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命名
胡泳
2010年08月28日 经济观察报
在2009年，我们纪念了两件很大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在2010年，我们迎来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不知有多少人注意到，在这些纪念中，在21世纪——这个世纪曾被无数人寄予浪漫化的幻想——的飞速流逝中，我们中国人面临一个极大的窘境，即：我们无法命名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给一个时代命名是件很大的事情。特定的名称，不论是写实还是比喻，给了我们有关某个时代的信息，事关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不仅人们会受到他们所命名的时代事件的影响，而且命名本身就是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产物。政治家、学者和其他拥有话语权的人往往作为命名者而出现，但他们命名的理由本身就会显示命名者一己之意愿。问题在于，和这些命名者同时代的人，会对已被提出的命名表达赞同吗？
有的时候，对一个时代会出现多种命名，这些命名会彼此竞争人们的注意力。然而，也存在另外的极端，即有的时代无论如何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命名，只好变成“无名时代”。很不幸，生活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里的中国人，就正面临着一场命名的麻烦。
2009年10月，我在香港碰到朱学勤先生，问他当下正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他告诉我，他在为一件事情而苦恼——我们集体经历着一个“无名时代”，我们丧失了自我命名的能力。
无法命名的时代，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是一种尴尬，一种耻辱。由于不能用一个名字概括所处的时代，人们不得不用世纪形容词来替代年代形容词，而这是很愚蠢的。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试图站在1905年1月这个时间点上去界定整个20世纪，他能预料到苏维埃共产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普及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吗？在那时，英国和法国似乎比美国更强大，电还没有进入家庭，广播和电视都无从谈起，飞机虽已发明，但还没有被用作战争武器和跨洋旅行。也就是说，这个人不具备他所需要的可以精确描述即将到来的世纪的任何信息。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尘埃落定时，称20世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端的年代”——这显然是后见之明。
达不成一个命名，这给一个社会带来严重的修辞学问题，并一定会进而影响到所有的社会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像寓言中所说的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抓住时代的某一个特征而将其无限放大，最终夸大为整个时代的特征。这样的做法会使人们对一个时代的评估产生严重的分歧。比如，对建国的第一个10年，怀旧者认为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没有腐败也没有玩世不恭，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多快好省地建设着社会主义；而怀疑者认为其后若干年把中国拖入内外交困的深渊的所有种子在那个年代都已埋下，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后来一步步演绎为现实的悲剧的开端。
当然，必须承认，把人类的时间分成10年一段的线性过程，每一段各有其鲜明特性，这种做法本来就可能是自大的和愚蠢的。就如同我们非要把一代代出身、成长和思想都迥异的年轻人称作“80后”、“90后”一样，强迫划分年代可能会失之于过度简化。然而人类从天性出发需要某种时间维度上的世界图像，他们依靠这种图像寻求认同和自我定位，一如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人们就会想起翻天覆地的政治和文化动荡，而讲到中国的80年代，无数人就会产生对国门初开、思想如决堤之水般自由和解放的怀想。也因此，寻找年代的命名是生活在某个年代之中和之后的人的天然责任。如果我们持续生活在无名的时代——“你们的命名能力哪里去了？”——将来，假定我们的子孙如此尖锐地向我们提问，我们会赧颜以对。
一种最常见的情形是，依然延续30年的改革开放来称呼30年后。然而，我们不再能够用“改革”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了，历史上没有长达30年甚至60年的改革。而且，从现实来看，目前改革的资源、道德动力、理想激情乃至在社会上的感召力都越来越式微，无论很多人是否愿意承认，一个改革的时代都已经结束了。这是有人提出“后改革”时代的说法的缘由所在。
但是，我们知道什么东西结束了，我们却尚不知道什么东西开始了。历史上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新时代无法获得自己的命名权，要挣脱旧时代的束缚才能获得命名。在新旧交替之际，人们徘徊而又徘徊，最后想出的命名本身就是一个杂糅物。
朱学勤先生说，他对时代的命名，想来想去，还是称为“社会转型”，比较中性。在转型时期，新的肌理的肉芽在艰难地成长，而大片腐肉在脱落。其实，学勤先生忘记了，我们的近代史上，曾经也遭遇过类似的尴尬，而有一位大学者，已经提出过一个命名，他就是梁启超。
任公于20世纪的第一年（1901
年）所发表的文章《过渡时代论》，明白无误地刻划出那个时代的不新不旧之处：“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
这个“过渡时代”的提法，我觉得完全可以拿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如任公所说：“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其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其在过渡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勇可贾与否，亦难料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矞皇。”
任公发出了“美哉过渡时代乎！”的赞叹，但又指出了过渡时代的危险，以及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他说：“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时势英雄，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耶？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于时代之用为贵。……抑又闻之，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中国之未来，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这是何等的洞见！作为一个坚信互联网会推动中国变革的人，我亦认为任公的话充满互联网精神。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我把它修改一下：网络一经掌握群众，就变成物质的力量。随着网络成就越来越多芸芸平等之英雄，他们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必将推动中国进入“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矞皇”的新境界，从而使我们走出“过渡时代”，而迎来崭新的岁月。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