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标语中国
作为一个生活在今日中国的顺民，良民或曰屁民，理应紧跟党中央国务院的步调而闻鸡起舞——鸡犬不宁的“鸡”，或是闻机起舞——机关枪的“机”。所以在我们这里，为了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有了很多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而制订的标语，口号和各种随时变化立场但都一贯政治正确的说法。这些简短有力，顺口押韵的宣传口号上承我国源远流长的七律诗和楹联之教化古风，左接西方现代极权—–包括法西斯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控制精髓，在红头文件和宣讲团尚不能覆盖的地方，对广大群众起到了很大的正面宣传教育或反面的威慑警告的作用。
大概是因为如今的城市既代表着政府和领导的形象，更是一个个庞大的政绩和创收工程，而且随着现代高科技和宣传手段，五毛党和信息员的无所不在，所以如今在城市里，除了在少数等待被拆除的厂矿企业的青砖筒子楼上，已经很少看到政治标语了。在一个个叫做“城市”的大工地上，遍布各处的更多的是一个个的红色或黑色的，标准的“拆”字，如此触目惊心，却又司空见惯。可是如果你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去看一看，除了那些贴着公路建得像火柴盒一样，前面贴瓷砖后面露红砖就像猴子屁股的新门面房墙上的电信或摩托车广告，你还会在过去的老房子或泥砖砌成，逐渐剥落的废墟的墙上，看到历年的许多政治标语。
比如最早的公社，大队会堂上刷的“为人民服务”啊，随后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把大跃进的战鼓敲得更响”啊，以及之后铺天盖地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打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和经济主义斗争到底”“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啊，直到后来的“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啊——这个标语中的“教育”可以替换为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一直到今天逐渐消逝的“三个代表”，“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和随处可见的“科学发展观”“坚决打击一切暴力抗法”“稳定压倒一切，严打一切破坏民族和内部团结者”……
这些墙上的标语汇集起来，堪称一部侧面的，但却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和过去驾在每个人耳朵上的高音喇叭不同，和早已回到造纸厂，或逐渐沦为藏家和炒家的禁脔，争先恐后的秘密收藏高价拍卖的大字报，红色宣传画与老报纸不同，在档案局，历史教科书和党史编篡部门尚无法完全清除的地方，在中国大地的每一面有点历史的墙上，这些历史的陈迹兀自孤独，沉默却不屈的屹立着。正如笑蜀先生先遣编辑的《历史的先声》一样，它们是一种特殊的笔杆子，不但到处择人而噬，而且在某个时刻，还可能会反噬其主。有时侯，沉默的见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冠冕堂皇，华丽单一的官修历史背后，在建国大业和建党大业的吮痈之癖外，它如藏在黑色天鹅绒袋子里的那把锋利的锥子，随时可能破壁而出。
这些遍布全国的,新旧不一的，大大小小的，长长短短的标语，有的早已被刻意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布满了灰尘和残破的蛛网，正如最近在新疆考古发掘的于阗古佛国的唐代壁画，虽然斑驳残存，但一旦重见天日，总能让人切身回到历史的深处，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当时的时代气息。有的却又正大张旗鼓，方兴未艾的被红色化纤布，石灰和油漆到处张贴，粉刷和高高悬挂。不知何故——大概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缘故吧——它们在这几十年里总是颠倒反复，在同一个墙体上彼此覆盖，又时常左右摇摆，很多时候更加是前后矛盾，但在其无所不在的3D包围圈式的灌输形式和简单粗暴的精神内涵上，却又是如此的一脉相承，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斩钉截铁，不由分说的口气和气势。
2.第一种智慧
虽然多数标语口号都因其狂暴，狂妄或狂热而如此的短命，以至事后总给人带来难以表述的荒诞乃至幻灭之感，但好在大浪淘沙，总还是有一部分标语如漏网之鱼，或劫后余生，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无常，终于顽强的坚持了下来。就我所见，其中有句话更是任他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就和我们党一样历久而弥新，不断的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来，简直和《圣经》一样，总是能在国王和主义的迫害下绝处逢生，适用于天底下的一切事物。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是无穷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
是的，这句话不仅一直和性交的基本动作一样,在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头进进出出,而且还盘踞在小学的语文和历史,政治思想等教科书里,它更是如此的渊远流长，振奋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让所有的人一听之下就和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不已,心潮起伏，如在云端。在中国这个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胜者为王的山寨里，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时代里，这句口号能一直激荡不同朝廷和意识形态下的不同国民的口号，大概也是独此一家。在我想来,它里面一定蕴涵着一种神奇的力量，或者说是携带着近代以来多数中国人的最基本的民族基因。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看这句话，看它背后到底展示了怎样的时代精神和国民心理。
早在戊戌维新时的康梁，直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时期，为了恢复被摧毁的国门和雪洗一败再败以至涂地的国耻，为了寻找在传统急剧断裂之下，乡村民生日渐凋零的农业文明的转型之路，为了挽救在西方炮舰和文化的双重冲击下溃不成军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帝国的文化尊严或曰文化自大，为了重新凝聚溃散的民族自信心，在严复，鲁迅，胡适等少数清醒而痛苦的自觉者，启蒙者的深刻反思之外，更具蛊惑力的是一种在近代以来，广泛存在于被迫沦为二等国家的东方文明古国里的，以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求国民自立自救的应变思潮。和鲁迅们通过新文艺和杂文来血淋淋的解剖自己和他人，通过引进现代性的个人自由主义来重塑国民心理和信仰，乃至要求彻底的改造国民性或全盘西化不同，极端复古，顽固的满清王公大臣倭仁们和试图调和中西，提倡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张之洞，到后来以新儒家为代表的现代复古派，推动着一种试图在不触动，批判，改变传统的王朝制度或儒家人格的前提下，通过外部的制度引进，创新来重建或曰恢复旧的社会秩序，重返国民自强和文化自信的思潮，反倒能得到更多习惯了因循守旧，害怕变化的国人的响应。
正是在这种同归（两派都是为了中国的自强与复兴）却殊途（一个是要求从国家到国民彻底的改弦更张，一个是希望只换制度不换人）的选择下，在一百年前由各地督抚主导逼迫宣统退位的所谓“革命”之后，更多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站在新旧时代的大门槛上，希望的却是在把专制制度从中国社会上剥离开之后，通过对过去的历史和国民性格的正面肯定来重新建立起过去的辉煌和自信。甚至很多在晚清，民国初肇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持激进的革新态度的知识分子和坐言起行者，因为民国以来军阀统治下现实政治的灰暗，因为宪政民主的晦暗不明，更因为对后起的狂暴的红色革命的恐惧，也终于自觉或不自觉的退回到了对固有文化的推崇信奉的老路上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激进派最后却回到了他们曾不遗余力批判的旧阵营里去，章太炎从早年义无反顾写下《与康有为论革命书》到沉醉于国故的，熊十力从最早的同盟会员到后来由佛学破门而出，转入了儒家新心学，周作人更是从兴高采烈的鼓吹“新村”运动退到“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的小天地里，更不用说在一战之后西方文明幻灭的废墟上，回头从本国固有文明里寻找救国之路的梁启超，梁漱溟等人……
我们这些今人，很多都跟随着粗暴狭隘，不容异己的当局的定调，在潜移默化之下，想当然的把他们这一代人归入倒退或落后的封建的反革命的套子里去，但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如果我们能切实体察延续士人传统而来的中国知识人，当时的矛盾身份和双重人格，就不能不看到，其中实在有内外交困之下不得已之感。在古今中外的多种力量的夹击之下，若是还没有绝望到像梁巨川，王国维，或朱湘那样自杀，那么从辜鸿明到钱穆的这些知识分子在对伪民主真专制，伪统一真内战的当局和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的西方制度失望之后，四顾无人之下，看来看去，最后只好把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广大散乱的，自私的民众身上了。
而既然改造国民性没有现成的制度和组织途径，看上去又是如此的事倍功半，遥遥无期，更不能像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那样靠武装部队起家，发动群众占地盘闹革命，处于精神和身份困窘中的知识分子们就只好一厢情愿的把“勇敢和智慧”硬套到没有权利也不知道争取自己权利的芸芸众生，或是下一代的年轻人的头上。他们用美好的愿望自造了一个有现代意识的国民主体，希望靠国民自己的力量来决定风雨飘摇下的中国的前途，但在当时散乱，沉默，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和持续数千年的牧民愚民政策，以及封闭落后的教育和信息条件下，这种靠“勇敢而智慧”的前现代的国民来自救，来重新实现大国崛起的愿望，注定是空洞无物的，是落不到实处的。
归根结底，这些嫌一万年太久，只肯争朝夕的急不可耐的知识分子们，在近代以来天翻地覆的西风压倒东风的世界格局下，却还是延续了过去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老子有责的道统：他们追求的始终只是“国家”这个大而无当的，虚构的政治实体的富强，却忽略了没有独立，健全的个人和社会基础，没有自由的个体，那么再富强的国家也必然会沦为统治集团里少数人的禁脔。不管他们把这个亿万散沙组成的“国民”或“人民”吹捧得多么高不可攀，但在在儒家爱有差等的“仁”和“忠孝”的宗法等级观念的影响下，始终还是忽略了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与幸福，在深入骨髓的，讲求功利和实用的工具理性的思想体系下，现代政治制度和人权观念里，个体的天赋权利就此被放大为群体，并且在群体的公共利益下被取代和消解掉了。
3．捧杀的背后
而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是无穷的！”这同样的一句话，在用暴力辅之以统战和宣传手段夺取政权的历朝统治者那里，却发挥了更加强大的政治宣传作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消除暴力夺权所带来的后来者可能起而效仿的潜在隐患，从国民党到其老对手，对国人脆弱散漫的信仰和心灵的麻醉与鼓吹就从未停止过，而且自1949年后，新的统治者更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这种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好许诺与严峻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分析下，偷偷孱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治基因，来制造内外部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对抗，从而为自己的暴力夺权和暴力执政提供稳定的统治基础，来制造狂热的单向思维的群众运动，以便在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同时，通过运动群众来威慑虚设的外敌—–不管是清不管是苏修，美帝，还是小日本，都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更加通过在口号和面子上抬高“人民”的地位，来发动人民斗人民，只要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上至国际主席，下至臭老九和黑五类，尽皆无以幸免。
反过来看，数千年来被专制压迫在社会底层的跪着的中国民众，无数生活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同样也需要这个关于自己如何有“勇气和智慧”的口号来安慰自己的悲惨的生活困境。在一个现代的极权国家里，无权无势的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多数人，同样需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之类的精神鸦片来麻醉和掩盖自己可怜又可悲的等级身份和处境。在这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向的迎合与配合下，在这个伟大的口号之下，于是一代代中国人的公民权利就此让位于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政权，让位于永远只停留在《宪法》和官方文件，宣传口号中的“人民”，于是你和我就都无可奈何的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上可有可无的螺丝，成了一个依然严酷的现代等级社会里，任统治者予取予求的方便工具。
以此来看，那么一切的正襟危坐者背后，其实都不免露出其毛茸茸的尾巴来。如今关于“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这个王婆卖的“瓜”——-此瓜不是在英国为十八大做着接班和接纳两手准备的那个瓜瓜，而是指那些红肉黑心，绿皮黑纹的，据说来自百多年前德国莱茵省的花花绿绿的杂交大西瓜——的虚幻口号更有现实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逻辑来佐证：既然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是无穷的，那么我们由此顺推，自然可以证明：党也就永远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是神圣而不容置疑的，是比日本天皇还万世一系，比秦始皇还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几十年来的几十亿有智慧和勇气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衷心拥戴和服从这个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党？
也就是说，按照党的辩证法逻辑，要么你就承认党说得对，自己是有勇气和智慧的，从而党的地位也就是永远要坚持的，但在党的领导下，你和你的后代从此就只能过一种没有勇气和智慧的生活。要么你就对党反驳说自己是没勇气没智慧的，那么这样的人好像也不配过上有勇气和智慧的更好的生活。如此看来，在党以人民的名义，颁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勇气”的名头下，无论你如何选择，结果总是过得很悲惨——这真是一个又简单又有效的逻辑悖论，更是当代中国人都无法摆脱的命运的圈套。
所以,如你所知，这种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向来只停留在人所难见的外太空。过去几十年来，它毕竟都是由党代表中国人民，奉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最后的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规律之名义，以此昭告于天下的。所以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也就更多的体现为由党代表国家和国民，慷人民之慨，向第三世界无偿输出靠人吃人积攒下来的宝贵粮食，援助，无息贷款，——-当然这笔债务最后总是要免除的，也就和白送差不多——同时也顺便大力输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体现为前后几次拿无数无辜人命染红旗帜的局部战争，体现为亩产万斤，全国到处放卫星，更体现为六次天安门广场上耀武扬威的大阅兵，以及在城楼上八次接见五十万到二百万不等的红卫兵之类的大动作……
这让我想起来，《老子 第十八章》早已有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就当下的形势来看，我们也可以就此解读说，正因为原来的大道和本原已趋隳灭，才有当道者利用种种中西杂拌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加所谓国学的道貌岸然的语言概念游戏，苦心经营出一种虚假的盛世景况和机巧的思想的幕帐，以此遮人眼目，掩盖语言表象背后那种种的残酷的真实。如果能勘破这几十年来官方的假大空宣传报道背后，其中天花乱坠，混淆黑白的意识形态迷阵，透过这些标语，我们正可以见出虚幻的盛世之下，其制造者本身的虚弱和矛盾本质来。如老子所一针见血指出来的，盛世之雄文，恰为末世之殇曲。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