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自从习近平提出这个号召之后，内地官场就涌动下海潮，不少厅处级官员不奔仕途奔钱途。精英阶层的转身，对中国的政治版图将产生微妙变化。

据报道，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日前辞职，准备前往深圳华大基因任职。梅永红曾任职科技部司长，五年前由中央组织部选派到山东挂职锻炼。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梅永红仕途大有可为，如今却主动辞职下海，说明自从中共第五代实施反腐整风之后，官员们对仕途已不像过去那样热衷。

事实上，除了梅永红，近期还有多名厅局级官员辞职，比如山东菏泽市副市长张毓华辞职下海，出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另外，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原副司长刘殿奎、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原副司长张明伦最近也辞职，加入阳光保险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下海潮与邓小平南巡之后的下海潮有很大的区别，当时的下海潮是政府主导推动，而今次则是官员主动选择。另外，这一轮下海潮的官员，很多都是实权部门的，例如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卫计委等，这些担负重要行政管理职能的官员们与市场关系紧密，甚至与当时的监管对象关系密切，他们下海进入这些公司，可以获得高薪与股份，收入往往是政府工资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在短期内就可以获得财务自由。

官商勾结大发横财

那些聘请这类官员的公司，其目的就是利用他们在政府的人脉及讯息源，为公司争项目、争资源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这样也给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早前被抓的中国证监会处罚委原主任欧阳健生，辞职下海之后勾结中证监的处长刘书帆等人，大肆进行内幕交易，在股市上下其手，大发横财。

正因为此，内地不少学者提出要规范下海官员，建议官员下海之后，三年内不能前往曾监管的企业任职，以避免这些官员辞职之后行使腐败期权，但当局却迟迟不动手，后知后觉，这为官场埋下了地雷。另外，官场精英纷纷离开体制走向商海之后，也为中国的政治剧变奠定了基础。过去体制内吸收了大量的精英人物，这种行政吸纳安排，使体制外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对力量，对当局无法形成有效的挑战，但随着大批年轻官员下海，体制内外的力量开始慢慢改变，再过十几年，体制外恐怕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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