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关军：为我收过的红包善一个终

为我收过的红包善一个终

关军

    曾经有两年多时间，我和王小山同在一家体育杂志做记者。一次与另外几位体育记者聊天，说起王小山从不收取受访对象的任何好处、发布会红包一概拒绝，那几位体育记者的反应无外乎两种：王小山那么有钱？王小山有毛病吧？

    据我所知，有个别几家财经类媒体明令记者拒绝红包（通常它被称为车马费），很可能也被同行归为要么有钱要么有病的异类。气候坏到这个程度，一些洁身自好的记者甚至要悄悄退还红包，以免给收受者“造成压力”。李海鹏也说起过行业溃烂带来的不正常现象：他去做蚁力神的调查报道，拒绝了对方装在口袋里的十万元好处费，觉得只是尽了本分，其所在报业集团却要把他按道德楷模塑造。

    近些年的媒体行业，你会渐渐看到，收受红包似乎连遮遮掩掩都不再需要了，许多记者甚至乐于比较哪个领域的红包更丰厚，哪个企业出手更阔绰。

    多年以前，我在体育媒体做过编辑，也做过记者，偶尔会有机会受邀采访一些活动，通常是品牌请明星代言或为赛事冠名，有时地方政府承办赛事，也会通过公关公司邀请记者。红包总是有的，多则一两千，少则三四百。说服自己可以收下的理由（比如“活动本身确有报道价值，算不得交易”，“这只是帮忙传播信息，无须欺骗或粉饰”），总是比要求自己拒绝的理由更容易找到。即使在当时，我心里也很清楚这超越了记者操守的边界，种种自我安慰，无非是贪欲作祟。

    还有一些记者聊起拿红包的正当性，理由竟是“反正我们单位也不报销交通费”、“工资那么低不收红包怎么过”。无论如何，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们内心毫无不安，觉得这是一笔非常干净的、理所应当的收入。

    离开体育媒体之后，那些收过的红包像一个被厌弃的自我，挥之不去。这几年，我想让自己做一个纯粹一些的记者，不去追求这一职业、身份附带的任何利益。我甚至像患了洁癖一样，比如在采访企业家刘永好的时候，多次参与他的商业宴请活动，我却拒绝动一下筷子，搞得新希望集团的人很紧张，以为我是为了写负面内容才如此洁身自好。当然，这样的做法无法让我摆脱一个事实：自己曾经在记者生涯中非正当获利。

    收受过红包、车马费这类东西，被我视为自己的职业污点。它在各类新闻的商业、政治交易中确实是最低端、最小儿科的一种，但是最近几年，我越来越不愿意以这些说辞为自己开脱。而且，假如说我的过错真的相对轻微，那就更应该有勇气自我反省，并为那些非正当收益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

    最近关于陈姓记者及《新快报》的新闻伦理的争议，让我再次审视自己在新闻操守上的污点。或许真正该庆幸的是，我不曾在尚且贪婪的年纪进入交易更活跃更复杂的媒体领域（比如财经），否则，我如何可以保证自己已有的污点不会扩散成更大的污点？

    我要告诉自己的是，一个人的尊严，不仅来自于不受他人侮辱，更来自于不要自我侮辱。当你只获取劳动本身产生的价值，这价值不依附于其他条件而存在，那么你才可以免于自辱。

    更何况，媒体是一个社会公器，它理应承载高于绝大多数行业的道德自律。换句话说，假如我甘愿放弃尊严而选择更苟且的活法，那也不该在媒体这个平台上充当垃圾。

    在此，我要感激那些拒绝红包、拒绝拿职务特性做交易的新闻同行，你们的坚持让我知耻，让我不至于堕落太深、太久。

    做体育记者期间，非正当收益一共有多少，很难再作详实的统计，大概能达到七八千元。今天在微信的一个群里，长期做传媒研究的胡泳、张志安老师在倡议发起新闻采编伦理及规范自律公约，如果此事可成，我愿意把那些自己认为不干净的钱全部拿出来，支持对新闻伦理、媒体操守的自我擦拭。对于那令我不安的七八千元，也算一个善终之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