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19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大陆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众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产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众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民众的“圣君贤相”幻觉，二是开放以来形成“政治退出机制”导致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大陆统治之所以能维持，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国通过反复教育宣传在民众头脑中定格的形像。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被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迫害和打压的民众经常说：“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他们所作所为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 “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 ……如此等等。
中国思想界对民众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分人认为这是民众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民众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期望中央政府的清正廉明，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
实际上，这种“现代圣君贤相”情结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国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泽东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10多年前朱镕基就任总理时，就是被视为“贤相”而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载了太多的民意和过于厚重的期望。这固然因朱个人特殊的性格极富魅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民众的“圣君贤相”梦想在起作用。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众再次寄希望于一点：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一如当年对朱镕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盼望着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奸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国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仍顽固地抵制西方民主制度），而是“新”在领导人的“贤明”与“亲民”。
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比如毛泽东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权力，并且率性而行，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邓小平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因此也越来越为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众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比如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为“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为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支持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又比如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大陆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为，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其实中国大陆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众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信息。
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证明：专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为了民众利益着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藉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品。而在如今，民众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信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信息的权力，镇压民众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很难争取社会得广泛同情。中国民众与官府的关系，《炎黄春秋》杂志常务社长、总编辑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这两本书中都有极为精当的分析，那些“元规则”与“潜规则”至今还在支配中国社会，并未成为历史，“出售英雄”的戏剧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断重演，只不过出场的人物与时代有所变化而已。
第二，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借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中国。因为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众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
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新西兰、加拿大等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出国留学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发生的资金外流高达近50亿美元，其中很大部分是让子女借读书之机出国“打前站”的官员。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么样的“票”。
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为衡量指标。被中国大陆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为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
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为明显的短期化。
如今，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成为世界上收入和财富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更把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财富分配的失衡推到了一个危险点。当前层出不穷的极端事件，使得整个社会对现状不满、对未来不抱希望的情绪显现无遗，再也无法靠粉饰升平来冲淡和遮盖。
据最近《经济观察报》题为“收入分配改革转向，重点减少政府国企财富”的独家报道，中央高层似乎有意不再回避财富分配这一核心问题，做一些实质性改革。与过去单纯依赖主管行政部门作改革方案不同，这一次由人大财经委，民盟中央和国家发改委三套人马进行全国调查，要拿出三套不同的改革方案。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减少政府和国企的财富比例。但正如报道承认的，这其实既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新思路。文章透露，“早在2000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的华建敏就曾组织相关部门拿出过一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最终面世”。究竟是什么样的“种种原因”，该文只敢透露有限的细节，比如国资委人士在2006年阻击了提高国企上缴利润比例的方案。但为什么一个部门，就有权力否定关系到整个国家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改革，文章不敢深究。
文章说，此次“中央决心已下”；但问题是，高层有这个政治决心，但真的有能力推行必要的改革吗？！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为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为过分压榨而产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