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序言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序言

汪丁丁

            新政治经济学的序言很长，占用了这本讲义第一讲和第二讲的几乎全部篇幅。因为，这门课程可以有六种不同开端和定义，各有独特和值得关注的方面。所以，2012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导论性地讲解了全部六种不同开端，然后从第六种开端进入课程。根据第六种开端，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或者说，这是一门关于冲突及其协调的社会科学。

            从第六种开端进入课程的另一优势是使学生们迅速理解新古典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强烈互补关系。在公共政策研究基础的视角下，寻找和实施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在社会成员的兴趣或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境里寻求符合某种正义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协调机制，这是新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或者说，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可分为帕累托改善的合作机会和存在冲突的合作机会。经验表明，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的潜在合作机会的集合，是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的一个非常小的子集。所以，如果我们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公共政策建议，我们的人均收入以及其它方面的社会发展将异常缓慢甚至完全停滞。事实上，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小概率致命冲击）。这一命题意味着两件事情：其一，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耗尽之后，人们必须有面对冲突的勇气和化解冲突的智慧，否则就陷入停滞，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其二，帕累托改善本质上是静止的概念，而冲突和冲突的化解本质上是动态的概念——此处的“动态”不是物理时间的而是历史时间的动态。所谓“历史时间”，就是不可逆转的时间，或具有强烈“路径依赖性”的人类发展过程。为什么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不是普通的不确定性而是“小概率致命冲击”。所谓“致命冲击”（vital impact），就意味着社会演化（人类发展过程）被这样的冲击推出既有的往往是停滞的路径。也因此，历史成为不可逆转的。

            人类不可能也从未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帕累托改善”机会的贫瘠性，人类社会总是充满了冲突并且总是努力化解冲突以免被冲突彻底瓦解。在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里，新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帕累托改善子集之外的无限广阔领域里的人类合作研究。当代人类合作的秩序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展，得益于这两类经济学家的工作。

            在每一个冲突情境里，经验表明，冲突各方对正义的关注超过对效率的关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囚徒困境的“不合作策略”，虽不符合效率原则，却总是符合某种正义原则。关键在于，何为“正义”？这是第三讲的主题。人类社会必须有某些正义原则来为既有的不平等提供辩解（秩序之合法性的论证），从而使社会免于被冲突彻底瓦解。以轮流执政的方式，这些正义原则可以排列在普遍主义态度和特殊主义态度这两极端之间，适应不同的情境。由于历史的不可逆转性，这些情境不可能被简化为同一模型（仅适用于物理时间的动态过程）。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家必须考察各种不同类型的情境，并时刻警惕人类理性自负地试图为这些情境建构统一体系的危险。就这一方法论而言，新政治经济学确实在向休谟和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正义的观念，假以时日，足可影响社会演化的路径。经验表明，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里，武器的批判可以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因此，我用了第四讲和第五讲的大部分篇幅，考察正义观念的实践，同时讲解奈特和布坎南的“社会过程”原理。这一基本原理在第六讲有更充分的展开，从而将课程引入“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探讨（第七讲和第八讲）。

            与我以往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当不同，2012年秋季学期的新政治经济学课程，从效率问题进入到正义问题，再进入到“实践智慧”和中国社会未来最必要的发展方向的讨论。尤其是最后两讲，涉及几乎全部知识领域，不得不增加若干“附录”以补充我的叙述。也是因为我的叙述过于庞杂，新的教学手段成为这一课程最重要的学习工具，这就是“心智地图”。这种专用于iPad（对系统配置要求极高）的软件，可绘制规模极大的心智地图，不难容纳全部课程的核心观念和思想脉络。于是，每一讲的结尾处都有一张融贯全部课程的心智地图。随着课程的展开，心智地图的复杂程度也迅速增加，以致在第六讲之后，我不得不用另一套软件为最后的两讲制作另一套心智地图。有了这些地图，读者就可随时从我的叙述返回到心智地图，并且很容易看到每一专题在心智地图里的位置——与其它专题之间和与“新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无疑，要出版这样的讲义，绝非易事。

       长期以来，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我不相信任何组织（当然包括政府和企业），我只相信朋友。出书，我不在乎出版社或企业的名声，我只问是否有可信的朋友负责出版我的书。例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是我1990年代初期在香港结识的朋友，二十多年来，我和他见面不多，但预期不变——他是那种让人能够保持预期不变的朋友。于是，我的学术著作，几乎没有例外，交由陈昕出版。以友谊为基础，我和“世纪文景”编辑部的朋友们能够相互包容——我推测，他们包容我更多。

            写书，与出书相比，当然更不容易。我写书，速度很快，平均每天五千字。写过博士论文的人都明白，某一日可写一万字，未必每日可写一万字。思路顺畅的时候，一天可轻易写一万字。思路阻滞的时候，整日苦思而不得动笔。故而，百日平均每日五千字，算是高速写作。高速写作的代价是生活很贵，或许是我家“小李”能支付的最贵的那种生活（七倍于书的版税收入）。我的朋友都知道小李对我意义重大，他们也常以此嘲笑我。写这部讲义，我们用了四个月时间。第一个月和第四个月，小李带着我住东京一家考究而低调的酒店式公寓。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小李带着我住夏威夷海边一家与东京中城奥克伍德元首饭店有类似格调的酒店式公寓。小李选择酒店式公寓，首先要考察卫生水平——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酒店管理集团的品牌，其次考察公寓内部的厨房设施和厨具餐具的完备程度——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公寓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再次考察公寓附近超市或商场的食材之新鲜程度与各种佐料之完备程度——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公寓所在的商业区的成熟程度（不可太新也不可太老）。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的写作生活，所谓“贵”者，其实就是接近自然状态而已。这是现代人的不幸，尤其是现代中国人的不幸。试问在北京工作的朋友，为日常生活里接近自然状态的水、空气、食品、衣物等等，愿意支付并且已经支付了怎样的价格？所以，我和小李在闲暇时间常仔细核对我们在北京、东京、檀香山的生活费用。经验表明，为了接近自然状态的水、空气、食品、衣物等等，我们两人每月平均的生活费用（不考虑居住的成本），北京是最贵的，其次是东京，再次是檀香山最繁华的海滩。我承认，除了食品安全代价极高之外，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也是使北京成为最贵城市的一项重要因素。不论如何，我的意思是，在东京和檀香山写这本书，比在北京成本更低。

            如果不给我提供上述的生活条件，我写书的速度就要降低至零，也就是说，我从不写书。当然，要写一些杂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批判社会，不如此就一定要感觉可耻。蔡澜谈吃，不批判社会。我谈吃，常要有所批判。蔡澜探讨生活品质，讲究的是生活本身的细节。我探讨生活品质，首先追究社会原因。例如，我认为，精致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两大因素：（1）是否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2）是否有敬业的生产者群体。中国教育失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同时缺少这两种群体。可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确实达到了对精致生活有所需求或有很大需求的阶段。在企业家看来，这就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北京也确实出现了几家专业递送各类“令人放心”食品的企业。能生存多久？是一个问题。没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从而能支持这类企业），“猪食”和“美食”无差异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美食传统？更何况，造假成习俗，我们也缺少敬业的生产者。精致的生活用品，信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很强的不对称性。不敬业或造假成为产业惯例之后，精致的消费者要么退化为粗糙的消费者要么加入国外的精致消费群体。退化，代价是生命，很贵。加入国外的消费群体，代价当然比国外的消费者更高。我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精致生活在北京是最贵的以致成为不可能的。

            敬业的精神，北京当然最差，其次是夏威夷，最好的，在东京。我们入住的公寓，小李每天检查卫生，用手指轻擦最不引人注意并且最难触及的设备或房间的角落，然后对着光查看手指，一尘不染，就算通过。东京的通过率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夏威夷的，不到百分之三十。国内的酒店，虽然都是五星级，却没有一家哪怕通过一次小李的卫生检查。在经济学家看来，敬业要求有高工资激励。国内的传统服务业工资，与农民工相差无几，谈不上敬业精神。某日我在杭州与一位美术史家闲谈，听他讲“全国的房子都是农民工造的所以全国的建筑无精致可言”，深以为然。那么，夏威夷的酒店业和东京的酒店业，雇员工资相差不多，为何敬业程度相差很大？可见工资激励和消费者的精致程度，应联合在一起才可解释上述现象。

            我上述这套理论是用来解释生活品质的，而生活无所不包，所以这套理论的应用范围应是最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外粗俗，我很难想象生活品质怎么可能精致起来。人与人之间精致的关系或关系不断精致的过程，埃利亚斯说，这叫做“文明化进程”。MIT的神经语言学家平克教授最近写书论证人类社会的长期趋势是暴力越来越少，当然是文明化进程的后果，人脑内的“暴力”神经元网络正在日益蜕变为“文明”神经元网络。虽然，据说，我们中国正经历的，是“野蛮化”过程。结合我的那一套理论，文明化进程有两大前提，其一是有足够多的人对精致关系有所需求，其二是有足够多的人认真对待精致关系。所谓“足够多”，根据“三分之一定律”（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至少要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足够多呢？例如，野蛮化的人数超过了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么，社会就变得越来越野蛮化。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已特别野蛮化了，试问，哪一个野蛮社会有我们现在这样骇人听闻的日常生活危机？

            问题在于，我们有各种意义的精致。坑蒙拐骗偷的手段更加高明，金钱与权力勾结的方式更加巧妙，或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加虚伪。我多次想象着试图定义“精致生活”，最近一次是这样想象的：精致的生活，必须在特定社会的特定个体的幸福三维空间里，才有确定的意义。什么是“幸福三维空间”？这是第一讲开篇我引入的长期以来适用于任何观念任何理论任何现象的理解框架，此处不赘。正义，根据海勒女士的见解，就是追求幸福的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中国的骗子受审时旁观者常指出中国的官员是超级骗子为何不受审，于是凸显正义诉求之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某甲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是追问使某甲沦为流氓的社会原因。在“社会档案”里，神记录着人的一切罪孽。在无神的社会里，我同意海勒女士的见解，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

            其实，我这部讲义，不仅是“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而且是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也因此，这部讲义是我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长期探讨的最近一次总结。感谢2004年以来参与北京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助教和研究生，尽管这部讲义并非“十年磨一剑”——因为我的这一课程每年有不同的主题。感谢这部讲义的编辑李頔，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两位老朋友施宏俊和姚映然，他们多年以来无条件地支持我和助教们将课堂录音编写为讲义。

            写至第六讲结尾时，清晨，一只雪白的鸽子好奇地站在阳台扶栏上，眼睛很好看，像小白兔的眼睛。这双美丽的眼睛，视线从我移动到我膝盖上的MacBook Air，看出来了，我在海边写我这本书呢，然后，白鸽转身望着暗蓝色的海，飞走了。小天使，我自言自语。我感谢我和妻子的小天使，我们的女儿，此刻，她在加州海边某一咖啡馆的沙发里苦苦写着她的博士论文。白鸽的另一寓意，我在大连主持一系列研讨会的时候恍然觉得，是我们实验班里的这些学生，他们陪伴着我。自由，是整体之事，我们一起成长。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

2013年3月25日，Suite 703，Oakwood Premier Tokyo Midtown，我要对这家酒店的管理和服务团队表示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