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还是“瘦子”，别担心“肥胖”
黄亚生：经济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Sloan商学院终身教授。中国和印度的比较，是他研究领域中较受外界关注的部分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_韩福东 邓云珊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开局之年，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日，记者连线黄亚生教授，就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走向进行了专访。 黄亚生，海外最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黄亚生并非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美国，他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反对共和党对自由市场的过分迷恋。但面对中国时，他又成了一个市场的坚定鼓吹者。语境和言说对象不同，他开出的药方亦有差别。 讲GDP没有多大意义 记者：今年中国政府想让GDP保持增长在8%左右。你觉得这个目标是否可实现？ 黄亚生：我认为中国GDP在数据上8%的增长是一定能达到的，但问题是，讲GDP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的GDP增长有45%左右是通过投资达到的，这个比例相当高，而且投资基本是由政府控制的。在中国，GDP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不是市场行为。 记者：中国GDP增长速度实际上已较此前略为放缓。 黄亚生：即使放缓的话，GDP增速也不会低于8%。而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是政府宣布的目标，那肯定可以达到。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能长期持续，并且有利于人民福利，取决于微观的条件。中国多是宏观效率带动GDP的增长，但微观效率很低。中国通过大规模增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GDP，甚至有些就是在做挖沟填沟的事情，这些在短期内可能对GDP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对长期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益处。因为GDP的发展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少福利，房价那么高，通胀那么高，阻碍百姓的正常消费。 记者：去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预测不用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你对此乐观么? 黄亚生：我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GDP是否是真正超越了日本。我觉得这种讨论非常没有意义。首先，即使中国GDP排到第二或第一，但人均GDP还是很低。另外，对计算GDP增速起决定性因素的，除了GDP本身的大小以外，还有对通货膨胀的计算，中国的通胀计算可能是有很大问题的。 不存在印度模式或中国模式 记者：你对印度经济发展很有研究，能否作个对比？ 黄亚生：可能很多人会讲印度GDP远低于中国，你怎么说它经济增长比中国好？光从GDP数据表现上比，它肯定是低于中国的。从历史上来看，印度1960、1970年代的增长速度是很低的，是百分之三点几。现在印度的GDP增速是7%，预计印度今年会增速到9%。 相比中国，印度的增长并不快，但它的增长是靠家庭消费而不是投资，更不是政府投资。而且它GDP增长的同时，个人收入也在增长。印度每增长1%的GDP，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超过中国。去年印度央行连续六次加息，防止通胀，但它的GDP增长还在加速。 记者：在你看来，印度的发展模式仍然优于中国，并终将超越中国？ 黄亚生：不少人觉得印度GDP不如中国，铁路等公共基础建设不好，比不上中国，城市破破烂烂，那么多贫民窟，还有种族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印度发展有那么多的不足，但与中国的差距却正越来越小，它在一些经济发展关键领域走在中国前面，它的优势已逐渐显现，而且会加速显现。 经济发展在于整个效益提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注重科技、教育等各方发展，不是单纯提高GDP。这些方面，中国需要学习印度，更重视民营企业，改善中小企业待遇。 至于印度经济能否超越中国，中国改革开放30年，而且领先印度很长时间，所以，在最近的一二十年内，印度经济是不会超越中国的。 记者：现在对中国模式讨论很激烈，刻板地或褒或贬，是否过于简单化？ 黄亚生：很难讲，中国的成功仅仅属于中国自己的模式，比如说贸易、出口导向的成功，在其他国家也都能看到。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独有，我是看不到这方面证据的。 相反，不成功的方面，比如中国消费降低、收入不公、通货膨胀、权贵资本主义等，这在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 过去，我强调拉丁美洲模式，拉丁美洲当时很多强迁问题，跟中国现在很像。当时，它的通货膨胀原因之一就是微观效率非常低，然后政府大规模地消费。通货膨胀一般来讲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如果你货币增加很快，效率也增加很快，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像中国这种通货膨胀，可能后面也有（类似）这种微观无效的原因。 就像我所说到的，印度模式也并不是印度自己独特所有的。我只是说印度是发展中国家里面属于比较经济自由的模式，只是指它所代表的私有企业的发展、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上一定的民主。这些东西在别的国家也有，所以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一种印度模式或者中国模式。 靠市场，还是靠政府？ 记者：那么你认为在经济发展路径上，存在什么不同的模式？ 黄亚生：其实就两种模式：一种是靠市场，还有一种是靠政府。什么是靠市场，什么是靠政府，这里面有一些非常细微的讨论。比如说1960年代台湾、韩国和日本，你可以说它们靠政府，因为政府有很多的管制，但你也可以说它们是靠市场，因为它们是很小的国家或地区，很小的经济体，它们的产品是出口的，受国际市场的制约。大的（国际）环境是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管不了的，那这就是靠市场，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成功的国家绝对是靠市场，失败的国家绝对是过度地依赖政府。 记者：全球金融海啸，似乎也暴露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许多问题，以及市场的局限，你不这样认为么？ 黄亚生：对，肯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金融风暴暴露出极端的市场经济问题，对中国来讲没有太大借鉴意义。 两个极端，都被证明是有各自问题的。一个是计划经济派的极端，还有一个就是完全的自由市场极端。假设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只有这两种选择，我还是要选择自由经济的极端。因为自由经济还是能带来经济发展的，它是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基础上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宏观经济的波动、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以至于贫富不均。而计划经济连经济发展都没有，那我们说它没有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和贫富不均还有意义吗？ 另外，新经济自由主义暴露的问题主要是在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有它的外部性问题，一家银行倒掉了的话会波及其他银行，但如果只是卖鞋、卖袜子的企业，一家企业垮掉了，不会影响到其他企业。 当然，我觉得西方肯定要改，包括美国、欧洲也都在改，增加了金融方面的管制。但是，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借鉴性不是很强，因为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过度的金融市场，而是过度的管制。 记者：所以在全球金融海啸的背景下，你仍然强调中国要放松金融管制。 黄亚生：那肯定是啊！我一点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会造成问题出现，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我绝对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到中国经济过分自由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自由经济所带来的问题，不能因为美国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就自然而然认为，中国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我在美国是非常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但在中国，我实在没有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晚上睡不着觉。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了，你现在来讨论市场过度自由化，这不是多余的事吗？这就好像你是个瘦子，但因为邻居吃得太多，很胖，然后你自己也开始不吃高蛋白。这不是很可笑吗？你现在还是需要营养，需要高蛋白，等你变胖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营养过度的问题。 （访谈内容已经受访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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