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抵抗

（1）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尽管中共政府有强大的政治意愿以及政治，法律，经济和技术资源让互联网以对其统治有利（维持一党专制，发展经济，控制社会）的方式运行和扩展，但也必须始终不懈地应对网民们日益扩展的语言争辩，行为抵抗和权利诉求。

网络抵抗，或数字抵抗，是使用数字媒体，互联网和无线网络技术实现的文化抵抗行为。是更加广义的数字行动的一部分。这里的“抵抗”是针对统治者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和宰制而言。

（2）

在中国，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以及下属的各级宣传部门，统管国家机器中社会科学研究，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宗教信仰，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等部门和领域，专门塑造和维护有利于中共统治，巩固一党专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并透过强力而又隐秘的审查制度，实现统治者对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宰制”和对民众在信息和行动能力方面的隐形控制。

中国的审查制度虽然有党的部门（如：中宣部），国家机构（如：网信办）和法律（如：《网络安全法》）的明文规定，但是其实施的过程和细节基本上是隐秘的。从被披露的被审查内容就可以知道：一类被严格审查的内容正是关于审查机制本身的任何信息。这个事实说出了关于审查这种权力行使的一个关键特点： 越难被观察的审查，就越有效果。审查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于不为人所知。

另一方面，官方权威话语，也就是作为旨在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政体合法性的“主旋律”话语，其宣传的效力是以“喜闻乐见，潜移默化”为最高形式。被统治者（弱者）对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审查（符号暴力）, 往往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

（3）

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虽然严厉而且广泛，但和其他社会抗议形式相比，网络空间的表达仍然相对政治风险安全低，社会反响大。网络抵抗，就是中国网民对抗网络审查和专制正当性话语（“主旋律”）的种种形式和方式。

“网络抵抗”形式广泛。包括揭露审查制度的机制和内幕，也包括对“主旋律”采用讥讽、嘲弄、贬低、挑衅、破坏和解构, 或有意进行“对抗式”解读。最常见的，是网民们使用“越界改写”的方式，以“游击战”或“后现代”为其风格，广泛地从官方话语，热点事件，影视媒体，动漫游戏、流行文化，方言中汲取借用象征符号资源，以拼贴、改写、戏仿、谐音等方式加工成新的流行话语，例如草泥马语。这种抵抗话语的涌现，不仅描绘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同时也流露出对专制权力的质疑，以及对官方所谓"主旋律"的“不合作”、“不认同”意愿。

中国国家防火墙，又称防火长城是网络审查机制的重要一环，相应也是网络抵抗的一个重要对象。从对“墙”存在之愤怒，对墙之象征的嘲笑和行动抗议，到“翻墙”技术的发展和推广，都是中国网民熟悉的网络经验。

这样使用数字媒体和技术进行的网络抵抗，逐渐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形成了一种抵抗文化，在中文网络空间重新安排符号权力的秩序，形成了普世价值的公民话语。对中共宣传体系掌控的“专制合法性话语”（主旋律）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提出了颠覆性挑战。

（4）

除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之外，专制极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减弱被统治者的社会性，将他们变为原子化的个体。中国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正在透过网络联合起来。网民常常用照片、视频等自己拍摄的多媒体内容，记录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暴力和不公，进而引发各地网友和全社会关注，不仅有意见和讨论，还有网上和网下的集体行动，由此形成互联网上连续不断的”网络事件“。

奴役状态不是由被奴役者的物质生活是否舒适而决定的。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被奴役状态的觉悟。网络（包括手机无线通信）上的启蒙，抵抗和建构正在中国社会产生新的政治认同。中文互联网透过文化抵抗而形成的抵抗文化的过程，就是公民意识在中国社会觉醒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互动交往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原子化的草民和臣民，而是有了权利意识的公民。

弱势抗议群体的团结，公益组织间的联合，网民之间跨域连接，透过话语，合作和协同行动，促成了新社会行动网络的涌现。数字科技和互联网成为争取自由和实现尊严的手段，数字行动使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变革出现了新的可能性。

（5）

中国数字时代透过对发生在中国互联网上的种种文化抵抗的事件，人物，过程，形式和符号元素的记录整理，以此展示在作为政治空间的互联网上，抵抗文化形成的思想脉络，话语文本，情感结构和技术方式，为理解那些已经或将要发生的，无法预测，但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不可避免的重大事件，提供一个历史和知识的背景。而透过跟踪，记录和揭示网络审查与抵抗不断互动和发展的过程，也让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成为观察中国大陆互联网以至整个社会政治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