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34中体育馆屋顶坍塌，掩埋了正在集训的该校女排学生，搜救于24日上午结束，共11人遇难。这11人中有多少是学生，有没有教练或其他人等，目前不清楚。对于这起显而易见的人祸罪行，官方透露启动了调查。事件进入了后坍塌阶段。
死难者被屋顶碎片、钢构、泡了雨水的袋装珍珠岩砸死时，舆论场内上演着颇有意味的剧目：女性电影《芭比》冲破排片限制，激起了抗拒男权的大众讨论；西部歌手刀郎宣发新专辑，歌词创意取自《聊斋志异》，“阳光照不亮夜里的鬼，六畜难懂人间味”。
如此偶然群集的舆论情形，迫切地映证一个道理，仅仅局限在性别对立的话语竞赛中讨论女性境遇，要么是愚蠢的短见，要么是怯懦的阳谋。不把女性的遭遇和地位放在一个综合的社会场景下去辨析、定位，恐怕不能诚实地谈论女权主义。
那名死难者父亲、中年男人站在医院重症病房的走廊里，向周围的其他死者家属、便衣、教育局官员陈述他的遭遇：没人及时告诉他们抢救情况，他央求官方人士去沟通无果，总之是被隔离在女儿的死亡之外。其他家属附和，介绍了更多的被漠视、被敷衍。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这名强掩悲恸的父亲要求拍视频的人，把这个场景转发出去。正是这个视频及其沉郁、悲愤的内容，将本次事件的舆论顶托到大众情绪的高位。在它的衬托下，当地媒体将主官放在标题中的文宣手法，招致了更多的责难。
这名父亲的冷静陈述，动摇了齐齐哈尔坍塌事件“救灾才是新闻”陈旧叙事，也从侧面证明，对这件事的处理笼罩在官方的既定模式下，不会有什么意外。至于家属痛陈的人性匮乏问题，恐怕很难修正，而这一点也会与事故缘由遥相呼应。
综合各种因素判断，齐齐哈尔这起惨祸的舆论进程，群情激愤并没有见顶，一旦遇难女生姓氏名谁、生前故事被披露——哪怕是片言只语，哪怕受到遮蔽——她们的面目也会一下子显著起来，舆论定会迅疾跟上，其强度会骤然抬升。
齐齐哈尔对那位父亲及死难者家属所做的一切，是延续已久的作业手段，它是模式。舆论对这种手段有两种认识，一是承认它是有效的，将家属与死者（遗体等兴奋源）隔离，巩固官方主导地位；二是看穿它的虚弱，因为它总是将人性从悲剧中剥离，必将蓄势不满。
无论是手段有效论，还是手段虚弱论，都将官民带入了一致的泥沼中。负责处置的官员听命行事，注定不可能从这种抑制模式中获得民意谅解，整体评价一低再低。同时，死者家属、周边亲友及部分良心未泯的观众，都在深度束缚中背负愧疚。
这份愧疚感在家长那里体现得会很明显，也许那天他们本可以有理由不让女儿去集训，也许他们曾在屋顶堆积建材的半年多里看过征兆，却未能放胆预警，也许他们愧于无法有尊严地处理孩子的后事……哪怕官民无法共享一样的折磨，但那也是折磨。
眼下，全民正在等待两类信息的涌现，一是官方的调查通报，人们将审查它以怎样的精细度还原本次惨剧背后的人祸细节。可以预见的是，通报的公信力仍将接受民意检验；二是死难者的故事，她们的最后身影如何消失在父母的视线中，成为再也无法呼告的人。
在这些可遇不可求的信息前景中，齐齐哈尔这座城市的名字——从字面意思上——将变得不合时宜，将短暂地被人们调成黑白色。对于这座城市的声誉来说，真正的挑战已经开始，而发生在重症病房的场面，预示着很难有赢家，无非是谁以什么立场艰难地挺住。
长久以来，无论是在天灾还是人祸、抑或它们的合体中，那些受到伤害的、具体的个人，都很难得到纯粹的悲伤，难以进行深沉的、体面的哀悼。齐齐哈尔先是塌了一座体育馆的屋顶，而后，还将有多少“坍塌”会让人们正确地指出“这个那个都曾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