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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旗智酷|健康码:数字巫术与色彩政治

From China Digital Space

Revision as of 23:51, 7 June 2022 by Qi Yi (talk | contr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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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纲
○ 引 子

一、健康码与一种新的生活制度的诞生

二、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源文件”

三、数字鸿沟背后的权力范式转换

四、驯服与被驯服之间

五、数字化的承诺及其背叛

六、数字治理之“蜜糖”与“砒霜”

○ 结 语

算法之鞭不仅用落下来的痛感奴役它的使用者,同时也用挥舞它的快感奴役它的创造者。

引 子

2022年4月1日晚上深夜,湖南省衡阳市华新开发区的夜色跟往常一样并无二致,一位彭姓男子像这座城市的其他中青年一样走进了一间副食便利店,可能买香烟,也可能买槟榔。按照防疫规定,在进入店内扫描场所码后,他给店员出示了他手机上的二维码,显示为“红码”,店员大惊失色,男子随后迅速开车离开现场,店员慌忙报警。彭姓男子在2小时后被警方找到,并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彭某表示,所谓的“红码”只是出于好玩在网上下载伪造的,“想看看普通人碰见红码是什么反应”。4月1日是愚人节,彭姓男子可能认为“红码”只是一个愚人节玩笑,但是,疫情肆虐下焦躁惶恐的人们已不认为这只是一个玩笑,他也“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无独有偶,就在彭姓男子被行政拘留后的第5天,安徽阜阳市一位聂姓员工的健康码在所属地区静态管理后变为了“黄码”,按要求居家隔离。由于隔离期间不上班还能拿工资,聂某在健康码转绿、区域解除静态管理后仍想继续在家“躺平”。于是他通过一个网店商家购买了一个PS制作的假“黄码”,通过修改截屏的日期数据后发给了公司领导,表示按照防疫规定还不能外出上班。由于PS技术过于拙劣,聂某伪造的“黄码”在正式上班后被同事识破。随后,聂某被公安机关进行了行政处罚,而协助他PS伪造“黄码”的网店商家也被当地公安机关调查。

为什么“红码”一出现就引起社会性恐慌?为什么“黄码”会成为一种利益寻租的工具?显然,2020年初,杭州按照交通信号灯颜色显示规则首创的“红黄绿”健康码,在近三年的运行之后,已完成了极为细密、彻底与广泛的公众教育与社会动员,成为一种家喻户晓、有悖于正常生活秩序的社会化警示符号。在传统的色彩意像与话语体系里,红色代表“禁止”,黄色代表“警示”,而绿色通常代表“许可”。“红黄绿”三色的健康码本身也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在每一个机场、商场、车站等出入口指导着城市流动的行为与方向。

当公共部门和企业在面对健康码的“主观性”(蓄意造假、伪造)变色的同时,而个体也在面对健康码的“客观性”(技术或管理原因)变色。2022年4月27日,杭州的刘先生在17:27:21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赫然变成了“黄码”,而此时他正在自己的家中,最近几天的移动距离也只是家和单位的“两点一线”,他想不出自己被赋“黄码”的理由。而就在7分钟以后的17:34:29,刘先生的健康码恢复了正常,变成了“绿码”。没有人可以完整地回答这种“绿码”和“黄码”之间的跳转是如何造成的,如果是数据机器的自主识别,那既然被判断为“黄码”,为何随后又被纠正呢?如果是人为“拉库式”的后台干预,那并不符合“黄码”标准的刘先生为何会被“误伤”呢?还有多少这样被“误伤”的案例在其他城市上演呢?至少目前无人知晓。

忽黄忽绿的“全自动”健康码。图片来源:数旗智酷(dataflag)

忽黄忽绿的“全自动”健康码。图片来源:数旗智酷(dataflag)

曾有人将搜索引擎的搜索行为形容为一种祷告或占卜,每一次点击都犹如一种对神明的虔诚祈求与膜拜,而搜索引擎运算后扔出来的任何一个搜索结果,都像神灵给芸芸众生的开示。反观健康码,存在于部分城市的健康码其实已接近于这种意味,每天打开健康码就是看是否弹窗和是否变色,至于是谁在空中拨动了一下琴弦,让你的健康码弹窗或变色,没有人知道,只有命运之神似乎始终保持一种笑而不语、憨态可掬地看着你说:按照国家防疫规定,请您配合。当有人在向基层部门的居委申请解码的时候说“谁让你给我弹窗”,他们的回复是“我如果能给你弹窗,我就不在这混了”。很显然,来自数字空间的数据权力就像另一种意义的上帝——没人知道它是谁,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就在那里。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中指出,人工智能带动的现代技术体系对“理性”与“责任”存在取代的危险:“理性似乎不再是人拥有的精神特质,而是人工智能的设定程序;责任不再是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自主判断,而是人工智能预设的行为因果链条作用的结果。在此,人基于理性的自我约束特质,被人工智能的秩序设计与程序挤压所替代。”

健康码不再只是一个独立的二维码,其背后包含的个人数据、社会情绪以及治理意义,已经成为一种从属于个人、但个人却无法掌控和抵抗其对生活带来的未知影响力。对“红码”的惊异与恐慌,对“黄码”所暗含的社会治理规范,以及对“绿码”“黄码”“自主切换”不可控的迷茫,这些现象以健康码的颜色正在被符号化运用呈现出来,无论对于公共部门还是对于个人,治理主体的理性与责任,和治理对象的理性与责任,都被人工智能设计的程序以及产生的结果所左右。

健康码的色彩符号在疫情防控中所展示出来的权力驯服与社会公众的权利屈从,逐步呈现出一种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制度威信与管治力量。并且,社会系统与市场环境对因为疫情防控导致的不可控形势而进行的包容性措施和福利型机制,成为一种缺乏规范的社会救济盲区,所以才会出现伪造“黄码”来骗取工资,或伪造“绿码”来获得自由出行与工作的机会。

本文试图从健康码的诞生、应用与演进过程出发,围绕我们对健康码的认识深度、应用实况与防控需求的重塑,梳理和剖析出健康码作为一种数字时代的治理工具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还试图回答,到底是健康码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在改变健康码?到底是健康码在赋能社会治理,还是公共权力在驯服健康码?当然,我们也试图进一步探究,在技术垄断主义与技术虚无主义并行的当下,健康码如何从开始由一种“无关健康”的非生理性数据指征,而真正成为一种影响社会肌理与个人生理变化的“超越健康”的数字势力?

01. 健康码与一种新的生活制度的诞生

健康码的诞生无疑是中国数字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对于政府而言,健康码作为来自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生态的发明,标志着政务服务与社会治理彻底从PC时代以URL网址为核心的信息分发与服务支点,正式转向以二维码为核心的新治理时代。自此,人不再是数字空间的“孤魂野鬼”,也不是数字账号与肉身游离的状态,依附于智能手机生态的微信支付宝政务App内的健康码本身也成为社会人的数字细胞,标识着人在疫情期间的社会状态。

对于公众而言,健康码无疑是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数字治理社会启蒙,它的易用性、强制性与可操作性,在无孔不入的数字防疫措施部署过程中,无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长幼尊卑,只要你有出行需求,你就有使用健康码的必要,而公众也首次真正直接感受到数字治理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在PC时代是远远不可想象的。PC时代的数字应用对识字率、键盘输入能力、设备操作能力等要求,就直接影响了公众接入数字生活的门槛,而健康码不需要。通过语音、刷脸、点击屏幕等交互,只需要你能拼写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你就可以快捷地接入一个庞大的数字治理网络。剩下的,你什么也不需要做。当弹窗或黄码降临的时候,你会主动去找到有关部门,或者,自然会有人敲开你的家门。

虽然2021年底的杭州曾爆出“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健康码的男人失去了健康码”这样的“美谈”,但在健康码已成为一种“公共IP”的当下,要追溯健康码到底是先诞生在杭州,还是先诞生在深圳,这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健康码均率先诞生在两款超级移动应用支付宝和微信上,这也说明,头部平台企业正在一座数字时代的城市瞭望未来的窗口与灯塔。健康码本身作为一种社会防疫的数字应用,为什么不是率先来自数字政府的内部应用或平台呢?互联网平台对用户需求的敏感性、海量用户产品的实践经验、云计算资源调配的机动性以及在管理开发流程上的敏捷性又一次呈现出优势。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健康码诞生之初即是一款包含公共权利数据的应用“寄生”于互联网平台,其背后是为共同抵御疫情冲击而催生的公共权力与技术权力的一次“握手”

就在2020年,在国内云计算战争正酣的时候,互联网平台企业满足于无偿投入帮助地方政府开发健康码的公益抗疫行动,并相互竞争“开城”数量。而地方城市政府呢?他们在被疫情冲击得晕头转向的时刻正是政府数字化转型关键期,在从产品、业务到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亟需互联网平台企业承担起从零到一的用户教育与风险缓冲。当然,从媒体报道来看,有的城市实现了“软着陆”,有的城市则是“硬着陆”。

健康码代表了一种社会治理权力的表达方式的转变。在一个户籍制度渊源流长的国家,对身份证暂住证等的记忆都与跟门槛极高的政府机构打交道有关,都与盖章、签字、工本费有关。而健康码改变了这一切,相比于之前的任何政府颁发的个人证照,健康码实际成为了一种游离于公共权力触达半径之外,但同时又具有影响公共利益、具有公共约束力的管制手段。而这一切都是你自主申请完成的。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胡凌在《健康码、数字身份与认证基础设施的兴起》一文中指出,数字基础设施既具有技术层面,也同样是一套行为制度。这涉及社会主体和使用者调整行为惯习及其认知:学会操作、知晓何种信息被收集、应用,以及理解这一过程的社会价值。

疫情暴发之初,健康码的确成为一种取代“介绍信”、“出入证”的数字治理基础设施。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演化和持续,健康码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流动滋生出新的问题。由于健康码成为一种地方防疫的关键基础设施,那么,一个差旅人士可能需要不断申领和下载所到之地的健康码,才能保证自己可以顺利穿行在各个城市的机场和车站。

面对“万码奔腾”、“五码分尸”的局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通过数据整合推出了统一的“防疫健康信息码”。而即便如此,我们依然看到在数据统一的国家版“一码”背后,各地城市的健康码依然活跃在数字防疫的第一线。从车同轨、书同文到健康码的“一码通行”,其背后有何差异?看似打通数据接口比修一条铁路要容易得多。但是,由于数字化具有对系统秩序、行政秩序与权力流程的渗透和“肢解”效应,本质上并非修改代码或界面那么简单。全国健康码互认、国家层面统一健康码的本质是,从数据出发对权力与治理风险的整合与统一。健康码的背后是——使用谁的健康码、采信谁的数据,其背后都关乎责任由谁承担。

健康码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商场、车站、公园、机场等公共场所,亮码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仪式。任何一个场所的工作人员带上红袖章就可以要求你出示你的健康码,这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制度。当每一个持有智能手机的人泰然自若地出示自己的健康码,像某种时尚的手势,而你不出示或没有健康码则很可能成为一种异类。此时的健康码将不只是关乎你个人的一种私人化应用,而是成为一种与公共安全相关的“隐私包裹”——大家都认为这是属于你的东西,但都要求你众目睽睽地打开给大家看看才放心。正如《Which side of history:How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democracy and our lives》一书所言,“隐私不再是私人的,隐私是一种公共利益,那些围绕我们的公共监控体系,以及被称之为‘个性化服务’、‘精准服务’的东西,都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偷走的那一部分隐私有关”,健康码则正在成为一种类似的数字化存在。

如果说健康码的亮码扫码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制度,那么,疫情的恐慌已让我们无力去质疑这项制度的合规性与合理性,也无人去思考其未来的可能性。更令人尴尬的是,我们自己实质已成为这项制度的制定者。

02.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源文件”

健康码的风行,除了从应用体验的便捷性角度被接受之外,其核心原因还在于其塑造了一种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社会治理的范式转移,真正开始走向以人为核心的治理数字化转型道理。健康码之后逐步涌现的场所码企业码复工码复学码祭扫码货运码等,其本质均是基于不同场景下人的需求的健康码演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健康码即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源文件”——每一次创新都只是修改一次“图层”,或增加了一层“滤镜”。

面对数据时代的汹涌,政府机构往往有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气质,“言必称数据”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而“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也随着掌控的数据量增加而与日俱增。在执政水平与治理能力竞争加剧的全球政府创新变革时期,对数字技术的拥抱、激进以及过度信仰,从而导致政策设计、治理行为、社会影响等偏离轨道超出控制,这样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屡见不鲜。就近十余年来看,从物联网智慧城市元宇宙,几乎每一波浪潮的背后都没有新故事,有的只是波涛汹涌后的一地鸡毛。

《技术的真相》一书指出,规范性技术创造了一种服从文化,消除了做任何判断的权利和机会,与之伴生的是巨型的“社会抵押”。健康码则恰恰是这样一种“规范性技术”。面对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与服务的渗透,行业与市场的推波助澜也让政府在面对新兴数字技术时在“技术至上主义”与“技术虚无主义”之间频繁摇摆、快速波动,其具体表现为,当他们确信可以使用数字技术达到一种前所未有、从未企及的治理高度时,它们就可能将隐私、法律以及不可知的伦理风险置于脑后。而当他们的数字化创新行动一旦触礁,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甚至抵制的时候,它们可能就将毫不犹豫地放弃曾经热血澎湃的方案,对于既定方案在未来的可能得失也再不会有任何的讨论或修正。杭州市卫健委的“一码知健”就是如此。

2020年5月底,杭州卫健委开始论证“一码知健”的设计思路,即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在关联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的基础上,使用渐变色,探索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同时,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健康群体进行评价。从“一码知健”的数据密度来看,即使是最隐私的睡眠也会被加以评判。在“一码知健”的设计中,饮酒200毫升将导致健康评分下降1.5分,吸烟5支将导致健康评分下降3分,如果步行达到15000步,评分则会大幅度上升5分。

国内外的城市服务App均有通过步行次数积分来推动绿色出行,并兑换相关礼物的设置。但是将步行、饮酒、吸烟等进行一整套数据量化,并构建一套与专业医学数据指标并行的健康指数,这或许还是首次。“杭州‘一码知健’的设计目标是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通过数据的汇集,对个人健康进行全面评价。在全面评价个人健康的基础上,促进个人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进而从根本上节约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问题是我们需要戴上一个每天像闹钟一样提醒你健康与否的紧箍咒么?这种基于数据浪漫主义的创新是否有过度炫技的嫌疑?以及“变着形状造轮子”的多余?

对于个体而言,健康是一种状态。而对于“一码知健”健康码而言,健康是一个数值或一种颜色。当一个人的健康状态被进行数据量化,那么,数据指示的“健康”是否就代表身体的真正健康?当一个人的身体数据指标开始被一套数据指数所操纵,那么他是否会舍弃掉原来的生活方式,去迎合一套并未被科学验证适合每一个人的健康数据模型?然而这并非个案,在比杭州“一码知健”更早的时候,深圳与广州都在论证对健康码进行升级,运用在更广泛的城市治理中。

2020年8月末,“苏城码”App升级后嵌入了“文明码”功能。苏州市文明办等官方网站介绍:在全国首创推出“文明码”,通过“一人一码”展示文明积分,推动每位市民真正践行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垃圾分类、文明用餐(推行公筷)等良好习惯。苏州市文明办对“苏城文明码”事件的回应是“以正向激励为原则,且以市民自愿注册为前提,不存在强制行为”,而在公共舆论中引起掀然大波的恰恰是“文明码”在其功能介绍中的一句:“文明码”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

“文明码”之所以出现的核心原因在于,当我们想方设法地建立起自己对数字世界的理解、认知和工作模式的时候,左右或主宰我们的行为模式、价值观的依然是工业时代残留的、或久久挥之不去的对所谓“规范”和“体系”的依赖,而我们对数字世界的逻辑、张力以及规律的认知,依然处于混沌和蒙昧之中。试图通过“文明码”作为一根推动城市文明的指挥棒,这也是作为一种“全能政府”试图介入私人生活空间的表现。从数字化产品的演化来看,“文明码”很可能造成的一种怪像是:让做好人好事的市民为了稳住积分而失去体察“文明”的意义,让没有做好人好事的市民具有“文明”的内疚感,而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状态。

“文明码”出现背后的深层追问是:“文明”是否可以被数字定义?数字定义过的“文明”是否代表真的“文明”?在一个以“适量”、“少许”作为称重单位的厨房文化氛围里,我们要用数字去定义“文明”,这显然是想用中药铺的秤砣去称航母。当我们希求用一种快捷锋利的数字化手段去剔除和修剪那些不符合“文明”定义的个体和行为的时候,这种措施的背后往往掩藏的是用整齐划一、寡淡乏味的审美标准遏制整个社会生态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本身应该是不可测量的,文明是一个过程和状态,而非一个通过技术即可得到的结果。

数字化曾一度试图定义“健康”与“文明”,对个人的身体与精神进行数据化的“干预”或“赋能”。数字技术还正在介入和重构社会家庭关系。相比杭州的“一码知健”与苏州的“文明码”,杭州富阳区的“家和码”则走得更远。2021年3月,杭州市富阳区创新推出“家和码”综合治理平台,核心是依托大数据平台对全区所有家庭建立档案库,通过数据化来解决区域内的困难帮扶、司法调解、矛盾处置等问题,覆盖情感、扶助、心理、经济、家暴、邻里关系等诸多指标要素。例如,根据家庭矛盾不同类型和风险程度,界定为“红(60分以下)、黄(60分以上90分以下)、绿(90分以上)”三色“家和码”。 截至目前,富阳区已建立家庭档案273365户,标注“绿码”的有265698户,标注“黄码”的有7083户,标注“红码”的有584户。乡镇(街道)的主要负责人每月研判点评一次以上,分管领导每周研判点评一次以上,平安办主任、妇联主席实时掌握这些家庭信息。

此外,“家和码”还设计了动态转码管理模式,采取临时、定时相结合的方式,动态化开展转码工作。临时转码由系统依据辖区“家庭”每日事件和指数变化情况,自动赋分生成临时码“家庭”,且在规定时间进行响应;定时转码则由乡镇(街道)工作专班每月对辖区内家庭进行综合研判,根据研判结果落实相应举措。 “家和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还涉及“最美家庭”“廉洁家庭”“文明家庭”等方面进行实际运用。

我们毫不怀疑“家和码”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设计初衷,以及对基层矛盾纾解、特困家庭救助以及非法事件苗头发现的正向价值。但是问题在于:当一个家庭的随便一件家事都被屏幕后的人“一屏掌握”,并定期根据你的家庭成员表现进行打分、赋码,那么,我们的生活本身的意义么?我们的私人家庭生活价值何在?这种“私人生活的变革”背后,是否意味着个体的彻底消失以及世俗生活的永逝?当我们在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时代红利时,需要时刻防止被过剩的数字热量所灼伤,而这种风险往往带有规模性、制度性与不可逆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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