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月下旬，为了防止”一月风暴”引起的全国大乱影响到军队，林彪和几位老帅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同时，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不同的场合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指责。从1967年2月中旬开始，各地军方以”军委八条命令”为依据，对造反派冲击军队的过激行为进行反击，将大量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有的地方采取了开枪镇压、大规模逮捕等极端手段。因而形成了”二月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出现重大的逆转。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指责。当毛泽东发现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他通过中央文革发动造反派群众组织对”二月逆流”进行反击。不久，林彪也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并且配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需要制定了”军委十条命令”，在事实上否定了先前的”军八条命令”。此后，文化大革命再度出现大的反复。
毛泽东在为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平反、迫使军队转向支持造反派的同时，也考虑到稳定军队。鉴于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表态，毛泽东决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为依靠来实现稳定军队的目的。
“二月逆流”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中也称为 ”二月抗争”〔1〕，〔2〕。在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定义的：”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3〕
现在人们说起”二月逆流”，直接想到的就是”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但实际上并不仅止于此。事实上，由于”大闹”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权力，还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军队有实权和影响，更由于”二月逆流”之前、”二月逆流”期间军队的一些作法一度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林彪的支持，所以，”二月逆流”的在全国各地的影响比仅仅是”大闹”要广泛的多，波及到全国许多省，在很多地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4〕
接下来的”反击二月逆流”同样也不仅仅是毛泽东对”大闹”的斥责，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活动。
“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两个猛烈的急转弯。造成这种反复的决定因素当然是毛泽东本人。在这段时间里，林彪的所作所为也是颇为复杂的，决不是像中共官方所描述的那样，是”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5〕
一、”二月逆流”前的文革局势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1月中旬，各级党政机关基本上全部瘫痪。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带动下，夺权浪潮席卷全国，逐渐波及到军队。根据毛泽东”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军队开始介入各地的文化大革命。
军队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这一点地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五一六通知》中指出”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6〕以后毛泽东本人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这个观点。
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 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7〕
那么军队中哪些人是”走资派”呢？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8〕
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冲击和动乱达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的态度则是犹豫的，常常是模棱两可，前后不一。
例如，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指出：”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9〕
这就使文革的动乱波及到军队，先是军队院校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把矛头指向本单位的当权派。随后四处串联，使部队文体单位、机关、医院纷纷动乱起来，冲击上级军事机关，以至于冲击各军、兵种司令部、国防部、中南海。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明白，搞文化大革命需要军队的支持，因此军队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所以，也有”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的指示〔10〕，以及”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的想法〔11〕。基于毛泽东的不确定的态度，副统帅的林彪的办法一是”口头上紧跟”，二是”行动上推托”。
“口头上紧跟”表现在”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12〕
“行动上推托”则是尽量少表态，尽量回避矛盾。对此，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有具体的描述：当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学生到国防科委揪斗赵如璋的时候，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请示林彪该怎么办，林彪的答复是：”不用答复。”〔13〕〔14〕当秘书汇报各省、市委受到造反学生的冲击时，林彪说：”不要再讲了。”〔15〕
当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国防部时，叶剑英和刘志坚报告林彪，希望林彪给出处理的指示，而林彪则对秘书说：”我没什么，就让他们去处理吧！”〔16〕
尽管如此，林彪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一样的。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17〕。林彪在以后的行动中处处体现出这一点。
毛泽东要的是”天下大乱”〔18〕，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革命”〔19〕，这就不仅仅是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而且要将机构整个砸烂。中央文革、红卫兵（保守的和造反的）〔20〕、造反派都是毛泽东实现”天下大乱”的工具。
林彪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有根本的区别。尽管林彪在口头上紧跟毛泽东、附和毛泽东，尽管毛泽东砸烂了党和政府的机构，军队的机构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虽然受到冲击，虽然有过局部的瘫痪，但是始终没有整个地砸烂。要将机构整个砸烂，这一点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文化大革命宗旨。具体到军队，毛泽东既有”砸烂”的一面，也有”稳定”的一面；林彪则始终是强调和坚持”稳定”的一面。
后来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对于整肃刘少奇也是赞成的。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的人事变动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上升到第二位，还有除了陶铸、陈伯达、康生上升到政治局常委以外，李富春也进入常委；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都进入了政治局（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已经是政治局委员）；〔21〕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在1966年1月由中央军委常委升任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已经是军委副主席）。〔22〕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作法有些意见，而且用中央的官样文章的话语公开表达出来。〔23〕
在”稳定军队”这一点上，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倾向表现得比林彪要明显一些，林彪在言词上要更显得”紧跟主席”。
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分歧在于”升哪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实际上几位老帅之间也是有分歧的。例如下面我们会看到叶剑英和徐向前在这一点上的对立。
基于中央领导层的这种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展开，军队在1967年1月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冲击。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团体、个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包围、冲击国家机关、军事机构都是违法犯罪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由于毛泽东将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认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24〕，于是任何行为只要带上”革命”、”造反”的标签就可以横行无忌，就可以冲击一切。
如果说对于1966年8月前后红卫兵的暴行，毛泽东还可以赞赏、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还可以沉默的话〔25〕，到了1967年的2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被揪斗的人已经不计其数，其中许许多多的人遭到毒打和虐待，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中已有张霖之、赵尔陆、陶勇被斗致死，阎红彦、卫恒自杀。即使毛泽东还可以沉默，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已经不能没有愤慨之意了。
如果说对于1966年10月前后，各级党政机关受到的冲击毛泽东还可以拍手称快、林彪还可以回避矛盾、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还只能发点牢骚的话，到了1967年2月各级军事机关受到冲击，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因造反派的揪斗而”东躲西藏”，而且各地军队的负责人如许世友、韩先楚已经气愤已极的时候，他们谁也无法袖手旁观了。
二、”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现
“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有：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大闹京西宾馆”；1月28日，”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2月11日和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
为了表现”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26〕，中共官方对这些事件进行了黑白两极化的曲解，尤其歪曲了林彪在其间的作用。而对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以及周恩来的一些言行则作了掩饰，因为这些言行在官方后来的观点中是”缺点错误”或者”违心的话”。
“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则表现为军方对造反派的整肃和镇压。如果说中共官方对”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作了曲解的话，那么中共官方对”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则是加以掩盖，因为这里有许多复杂的矛盾、血腥的场面，即使完全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来看，也很难分清”敌我双方”和”谁对谁错”。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大闹京西宾馆”，其焦点是关于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其实质是文革在军队中造成的动乱应当达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本人对于”文革在军队中造成的动乱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是不十分确定的，对于是否要打倒萧华也是犹豫的，这种犹豫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夏季才见分晓。
中央文革一方，出于自身的机构的利益，希望把文革的烈火烧到军队，把动乱的程度加大，所以支持揪斗萧华。而出席会议的军队的领导，则有不同的打算：军方作为一个整体，出于自身的机构的利益，希望军队稳定。在机构稳定的前提下，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那么，升哪一批人的官，罢哪一批人的官，保哪一批人的官，不同的山头又有不同的想法。在”大闹京西宾馆”的具体场合，叶剑英希望保萧华，而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赞成揪斗萧华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以及其他一些人，由于过去的一些个人因素，也是这个态度。
因此，在”大闹京西宾馆”的过程中，既有军方整体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也有从徐向前和叶剑英的对抗体现出来的军队各山头之间的矛盾。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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