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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从敦煌经变画说起”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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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作家,人才济济,各有特色。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农民作家[[莫言]],无疑是有趣的说书人,大俗大雅,才华横溢。他的抗战故事逸出了党史规范,也抛弃了“高大全”八股。以农民和土匪为主角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虽充满暴力血腥,也不是毫无美感。比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闲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很美。
 
新潮作家,人才济济,各有特色。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农民作家[[莫言]],无疑是有趣的说书人,大俗大雅,才华横溢。他的抗战故事逸出了党史规范,也抛弃了“高大全”八股。以农民和土匪为主角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虽充满暴力血腥,也不是毫无美感。比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闲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很美。
  
这是莫言的高处。'''莫言的低处,是商用酷刑欣赏,加党版爱国主义。《红高粱》细写活剥人皮过程;《檀香刑》把火焰一寸一寸烧穿活人当做鲜味慢慢品尝;《蛙》中人物肉块一般被深挖深掏强拉强拽……高处和低处之间,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挡,丰乳肥臀,热气腾腾。要说这是揭露丑恶,却又处处掺杂着“爱国主义”。那些“王八蛋”们在打家劫舍的同时,都不忘“精忠报国”。如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专制政权的文宣主题,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向了把党和国家混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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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莫言的高处。'''莫言的低处,是商用酷刑欣赏,加党版爱国主义。《红高粱》细写活剥人皮过程;《檀香刑》把火焰一寸一寸烧穿活人当做鲜味慢慢品尝;《蛙》中人物肉块一般被深挖深掏强拉强拽……高处和低处之间,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挡,丰乳肥臀,热气腾腾。要说这是揭露丑恶,却又处处掺杂着“[[中共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那些“王八蛋”们在打家劫舍的同时,都不忘“精忠报国”。如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专制政权的文宣主题,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向了把党和国家混为一体。'''
  
 
莫言聪明,和那些自以为是在游泳,而不自觉地被潮流带着走的作家不同,他很善于利用媒体,利用影视,自觉地游走于商业和政治、时代潮流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游刃有余。他知道如何在忠顺的政治价值和有限叛逆的市场价值之间保持平衡。分寸掌握精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不是莫言一个人的问题,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体的一个缩影。中国作家群体,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
 
莫言聪明,和那些自以为是在游泳,而不自觉地被潮流带着走的作家不同,他很善于利用媒体,利用影视,自觉地游走于商业和政治、时代潮流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游刃有余。他知道如何在忠顺的政治价值和有限叛逆的市场价值之间保持平衡。分寸掌握精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不是莫言一个人的问题,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体的一个缩影。中国作家群体,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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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解,不等于认同。你可以批评他们犬儒奴才甚至鹰犬,可以说对罪恶保持沉默无异罪恶的同谋,可以说在大树和蚍蜉之间站在大树一边是可耻的,甚至也可以预言一旦形势改变,他们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但那是历史中的自然,是那种“特殊国情”历史地铸造出来的人格模式,也是那个如此荒谬残酷而又能历久常存的组织的基础。因此,你绝不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非政治的选择。更不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写什么不写什么,和那个政治无关。
 
但是理解,不等于认同。你可以批评他们犬儒奴才甚至鹰犬,可以说对罪恶保持沉默无异罪恶的同谋,可以说在大树和蚍蜉之间站在大树一边是可耻的,甚至也可以预言一旦形势改变,他们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但那是历史中的自然,是那种“特殊国情”历史地铸造出来的人格模式,也是那个如此荒谬残酷而又能历久常存的组织的基础。因此,你绝不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非政治的选择。更不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写什么不写什么,和那个政治无关。
  
奇怪的是,完全在这个组织控制之外,以普世价值名义行事的瑞典文学院,却这么说了。一方面把得主和他的组织切割,强调文学与政治无关,只看作品质量水平,不问作者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又把得主及其作品向诺贝尔遗嘱给定的、一向被阐释为普世价值的抽象标准、“理想主义最佳作品”附会过去,强调得主有批判专制政治的倾向。两个强调,都是曲解。两种曲解,互相矛盾。初看难以置信,再看言之凿凿——那是授奖辞里的白纸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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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完全在[[中共|这个组织]]控制之外,以[[普世价值]]名义行事的瑞典文学院,却这么说了。一方面把得主和他的组织切割,强调文学与政治无关,只看作品质量水平,不问作者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又把得主及其作品向诺贝尔遗嘱给定的、一向被阐释为普世价值的抽象标准、“理想主义最佳作品”附会过去,强调得主有批判专制政治的倾向。两个强调,都是曲解。两种曲解,互相矛盾。初看难以置信,再看言之凿凿——那是授奖辞里的白纸黑字。
  
世界上大小奖项无数,比如乐透,比如六合彩,意义虚无、价值虚无。中奖靠运气,机会都均等。虽金额远大于诺奖,谁得之都没有异议。又比如奥运金牌,诺贝尔科学奖,或者某些民间独立的理想主义奖项,标准明确肯定,毫厘之差可辨。纵有黑哨禁药不实数据,容易发现也不难解决,公平自在其中,权威也自在其中。这次的问题在于,一个以[[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权威大得有引领潮流之势的奖项,给了一个反对普世价值的得主。这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社会思潮,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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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小奖项无数,比如乐透,比如六合彩,意义虚无、价值虚无。中奖靠运气,机会都均等。虽金额远大于诺奖,谁得之都没有异议。又比如奥运金牌,诺贝尔科学奖,或者某些民间独立的理想主义奖项,标准明确肯定,毫厘之差可辨。纵有黑哨禁药不实数据,容易发现也不难解决,公平自在其中,权威也自在其中。这次的问题在于,一个以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权威大得有引领潮流之势的奖项,给了一个反对普世价值的得主。这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社会思潮,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
  
 
当然,中国的误导,不自诺奖始。华盛本大学肯尼迪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到中国做交流,看到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画画,太阳必须是红色的,天必须是蓝色的、草必须是绿色的,感到非常惊讶。我告诉他这是“中国特色”,但不是唯一的颜色,也存在着想象“另一种语言”的努力。北大附中林芳华老师给孩子们开了一门“诗歌”选修课,激活童心中的诗心。诗人王家新把她的这种努力,称之为“素质教育”。“因为诗歌才是对心灵的开启,是对人的内在素质的提升”。但在现实教育制度下面,诗心童趣恐怕只能短暂存在,为了考试升学,孩子们不得不被一步步纳入体制的规范。
 
当然,中国的误导,不自诺奖始。华盛本大学肯尼迪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到中国做交流,看到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画画,太阳必须是红色的,天必须是蓝色的、草必须是绿色的,感到非常惊讶。我告诉他这是“中国特色”,但不是唯一的颜色,也存在着想象“另一种语言”的努力。北大附中林芳华老师给孩子们开了一门“诗歌”选修课,激活童心中的诗心。诗人王家新把她的这种努力,称之为“素质教育”。“因为诗歌才是对心灵的开启,是对人的内在素质的提升”。但在现实教育制度下面,诗心童趣恐怕只能短暂存在,为了考试升学,孩子们不得不被一步步纳入体制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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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铸造,进入模式,不光是中国儿童的,也是成人们共同的命运。我担心诺文学奖带来的价值错乱,会使得这种命运更加难以逆转。现在[[中共版爱国主义|“爱国”]]者、追星族跟风附和、捧场背书的声势浩大,有人重提恩格斯关于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矛盾的言论,说反动作家可以写出进步作品;有人说[[肖斯塔科维奇]]歌颂[[斯大林]]无损于他的音乐,[[庞德]]拥护[[墨索里尼]]无损于他的诗歌,[[海德格尔]]支持[[希特勒]]无损于他的哲学……以致你若想认真对待,就不得不回到那低于历史的起点,等于被夹持,拉下水去。
 
接受铸造,进入模式,不光是中国儿童的,也是成人们共同的命运。我担心诺文学奖带来的价值错乱,会使得这种命运更加难以逆转。现在[[中共版爱国主义|“爱国”]]者、追星族跟风附和、捧场背书的声势浩大,有人重提恩格斯关于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矛盾的言论,说反动作家可以写出进步作品;有人说[[肖斯塔科维奇]]歌颂[[斯大林]]无损于他的音乐,[[庞德]]拥护[[墨索里尼]]无损于他的诗歌,[[海德格尔]]支持[[希特勒]]无损于他的哲学……以致你若想认真对待,就不得不回到那低于历史的起点,等于被夹持,拉下水去。
  
有人为得主不批评政府辩护,说他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听起来好像是,指责你站着说话不腰痛,不在乎别人的安危。有人相反地把这位忠诚党员说成异议作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尖锐的笔触书写了当今社会矛盾和当代历史的创伤经验”。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中宣部]]没有尽到“机场安检”的责任,中组部没有尽到干部鉴定的责任。有人用普世价值衡量,说莫言“不配”得奖。听起来好像是,无条件认可瑞典文学院封圣的资格,在指出他们的失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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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得主不批评政府辩护,说他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听起来好像是,指责你站着说话不腰痛,不在乎别人的安危。有人相反地把这位忠诚党员说成异议作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尖锐的笔触书写了当今社会矛盾和当代历史的创伤经验”。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中宣部]]没有尽到“机场安检”的责任,[[中组部]]没有尽到干部鉴定的责任。有人用普世价值衡量,说莫言“不配”得奖。听起来好像是,无条件认可瑞典文学院封圣的资格,在指出他们的失职之处……
  
 
多元世界文学,是无量自由心声。以各种语言、各种形式,分布全球无数角落,可以同时有无数尖端。无论是个人、基金会、学术团体、国家政府或者国际机构,没有一个行为主体,能够全部掌握。瑞典文学院,同样不能。回顾以往,不少得奖者早已销声匿迹。当其时而未得奖者,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左拉、卡夫卡、契科夫、普鲁斯特、布莱希特、纳博科夫,乔伊斯……等等,至今都是,世界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孤峰。 如果说,过去的失误只是文学判断失误,那么现在价值错乱,受损的就不仅是文学了。
 
多元世界文学,是无量自由心声。以各种语言、各种形式,分布全球无数角落,可以同时有无数尖端。无论是个人、基金会、学术团体、国家政府或者国际机构,没有一个行为主体,能够全部掌握。瑞典文学院,同样不能。回顾以往,不少得奖者早已销声匿迹。当其时而未得奖者,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左拉、卡夫卡、契科夫、普鲁斯特、布莱希特、纳博科夫,乔伊斯……等等,至今都是,世界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孤峰。 如果说,过去的失误只是文学判断失误,那么现在价值错乱,受损的就不仅是文学了。
  
网路时代云革命带来的虚拟自由,丝毫也不能缓和现实中奴役与自由的真实冲突。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和绵延不断的战争烽火,不管表面上有多少错综复杂、文化与宗教的背景,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情|特殊国情]],归根结底,都无不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当此际一种具有国际权威的理想主义奖项,不支持自由精神,却去鼓励相反的力量,能不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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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路时代云革命带来的虚拟自由,丝毫也不能缓和现实中[[奴役]]与[[自由]]的真实冲突。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和绵延不断的战争烽火,不管表面上有多少错综复杂、文化与宗教的背景,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情|特殊国情]],归根结底,都无不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当此际一种具有国际权威的理想主义奖项,不支持自由精神,却去鼓励相反的力量,能不令人失望?!
  
 
我相信,这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初衷。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取消文学奖项,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将是世界文学之幸。
 
我相信,这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初衷。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取消文学奖项,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将是世界文学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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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不能,我希望这次事件所造成的震撼,有助于恢复绝大多数人的平常心,消解极少数人的诺情结,转而去创造真正的价值。
 
如果他们不能,我希望这次事件所造成的震撼,有助于恢复绝大多数人的平常心,消解极少数人的诺情结,转而去创造真正的价值。
  
话语权再大,大不过时间的考验。想当年经变俗讲,何等神圣。万人空巷,如听梵音。最终还是佛陀的归佛陀,寺庙的归寺庙,说唱的归说唱。历史大浪淘沙,我们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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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再大,大不过时间的考验。想当年经变俗讲,何等神圣。万人空巷,如听梵音。最终还是佛陀的归佛陀,寺庙的归寺庙,说唱的归说唱。历史大浪淘沙,我们相信未来。
  
 
(本文选自高尔泰新书《草色连云》
 
(本文选自高尔泰新书《草色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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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9日 (二) 23:37的最新版本

女士们,先生们,很荣幸来这里讲演。谢谢贵馆邀请,谢谢大家来听。我离开敦煌,已经四十多年,那里有什么新发现新成果,无暇顾及。这次来,原本是想谈谈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心得。按要求加上敦煌部分,时空跨度很大,只能把一些小点,连成一条细线,结合起来说说,就算是漫谈吧,请大家批评指教。

一百多年前,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古代文书。根据纸质、墨迹、题记、内容等方面考证,是从东汉到西夏七百多年间的五万多件经卷。主要是手写本,少量是印刻本。除了佛教经卷,还有少量道教、苯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经卷。除了汉文,还有少量吐蕃、回鹘、于阗、龟兹、突厥……文字。除了经文,也夹杂着一些官方公文和契约借据之类私家文书。不仅艺术与宗教,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有用的资料。为整理和研究这批“敦煌遗书”,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敦煌学。

佛经源出印度。初无笔录,只有“如是我闻”。佛陀圆寂几百年后,弟子们集会讨论,才开始有梵文写本。又几百年后,随教东渐,才开始有汉文译本。 汉文的译者,如后汉安世高、西晋竺法护、东晋鸠摩罗什等人,都是来自西域的高僧;国人如唐代玄奘,也曾西天取经。深得佛理。他们精通梵汉两文,又怀着敬畏之心,译经慎重其事,当能有“信”、“雅”之功。

“达”则未必。原文博大精妙,古汉语能动多义,译文不免难懂。如“般若”,有智慧义,但不是一般智慧,无从译,只能音译。又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无上正觉义,但高于无上正觉,无从译,只能音译。译文需要阐释,音译更离不开阐释。魏晋南北朝以来名士名僧之间的许多争辩,有心无心地,也带有争夺阐释权(包括老、庄的阐释权)的成份。

佛陀是伟大的哲人。他的基于宇宙意识的空无论,和自渡渡人的无量悲悯,泽被众生。侭管释义纷繁,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不识字和粗通文墨的善男信女,很难读懂,只能由寺庙里讲经的和尚说了算。讲经的和尚,对佛经的理解深浅不同,但都力求讲得通俗易懂。用生动的口头语言,把本土和中原的民间传说、闾巷歌谣和志怪传奇之类有趣的故事附会进去,即兴发挥,连说带唱,以吸引听众,叫作“俗讲”。

俗讲的形式,有点儿像民间的说书。四川出土的东汉击鼓说书俑,生动传达了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宫廷倡优文化和民间市井文化中融汇的信息。我们可借以想象,当年和尚“俗讲”,如何把西域文化,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揉进佛经的情景。说唱者已成尘,只留下一个俑。讲经的和尚没有俑,但留下一些稿本。敦煌遗书中,有一种写本,叫“变文” ,又叫“经变”,也就是“俗讲”的稿本。

这些稿本,用毛笔写在纸上,谨敬工整。字迹钉头鼠尾,写得好的,算得上是“经体”范本。就文章而言,大多语言粗糙,掺和着儒家意识和鬼神迷信,显然出自平凡陋儒。但是稿本出手,就被视同经典,信众通称“宝卷”,或者“宣卷”,可据以弘法,也可据以“变像”。变像又叫变相,是敦煌壁画中“经变图”的原来。

在这些变文和变像之中,看不到作者独立的自我,只能看到佛、儒两家群体性庙堂文化的逐渐趋同。例如,在人民文学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八卷中,《伍子胥变文》、《唐太宗入冥》之类原始佛经所无,占很大比重。其他如《报恩经》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也渗入了许多汉儒忠孝节烈之类的公共伦理。又如,敦煌壁画中二百五十多舖《净土变》,无不是中国皇宫凤阁龙楼、丝竹歌舞的场景——在所谓的“极乐净土”上,也只有“一个人的自由”。

这些变文,除历史价值、书法价值外,也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清末民初胡适、刘半农提倡白话文,曾经很推崇它把书面语言变为口头语言的努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以之为宋人话本滥殇。宋人话本,不以传教为目的,主要是个人谋生手段,迎合听众趣味,仍然是一种公共写作。说书人可以有自己的行会,有编写“话本”的作坊,也有家传秘笈,可以有定点,也可以走四方。从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以想见一斑。

就在这一斑中,也透着汉儒传统。蔡邕之罪,叫“奸臣”。忠不忠君,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劳劳众生,咸与一同。这种奴隶的道德,作为集体无意识,充满在田夫农妇、引车卖浆者喜闻乐见的段子之中。后来流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不例外。刘“皇叔”才是正统,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梁山泊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于老百姓,“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或者“丫鬟侍从一刀一个”,不在话下。这样的价值观,贯穿在中国千百年来演义家不同的作品之中。

寺庙并不独立于社会。变文俗讲和原始经典之间的距离,首先是价值观的距离。这个距离,也是佛教世俗化的一个标志。但是专家们看佛经变文,一般都不过问价值取向,只着眼于文本体裁。王国维称之为“通俗诗及通俗小说”,郑振铎称之为“俗文学”。在文革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变文、曲子词都被看成“人民性文艺”或“大众文艺”。都没有涉及到,这种没有自我的群体性写作,在理论上应该怎样定位的问题。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文学是什么?没有公认的说法。语义解构之后,更越弄越玄乎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表现。处理物质媒介的技巧,包括语言的技巧,都无非表现的手段。世界上海量传世的文学作品中,许多过去的经典,现在仍是经典。它们的共同特征,除了作者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以外,就是语言和体裁的表现力和独创性了。我想,单从经验事实出发,把这三性(思想性、表现性,和独创性)统一所构成的审美境界,以及审美境界中必然呈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作为文学价值的核心,应该没有异议。

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这里的所谓“人”,首先是指具体的、现实的、有生命和灵性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群体,如族类、国家、宗教、党派组织等等。后者是前者的工具,而不是相反。是不是以人为目的,是不是把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尊重,痛苦磨难的同情,罪错悔恨的救赎,看作做人的根本,取决于个体心灵的素质。有这种素质,就是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及其表现,从刹那间细微的感觉,到文明人类价值结构的终极审美,都离不开个人的存在。

因此我把文学的“写作”,看作是一种存在的开放。说存在的开放就是美,也就是说个体的自由灵魂,是文学价值的要素。敦煌经变,作为宗教宣传,受制于寺庙的规定;宋人话本,作为谋生手段,受制于听众的趣味。都是功利的、实用的,而不是自由的、表现性的。都是群体性封闭,而不是存在的开放。一句话,都缺乏文学的要素。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只讲诗词,不提俗讲、小说。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只讲诗词,仅涉及小说几句。平心而论,这种备受诟病的史观,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诗词是个体写作,能以精诚致魂魄,故能动人至深。中国古代诗词,至今万口相传。多有仅凭一首或几首诗流传千古的诗人,不是偶然。古小说则不。鲁迅“钩沉”,多觅自史官所录,序说“惜此旧籍弥亦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可谓荒冷。俗讲、话本属于后者,内无个人心灵,外无作者姓名。纵有文本出土,也只史家关注。小说戏剧在明、清之盛,得益于宋代以来逐渐与诗的融汇。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人,本质上都是诗人。他们的宏构巨制,千红万艳,都有诗的结构、诗的境界。永垂不朽,不是偶然。

我以前讲美学,力求把文学艺术和“催眠术”、“娱乐术”区别开来。有纯粹的催眠术,有纯粹的娱乐术。也有二者的结合,寓教于乐。经变俗讲、宋人话本,以及后来领袖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的政治宣传品,主要属于前者。武侠言情、猎奇誌异、以及织锦回文魔戒系列之类,主要属于后者。后者有后者的价值。比如休闲价值,比如经济价值,不必扬彼抑此。总之我要说的是,文学价值,人文(或者说理想主义)精神,都只能植根于,对于当代现实、亦即广义政治的个体经验之上。

一个甲子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推行,大有把中国的文学艺术,都变成催眠术的势头。所幸还有地下写作,延续着文学的地脉。因为无法刊行,已难为后人置信。前些时我的学生李亚东到四川一家地方法院,查阅了当年地下诗人蔡楚被判罪的刑事档案,证明了地下文学在当时的存在。那不是绝无仅有,那是那个时代的光荣,也是八十年代略微解冻以后个体意识觉醒的先声。

七十年代末个体意识的觉醒,给中国文学再次带来了生机。从早期不那么成熟的伤痕、反思、改革等政治文学,到后期五彩缤纷的寻根、魔幻、荒诞等文化文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不完美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普通个人,取代昔年公众榜样高大全英雄成为作品要角、小写的和单写的“人”字,取代大写的和复数的人字,成为文学主体的过程。这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进步。我曾为之欢欣鼓舞,在一篇鸟瞰文章的结尾,引用了四句宋诗:“园花落尽路花开,红红白白各自谋,莫问早行奇绝处,四面八方野香来。”

我是按照在党和人民之间,究竟站在哪一边,来区分园花与野花的。这个界线,越往后越模糊。但是,只要有园子,就有园花。现在的园花,放弃了老一代作家们盲目的信仰,代之以实用主义地与党共舞。与党共舞的写手,知道《延讲》已经过时,旧说已经式微。也知道上穷碧落(黄帝神农伏羲女娲),下及黄泉(祖宗三代穷乡僻壤),把探索的触须,伸向四面八方。同时更知道,与强者保持一致,是自己的利益所在。上百作家抄写《延讲》的事,一点儿也不奇怪。一般来说,这不是信仰,是计算。

计算利害,适应环境,避祸求吉,是人之常情,不能苛求。但是文学的写作,特别是文学的评论,避不开利害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人文精神的底线:承不承认人权——个人的尊严与自由高于一切,这不光是外在的尺度,也关乎文学的本质。

新潮作家,人才济济,各有特色。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农民作家莫言,无疑是有趣的说书人,大俗大雅,才华横溢。他的抗战故事逸出了党史规范,也抛弃了“高大全”八股。以农民和土匪为主角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虽充满暴力血腥,也不是毫无美感。比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闲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很美。

这是莫言的高处。莫言的低处,是商用酷刑欣赏,加党版爱国主义。《红高粱》细写活剥人皮过程;《檀香刑》把火焰一寸一寸烧穿活人当做鲜味慢慢品尝;《蛙》中人物肉块一般被深挖深掏强拉强拽……高处和低处之间,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挡,丰乳肥臀,热气腾腾。要说这是揭露丑恶,却又处处掺杂着“爱国主义”。那些“王八蛋”们在打家劫舍的同时,都不忘“精忠报国”。如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专制政权的文宣主题,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向了把党和国家混为一体。

莫言聪明,和那些自以为是在游泳,而不自觉地被潮流带着走的作家不同,他很善于利用媒体,利用影视,自觉地游走于商业和政治、时代潮流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游刃有余。他知道如何在忠顺的政治价值和有限叛逆的市场价值之间保持平衡。分寸掌握精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不是莫言一个人的问题,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体的一个缩影。中国作家群体,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

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不尽然。害在作品的文学价值——人文精神的阙如。作为农民作家,说了那么多古代近代现代的农民故事,包括不少农民的苦难,却一个字也不曾提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农奴身份。这一身份体验,起码也是,那个爱拾空酒瓶的老农,最最强烈深刻的人生体验吧?

农民的身份问题,1949年后,在中国是禁忌话题。直到1996年温铁军提出“三农”概念,2000年李昌平朱镕基投诉,2003年陈桂棣吴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被禁,才引起公开讨论。那以后,“二等公民”、“二元经济”、“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制”等术语,出现在理论文章和官方文件中的次数,越来越多。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对政权的危害,比“腐败”还要严重。这样的问题,一个农民出身的农民作家,有可能不知道吗?!

莫言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说什么。那个没说的东西,比他说了的重要,也比他说了的明显突出。据说作家群体,是社会肌体最敏感的部分。这么大这么严重并持久存在的问题,居然直到最后还是由非作家们提出,难道还不值得,引起人们的警省吗?

文学写作,是个体的事情。作家而沦入群体,这本身就是问题。下面的例子很小,但颇能说明问题。1988年十一月,我参加了一个三十来人的作家会。会址苏州南园,早先是林彪的行宫。文化部长住林彪套房,往下中国作协正、副主席,省作协正、副主席都按等级分房。非作协、无官职者,住原先服务人员的双人宿舍。我进去时,已有人在。谈话间有人来向他道歉,说安排错了,你是省作协副主席,应住某号。他给我说对不起这是会议的安排,跟着走了。

等级制度在铸造了这样一个等级群体的同时,也铸造了一个与之相应的语义场。场中人呼吸那语义如同空气,那语义组成他们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如同细胞组成肉体。作家们除非返回个体自我,已难再提出什么制度或人生问题了。正如诗人邵燕祥在一首歌詠第五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诗中所说的:“都是作家艺术家/ 出恭入敬静无哗/ 不愁百万成虚掷/ 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验几回诗作谶/ 可知何日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 大会开得很好嘛。”

最后一句,是引用邓小平当时的原话。事实上这个模式,不仅是作家会议的,也是各种学术会议共同的模式,表明四十年来,本该作为社会脊梁承担道义责任、监督批评权力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基本上不存在、或者不起作用了。那聪明到貌似傻瓜的一群,仅仅为了级别职称博导院士、防阴招毒招拼搏位置,都已经精疲力竭,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当然也有例外。但从那时以来,商潮滚滚,官吏横行,“例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空间,都已经所剩无几。

一切为了赚钱,写作也是。不讳言牟利,不在乎炒作,不推敲文本。以多产、快产、畅销、远销为务,十分普遍。还是以莫言为例,他很自豪一天写了多少字几天写了一部长篇。语言粗糙结构松散的一大堆,交给编者或者译者处理,说稿子交给你,就是你的了,你怎么修改都可以。获奖后更公开表示,感谢“译者的创造”,把他的作品变成了“世界文学”。读到这些报导,我很惊讶: 一件被作者如此对待的作品,可以是他灵魂的表现、心血的结晶吗?可以是人文理想的崇高诉求吗?

当然可以不是。是与不是,是一个只能从文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在别的角度上,根本不必问。海咸河淡,鳞潜羽翔,没什么高低对错可言。就像张艺谋的一些大片,不缺视觉效果。但是要论价值观和人文精神,那就没有妥协的余地。事实上,我今天讲的问题,是瑞典文学院提出来的。他们把“理想主义最佳作品”的标志加诸莫言,一风所麾,举世公认,引起了很大的价值错乱。

当然也有一些质疑。但是任何质疑,都被指斥为,把文学政治化了。在当前非政治化的潮流中,这是颇为严重的指斥。有具体的、狭义的政治,有意义层面上的、广义的政治。后者无处不在。不是吗:人文精神和犬儒主义,都有政治意义。包括这次授奖辞所表扬的、莫言作品的乡土风和魔幻现实主义。当年托尔斯泰未获此奖,事后评委答复质疑的说法,是因托氏向往原始乡土的生活。那不也是,一种政治化吗?“魔幻”的“现实”体验,更是广义的政治。在卡夫卡那里是存在的荒谬;在阎连科那里是毛式语言的魔咒力量;在韩秀那里是来自地狱的温馨……他们的魔幻之中,不也有无形的政治在吗?

莫言的政治,不仅在于他的作品避免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不仅在于他是共产党员、作家协会副主席,更在于他一再宣称,抄写《延讲》没错,出版审查制度如同机场安检一样必要,甚至有人丑陋化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只说有人,没说丑陋妖魔是不是丑陋妖魔,也还是没说的东西比说了的重要)。这不奇怪。即使党外作家如是说,也是饭碗甚至安全所系,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不等于认同。你可以批评他们犬儒奴才甚至鹰犬,可以说对罪恶保持沉默无异罪恶的同谋,可以说在大树和蚍蜉之间站在大树一边是可耻的,甚至也可以预言一旦形势改变,他们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但那是历史中的自然,是那种“特殊国情”历史地铸造出来的人格模式,也是那个如此荒谬残酷而又能历久常存的组织的基础。因此,你绝不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非政治的选择。更不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写什么不写什么,和那个政治无关。

奇怪的是,完全在这个组织控制之外,以普世价值名义行事的瑞典文学院,却这么说了。一方面把得主和他的组织切割,强调文学与政治无关,只看作品质量水平,不问作者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又把得主及其作品向诺贝尔遗嘱给定的、一向被阐释为普世价值的抽象标准、“理想主义最佳作品”附会过去,强调得主有批判专制政治的倾向。两个强调,都是曲解。两种曲解,互相矛盾。初看难以置信,再看言之凿凿——那是授奖辞里的白纸黑字。

世界上大小奖项无数,比如乐透,比如六合彩,意义虚无、价值虚无。中奖靠运气,机会都均等。虽金额远大于诺奖,谁得之都没有异议。又比如奥运金牌,诺贝尔科学奖,或者某些民间独立的理想主义奖项,标准明确肯定,毫厘之差可辨。纵有黑哨禁药不实数据,容易发现也不难解决,公平自在其中,权威也自在其中。这次的问题在于,一个以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权威大得有引领潮流之势的奖项,给了一个反对普世价值的得主。这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社会思潮,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

当然,中国的误导,不自诺奖始。华盛本大学肯尼迪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到中国做交流,看到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画画,太阳必须是红色的,天必须是蓝色的、草必须是绿色的,感到非常惊讶。我告诉他这是“中国特色”,但不是唯一的颜色,也存在着想象“另一种语言”的努力。北大附中林芳华老师给孩子们开了一门“诗歌”选修课,激活童心中的诗心。诗人王家新把她的这种努力,称之为“素质教育”。“因为诗歌才是对心灵的开启,是对人的内在素质的提升”。但在现实教育制度下面,诗心童趣恐怕只能短暂存在,为了考试升学,孩子们不得不被一步步纳入体制的规范。

接受铸造,进入模式,不光是中国儿童的,也是成人们共同的命运。我担心诺文学奖带来的价值错乱,会使得这种命运更加难以逆转。现在“爱国”者、追星族跟风附和、捧场背书的声势浩大,有人重提恩格斯关于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矛盾的言论,说反动作家可以写出进步作品;有人说肖斯塔科维奇歌颂斯大林无损于他的音乐,庞德拥护墨索里尼无损于他的诗歌,海德格尔支持希特勒无损于他的哲学……以致你若想认真对待,就不得不回到那低于历史的起点,等于被夹持,拉下水去。

有人为得主不批评政府辩护,说他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听起来好像是,指责你站着说话不腰痛,不在乎别人的安危。有人相反地把这位忠诚党员说成异议作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尖锐的笔触书写了当今社会矛盾和当代历史的创伤经验”。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中宣部没有尽到“机场安检”的责任,中组部没有尽到干部鉴定的责任。有人用普世价值衡量,说莫言“不配”得奖。听起来好像是,无条件认可瑞典文学院封圣的资格,在指出他们的失职之处……

多元世界文学,是无量自由心声。以各种语言、各种形式,分布全球无数角落,可以同时有无数尖端。无论是个人、基金会、学术团体、国家政府或者国际机构,没有一个行为主体,能够全部掌握。瑞典文学院,同样不能。回顾以往,不少得奖者早已销声匿迹。当其时而未得奖者,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左拉、卡夫卡、契科夫、普鲁斯特、布莱希特、纳博科夫,乔伊斯……等等,至今都是,世界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孤峰。 如果说,过去的失误只是文学判断失误,那么现在价值错乱,受损的就不仅是文学了。

网路时代云革命带来的虚拟自由,丝毫也不能缓和现实中奴役自由的真实冲突。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和绵延不断的战争烽火,不管表面上有多少错综复杂、文化与宗教的背景,或者所谓的特殊国情,归根结底,都无不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当此际一种具有国际权威的理想主义奖项,不支持自由精神,却去鼓励相反的力量,能不令人失望?!

我相信,这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初衷。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取消文学奖项,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将是世界文学之幸。

如果他们不能,我希望这次事件所造成的震撼,有助于恢复绝大多数人的平常心,消解极少数人的诺情结,转而去创造真正的价值。

话语权再大,大不过时间的考验。想当年经变俗讲,何等神圣。万人空巷,如听梵音。最终还是佛陀的归佛陀,寺庙的归寺庙,说唱的归说唱。历史大浪淘沙,我们相信未来。

(本文选自高尔泰新书《草色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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