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江小燕17岁,就读于上海第一女子中学。

这一年,傅聪22岁,刚刚戴上“首位获得国际性钢琴比赛的中国人”的桂冠,才华洋溢,桀骜不逊。在华沙举行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结束后,傅聪留在波兰学习。1956年8月到10月,傅聪短暂的回到中国过暑假,并在上海美琪电影院举行莫扎特协奏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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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燕买票去听了。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傅聪。那时,一个是台上的天之骄子,一个只是台下众人中的一位“脸色苍白”普通内向的女学生。

25年后,傅聪回到中国,四处托人打听她的地址,給她送音乐会的票。江小燕“出于礼貌”去听了一次。

傅聪給她送票,是为了感激她为傅家做出的非凡之举:

在50年前的9月,那个“天天有人死”,连公安都靠边站的年代,江小燕带着大口罩出现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假托自己是傅雷的干女儿保存了“黑五类”傅氏夫妇的骨灰。

这让差点挫骨扬灰的傅氏夫妇得以“托体同山河”。此后,江小燕还写信給周恩来,为傅雷之死“正名”。

信没有送到周恩来的手中,江小燕被抓。

在许多年后,江小燕接受叶永烈采访时,叶永烈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她喜欢傅雷翻译的小说。

上世纪80年代,在保存傅氏夫妇骨灰一事披露后,江小燕谢绝一切采访,也谢绝傅家人的帮助,她告诉傅敏:“人与人相处,难免有‘人情’往来,但任何事情一落到‘人情’这一框框中,就失却了自然的真趣。凡属不自然的事,我希望不至于被我遇上”,她“只求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

江小燕,今年77岁,祖籍安徽桐城,父亲是画家。高中毕业后因父亲是“右派”,无法找到工作。1983年,45岁的江小燕在业余大学取得古典文学大专文凭,随后担任上海某媒体的文字与美术编辑。

终身未嫁。

1998年,江小燕致信《傅雷传》的编辑余开伟,希望他代为澄清社会上对她的传言。该信被发布在1998年5月的《书屋》杂志上,以下是江小燕致余开伟的信全文:

余开伟先生:

您好!谢谢您寄给我《傅雷传》,迟复为歉!

我已退休,除偶尔去上一些课外,一般不到学校。前些时候那个学生已回国,近期无课。这些天来,因患病去校医室,才从门卫处得知有邮件。

您在文章中对我可是过誉了,不敢当。当初有这举动时,才没料到历史会发展到今天的光景,更不敢设想,我的所为能被人们嘉许。

因为这件事已被多次报道,故在某些方面有些出入。愿以其实相告,想能得先生慨允,并冀再版勘正。

第一, 我当时虽已二十九岁,但并非“青年女士”,仅是一名高中毕业后(的)无业青年,身份依然为学生,这一点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于后,至于十九岁高中毕业--二十九岁这期间为何不能升大学,又不能工作,看最后补述。

当时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后(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个主要人先给我定了一个基调: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岁,于是说:“你已经走上社会,可以对你一切行为负责了。”但那人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我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工作,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所以我还是个学生。”

他没有立即回话,但我却从这一问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会”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脑子里极力为自己定下一个基调:我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善良、不懂政治、热爱艺术(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近于书呆子那样的女学生,女青年。并不是说,我在演戏,装样,绝非!当时的我,确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未向他们透露,十九岁那年,我已在“右派”问题上,有过一番动作了,这样,对我极不利,他们将视我为……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审讯”中的小例,说明我是如何使他们相信一个二十九岁的我的单纯。他们问我,“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那,傅雷做过这种事吗?”他们居然一时语塞,回答不出什么。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感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工厂里工人师傅。我看出,“审讯”我的人中,很难找出一相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连初中都没念过,这是我的直觉。因此,许多问题往往是他们一问,我一答,但他们又无法现找出更深一层的东西来反驳我。

我也曾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我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正因我深知中国的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我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

我还举出自己的父亲曾在邻居中,为五个募捐买棺,成殓,为无能力的邻居一手包办全部丧事(通过教会帮助,我父是个基督徒)。我向他们举出这些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

我注意了,我的这番话,在这些工人的心里引起了某种反响。这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眼中的神态上感觉到。

由于我一系列的答词以及我还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这原因,使他们在给我“定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 我并未“入狱”。

后来,得知,虽由工人、民兵等先“审讯”我,但后面是警备司令部。据说这件事当初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故,第一关的“审讯”至关重要,我是否“入狱”,完全看第一关“审讯”后,对我的结论。由上所述,他们对我的印象,决定了我不至于被押到更“高级”的地方去。

当时关我的地点是正泰橡胶厂民兵营房。四周全是男民兵的宿舍,只一小间空着,专门关那些被抓的要办的人物如走资派、四类分子等等,我就在这小间里。在当时历史实况下,大一些的单位,都设有这种“民办的监狱”,故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也总算“入了一次狱”。

再者,从事情的实质而言,确可认为被关押,被“审讯”过。之所以我提出这第二点,是要区别于现在意义上的监狱。

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末,余先生,极可能这个人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竭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自己的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等等,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纯厚善良的。

第三,在傅雷这件事上,日后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压办,而非具体环境上遭遇上的压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岁那件事带来的(看后述)。

可不要认为,始终是那样和风细雨的,不!真正的“审讯”场面,那种令我感到屈辱的场面不是没有,怎么说我当时的身份是个“犯人”啊!且是一个要案的“犯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问一答的进行,声调才渐趋于令人不感到痛苦。

今天,当然无此必要再述当时审讯的全过程。总之,由于我自己的努力、我柔和的态度、温和的细语(这原是我的本相,面非造作),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他们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

但就在我认为缓和时,那个主要的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我被这突然的恶变怔住了,心中担心情况也许不可能缓解。脑子当然不停地思索,为什么?突然我想起了,苏联的反主任捷尔任斯基,他在审讯犯人时,往往会对犯人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如果真做过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族的事,真要是良心有愧,那往往是经受不住他那如刃的目光的。

当时的工人阶级,掌握一切,也常常审讯各种人:走资派……因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捷尔任斯那种心理上的威镇法。一联想到这点,我想,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他们这是最后一道对付我的“菜”了。我也必须这样做: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而且必须在我的心中不这样的自白:“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就这样四目相对。当时我真觉得时间给冻住了,不走了,怎么这么漫长啊!余先生,我的分析一点都不错,他们用的的确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恶煞的脸一样,又忽然收起了这种凶狠的目光,还原到他原来工人的并不凶狠的眼神上。

并且,我居然还从那主要审讯者后来的眼光里,看出了一句话:“这个年轻姑娘人真是老实,心地真好,就是脑子简单了点,还会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干什么事……”那主要的人后来竟向我这么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

至此,我知道,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他再一次显出了工人阶级厚道的本色,眼睛中出不复有捷尔任斯基的那种目光……但随着当时历史 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当时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

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

有一点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当时的举动中属第二位。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

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的,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

不然,仅仅暗地里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

但现在人们传说的不是我为他人申诉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

在此我应当向您提及一点: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

求神在暗在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

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地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

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几年前,叶永烈先生找到我,曾在口头上同他谈起过骨灰之事的过程,但远远不如此信上的详细,我也没有在文字上同人谈此事。向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说得这么多,委实是第一次。您看,我列出的三大点,对您的文章,有了些更正,您不在意吧?责任不在您,因为有些内容毕竟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我只有一个想法:使一切保持原来的真正情况。所以,写了这么多。

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好了,现在补述我十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同前述第三点有关。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五有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身(生)的大事。

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

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

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

余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右以算是“走上社会”了。

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只能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

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离二十九那件事,整五个年头)。十九岁--三十四岁,没有前途没有工作,不能升学,无所事事(在家跟父亲练习书画),就是二十九岁那年管了一次闲事,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

我当然不会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

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相反,可以说,为了她,受累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虽未被他们戴帽,但享受到了比戴帽更多的右派待遇,且是实际遭遇上的影响。

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

这以后,我拿到过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又专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应拿到的本科文凭(中文系属上海教育学院系统的)。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现在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于一九八九年二有份拿到中级职称。

为何说,十九岁那件事影响到今天?

因为三十四岁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环环相因,什么都比人家晚,工龄比人家少,影响退休工资。就以职称而言,这次我已作了多种准备向副高职称冲刺!我们美术学院申报高级职称的惯序是,外语考试合格后,拿出自己成绩在本院展览厅开“申职展览会”。

外语合格了,展览会开过了,美院中评委全体通过了,但后来文件精神规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我于一九九四年申报,也将于一九九四年退休!

为何不早报!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刚评上中级职称,按规定五年后才能报高职,故只能一九九四年提出。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评上中职?--如此一环一环推上去,还不是十九岁那件事?

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

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

在写这回信时,又因老母手骨折而耽延了几天,直到今天才能完成这信,抱歉!

如此的长信希望不至引起您的烦恼,占用了您不少时间,实在过意不去!

谢谢您寄给我名片,可我从未印过名片,抱歉了!

新春在即,在此向您贺个早年并祝

文祺

江小燕

1998年1月23日晚11点4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