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二月六日傳媒報道陳方安生提及基本法廿三條，她指出”雖則港人有憲制責任為廿三條立法···”。同日在明報則有黎佩芬重提戴耀廷的”堵路爭民主”建議，謂戴”指謂有法必依，只是對法治的低層次理解”。同一日在傳媒出現這二則論述，多少反映港人對法律、法治以至基本法的看法，其中不無一些迷思(myths)。 我在前文”由倒梁至普選道途上須知”，曾運用組群(groups)及決定(decisions)這兩個基本變項，透析政制的本質。此基本框架亦能用于透析基本法，從而破譯絕大多數人對基本法的迷思。 在切入具體分析前，且先釐清一些基本認知。正如前文所述: *組群存在的基本目的就是為建立以及維持某種秩序,從而去除個人對其(生活上)行為後果的不確定性。換言之,人建立或加入組群以謀求秩序。而在運作上,組群是藉集結所需資源,再作出一系列的議決形式,進而嘗試落實之,從而導至某特定秩序之形成。(以上描述,適用於古今中外所有組群。) *沿革上,香港是於170年前由進行殖民擴張的英國政府,以暴力從另一組群(即滿清皇權)處奪取的,再於1997年移交又一個以暴力奪權卻不曾取得其人民確認它的管治合法性的中共政權。明顯地,這政府一直都是合法性欠奉的。由是,這引申出一關鍵問題:人民如你我何以要依從它的決定?因為你我從沒有(復沒有機會)授權予它代我們作決定。之所以,別人雖或自甘(但問题是旁人無從得知他是自甘抑被迫)依從,但那人仍沒權要求你我也依從。 現據此檢視基本法於八十年代的草擬過程，它一直是由中英雙方主導，雖亦有些並非由港人推選的所謂港方代表的參與。由此可見，基本法作為一個決定，不外是由兩個組群，即中共與英國政府，共同制訂，並由中共最終拍板。而且，基本法自1990年公佈以來，至今廿三年，仍未經港人表決確認。以上皆是無可否認的根本事實。 須知，但凡決定皆必須取得受其約束者之正式確認，方具合法性(legitimacy)。否則，受約束者必須實際能自由選擇進入、離開該約束範圍。且舉例，港人或港府總不得制訂一條法例禁止美國人在美國飲酒，或至少不准在香港飲酒，除非它得到受約束者，即美國人，的確認。否則美國人須實際能自由選擇進入、離開香港這範圍。 還有一點須注意的是，法例這一類決定，從本質上是一種限制性決定，而罕有是迫使性決定。(例如，即使是美國政府，總不能立一法例迫使美國人每天皆要飲酒罷。)順帶一提，美國於八、九十年前確曾訂立禁酒令。 由此可見，一來基本法既然只是由中英雙方制訂，二來又不曾為港人表決確認，而且正如上述引文所指出，三來無論中共抑或英國皆從未取得港人正式授權作為港人代表，兼且四來絕大部份港人當然不能自由選擇去留港，所以基本法的有效範疇但局限於中方的承諾部份，即是，基本法是中共為令英方同意移交對香港的實質統治及防止港人起而爭取自治以至獨立，而作出約束中共自身在香港範圍對港人的權力行使的承諾! 至於其餘部份，如有關港府的組織方式等，充其量只屬一時權宜應對，且須以儘早達至全面普選為依歸(越遲則越有損普選的公平、公正)，因這樣才能令港府取得代表港人作決定的合法性。 之所以，就廿三條立法一事，首先它不屬於有效的中共承諾部份，卻是其反，即是它反過來對港人原有權益，尤其人權，有所限制、削弱。故若在合乎公平公正的全面普選前就此立法，即不具合法性。所以，”港人有憲制責任就廿三條立法”之說，不能成立。 至於”有法必依”之說，正如我剛講過，法律不外某種形式的決定，而決定之所以為決定，即取此而捨其餘也。而決定做這，即代表不做那去迎合另一些需求。但那些需求不會就此完全消失，甚至可能因此而加劇。更何況，在我們所做的萬千新舊決定間，亦不可能完全一致而無任何衝突矛盾。所以人不時會遇到舊決定/法例反會妨礙人作出新決定的情況，這時候人就須運用道德論證(moral reasoning)，以定奪對錯。所以”有法必依”不只是低層次的理解，也不是可靠的行為準則，有些情況下，它甚至可能是不道德的。 最後我該重申，以群-決為經緯的精簡分析框架，實有助世人今後能更正確、有效地分析討論種種社會事務，因群與決正是世間種種組織與制度的本質所在。

癸巳年賀歲盃兩天的購票人數總和不足九千，與全盛時期實是天淵之別。隨著國際足協與歐洲頂級球會協調好統一國際賽賽期，賀歲盃要做到九十年代末或本世紀初那種三支國家隊派盡強手參賽已是沒有可能。而當歐洲球會賽事的商業價值愈高之際，要東歐或者北歐知名球隊趁冬休訪港的成本也自然愈來愈高。所謂形勢比人強，無論足總或其它甲組隊班主如何扭盡六壬，要恢復昔日賀歲盃盛況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因此，今屆事戲碼不強致入場人數偏低，實是理所當然。 今屆賀歲盃的籌辦過程一波三折。去年九月有 消息 指今次賀歲盃將交由傑志和南華合辦。但後來據說因為「 計唔掂數 」，傑南合辦的計劃告吹。最後香港足球總會授權傑志(體育管理)有限公司籌辦，但最後仍要由四名董事梁孔德、貝鈞奇、羅傑承和伍健負責物色贊助商兼 包底 。 雖然沒有人訪問過四位董事承諾包底時的算盤是甚麼，但據伍健透露今次賽事開支約 二百萬 。如果收入達成本九成小蝕的話，四位董事就要起碼拿二十萬元「填數」。換言之，四位承諾包底時大概有心理準備每人拿五萬出來。 在賀歲盃開賽前一天，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隊由塔什干返抵香港，獲數十名球迷到機場迎接。球迷熱情對待港隊，是因為港腳在十人迎戰下能在亞洲盃外圍賽迫和主隊烏茲別克。但年初六卻有 報道 指球隊勇和烏隊的獎勵是每名球員得獎金五百元。此外，早前省港盃所公佈的二十萬獎金亦因無人認頭而未有發放，令不少港腳甚為心淡。香港隊出征烏茲別克的球員共十八人，如果有梁貝羅伍四人大概已有心理準備要為賀歲盃要付出的二十萬讓他們均分，那麼平均每人就有逾萬過肥年。當然，我不是說迫和烏茲別克值二十萬，也不是說董事有責任負擔港隊的獎金。但當港隊球員抱怨獎金少而同時董事們願意為賀歲盃包底時，我們就可以見到對足總高層來說，改善代表隊球員的福祉不比維持賀歲盃重要。 很多人都說賀歲盃是「傳統」，不能不搞。先撇下賀歲盃是不是真算是「傳統」不談。就算是傳統，是否就一定要繼續下去？賀歲盃曾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足總賺取收入的機會；一是球迷看外隊的機會。現在賀歲盃要董事包底，根本不再是足總金礦。而隨著電視直播外國足球愈來愈多，再加上因為前文說過的因素訪港球隊不可能再是有叫座力的球隊，第二個意義其實也愈來愈少。當一個「傳統」已無法體現原來的意義時，賀歲盃是否值得不惜一切繼續下去呢？如無把握維持收支平衡，是否應將搞賀歲盃的資源用在提升代表隊職球員待遇或者改善香港足球水平的項目身上呢？ 我不是指責四位董事。我想他們為賀歲盃包底也是反映了現時球圈內部的主流意見是搞好賀歲盃比其它項目重要。而球員在足總大選中沒有選票，他們所關心的球員福利和保障也難以成為足總的主要議程（鳳凰計劃有提及要搞球員工會，但到現時仍未見有實質進展）。當關注賀歲盃的人愈來愈少，而如果我們認同職業球員在賽和亞洲一線球隊後不應該得到那麼少回報的話，關心香港足球的人就要想清楚我們以甚麼指標來判斷香港足球的興衰。我們衡量香港足總和香港足運的表現，是否還是要用賀歲盃是否搞得好，或者對廣東方面來說早已是雞肋的省港盃的成績為準則呢？如果某些所謂的「傳統」其實不會令香港的足球水平更高、不會令到聯賽體制更健全、不會提升香港隊打進亞洲盃決賽週的機會，減少對它們的重視和投入其實絕無不妥。

鄒崇銘借王家衛電影《一代宗師》，以後現代主義理論，指出香港文化向來多元混雜，批評陳雲時而暴力民粹，時而文化民主，時而本土排外，時而華夏有容，像宮家六十四手，不停轉身，自相矛盾，令人無所適從。本文旨在點出後現代主義理論不一定適用於香港社運，事關後現代主義的發源地是西方民主社會，其中有議會制度和多黨輪替，故此不需要很大的武力抗爭，也可以有效傳達民意。陳雲的抗爭理論與手段查實相輔相承，切合本土形勢，智仁勇兼備。 鄒崇銘說香港文化新老交疊﹑時空交錯﹑南北共融﹑多元混雜﹑開放流通﹑邊緣不定，從而指出陳雲只圖一時敵我分明，有違香港本質。這是典型的多元文化主義及文化相對論。多元文化論創作人為葛蘭西（Gramsi），認為文化無高低雅俗﹑文明蠻夷之分。文化相對論由Franz Boas提出，主張強勢文化應包容弱勢文化。然而應用這些理論時左翼根本不知道西方已經有了不算壓迫人的主流和正統，而中共的黨國文化並非自由生成，亦非由大陸人可自由選擇的。香港文化雖然混雜，但始終有其主流，就是流落香江的華夏正統文化，尤其是嶺南文化，由英國現代文明體制承載。 鄒祟銘又斷章取義，引阿巴斯（Abbas）的理論，指出香港本土主體，其實無任何實在的本質，過份解讀反而加速本城文化身份消失。另一方面，陳雲城邦論論證香港保存漢字(正體字，而非殘體字) ﹑漢音(有三千年歷史的廣東話，而非僅有數百年歷史的北方胡語) ﹑漢風俗(例如清明重陽﹑宗廟嗣堂﹑拜天祭祖等) ，再加上英國的法治人權﹑理性科學精神，正是香港的主體文化。 在電影《一代宗師》中，三位武術大師，包括梁朝偉飾演的葉問﹑張震飾演的一線天﹑章子怡飾演的宮二，皆不容於大陸，而在四九年之後移居香港，落地生根。這些人都是避秦者，freedom seekers，強悍勇武，與今日來港的雙非人和自由行大不相同。今日的大陸人受到極權政策荼毒洗腦，大部份只想來港搶福利，捃（揾）著數，並不服膺香港的文明精神。梁朝偉來到香港後，影片特別影到他拍香港身份證的背景，接下來就是英女王五二年登基的宣傳海報，上有英文字celebration。這強烈暗示梁朝偉取得中西合璧的香港文化身份。反之，中共黨國文化專門摧殘華夏文化傳統，近乎法西斯，與香港文化差異極大。 陳雲無疑鼓動民粹運動，族群鬥爭，但那是為勢所迫，別無選擇。原因是中共已變成有能力侵略鄰近地區的帝國，而其人口﹑經濟總量﹑權力均大於香港。再者，正如前所述，大陸族群變質，不再是溫柔敦厚的傳統華人，並非港人同類。 香港不但文化日益受中共入侵，而且生存空間備受威脅。如今由於大量雙非人﹑自由行﹑走私客來港，香港流動人口已達三千五百萬，民生物資﹑交通醫療﹑治安海關﹑空氣住屋均大受壓迫到了臨界點，退一步即無死所。陳雲只有利用族群鬥爭，例如光復上水運動，方可迫使港共政府擱置一些賣港行動，例如擴大一簽多行及雙非來港產子。鄒祟銘說陳雲時而暴力，時而文化，但孔子就以智仁勇為三達德，故勇武抗爭也是華夏文化一部份。《一代宗師》交待形意拳的心法為「寧可一思進，莫在一思停。」這就是勇武精神，一停就潰不成軍，例如反國民教育運動因為受到左膠蠱惑，「暫時」撤退就變成長做長有的家長會。葉問在影片開頭痛打包圍他的惡賊；一線天激烈抵抗追殺他的秘密組織成員﹔宮二殲滅欺滅祖的馬三，這些都是香港值得學習的勇武精神。 況且，陳雲並非一味鼓吹動武，而是導正民粹有方。例如走私客搶奶粉一案，他主張短期解決方法是海關限制奶粉出口及檢控囤積居奇的不法商人；長期方法則為港府收回入境審批權，限制陸客來港。 香港而今的情況就好像陳雲所舉的例子﹕一輛巴士已經滿載持票的乘客，但還有一大群沒買票的乘客要迫上車，車內大部分乘客不滿反抗，但其中竟有人還說要包容沒有買票的乘客，而那些乘客其實自己也有巴士坐，只不過不像我們的巴士有梳化及冷氣而已。香港已到了危急存之秋，陳雲發起絕地反擊，鄒崇銘還諷刺他是紅衛兵，毋視香港相對大陸為弱勢社群。要之，主張包容中共殖民的香港文化人，無論自覺或不自覺，收了賄賂與否，都是賣港之徒，中共幫兇。 鄒祟銘批評陳雲時而本土，時而國族。但是華夏在大陸已亡，香港方為真正中國，必須先保留香港本土，中華文化最後一站，長遠方可復興華夏文化，建立中華邦聯。所以本土自治城邦與華夏文化天下之間並無矛盾。 陳雲的理論和謀略真的像易經六十四掛，官家六十四式，奇正相生，變化無窮，因時制宜，隨機應變。陳雲的城邦論論證香港一百七年來都是自治城邦，非一般殖民地，亦非中共普通沿海城市。遺民論則論證香港人為民國，以至宋明甚至周朝遺民，同時也是英治香港的遺民，二論確立香港文化身份，重拾族群專嚴。邦聯論則以香港為基地，復興華夏文化天下。正如《一代宗師》裡說﹕有一口氣點箋燈，有燈就有人。鄒崇銘話此乃王家衛的遺民論，本土身份文化的心聲，這當然亦屬陳雲心聲。絕代宗師葉底藏花，踏雪尋梅，何懼左膠土共發狂誹謗，惡意中傷，正是群盲竭盡蚍蜉力，不廢江河萬古流。（鄒文見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447）

籤文寫道「駟馬高車出遠途，今朝赤腳返回蘆，莫非不第人還井，亦似經營乏本歸。」看在本人眼裏，籤文內容不出四字：血本無歸。但解籤人居然解道曰：「審時度世，回應市民訴求，才能做到政通人和。」一來籤文解不通，可能只是學生的悟性不夠，不過以正面的意思解釋充滿負面意思的內容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二來聊無新意，類似「審時度世」呀、「回應市民訴求」呀的解釋在印象之中每年都有，不論上中下籤亦如是。車公廟解籤人的表現，或許多少體現了香港這個「打工社會」的精神面貌。 只要在香港接受過職場的洗禮，不難發現香港的工作就是去符合各種標準，但這些標準很多時候不是和職業本身有關的標準，更多的時候是要面對存在於職業本身以外同時於制度之內的各種行政審查標準，好讓自己交差，也好讓大家交差。比如車公廟的解籤者，他解籤的標準應該是在不違背籤文本義的情況下借籤文的內容，順藤摸瓜地為求籤者「預測」未來，但似乎為了符合新年節日氣氛「應該要喜氣洋洋」的「標準」，也要顧全劉皇發這位「為香港求籤」的鄉坤顏面上要體臉的「標準」，更要符合現時處處自我審查的主流傳媒要有「出得街」片段的「標準」，不得不把籤文解釋得無稜兩可，好讓大家交差：因為解作「政通人和」，貪其意思不會與新年的節日意頭有所衝突，氣氛上「交到差」；因為解作「政通人和」，發叔求籤「不負眾望」，發叔又「交到差」；因為解作「政通人和」，對現今政權毫無威脅，內容較易讓主流傳媒消化成為「出街」的片段，主流傳媒也「交到差」。總之籤文的意思誰鳥它，馬馬虎虎胡扯一番，讓大家有個看似順眼的交代一定最「實際」。 且看今日香港一個解籤的人為了迎合外界各種壓力、期望、眼光和「要交差」的原則，便似是而非地講了一堆空洞無物，答非所問的說話。解籤者的情況，只是香港的一個縮影。香港的打工仔們也何嘗不是為了符合職場體制內各種光怪綠離而毫無實際跟據的標準而背離自己原則呢？而各行各業又何嘗不是為了在各種外界加入的標準上有所交代中，扭曲了自己做事的義意呢？ 如教改後學校為了符合「其他學習經歷」中課時的標準，為學生舉辦各種蜻蜓點水式的活動，不以發展學生在活動之間的整體學習得著作為評審學習經歷的準則，但求活動種類和時數足夠，老師能向學校交代，學校又能向教育局交代；地鐡火車合併私有化以後為了業務發展和股東盈利，不斷加價，但列車的安全，車站的秩序卻無精益求精，列車屢出事故，車站私客橫行，偶爾良心發現，回應社會對站內藝術的訴求，也只因某風格的藝術品「襟睇」起用該種風格的作品，多元性、特色和地區代表性盡皆欠奉，內容不求甚解，但求似是而非濫竽充數，使自己能在社區藝術一環交差。 香港的政府本身當然亦非例外。以在下看來，香港政府管治香港標準主要不是考慮香港市民的生活如何，乃是著重如何以「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的一個打工仔身份繼續發達。所以香港政府看的，不是投資者的臉色，就是內地中央政府的臉色，香港一切的利益標準亦以此為經緯，以致政府如今著眼的都是與經濟發展有直接關係的項目，推行政策的論述仍是以經濟利益為主，有關整體市民利益的項目，通通得過且過。現時為了要和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地高速接軌，嚴重忽略了香港社會原有的優勢和市民生活利益：教育產業化使本地教育質素下降；要求通過高鐡撥款破壞香港新界農村社區；不限一簽多行使私客倡狂金鋪濫開；修改董事查冊法例使香港越趨封閉等，或明或暗地改變香港社會的本質，迎合現時內地投資的口味，巴結內地政府施捨經濟優惠。扶貧養老、勞工保障、環保保育、交通規劃、平等人權等社民生利益的項目，則巧立名目地開幾個「委員會」「展開研究」，但求對膚淺地對市民的訴求有個交代。如今掌握香港命脈的人，做事唯唯諾諾，將將就就，寧可失去自己的光彩，也不敢違背別人的標準，影響香港對內地投資的吸引力；寧可騷不及癢處，也不敢驚動內地政府脆弱而敏感的政治神經，唯恐他日秋後算帳。 香港的政府如繼續保持現今的心態，使香港社會繼續捨本逐末 ，自甘淪為內地資金的打工仔，以感染落後的風氣以迎合惡劣的標準為榮，棄卻香港的優勢和原則，以為自己在這場內場市場爭奪戰之中是「駟馬高車出遠途」，「準備充足」迎接內地投資。不過他朝沒有法治、市場資訊不透明及民不聊生的香港將特色盡失。香港社會法制與前海、上海等地面目糢糊之日，也是應驗籤文中「赤腳返回盧」，血本無歸之時。到時不但能源科技無法與前海地區相爭，金融業務也被上海追過，就能體會「莫非不第人還井，亦似經營乏本歸」那種高新技術發展不成，投資地利盡失的「雙失」失敗感了。

酸萄葡樹下的鰥 : 資本主義既邪惡，又好很貴的「情人節」 鄭偉謙 文章的前提是這樣的，既然上帝和愛連結在一起，就是絕對絕對的邪惡。大家都是社經制度的共犯(accomplice)，愛這個字就改變得可憎。 當然，作者的前提必然是一個充滿怒毒的毒撚。 2月14，消費萬聖節 是日某報章(BBC)所載的，乃是「香港慈善機構明愛向晴軒開展的調查發現，表示願意支付情人節全部費用的女性佔48%，僅比男性的50%低兩個百分點。」與情人節有關的字句包括 : 開心，消費，玫瑰，避孕套，諸如此類。 對不起，以上那一個不是和錢有關的，開心要營造氣氛，要錢，消費致使要花心思，不買現成東西，要做功課，要錢，99朵玫瑰9999元，每朵100元，耍3很多錢，用避孕套要在適當的地方，要找一個情調的酒店，要叫一支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 1984年紅酒，加上魚子醬，前戲，十小時男友女友的撒驕，加上每晚7000元房租的代價，才可以得到欲望男女10-20分鐘載上避孕套愉悅，然而，明天又要再受辨公室政治的無間之苦。 更有甚之，有男女在此時又被問到你有沒有男友女友，貞操是否已破之類的八卦，你就很想說一句 : 「關你嘟事?」 以下是在一些八卦人的意識形態下，可能覺得是理所然的「奇怪現象」， 「有49%的受訪港女認為，今年情人節的消費大概介於5000至一萬港元，更有26%的人估計將消費萬元以上。」 「雖然香港今年的花價比去年貴出20%，但敢於在這一時刻「一擲千金」的男性不在少數，甚至一束價值7800港元的99朵紅玫瑰亦有不錯的市場。」(1) 事實上，清明節和情人節同樣地買花，食物，紀念所愛，或是最重要的人，只是，那個所愛的人是死人還是活人。可能要再問，紀念死人的消費就不重要，就要便宜一點嗎? 情人節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的核心價值?甚至預定是「最美麗至高神聖不可侵犯」的核心普世價值? 關你嘟事? 問題在於大家都在消費的愛宴(Agape Feasts)中耽溺，消費是愛情的必須中介，而且消費已經為愛情而命名，Alain Badiou《倫理學:關於惡的理解》說到 : 「我們能夠看到，性激情是愛的事件(love affair)所不可或缺的。亳無疑問，這種性激情攜帶著恐怖及暴力。」他指出，如果暴力破壞與它們所操縱的真理規程的幻象聯繫起來 :「暴力破壞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愛，作為事件，如果沒有危機的介入，就自然地在生存環境中，如意識形態、經濟及社會制度下無限延伸，危機的意義是，我們在一種於理所當然的困囿中，因為危機的介入，而引致我們的背叛，直言說是對被當是「理所當然的真理」的幻象，作出背叛。問題是幻象經歷輿論中，成為了不朽，更大的問題是「真理」的不朽性又服務於某些人的利益。讓我不需要直面面對危機，你很自然地存在在這不朽性之中，如果要背叛自身內化的，內部的東西，就要成為真理的敵人。這個幻覺的「真理」，只能認識以愛情之名而存在的一切是幻覺，了解幻覺的「真理」的失敗，就是你的背叛。而背叛的行動，就是這些真理的再命名。 在拉康的角度，幻覺是別人給你的愛你也不要，你以為給予的愛，別人也認為不是愛，這種輪迥，拉康看來，就是純粹的慾望，純粹的慾望是為了想要成為他者欲望的慾望，但就是永遠的不可能，因為這是一個不可以填滿的無底洞，沒有人真正的需要別人，只是封閉的主體需要他者的所有，來追求他者永不能滿足的慾望。而最終的實際操作，只是為了向別人的主體上物質服務，而如果是以一種整體社會去分析幻覺「真理」中的愛，就是為了為唯物的客體，如資本家，如商人，如價值觀的物質「需要」服務。 愛情在這樣的狀況下，只是不停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核心普世價值呈現，地產廣告的愛情長跑，鐘錶廣告的「永遠都續的」結婚合同，飲料廣告的青澀純愛，縈迴不斷的情歌，他人的竊竊私語，人有我有的虛榮諸多等等，構成了美麗的至高的真理。至少有些人在商場反光玻璃門洗手間處處照看自己的樣子(虛構的主體)，你問他們為何如此誇張，他們也許就拋出一些罐頭真理如 : 「女為悅己者容、男為悅己者窮、士為知己者死。」《戰國策•趙策一》 然而，耽溺於虛構的主體，可能只不過是以下小說家所言的耽溺於自己無底洞的欲望 : 「所謂窺鏡，乃促人反省之語。然則真能反省者，幾人耳。人居鏡前，自恃之，自負之，遂不得省。鏡非醒悟之器，乃迷惑之器。初見不悟，而再見、三見，漸至迷途。數人持鏡，即有成魔者。非照魔者，造也。即鏡可窺見，不可久視。」(日本小說家齋藤綠雨 :《我們，霏刺人》，1899年) (2) 所謂我們理解的真理，大抵都是基於自己的願望而產生的東西。 總而言之，我們需要為幻象真理再次定義。問一句 : 關你嘟事 ? 愛好很貴，為何不好好享受呢? 既然愛好貴，而且推翻經濟真理是需要巨大的代價，為何不好好的享受資本主義昂貴的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