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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farmostwood.net/ 一、 在《大外交》这本书的发布会上，基辛格向媒体介绍这本书的主旨时，讲到美国人的世界观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外交政策的： 「美国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本性对正义的态度都一样，那些和美国对民主和自由看法不一的人，都是只是因为受了一时的蒙蔽才会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仿佛你要是把一个外国领导人带到美国来，带着他亲眼看看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就会衷心赞赏美国价值观了似的。这让我想起来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坚信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这回事，英国口音都是英国人故意装出来气美国人的。如果你半夜潜入一个英国人家里，在他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把他忽然叫醒，他就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好好说话了。」 人们常常忘记——别的国家忘记是因为他们从无这种经验，美国人自己忘记是因为它融入血液从而不需要特别记起——美国孤悬海外，历史上的内忧外患远远少于别的民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使得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和平是一种默认的状态，如果不被邪恶的势力所打破，本来是可以自动得到维持的。而对待邪恶的势力不外乎有两种方式：要么感化它，要么征服它。美国人通常两者都会尝试，其目的是设法让人人都走上美国价值观所展现的康庄大道，然后天下就会太平无事。「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一直是美国传统信念的一部分，虽然它完全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持。 与此形成鲜明对立的则是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列强们，在那里每个国家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自强史。法国从黎塞留执政时开始就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自己被东侧的强敌征服，德国要到俾斯麦的时代才从一盘散沙中勉强自立起来，而英国则念兹在兹不忘防止海峡对岸的低地小国落入任何一个欧陆强权的控制从而威胁到自己。沙俄虽然地域辽阔，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反而更强，始终在全力扩张和节节败退之间反复摆荡。一部欧洲近现代史就是这几个大国之间折冲樽俎合纵连横的丛林斗争史，无怪乎十九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会说出「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名言来。 于是当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之后，它和欧洲国家的观念之扞格不入，一度到了彼此都认为对方不可理喻的程度。美国怀着自认为人类历史上特殊角色的真诚自信，致力于承担起保卫和拓展自由社会的崇高使命。欧洲诸国从自身经验出发，坚信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高于抽象的道德标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张力会形成动态的均势，从而实质上有助于和平。有趣的是，双方的信念都带来过荒谬的结果：欧洲诸国全力追求均势外交的结果是把自己拖入两次世界大战，文明几乎毁于一旦。美国张扬普世价值的决心让它把自己卷入地球另一侧东南亚丛林里的一场内战里，几十万子弟兵埋骨他乡，还让自己陷入了全国性的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但信念之所以为信念，就是因为它并不反映逻辑，而是反映性格。基辛格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左右了历史的进程。他在评论冷战初期的美法关系时说到： 「归根结底，问题乃是国家和国家为什么要合作。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乎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作理所当然，而重点在于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来平衡。」 基辛格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从二战末期到冷战初期的这十年间，国际政治的要角们——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和阿登纳——是如何在彼此充满误解和冲突的过程中跌跌撞撞地形塑出战后世界格局的。这也是我觉得全书带来新知最多的部分，因为它生动地揭示了历史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微妙的平衡，让人忍不住思考今日世界其实本来还有可能是什么样子。这问题当然在任何时代都可以问，但在这一段问出来似乎是最发人深省的。 二、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似乎两者兼而有之。传统儒家文化确实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是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个人的行为伦理则完全可以放大为国家民族的相处之道。所以孟子会说春秋无义战，上可以伐下，而彼此不能相征。即使在今天，官方的外交话语也常常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不承认各国对同一争端的不同看法可能都有道理，而是一定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确」立场（不消说，当然就是中国自己的立场），只要各国都以合乎正确道理的方式看待问题，天下自然相安无事。——虽然中国和美国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立场相反，但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如出一辙，只不过各自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不同罢了。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国际地位都同十九世纪的美国相仿佛，而真正体会到欧洲诸国日日与邻国亦敌亦友和战相间的经验，不过是近一二百年以来的事。 但这一二百年来的经历又如此惨痛，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一变而成为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虽然未必宣之于口，但事实上更愿意坚信国际社会中强权即是公理，一切正义口号都是国家利益的幌子。他们的信念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已经不能相信这世界上竟然有人并不这样想。如果这些人听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口中被后世称为威尔逊主义的理想观念： 「判断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纠纷只有一个可能的标准，而此标准涉及两项因素：我们本身的荣誉及我们对世界和平的义务。」「由于我们要求依据我们所信奉的权利和自由原则，不受干扰地发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厌恶本身不屑于为的侵略行为，不论它来自何方。」 或者如杜鲁门所说： 「我们不会索取别人的领土，也没有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我们不会索取任何我们自己不愿赋予他人的特权。」 或者如肯尼迪所说： 「我国人民曾经为这些权利奋斗不已，今天我们也要承诺在国内和全世界保护这些权利。我们要让每个国家不分敌友都知道，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来确保自由的生存与胜利。」 他们一定认为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要么是天真，要么是虚伪，特别是对照美国实际上许多所作所为来看更是如此。而如果他们听到老罗斯福——他被基辛格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像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的总统——的话： 「对于威尔逊那样信任流于空谈的和约、不能实现的诺言，却没有有效的武力作为后盾，我感到十分厌恶。在外交政策上有腓特烈大帝或者俾斯麦的传统，比以威尔逊的态度作为国家永久的方针，对国家和世界都好得太多。」「缺乏武力的正义，与没有正义的武力一样坏，甚至更坏。」 或者如这一脉现实主义政治的远祖黎赛留在《政治证言》中所说的： 「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才有权利，弱者只能顺应强者的意见。」 这些人一定会引为知己，认为这才是强权的真正心声。这种世界观当然有其好处，因为它无需为道德感陷入挣扎，而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则成为理直气壮的事。它也无需相信别人的善意，因为所谓善意完全可能反而是最为彻底的恶意的伪装。这样的逻辑几乎不可证伪，因为一切反面论点都会显得像是过于幼稚，简直不值一驳。 但是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对他人世界观的误解，哪怕是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方向的误解，也会带来悲剧的结果。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双方的区别并不在于善良与邪恶或者软弱与坚强的程度，而更像是两个棋手在遵循完全不同的行棋规则对弈，并且都以为对方和自己下的是同一种棋。它的危险是相互的，并且很难说对哪一方的危险更大。 而且事实上，完全道德虚无主义的逻辑也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自圆其说。如果国家强大就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和服从，一直以来中国都应该格外尊敬和服从美国才对。如果中国人真的相信强权就是公理，为什么他们不在 1937 年就彻底投降日本呢？ 三、 有趣的是，作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大师的基辛格，在书中却格外赞扬了两位完全秉持理想主义作风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与里根。两人的成就有类似之处：小罗斯福总统在美国格外消沉气馁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国家赢得了战争和战后几十年的国际领袖地位。里根则是在冷战对峙最尖锐的时刻决定领导美国正面应战，几乎是以硬碰硬的方式把苏联逼向崩溃的边缘。但两人最伟大之处都不仅仅在于取得胜利本身，而在于他们能够站在时代的前端，预见到历史的潮流，自信冷静地坚持理念，利用超卓的个人魅力耐心地引领人民团结起来跟随自己前进。大多数领导人无论多么权倾一时，在这一标准面前都难免败下阵来。 但胜利未必能够简单归因于个人及其理念。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没有对照实验，因此因果关系只能假说而无法验证。以冷战为例，尽管通行的看法是美国获得了胜利，但这胜利在多大程度上是里根和他的意识形态强硬路线的后果？也许苏联的扩张政策无论如何都会导致自我崩溃，只是碰巧被里根赶上了好时机？基辛格虽然对里根大为赞赏（即使里根事实上一手扭转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大力推动的对苏缓和政策），但他也认为如果里根早十年上台，其理想主义可能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问题同样适用于里根之前的所有其他领导人。甚至冷战本身——虽然由于人们已经如此习惯它，容易觉得它的存在有不言自明的道理——也可以成为追问的对象。也许美国坐视冷战开端导致几十年的尖锐对峙，本身其实就已经是失败了？丘吉尔就认为，应当在战争甫告结束，苏联立足未稳时就和苏联展开政治谈判，全力压缩其势力范围，不让东欧国家落入其手中。但他领导的英国无力单独向苏联施压，而有能力的罗斯福又完全无意玩这一套典型的欧式地缘政治把戏。其结果是苏联成为二战的最大受益者，而冷战终于不能避免。 在基辛格看来，这是理想主义观念无视政治现实的恶果的一个例证。但他也公允地评论到： 「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本就是促成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假如罗斯福遵从了丘吉尔的方案，他固然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根本就削弱了美国抵抗冲突的能力。」 换言之，美国的观念虽然未必总能给它带来实际的好处。但若非如此，则美国本来也不会成为今日之美国。历史虽然不能简单的以成败论英雄，但昔日欧陆诸国日薄西山，而美国成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终究是不争的事实。 新的国际秩序事实上更像是一百年前的欧洲的放大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里，基辛格正确地预言到冷战后的世界局势。新兴国家遍布全球，其分歧和争端远较当日欧洲国家之间为深刻。美国虽然独大，但它调动资源的能力占全球政治能量的比重其实反而弱于冷战时代。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敌我关系，各个国家共同维护和平的决心和意志力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战争的风险不是减小了，而是放大了。 基辛格对此开出的对策是呼吁各国冷静地判断如何维护均势，进而保卫和平，向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协调时期学习，而不要重蹈其后来的覆辙。对于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克服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以更现实的目光理解世界。他说： 「美国的经验鼓舞美国人相信，美国是唯一无可撼动的强国，仅凭意识形态就能无往而不利。在后冷战的世界里，这种态度会使无知变为自恋。当美国既不能主宰世界又不能脱离世界，当美国十分强盛又十分脆弱之时，美国势必不能放弃让它之所以伟大的理想，但它也不应该妄自以为无所不能，而破坏了美国的伟大。」 然而维护均势的前提是各方都正确理解（虽然未必认同）对手的意图，而这往往是最不容易做到的部分，因为它不只关乎判断力，更关乎跳出自己熟悉的视角去理解世界的能力。基辛格在书中讨论了朝鲜战争（这一场战争在他后来的《论中国》一书中得到了更细致的分析），指出如果不是中美双方都严重误判了对方的战略，这一不幸的冲突（对北朝鲜人民来说尤其不幸）本来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和结局。二十世纪的其余几次重大的悲剧多半也是如此。 这本书写于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二十年后的今天，国际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基辛格的预言。总结历史已经足以让人悲观了，展望未来的时候基辛格试图保持乐观，但他有理由乐观么？

转按：有网友留言让我关注。本人人微言轻，也就是看看。但眼见这“官本位”搞到这个程度，也真是愤怒忧心。网友说“咋一听很美很高尚”，坦率说，和“美”与“高尚”根本就不搭界，那只看得见的手把市场搞得乌烟瘴气，那只粗鄙之手把教育医疗和住房这些基本的民生问题都搞得天怒人怨，好心你们有点自知之明，把那只难看的手收远点吧！   以下转发：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今有一种社会怪现状与您探讨。目前教育界有一种新动向，教育局采取组建教师集中管理中心或由教育局人事科直接管理的方式，推行教师“县管校用”，实现教师集中管理。     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统一教师调配、统一教师考核标准及待遇，使县域内学校间教师资源配置“无明显性差异”；学校负责教师的使用、培训和考核；教师集中管理中心负责与教师签订人事聘用合同，组织教师在系统内应聘、派遣以及教师档案集中管理、工资支付等细节性事务。但对未组建管理中心的区(市)县，仍由学校与教师签订聘用合同，中心的其他职能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人事科承担。       咋一听起来很美很高尚。但有些区县实行后，老师们惊奇的发现， 自己从生存的根本上被连根拔起，成为原学校领导踢打的对象，稍不注意就被学校领导踢回教师管理中心待岗，直至下岗。从此，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教师大行其道，有个性和水平，有道德底线的教师纷纷被边缘化。更有甚者每学期到聘任季节，许多教师纷纷私下到各校校长和相关领导那里送礼行贿，期望能够狗谋得一个岗位。       教师们这才明白，领导们设计这种制度，是为了更好的把手中的权力寻租出去，更好的整治有个性的老师，更好的实现自己阴暗的欲望。你可以想象，小小的校长们，摇身一变，成了呼风唤雨的皇帝。教师们则成了忍气吞声的丫环奴隶。      试问，当教育界剩下趋炎附势，唯唯诺诺，吹捧逢迎，市侩投机的教师，谁来引领我们的学生？     我以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恳请圈内的各位同仁，对此发起广泛的讨论，激发社会的良心，救救教育，救救教师，救救孩子！  

原文地址： 鲁迅是谁？ 作者： 陈丹青 　　 诸位：犹豫再三，这篇讲稿还是贴上。本期南方人物周刊刊用了其中五分之四，这里是未删本。                  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 陈 丹 青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请诸位原谅。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3，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4，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5，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娄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模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帐，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中国大使馆与台湾办事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反正令飞同志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斗争生活，其中，单是“气宇轩昂”的左联“元帅”周杨同志当了文化部长，六十年代又遭报应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得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李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尔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十月以来，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鲁迅是谁？”我愿去掉“鲁迅”两个字，改成“我们”。                                 2006年10月12日

    俺较得 ，读书是喜不喜欢的事，而不是有没有用的事。如果只为了赚大钱，可以早一点去钻研赚钱的技能和本事，如果只为了谋生却对读书没有兴趣，还真不见得能读出谋生的技能。   读书究竟有没有用？ 连岳 17分钟前 读书有没用？面对这个问题，平时不摸书的人也会大喝一声：当然有用。政治正确的答案在这里似乎只有一个。   我有个堂哥，大我一岁，是二伯父的第二个儿子。他只上了一年学，就再也不愿意读书。二伯父的大儿子读书成绩不错，全家指望他考上大学，跃出农门，光宗耀祖；所以并不在乎小儿子的选择，乐得他回家帮忙干活。     我记得几年之后的寒假，有一晚，我和小堂哥一起睡，席子下垫着香喷喷的干稻秆，我们聊到了一个严肃的话题：读书有没有用？我的观点自然是有用，他一度好像被我说服了，兴致很高，翻身起来让我教他写名字。   之后当然是走各自的人生路。我继续读书，虽然不出色，三十多年后，好歹也能自由自在，凭着读书写文章吃饭。读书，尤其是脱离了教科书之后的自我教育，让我领会到知识的乐趣。四十岁之后，只恨时间太少，好书太多。     堂哥没有回到学校，他安于当文盲。身体强健以后，他到一座小砖窑做工，偶尔经过时总是见他赶着牛在和砖泥。如此过了几年，他学艺成熟，另立门户自己开砖窑。制砖手艺他得心应手，可他见到工程多了起来，却毫不迟疑地冒险转型，买了一部卡车，自学驾驶，到工地接活。由于勤奋、诚信、忠厚，不停有活，后来又买了一部车，雇了一个司机。他变成村里数得上的富人，在当街的好地段盖了大房子，孩子们想读多久书他就供他们读多久。     我们少年时那晚的讨论，过了几十年，有了结论。读书有没用？因人而异，我认为有用，我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堂哥认为没用，他也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他那个被寄以厚望的哥哥，并没有考上大学，复读一年后，还是回到农村，收入不如他。仅比较他兄弟俩，读书无用显然更合理一些，哥哥耗费了家里的大量资源，产出却低，弟弟从小就养活自己，产出奇高。     读书有没用？这得交给个人去决定，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抱定读书必然有用，强迫不想读书、或资质不适合读书的孩子去读书，效果适得其反，既读不好书，也失去了学艺的最佳时机，毕业找不到好工作，“坏工作”又不愿意做，回家啃啃老，两代人干瞪眼——这是许多大学生的命运。他们被送去读不三不四的大学，听不三不四的老师上些不三不四的课，能指望学到什么？       文盲并不妨碍许多人创造价值。在我小堂哥这个乡村自由人面前，那些靠父母、靠政府、靠税收活着的人，有哪个比他更值得尊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只要能养活自己，选择不读书，是一点没错的。而一个读了好几个博士学位的人，出来却向政府乞求：“给我一个工作吧，要让读书人有地位。”这个人选择读书却是错的。     现在没几个父母愿意让独子（女）成为文盲，即使有，义务教育法也会跳出来动粗。决定要不要继续读书的时间点，只能放在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后，此时，可以让孩子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读书，不想读的绝不要勉强。     现在蓝领、小贩的收入有大幅超过白领的趋势，眼高手低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舒服”的工作，这都是好事。让就业市场来宣布答案：有能力的人、会创造价值的人才有出路，你没能力、只等着寄生，在学校混了再久，也没出路。如果喊着“读书一定有用”的口号，文凭高收入一定就要高，那么，这个社会才有大毛病。     多么爱读书的人，都得养活自己。知道这点，书才没有白读。 书读越多越要靠他人供养，那么这些读书人一定堕落到了无耻的地步。 不幸的是，我国偏有不少这样的读书人，而且他们一点也不会害臊。   （责任编辑：王晶） http://dajia.qq.com/blog/283020060736512   相关阅读：读书无益于赚大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2dyj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