置能力。所以事件纵以惨剧收场，但并没有人据以抨击香港政府。 将发达国家和香港政府的经验，具体运用到类似危机之中，中国政府可以有的选项包括，中国外交机构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迫使事发国重视，迫使事发国绝对保证把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经事发国政府特许，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派出反恐专家飞赴现场紧急指导；中国媒体第一时间飞赴现场展开全方位报道；如果因事发国的失误导致中国普通国民生命的重大牺牲，中国政府保留采取对前往该国旅游及商务合作发布黑色警示等反制措施。 总之，如遭遇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一样，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对危及中国国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予以最高关注，给受害国民予以最大臂助，这也应该成为不可动摇的惯例。这一点可以考虑程序化，法制化，譬如，由全国人大制定《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法》，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即可援引该法立即启动全套程序介入，抓紧抢救中国国民生命的每分每秒。 因着经济飞速增长而不断增强的国力，如果朝着这样的方向去使用，无疑最具价值，最是以人为本，因而最能彰显国家形象。毕竟，每一个国民的安全和尊严，才是国家之真正形象所系。有此才能得到国民的真心拥戴和国际社会的衷心尊重。 ——原载本周《时代周报》

众所注目的港人旅行团遭菲律宾警官挟持事件，在遭劫旅客和遇难者遗体返港后，剩下即是丧患处理事宜，但整个事件不会因此就此划上休止符。之后的权责检讨，应该尽速展开，以防止日后如发生类似事件，能有较妥善的处理方式。 此一惨剧会在香港引起极大反响，除了媒体以扣人心弦的跨国卫星电视直播方式，铺排在万千家户观众下，较以往诸多知名港产警匪片，其可谓是真正有血有肉的真人实事现场实录，且以令人无法接受八人丧生（截至目前）的悲剧结局落幕。 在仔细倒转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并详加分析其中的诸多环节，无可讳言地，菲国警方的强势攻坚行动，是造成直接重大伤亡的主因；可就整个事件看来，走向最后的悲剧结局，却不尽然是唯一可能的发展方向。 到底是谁在此棋局中执棋？谁又是在其中导致事件逆转关键点中的幕后决策者？相信才是在除却刑事调查后，该负起外交／政治责任的关键人物。 事实上，从电视转播中可看到绑匪不是非理性的恐怖份子，其所提出的要求较以往类似的人质挟持事件，此案更因其所要求无涉国家安全及利益，而相对容易运作或妥协。更遑论绑匪在谈判人员介入后，曾释放数名老弱妇孺，表示其理智状态在当时应仍是运作正常；故如操作正确，或更可能出现“非悲剧”形式发展的走向。 另据部份媒体报导，绑匪要求平反其职位的公文，因在运送中未克“及时”送达，以致其做出之後的失去理智的作为；假设此传言为真，则此件悲剧看来更应该是可避免的，并可归类为典型的“官僚杀人”案例。 菲国警方是 唯一怪罪对象或是 代罪羔羊？ 要说在整个长达11个小时的漫漫过程中，为何警方先失去了耐心？决定以武力强势攻坚，而其中港府与中方是否有参与决策？此两者的角色又是如何？或许应是除了追究菲国警方的责任外，另一个该思考的方向。 事实上，整起事件绝非单纯绑架勒索事件，且在当人质多数为异国人时，当然应升格为“外交事务”。 以在相互对峙的11个小时的时间内，如道菲律宾当局完全未与中方及港府相关人员作出协调，或告知其欲采取的营救处理方式，似乎是不可能的。 看来绑匪不止绑架了人质，连菲国、中国、港府的危机处理都一起绑架了 如果双方真有协调，那中方及港府又是谁在与菲律宾政府与菲国警方进行沟通？其结果又是如何？中方政府及港方代表，在菲警方决定采取强势攻坚的决策中，又是否阻拦？ 试想如果今天在旅游大巴内的游客为英美国籍，菲国警方及英美政府又会是如何对应？处理方式仍会是强行攻坚吗？ 即便事件中逃出的菲籍司机曾给予错误讯息，道巴士内人质已全数遭致击毙，致使菲警方认为应采取攻坚行动；但难道在得到此“单一”讯息后，至决定攻坚前的时间，决策者无须再多方谨慎查证？当时难道没有其他人质作出像是之前拉扯窗帘及其他显示生命迹象及对外放出求救讯号的资讯搜集？且中方及港府对此判断，又是如何反应？ 最重要的是，当攻克行动初始之际，狙击手对於人质的生命态度亦是如何？是否当时决策已为不计一切代价（牺牲人质）以达至目标？ 行政不作为？ 如果假设中国政府与港府因案发地为菲律宾，而无法参与整个事件的决策走向，则相关官员采取“行政不作为”，最终导致国人重大死伤的悲剧，则事后调查相关责任的追究，咸信将更为重要。 此等事关十数位港人的生命，中国驻菲使馆与港府当然应“主动”提出参与决策的要求，如此或可使现今受到严厉批评的菲国警方，无法“独立”作出粗糙决策，而致如是悲剧发生。 综观整起事件，自始至终都可见，因“错误的决策”以致走向悲剧的痕迹。 事关八条宝贵的生命及背后更多心碎的家庭，舆论应莫让目前因港府及中国政府藉由强势要求菲律宾政府对此事件做出解释的方式，而片面主导了议题发言权，此时应开展更为独立公正的专案调查来追究权责，以抚慰亡者及其家属的悲恸心灵，或亦可为日后类似事件做出警惕。

我寫這封信，不止是道歉，而是讓每個人都知道，我們菲律賓人並非全都像門多薩（兇徒）。我們是有愛心和好心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