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 宋石男）
明代诸帝，多沉溺方术，或迷妖道，或信番僧，结果扰乱国政，蠹蚀民生，遗祸无穷，如学者杨启樵所言：“（方士）此辈多缁黄者流，虽托名宗教，实售其妖诞粗疏之术。顾历代帝王信奉者甚众……以是怪迂苟合之徒得夤缘登进，或市恩修怨，或交接奥援而乱国政”。为简化论述，本文单及方士中的妖道，暂不及妖僧。实际上二者虽念的口诀、做的法术不同，但在以术蛊人上并无大异，举其一即可反其三。
明初太祖为巩固政权，排斥异端，严防僧道，控制度牒，甚至曾将数十“问题僧人”埋于泥潭，仅露其顶，以大斧削之，唤作“铲头会”。太祖之后的明代诸帝，却几乎无一不沉溺方术，宪宗、武宗、世宗、穆宗等即位之初都有抑制僧道之举措，但后来无一不反弹，尤以世宗崇拜道教方术为最，甚至以能否撰写道教青词来决选历届内阁首辅。
考妖道登攀皇室之手段，花样百出，天魔乱舞，但归纳起来无非两方面：一是满足其人欲需要，二是满足其权术需要。
满足人欲，直白地说就是满足性欲。明代诸帝多好房中术这一口，仁宗极可能就死于道教的春药。宪宗、武宗也好媚药、淫术，宪宗是僧道的春药都吃，武宗则主要吃番僧的春药。到了世宗，吃的简直就是道教春药大全了。邵文节、陶仲文是世宗最爱的两个妖道，进的春药方子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以婴儿初生口中血制春药饼子的。头牌春药要算所谓“红铅”，即选十三四岁美貌童女，收集其第一次月经，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澄，七度晒干，合以乳粉、辰砂、秋石等药，以补肾壮阳。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秋石，乃以童子尿加石膏熬炼如雪，而且必须在秋天提炼。为了炼红铅，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世宗从民间选8-14岁少女300人入宫，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300人，三十四年九月再选10岁以下童女160人。这还只是不完全记载，全部的“药渣”当在千人以上，真是谁知帝王屌，中藏千家血。不过吃红铅很容易吃出问题，世宗运气好或者身体好没吃死，只是差点被“药渣”宫女带队勒死。后来的光宗身体本虚弱，又荒淫无度，结果就吃红铅吃死了，史称“红丸案”，乃明三大疑案之一，也是当时朝臣争讼不休的对象。晚明党争，实始于此。
皇室的欲望当然不止人欲，还有权力欲。明成祖起兵靖难夺权，就有一帮妖道僧人盘旋其身侧，他自己还曾披发仗剑，以唤玄武神相助。以今日眼光来看，明成祖利用方士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其政权的合法性，通过方士的相术、谶纬之说等，确定九五之尊的天命；第二是其个人的心理寄托。什么龙形凤姿一类的鬼话，成祖本人也未必信，但可以形成心理暗示，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后来成祖得天下，立刻在武当山大修庙宇，以谢玄武大神。
成祖是夺权的特殊例子，另有帝王应用妖道等方士是出于专权的考虑。明太祖有不立宰相，军权统属中央、禁止生员议政等措施，明代中央集权程度因之较此前历代更强，但分权的制衡仍随处可在。譬如内阁，再如言路，甚至组织人事，都未必是皇帝可全盘掌控的。对此情形，帝王自然也有手段。前面说过，嘉靖历届内阁首辅，竟取决于是否会写道教青词，以及信教是否虔诚，这实际上是在以宗教手段削弱内阁的独立性或与皇权的对抗性，如此决选的内阁首辅，多被帝王玩弄于股掌之间。再如宪宗，用方术打破游戏规则，升迁不依常秩，只凭中旨授受，最初破格提升的官员成分还多样，到后来主要是妖道、妖僧。在宪宗执政的20多年间，传升僧道为官之旨竟达300多次，如此自然形成一个以方术为纽带的权力集团，皇权则获得较传统政治更随心所欲、上下其手的操作空间。
满足帝王之欲，妖道反过来也能满足自身的欲望，就像有首名曲唱的：“付出总有回报……步步高”。妖道收获的回报主要是金钱与名位。
金钱方面，像前面提到的明成祖大修武当山，花费奇多，甚至超过今日之世博会。王世贞《名卿绩记》称，成祖遣使去武当山建玄武宫殿，楣柱甃甓悉用黄金，是时天下黄金几尽。世宗是道教在明代诸帝中的头号粉丝，更是喜欢巨资营建斋宫秘殿，以致大臣刘魁上疏抨击说，“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文绣”，结果肥了妖道和包工头，所谓“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匠作班朱紫”。《万历野获编》中还有道士在举醮时揩油的故事，颇有趣，也可侧面反映妖道敛财无所不用其极之一斑。世宗时宫中打醮用纯金泥作书，操笔者就用大笔，每次蘸满，写两下就换笔，写完一门坛匾对，常要换数十只笔，回家后慢慢清理笔里的金泥，可得不下数十两。
名位方面，妖道也每有斩获。前已提及，宪宗朝被破格传升的妖道，至少不下数百人。而像世宗朝的妖道邵元节、陶文仲，所获名位就更高。邵是其时的“道教总领”，听起来似乎相当于现在的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其实权力要大得多，后来邵更官至礼部尚书（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宣传部长兼教育、文化、外交部长），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父母、师徒皆得授高官隆爵。至于陶，是当时的首席春药大仙，官运同样亨通，累擢至恭诚伯，时人分析说，“盖陶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哲相，俱堕其彀中”。
说“圣君哲相，俱堕其彀中”，是为尊者讳，差不多等于说晚年毛泽东是被四人帮蒙蔽了。明代妖道与皇室，其实是一拍即合、相互利用的关系。妖道借方术以进，猎取功名利禄，皇室则借方术满足欲望，既有肉体之欲，也有专权之欲。在二者缠绕狼狈之外，是整个社会追逐方术之风气。官员多与僧道交往过从，互为援奥，宦官与方术中人的渊源尤为深切；新崛起的工商阶层也热衷方术，像《金瓶梅》中西门大官人与胡僧建立在春药、缅铃之上的友谊足可证明；知识分子在诗歌文赋里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及方术趣味，并以此为荣；出版商也盯上方术这块吸金领域，雅致的如道教理论书籍，三俗的如道教房中术、春宫册子，可说是大江南北，一纸风行。但在方术繁华诸相的背后，则是政事的荒芜、秩序的破坏、国库的空竭以及民生的凋残。有论者称，“明于中后叶颓废不振，卒之亡其社稷，岂其为诸帝溺尚方术之故欤？”，这未必全面，但堪当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