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在线记者独家获悉，中国18家公益组织今天联名致信商务部，呼吁删除《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艾滋病患者不得入浴”的条款，改禁止性信息为提示性信息，取消对私人生活习惯的强制干预。
“禁艾入浴”新规引发争议
据中国媒体报道，10月中旬，国务院法制办就商务部起草的《沐浴业管理办法》（下文简称为《办法》）征求意见，该办法拟规定，沐浴场所应在显著位置设立禁止性病、艾滋病患者入浴的警示标志。该征求意见稿一经面世，立即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11月4日，距该《办法》征求意见截止还有一周时间，包括南京天下公、同性恋亲友会、NGO发展交流网等全国18家公益机构联名致信商务部，就该《办法》提出修改建议。建议信指出，“禁艾入浴”的条款首先违背了现有的科学常识，艾滋病病毒仅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传播，日常生活中的正常交往，如握手、拥抱、吃饭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禁止艾滋病患者入浴，是对之前所有艾滋病宣传防治工作的否定。“禁艾入浴”条款除了强化社会偏见、引发更强烈的社会对立外，并不能保护任何人。
该建议信还表示，共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社交现象，涉及人身自由和私人化的生活方式，处理此类社会问题，理应特别谨慎，不能简单地用立法手段进行强制禁止某类人（而不仅仅是艾滋病人）参与此类文化和社交活动。如果一定要对私人行为习惯做出限制，应该有特别严重的理由。他们因此建议商务部删除艾滋病患者不得入浴的条款，改禁止性信息为提示性信息，提示共浴感染性病、传染性皮肤病等传染病的风险，建议有条件的顾客选择在家单独沐浴。
南京天下公组织的负责人于方强认为，立法要立足于科学知识，也要考虑到公平正义，歧视艾滋病当然不对，但是也不能因此对性病、传染病皮肤病等传染病患者做出直接禁止入浴的规定，这是对私人生活习惯的强制干预。对私人生活的强制干预在非宗教国家很少见，欧洲禁止伊斯兰女性在公众场合穿戴遮掩全身的面罩，也是基于反恐这一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建议采取鼓励和提示性的条款对公众予以理性引导。就如同卫生部门提示分餐比共餐更安全、吸烟有害健康等做法。我们认为，应该让公众有更多的知情权之后，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冒着感染性病及传染性皮肤病的风险共浴。”
参与联名的同性恋亲友会主任阿强指出，该《办法》既违背科学常识，又将造成制度性歧视，且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在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仍广受偏见和歧视的大环境下，商务部作为政府部门，理应承担责任，努力改变社会偏见，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创造和谐的生存环境，而非制造新的歧视，加重大众对艾滋病人的偏见、歧视和误解。防艾，请从传播常识开始，只有了解常识，才能让我们免于恐惧；只有常识，才能让我们少一些偏见和歧视，多一些理解和包容；也只有掌握常识，才能让我们的相关规定不至于沦为笑柄，还法律法规以严肃性。
专家称无知带来歧视性后果
知名艾滋病研究专家张北川先前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专访时表示，该《办法》的出台非常荒唐，在公共浴室消费传播艾滋的问题上，从学界的角度看，有几分类似于明天太阳就会爆炸的忧虑，因为公共浴室根本不具备艾滋病的传播条件。
张北川还对该《办法》出台的程序提出质疑，他表示，商务部就该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好事，但涉及疾病传染的公共卫生立法，应事先经过有关医学专家和生命伦理学专家进行论证。目前我国很多立法者并没有立法的经验，具体做管理办法的几个人闭门造车，结果搞出幼稚的或说低水平的争议来。对立法而言，应当积极避免“多数的暴政”，同时也需避免在“保护少数”的名义下设立恶法，这也就凸显出立法前科学论证的积极价值。“商务部提出这样的禁入原则是幼稚的，倒不是立法者有简单的歧视心理，关键在于无知。无知生恐惧，恐惧出歧视。”张北川对记者说。
反歧视公益人士、香港中文大学客座研究员陆军则认为，该《办法》在现实中完全没有可操作性，浴室不可能强制要求顾客抽血化验，或者出示所谓的健康证明。政府应藉此机会深入反思一下防艾的整体政策和策略，这种低级错误引发的争议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也是不该发生的。“中国近年来举全国之力防艾，国家领导层高度重视，尤其是每年国际艾滋病日高调现身反歧视已形成了一个传统，但该《办法》草案的出台，表明仅凭最高领导层的高调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机关的行为和观念并没有真正地改变。”
和张北川一样，陆军也对该《办法》专家论证环节的缺失表示质疑，他指出，商务部就该《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开门立法的体现，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值得肯定，但专家论证环节的缺失令人遗憾，因为专家介入可以保证立法有基本的合理性。“中国公共卫生立法的一个误区在于，政府部门往往以为仅仅邀请几个医学专家就能解决，但实际上艾滋防治还会牵扯到伦理问题和权利问题，是不是可以考虑邀请民间组织？可不可以邀请有立法实务经验的法学家和律师也加入？多领域、多层次的专家共同参与论证，才能保证立法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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