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美国之音 | 中国学者:中国有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观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周四发表文章说,西方主流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解释,有意忽略于己不利的历史事实。中国学者张维为这篇文章说,要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来龙去脉,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他说:这些观念,是人类共同财富,绝非只属于西方国家,这些源自西方的观念,中国人民也丰富了其内涵。中国另外一位学者俞可平也曾说过: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2014年6月4日,作为中国政治象征的天安门,门前有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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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李成:中共政权交接制度化分析报告

当下,中国正处于两代领导人的过渡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代际之间的权力交接只发生过3次。尤为显着的一次是于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政权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过渡给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实现和平、有序、制度化的权力交接。如果即将到来的这次权力交接,也能如同10年前那般顺利进行而且克服近来重庆出现的政治危机的负面影响,那么,对于中国领导层和整个国家而言,都将是一次巨大进步。 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的重要性,也反映在领导层变化的规模和范围上。在党、政、军三大系统,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三个最重要的领导层中,每个机构都约有70%的成员将实现新老交替,其主要原因是年龄。2012年秋季的十八大和2013年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之后,负责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经济和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公共安全和国防军事事务的重要人物将会包含大量新面孔。即将到来的最高领导层权力交接很有可能是过去三十年里规模最大的一次。 如同很多发生在中国的其他事件一样,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也是喜忧参半,希望和忧虑并存。有希望,是因为即将上任的新一代领导人,整体上与前几代比,在专业和政治背景上更具多元化,由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所以更具适应性,世界观和政策选择也更具全球视野。他们有可能会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化和民主治理贡献力量。有忧虑,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和政治精英日益多元化,这不仅使得领导层达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会引发人们对领导层团结力和精英凝聚力的担忧。 政治精英招募制度化 近年来,中国当局以及官方媒体在表述中共党内的监督和制衡制度化这一理念时,都频繁地使用到了“党内民主”这一术语。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在党内发扬民主,并且将“党内民主”定位为党的“生命”以及中共在未来能否保持主导地位的主要因素。 中共领导人及其智囊倾向于追求党内民主实验,换句话说,就是用一种渐进、可控的方式实施政治改革,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有400万个基层党组织、8200万名党员,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如果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间发展成为多党制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综合这些因素,以精英竞争为特征、与中国社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相联系的党内民主形式要比在中国推进直接民主选举更加符合国情。 实际上,民主之路在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国领导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版的民主会是,也应该有其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特点。毕竟,英国的民主,美国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不同。而且,今天一些相当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曾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一党专制过程,并在执政党内存在动态的派系监督和制衡。 应该强调的是,很多中国政治机构内的学者认为,党内民主仅仅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举例来说,著名理论家俞可平就认为,中国应该而且能够过“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走上民主道路。俞可平称其为“增量民主”(渐进民主),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是时间上渐进的、规模上可控的,并且应与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公民社会以及法治发展相结合。他相信,只有这样的道路才能在现有的各种政治力量准备充分之际,最终实现“民主突破”。 中国的党内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修辞。虽然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在选举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包括正式条例和非正式惯例在内的制度化机制也已经投入使用,以降低各种形式的徇私和权力滥用。很多重要制度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领导人的政治行为,也改变了中国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 1. 差额选举 在选择中央委员及其他高层领导时,中共采取了一些选举办法。自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开始,中国当局就在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中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即“候选人数额应多于预定的当选人数额”的选举方式。举例来说,高层领导决定中央委员会由350位委员组成,那么会有370名候选人员参与选举。选举过程中,得票最低的20人将会被淘汰。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经常使用这种“党内民主”的限制机制来限制高层领导偏爱的候选人的数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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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鄢烈山:平权: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词(上)

   一、从所谓“重庆模式”谈起   所谓“重庆模式”这些年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学界关注和议论的热点,至今也没有“盖棺论定”。即使薄熙来案审结,只要中国的现实问题依然,为“重庆模式”叫好,为薄熙来叫屈的人,仍旧不会少。   诚然,从地方和单位“一把手”掌握近乎绝对的权力、在他管辖的地盘上为所欲为的角度讲,正如一些人所说,“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最多是“增强版”;作为其鲜明标记的“唱红打黑”,不过是“文革”运动模式的故伎重演。但是,不必讳言,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搞的那一套,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意基础;在薄垮台前后,都有众多重庆市民真心地认同他对建设重庆的“贡献”。今年7月14日我又到了重庆,我们的司机和导游依然坚持原有的看法。   先说“五个重庆”的建设。2008年7月,“作为重庆发展的新目标、新追求”,薄熙来的市委提出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的“战略决策”。重庆市民不管钱从哪里来,既不关心也不可能知道重庆究竟享受了中央对直辖市和两江“新区”的哪些优惠政策,但他们感觉到了重庆市容市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变化越大越好,“只是到机场的路上树可能栽得太密了吧”!同饮一江水,重庆人为什么不可以与上海人攀比?一个地区能争取到中央的特殊政策倾斜,那是主政者的“本事”和市民的“幸运”。   关于“宜居重庆”建设,包括“从工作2010年起三年内在全市主城区和6个区域中心城市、2个卫星城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解决200万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先期建成和分配的样板社区,已有买不起房的市民入住并对外展示。不管这里面有多少寻租的名堂和作秀的把戏,它传递的是主政者对房价居高不下的中国大背景中对住房困难户的关心。   关于“平安重庆”建设,最受瞩目的创新是建设“交巡警平台”,集刑事案件、治安管理、指挥交通、服务群体等功能于一体,24小时执勤、快速及时出警。其中女子交巡警特勤支队,选警花做仪仗队式的表演,只能当旅游新景看待姑且不论;尽管“交巡警平台”设置耗资不菲,它们360度全天候的视频监控说是为了保市民平安,却随时可以作极权高压用途,但市民直观感觉到的首先是,把坐在空调办公室里不知干什么的警察赶上了大街,不能再傲视百姓,也可以威慑街面盗贼与凶暴之徒。   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三个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方面,重庆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至少口号喊得最响。虽说是在薄入主重庆之前,2007年重庆就被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正式启动是在薄临渝之后的2010年8月1日,引起全国高度关注,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户籍改革的破冰之旅”。在这年年底的全市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说,“重庆如果确确实实能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就是在创造历史,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这个说法,应该是很得人心的,不管他是想为谁“创造历史”。   再看褒贬分歧最大的“唱红打黑”。以“唱红”来讲,它迎合了底层工农市民中那些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比改革开放前降低了是不争的事实;他们认为毛时代贫富差距不像现在这么悬殊,官员没有现在这么傲慢与腐败,这大体也是事实。乃至有些人怀念“文革”,希望再来一场打倒“走资派”的运动,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毛泽东讲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时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转引自《十年一梦——徐景贤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85页)毛泽东像明太祖一样,把自己凌驾于所有官员之上,除他不论,毛反特权反腐败的说法显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乏真诚。揆之于今,按权分配,“有权就有一切”,“官本位”愈演愈烈,“权贵资本主义”,官商勾结“闷声发大财”,无本万利岂止比“比资本家还厉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唱红”让一些人怀旧,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并产生虚幻的打倒贪官污吏的希望。   就“打黑”而言,虽说是根本不讲法治程序正义的“黑打”,承续了完全无视基本人权的“三反五反”“打老虎”和“严打”运动模式,罚没的巨额资产只有少量进入国库而大多流入黑洞,但是普通市民却对开放年代发财的大老板被打击被“清算”持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的“仇富”心理同“仇官”一样,尽管偏颇偏激,也不是没来由的。如今的民企大老板,如果所做的生意与土地、矿产等资源有关,如果暴发与企业改制有关,大多有“为富不仁”的原罪,不能服众。这是人们心中不平与嫉恨的根源。   综上所述,地域发展失衡,城乡二元分割,贫富悬殊,官横民弱,为富不仁,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阶层固化”,是有目共睹的现实,人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状况。在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等政治口号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条件下,重庆的一系列做法,应该说是投合民意,让众多心怀怨望的弱势人群拍手称快的。   勿庸讳言,薄熙来主政一方,希望通过展现“政绩”、赢得“政声”,取得竞争优势而上位,这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值得赞扬;他号准了民心的脉息,存心迎合民意,这里面有政治智慧,也符合现代政治运作的逻辑。问题在于,他看准了病症,却存心讳言病根,开错处方,试图利用民意,误导民众,通过“唱红打黑”等文革模式运动群众,不惜祸国殃民来达成个人政治目标。    二、如何抵制民粹主义   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无疑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定义甚多而歧异(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之《五、民粹主义》),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民粹主义强调普罗大众的价值与权利,二是作为政治策略时,政客们以之蛊惑人心、操控群众。民粹主义有时与政治威权主义相结合,有时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薄熙来主政地方搞的是“内政”,自是与威权主义相结合为主。   薄熙来搞的迎合民意的这一套,有深厚强大的民族传统和历史传统。先秦影响巨大的墨家兼爱学说认为,“天志”是“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因而应当“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以下层民众造反来说,总是要打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从陈涉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经王小波、黄巢、钟相杨幺,到洪秀全的“入教之人,无论男女贵贱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莫不如此。然而,一、这是一套暴力造反的理论,所谓“杀尽不平方太平”;二、这是革命“翻身”论,所谓“彼可取而代之”;三、结果总是改朝易主而已,阶级压迫依旧,甚至如洪秀全天京政权,等级更加森严。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区别主要有;民粹主义者没有权力与权利观念,信奉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而民主主义者则强调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民粹主义者不尊重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重“站队”,只要“大方向正确”,而民主主义者不以众暴寡,尊重和保障少数人的人权;民粹主义不讲程序正义和规则,讲专政;民主主义者重法治,讲共和。   薄熙来搞的民粹主义那一套,更直接的来源当然是上世纪的红色革命传统和毛泽东思想。把干警都赶到大街上办公,把富人先定罪后审判,不要秩序,打破法律“条条框框”,领导一声号令,全部国家机器听命,舆论一律,群众专政,然后从胜利走向胜利,形势大好,一时间确也收到“大快人心”之效。这种运动群众的方式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十分熟悉。可以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就是民粹主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中共的理论和动员纲领,在夺取政权前是“反帝反封建”或曰“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中的“反封建”就是反对阶级和等级压迫,要求权利平等;所谓新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平权。毛泽东说反封建就是要砍断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尽管与夺取政权、反对有神论、瓦解宗族自治等“革命”和专政目标混为一谈,其中也确有平权的内容。要求权利平等符合人的本性,深得人心,也是完全正当的。问题只在于,其崇尚“武器的批判”到了迷信暴力的程度,不仅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认定“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547页),这样毛泽东自诩“无法无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根据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三个代表”(就其自命英明超凡的)精神,领袖和各级领导制定大政方针,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就是天然合理的。   用平等(或“平权”,即“使权利平等”)来动员群众虽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歧途亡羊,问题的是,用通过什么路径来达到这一目标。这就是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史上,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所谓修正主义),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及毛泽东、波尔布特等马列主义者的不同选择。伯恩斯坦等人的所谓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是反对阶级压迫,为劳动群众争取平等权利,但是并不主张消灭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更不赞美暴力革命,他们不挑动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性,希望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在争取普选权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从而达成民主与平等的目标,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用毛泽东时代反修防修时对“修正主义”的概括就是“三和两全”,即“ 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 全民国家、全民党”)。一百多年来的社会运动实践,已经证明哪条道路是正确的选择,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入WTO,确认“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走的是“三和两全”的道路,只是不愿意彻底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以便防止和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挑战中共为惟一的永远的执政党的地位。   如果,在中国能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特权,同时坚持非暴力的和平转型道路,在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民主法治的轨道前进,那么,用民粹主义蛊惑人心的那一套就不可能得售其奸。   借用中医话语来说,扶本强身,培正祛邪,肌体正气盛自然邪气难侵。    三、平权的道义正当性   准确地说,我们讲平等,讲平权,并非为了抵制什么主义、警惕谁的诡计,也不是为了与谁争夺话语权,而是出于人的本能,其正当性乃是基于天赋人权。自启蒙运动以来,此乃不证自明的人类公理。   《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一条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以下几乎每一条都有“人人”或“任何人”的字样。可以说,这是一个用平等精神统率全文,并贯彻始终的平权宣言。   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人大)虽然迄今尚未批准加入中国政府早已签字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中国已加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在其序言中确认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并在该序言一开篇就声明,“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   在权利方面人人生而平等不移的原则,不论是在自由、正义和博爱等价值观念范畴,还是在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等制度层面,都具有基础性,应是人类社会元规则。   就价值观而言,“自由”偏重于“个人的权利”,法国大革命时代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做出了经典的表述,“自由就是指有权做出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但是“自由”并非从来都是人人可得享有的,奴隶制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自由人(公民)与奴隶从古希腊的城邦到上世纪许多国家都是同时存在的;与之相区别,现代文明人追求的“自由”则是以“人人平等”为逻辑起点的。个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人人平等的原则,民族的自由(自决权,国家独立)也必须承认族群平等的原则。因此,“平等”强调的是“所有人的权利”,它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规则。“博爱”不言自明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不过它所描述和规范的偏重精神情感关系,相信人类有共同的起源或共同的主宰(神或造物主),并把“每个人的权利”(自由)和“所有人的权利”(平等)连接起来。也就是说,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基本价值“三位一体”,而以平等为核心价值。而所谓法国大革命“对平等的追求压倒对自由的追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43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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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 胡錦濤智囊批:中共菁英沒自信 裸官太多

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智囊、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近日在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為文指出,中共菁英缺乏自信,這不但存在於知識菁英和經濟菁英中,也存在於權力菁英中。他還直指,中共好多把子女送到國外的「裸官」(指配偶和子女在海外的官員),數量還不少。 因「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書而聲名大噪的俞可平,被外界視為中共體制內學者中的改革派人物。俞可平近日在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中刊出「推進改革需要自信」一文,直陳中共菁英缺乏自信。 俞可平指出,在中國現實中,權力菁英是最受社會羨慕的群體,一些權力部門的職位每年都吸引數千人競爭。這群菁英照理應最有自信,但缺乏自信的現象,存在於知識、經濟和權力界的菁英中。 俞可平指出六點缺乏自信的現象:一、許多官員底氣不足,內心相當脆弱;二、怕講真話、怕暴露真相;三、怕別人議論;四、整天只說別人的不好,挑別人的毛病;五、不少官員求神拜佛,樂此不疲;六、好多官員把子女送到國外,成為「裸官」。 如何克服官員的消極情緒,變得更自信?他建議:一、要有好的官員選拔機制和罷免機制;二、要培養和提高官員的實際能力;三、要有一個長治久安的環境;四、要對民族、國家、老百姓有信心;五、要對現實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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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7.30)——“党性保命”

作者: 信力建   1.【某日报:靠王林保财保命终究靠不住,最终要讲党性】王林是官场炮制出的演技不高超的蹩脚演员,是窥探某些官员贪婪无度镜子。王林们被某些官员当作精神鸦片救命稻草。对那些不信马列信鬼神少数官员,有必要大喝一声,该猛醒了,靠王林们保财保命靠不住,最终要讲党性、讲正气。 2.据法新社报道,赛西尔•柯燕戈是第一位进入意大利内阁的黑人女性,担任移民融入事务部长。26日,她在一次公开集会上演讲时遭人投掷香蕉。柯燕戈对此反应镇定,只是说,“请勿浪费”。后来,这位女部长通过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表示,这是一件让人伤心的意外事件。 3.美国“反同性恋”团体“出埃及记”主席阿兰•钱伯斯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宣布反同性恋团体“出埃及记”解散,对这些年被他言论伤害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致歉,“所有同性恋治疗是骗人的,我从没看过有人成功过。”新京报 4.《新快报》调查新闻中心记者刘虎周一(29日)发表在其个人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指其在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及万州区委书记期间有“严重渎职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 5.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示,“对薄熙来案的依法处理,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以及建设廉洁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起诉后,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的有关讲话是中国高层的首次表态。 6.被称为“好人法”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日前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 8月1日起实施。这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保护规定》明确了若被救助人主张其人身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举证责任应由被救助人承担,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湖南日前就官员婚丧宴请规定等征询民意,拟规定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除婚礼、葬礼外,其他事宜严禁邀他人赴宴。有人质疑做寿生子不准办酒是公权干涉私权,湖南纪委人士答复:你接受不了,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 8.“我还是想感谢……感谢张亚东教练和朱志根指导吧!因为不管怎么样,十年了,能有今天这么快的恢复也是因为我之前有非常好的底子和能力。其实……”孙杨话还没说完,泪已满眼。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以绝对优势夺得世锦赛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之后,孙杨在接受采访时两度落泪。 9.调查发现,广东人均日摄盐9.1克,超过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标准70%。“重口味”的后果,就是高血压患者群体庞大,“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高血压,50岁以上是1/2。”高血压又导致中风、心脏病、慢性肾病死亡率高,如果人均摄盐减至4~5克,专家推算广东每年因这些病死亡的人数将下降5万。 10.中消协29日对媒体发布的信息表示,无论线上、线下,经营者在销售代售或者代购火车票时强制搭售交通意外保险的行为,都属于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11.今天凌晨4点40分左右,福建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的古雷石化(PX项目)厂区发生爆炸,目前人员伤亡情况不详。该石化项目总投资137.8亿元人民币、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的古雷PX项目已完成投资133亿元,项目施工进度达78%,已于6月试投产。中新网 12.昨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广州市儿童公园建设工作方案》公布了儿童公园群最新建设时间表。广州计划未来2年内投入5个亿建设13个儿童公园,建成面积达到180公顷,这将是目前广州唯一儿童公园面积的180倍。 13.昨日,歌手吴虹飞的代理律师透露,吴虹飞因发出“炸建委、居委会”的微博后,目前警方已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检方提请逮捕。此前有检察官根据该罪名分析,吴虹飞可能会获刑5年以下。律师称吴已经向警方认错,“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无罪。”(南都) 14.【真正想要的才是最好的】1)最好的公司不是赚钱最多的,而是行业里最专业的;2)最好的工作不是收入最高的,而是能够成就你人生的;3)最好的客户不是贡献最多收入的,而是最懂你的;4)最好的员工不是最聪明的,而是能够始终追随你的;5)最好的朋友不是最常见面的,是你开口他必帮忙的。(@作业本) 15.【教育】美国小学开学上的第一课,整堂课的内容全是小学生跟着老师大声背诵:“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现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做出判断。”这段誓词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自为美国小学生撰写的。(@黄蕴章) 16.@吴祚来:有网友告诫我,小心美国利用民主分裂中国。不知道他看到了美国什么机密文件了。我作为人民,害怕的是人民被分裂,人民被分裂成不同的阶级,互相你死我斗,人民被分成城里人乡下人,各种不公平,人民被剥夺公民权利,天天面临迫害恐惧。如果担心分裂,最担惊的事情早已发生,人类本是一家却分裂成国家。 17.朱学东:【中国的忧伤】在那些极端的事态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毫无顾忌牺牲他人的利益,牺牲社会的未来,为一己私利背书。面对舆论的质疑,第一时间不是彻底严查,而是掩护背书,不是推诿给敌对势力的阴谋,便是临时工所为,几乎成了类似事件的必然流程。 18.俞可平:好多官员干脆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出现了所谓的“裸官”,数量可能还不少。官员把老婆、孩子送国外,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国家、对党、对民族没有信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他们来说一个都没有,他们什么都不自信。 19.袁伟时:要成为创新国家必须告别自由恐惧症,让青少年自由自在成长。以大学来说,让学生自由转学、自由转专业,只要校长脑袋不僵化,立即能办到。除了中国、朝鲜等少数国家,转学、转专业根本不是问题。计划经济思维害死人,不好好想想怎样为年轻人成长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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