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为了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30周年，《财经》周刊以《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为题，采访了原新闻出版署杜导正、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陈小鲁和中央党校王长江。我赞同《财经》杂志和杜、陈、王等对推动政改的呼吁，但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未竟事业，我却有不同看法。
毋庸置疑，30年前，邓小平在经历了被迫害、被屡次打倒的文革之后，曾对中共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这篇讲话中，对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等种种弊端，均有精彩的论述。而他的最精彩的论述却是在这段文字里，“……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好制度约束坏人，坏制度制约好人，这种说法从此流传下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只要一提到邓小平和政治改革，人们就会引用这句话。它成了邓小平真诚地主张政治改革的关键证明。不能否认，邓的这套说法，在当时相当吸引人，似乎一个 经济上现代化、政治上民主化的中国就要到来。但是后来大量事实证明，邓小平的那套关于政改的说词，全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不错，是邓小平首先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而后来的执政者无不信誓旦旦要完成邓小平的未竟事业。可是为什么三十年来，这个未竟的事业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呢？究竟什么是邓小平的未竟事业？为何触及了中共政治制度核心的邓小平，面对核心问题，总是虚晃一枪，绕道而行呢？
这里似乎只有一种可能，即邓小平意识到，政治改革对中共统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政改能解决一些执政当局急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在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的产生和进一步的解决，非常有可能对中共统治产生致命的破坏作用。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权力垄断、两极分化、腐败蔓延等重大问题的解决，无不同时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
邓小平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早就预见到了政治改革对中共执政的双向作用，因此，他既要利用政改对统治者有利的方面，以提高统治效率，又要避免政改对统治者不利的方面，以免断送了中共的江山。换言之，邓不能不搞政改，但又不能认真搞。这就是邓小平的未竟事业。
对邓小平的未竟事业，赵紫阳在他后来被软禁的5000多个日日夜夜中，捉摸得不能再透彻了。赵在《改革历程》中指出，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改革，根本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而是行政改革，是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这就解释了为何主张建立约束坏人的好制度的邓小平，会激烈地推动反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把身体力行建立约束坏人的好制度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赶下台，会不惜借用达姆弹和坦克车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原来邓小平的醉翁之意并不在好制度本身！而他自己，正是建立好制度的绊脚石。这就是为何吴国光等越了解邓小平政改来龙去脉的学者，对中共搞政改越悲观的原因。
至于现在的胡锦涛政权，对邓小平的未竟事业也理解得相当透彻，所以也不会搞真的政治改革。余英时先生近日在“谈俞可平所谓的体制内改革”一文中披露，现在的共产党没有意思要改革，许多中国来的朋友很坦白地告诉他，目前没有任何迹像显示中共会改变。
总之，所有关心中国政治发展前途的人，既不能对邓小平的未竟事业再迷信下去了，也不能单纯地等待现在的胡温当局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只有另辟他途。正如陈小鲁和王长江等人所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以执政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取决于执政者自己的判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