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谣言为何可畏

　　阳光之下，并无新鲜事。也许是体会到了某种异常强烈的相似性，近日有媒体翻出邻国一桩旧案，向国人讲述了一个网络民意迫害的曲折故事。韩国说唱歌手丹尼尔·李（艺名Tablo）被网民构陷、污蔑，网络敌意被平面媒体放大后，李几成全民公敌，近乎身败名裂。
 　　即便有记者证明其经历并未“造假”，斯坦福大学的学历确属真实，也似乎无法让民众冷静下来理性审视自己泛滥的道德热情。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甚至发明了一个战无不胜的逻辑结构：所有合理的辩护，都不过是统治者和富人集团制造出来的“阴谋”。最终，陷入自证困境的Tablo被恐惧压垮只能隐居。
 　　真相被仇视所湮没，法律面对民意显得苍白无力，“公平”“正义”口号之下，所谓真相，所谓理性，统统没有了位置和分量，而质疑者构陷者怀抱各种目的，纷纷加入迫害的行列，参与者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成为社会运动。
 　　联系到其他国家屡屡出现的“网络欺凌”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互联网本身就会有激发人性之恶的能量？舍勒认为作为社会心理的怨恨产生与“民主化”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民主化使社会成员拥有了“比较”的权力，当传统社会中的等级被打破，成员被允诺以平等，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不平等，怨恨自然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结构。
 　　如果舍勒所言不假，互联网注定引发社会怨恨心态，因为相对现实世界，将世界变平的互联网带来了更宏大、虚幻的民主乌托邦。在虚拟世界，人成为一个个独立发言的原子个体，而作为一个“新世界”，互联网相对于已成熟的社会，也更容易重演民主化不成熟初期的暴民政治。那些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描绘过的情形正在我们日常的网络世界中不断上演。
 　　不过，理论抽象，还有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思考，网络怨恨大规模爆发，公共人物被暴民迫害这样的故事发生在韩国这样的国家，却并未在其他民主成熟国家中出现？
 　　如果给Tablo的悲剧找一个直接的起因，可以归结到他的表哥赵成民，正是这位与Tablo一起长大，有着很长一段相似人生道路的有血缘关系兄长，对着自己成功的表弟开了第一枪，打开了潘多拉盒，放出民众的心魔。记者在能找到的最早的博客文章中，赵成民这样写道：“亲爱的先雄，（Tablo的韩语名字）你在你的智商问题上撒谎，你在高中并非优秀学生，你宣称以4.0的平均分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也是谎言。”
 　　仔细看这段博文的话，确实不能说赵成民诬陷Tablo并没有拿到斯坦福的文凭，不过，读者可以阐释为，Tablo一切都是被夸大的，这个边界并不局限在斯坦福修学的专业分数，专业，更指向了Tablo在斯坦福学习这一事迹本身，乃至整个的人的生活经历等等。
 　　曾经有学者提出，关于道德，存在着道德的想象力。有些善行，比如监听人员善念发现而帮助被害者，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却被拍成电影，人们相信有这般神迹存在，是为“伦理的想象力”，而与之相对，我相信也存在另一种恶之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并未看到事实，却由于内心的怨恨，导向最邪恶的一面，也正是这种恶之想象力，传染开来，让社会戾气弥漫。
 　　还是回到Tablo和表兄的故事。除了嫉妒成功，在我看来，最为刺激赵成民的，是Tablo的成功“方式”。赵读书勤奋，颇有小提琴天赋，是学校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而Tablo说自己叛逆，打架，抽烟，不爱学习。最终他把自己的头发染成蓝色后被学校停学。
 　　赵的正确人生道路最终走向正确的结果。他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不过一年之后，Tablo也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终，技术熟练的小提琴手，获得斯坦福历史和电脑系统工程双学位的赵成民，在加州创办了一家专利咨询公司，而拒绝练琴的叛逆少年Tablo，成为声名显赫的音乐家明星，享受着更大更多的幸福。
 　　人人平等之后，正确的道路导向成功的结局，这个本来是赵成民信奉的真理，如果一条不正确的道路却走向了最大成功，这其中就存在着种种问题，欺骗乃至阴谋。在我看来，这就是赵成民和因他而起的暴民一致的逻辑。
 　　舍勒的理论植根于他生存的历史时期和经验。那个时期民主尚不完善，常常被民粹吞噬，甚至制造出比前现代非民主时期更大的悲剧，美国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才让自己的社会相对讲究程序，西方其他地方也是这般，而民主化并没有确立太久，转型也没有完成的地区，这种怨恨更容易被激发起来，并被新媒体放大。而从集权向民主转型过程中，所谓正确生活道路的拥趸与它的反叛者之间的斗争，似乎也更为惨烈。因为越是集权，越会强调民众同质化以及正确生活的“唯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