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原子弹作为世上最明亮的焰火，是科技赏赐给战争的阴郁礼物，它燃放在日本列岛的上空，灼伤了整个人类的眼睛。正是基于这场灾难，二次大战以后，对文明形态和精神价值的反思，超越了对技术发明的渴望，而世博会从早期的器物/技术型展览，开始向观念型展览大步转移。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的主题是“科学、文明、人性”，这是“观念主义世博”问世的重大标志。此后，“进步和人类协调”（大阪，1974），“面向未来的新环境”（斯波坎，1974）和“发现的时代”（塞维利亚，1992），“可持续发展”（汉诺威，2000）“自然的睿智”（爱知，2005），以及“水和可持续发展”（萨拉戈萨，2008），这些普世的价值命题，构成了世博会新的坚硬传统。
但上海世博并未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念。“低碳”、 “环保”、“绿色”之类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成为点缀政绩单的华丽花瓣。本届世博主题——“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 city，Better life），被故意“错译”成“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译本”参照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早期城邦的愿景，却无视人类对城市的科学认知，并跟中国的城市现实脱节。这“错译”误导了民众，为他们虚构出乌托邦式的天堂。我们已经看到，城市病是大都市生长的必然后果。都市化引发的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是各国至今无法矫治的癌症。如果对此不做出必要的解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承诺，就会沦为自欺欺人的谎言。
几乎所有人都已发现，正是在世博期间的上海，“城市病”迸发出典型的“中国式”症状——流动人口大规模涌入、物资短缺、物价飞涨、交通拥堵和管制严厉。这是一种反面的历史实践，展示出城市化运动带来的戏剧性灾难。在民族国家和区域政府双双达到性高潮的同时，普通市民必须承受“自我献身”的疼痛。
世博本身的组织理念，跟世博的核心价值——“低碳”，构成了难以调和的逻辑悖论。花费4000亿人民币作大规模城市改造，消耗大量钱财、能源和人力，污染城市环境，已经制造了第一轮“世博病”。此后，主办者不仅开幕式上启动江岸照明，严重消耗电能，还燃放价格昂贵的焰火10万发以上，制造了第二轮“世博病”。而后，为完成“七千万人次”的参观指标、创造世博史的“第一”效应，不惜动用 “举国体制”，推促大批“旅游者”前往上海，而人流和物流制造的能耗、污染与拥挤，只能加剧生态危机，形成长达6个月的第三轮高碳化浪潮。
在接踵而至的“世博病”面前，新技术在园区内产生的低碳效能，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我们被迫夹在“世博”和“低碳”的博弈之间。因为大规模世界性会展的形态本身，正是低碳信念的敌人，而任何一种针对低碳的赞颂，都只能是对世博会的深刻嘲弄。世博会将无法摆脱这种可笑的逻辑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