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媒介（medium），除了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具有传媒、媒体的意象之外，其本义则含有中间、中介（middle)之意。本文试图从媒介的“间隔”之意象出发，试图探讨一种 “制度之恶”（以极权主义为例）是如何可能驾驭着一片国土上几乎所有的人民去制造那些骇人听闻的人性灾难的（从纳粹屠犹、斯大林主义清洗再到中国的“反右”、“文革”，以及柬埔寨“红色高棉”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针对“制度之恶”，只要是一种不合作或者反抗是普遍式的，那么针对这种不合作或反抗的一切惩戒与规训将在一夜之间不击自溃。在邪恶制度面前，我们并非没有怀疑与良知震颤，但却总是因为某种害怕而放弃独立思考与伦理道德，成为一种普遍暴行的共谋者与同路人，这又是如何可能的（要知道，真正实行纳粹屠犹“最终解决方案”的不是什么臭名昭著的纳粹头子，而是最最普通的德国人！）？
由此，笔者把着眼点放在“媒介”这一中心词意上，并且引申到一种对广义社会文化的批判层面，试图揭橥“权力之媒”是如何建构像极权帝国那样的巍巍大厦，以至于消弭了人性之善的层面和追求自由的天赋权利。要懂得这些，首先要从媒介的一般特点说起。
二．
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提出“媒介即隐喻”的观点，意即媒介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表达形式而已，它还决定了我们表达何种内容和如何表达内容，并“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方式来定义现实世界。”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波兹曼试图证明这一观点，他指出在以铅字和印刷机为主导的美国公共话语与以电视机为主导下的美国有多么的不同。在以铅字和印刷机的统治之下，“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大到总统竞选演说，小到人们阅读书籍、报纸与日常交流，无不以逻辑性极强和需要深思熟虑的理性内容为基本。这是因为铅字印刷这一媒介决定了其表达内容的是理性的与思辨式的，而非感性的与娱乐式的。而在以电视机为主导下的美国，公共事务被降低为选秀般的娱乐活动，公共语言遭到污染与破坏，成为一种意义空疏的价值躯壳。一切皆以一种无聊的、琐碎的娱乐形式而出现，人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因之，媒介的作用才显得比原先任何时候来的都重要。因其甚至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社会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走向，给予个人以何种气质与性格特点。而国家机器的操作，又无不是以媒介的形式来上传下达，从而形成一种权力结构并保障其运转。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权力之媒”所达成的实体性效果。
三．
电影《死亡实验》讲述的是一个关乎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被试验者被分成两批，在一所全景模拟的虚拟化监狱中分别扮演看守和犯人两种角色。事先，实验人员先向扮演看守的那批人读了六条规定（制度），在向双方保证了实验的安全性之后，便放手退到幕后进行观察。在实验的过程中，监狱的看守们在没有任何压力与逼迫的情形下，对犯人从最开始的口头命令到之后的暴力摧残一步甚于一步。而犯人们虽然人多势众，但无疑被每每在场的监控器、监狱的铁栏杆、与看守们的制服与警棍吓坏，逆来顺受，所换来的却是更甚于以往的肉体刑罚。在犯人中最具反抗意识的人是犯人“77号”，他最终带领犯人们砸碎了监狱，制服了看守，这时实验戛然而止。电影虽然以犯人们反抗暴力压迫的胜利而告终（它反映了追求自由的美国文化精神），但犯人们也因其盲目顺从付出了一名狱友无辜牺牲的高昂代价。犯人最后反抗与制服看守的成功又恰恰说明了监狱的惩戒效力与范围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可怕，迫害之所以一步步升级的原因在于犯人们的逆来顺受和盲目顺从。事实上，犯人们因监狱的幽森神秘，彼此的隔绝，无处不在的监视器，看守们的颐指气使，以及在他们眼前晃动的警棍使得他们陷入孤独、恐惧与绝望之中——这正是“权力之媒”所建构的可怕与恐怖促使人们丧失了反抗意识和反抗能力。“权力之媒”所达成的实体性效果 ——不仅消弭了反抗的可能性，同时也产生了受膜拜的暴力和“平庸的邪恶”。
在历史真实上也确有相类似的社会心理实验，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著名的“米尔格伦实验”。实验的开展恰在以色列政府审判纳粹屠犹分子艾克曼之时，这也赋予了实验以独特的文化社会背景。汉娜·阿伦特论证说，艾克曼只不过是当时德国社会中普通的一员，像他这样的人在德国到处都是。他所产生的罪恶是一种“平庸的邪恶”，因为他作为一个普通德国人的恪尽职守，才去执行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万湖计划”。而“米尔格伦实验”也确实给阿伦特的论证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在此实验中，被试验者被要求扮演教师的角色，并对另一个房间的学生（学生其实是由实验人员冒充）在问题回答错误时进行电击的惩罚，错误每增加一处，电击就会相应增大（可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电击的发生）。伴随着电击，实验人员会放出尖叫与呻吟声以及“患有心脏病”等等的呼喊，可教师们还是被要求将实验进行下去。到最后，竟然有65%的被实验者施行了最高伏特的电压！
由此，阿伦特质疑把艾克曼进行妖魔化的做法，因为法庭明显忽视了“制度之恶”对人的规训作用，人们驯服于权威已经到达了一种多么盲目的程度，以至于可以抛弃思考与良知！
这两个实验所表明的，是人在一种“制度之恶”面前如何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施虐者与受虐者同时都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同样都属于丧失了思考与判断能力的驯服者。在这样的制度面前，人人都有成为艾克曼的潜在危险。施虐者的驯服来源于制度利诱，制度通过允诺赋予其一定的角色与这种角色相应的权力配置来服从上传下达、上行下效的权力机制。受虐者的服从自不必说。被试验者之所以那么迅速的进入角色，则是因为“权力之媒”给人带来的神秘与幻想。可以说，权力和对这种权力的服从皆来源于想象，而想象的可能性则是“权力之媒”所具体赋予的。对于施虐者，“权力之媒”首先给人提供了一种权力的无限想象：对监视器的使用，对警棍的执掌，对监狱大门的开启与关闭给人以无限权力感的想象，正是这种想象让人觉得他者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是他者的救世主和裁判官。正是这种无限的权力感让最最普通的人做出了最最邪恶的事；对于受虐者，“权力之媒”则是给他们提供了被监控、被禁锢与被压迫的无限想象空间。监狱的幽森神秘足以使任何反抗行动胆战心惊。是制度，赋予人们以不同的角色扮演；是媒介，规定人们不同角色扮演的具体内容。正是这两者，促成了“平庸的恶”与不知反抗的人。
四．
在极权国家与极权社会中，许多人性灾难所带来的后果并不像几个社会心理实验那样来的轻松。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到处充斥着单向度的语词表达，“因其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是谎言与暴力”（徐贲）。这种单向度的语词表达本身并不需要理解，而只是需要听从。事实上，一切单向度的所谓不容置疑的“真理标准”其本身所标榜的这种不可证伪性也就反过来证明了其谎言的实质。通过谎言的流行和相应“权力之媒”的设立，极权帝国的空壳大厦巍巍而起。在这样的帝国中，语词的意义表达所指涉的对象是往往是缺失的，并无其实质性内容，仅仅成为一种意义空壳而单独存在。在这样的语境中所产生的知识，并非一种美德，而是一种欺瞒与吓阻。比如说在极权社会的话语语境中“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并非含有如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具有可说理（真理）的成分，而仅仅成为了一种单向“令符”。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命令，不论理解与否（有所谓“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军人都要执行。由此，军队也就很容易地蜕化成为某个政治集团实现其私利的工具。
但在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语境中，“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句话就无疑含有其应有的真理性成分了。因为这句话本身的价值含义并非国家机器和权力机构的单独赋予，而是在国家与公民之间达成的共识（契约）。这种共识进入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并且成为一种社会常识而普遍存在。所以，服从命令本身的对象也就不是某一个政治集团，而是国家和公民意志。军队服务于国家而非政党这就是“军人天职”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如若这个基本条件受到破坏，那么军人也就理所应当拥有 “不服从”的天职（如越战时美军从越南撤军所听凭的就是公民意志与国家权力相互之间博弈的结果）。要言之，在一个推行民主宪政的国家框架下，“权力之媒” 本身的要求不是去建构国家机器运作的神秘性和推行某个政治人物的神话，而是推行公开透明的权力框架与运作模式，通过相互对话、妥协与宽容进行相应的利益博弈与角逐。
这样来看，在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当中，权力并不是一种先天具有实体性质的存在，权力只不过是一种在双向互动的博弈中所达成的具有实体性效果的存在样态。并没有什么天生的“金科玉律”以供听从，而是在公民与国家之间所达成的共识，成为维持一个理性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进而纳入到公共空间的常识领域，遂至形成相应的“命令”。在这里，可以理解和命令本身的强制性并不冲突，因为真理性、合法性是命令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根本性前提。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可供一个理性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
可是在极权国家，这样的命令不仅是单方面的和死气沉沉的，而且也是所谓天生的动摇不得的真理（有所谓“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故这样的所谓“命令”实际上成为一种吓阻和自欺欺人，这样的所谓“命令”是不断制造谎言和恐怖的渊薮，使得“听话”、“听从命令”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些许的怀疑与不满便马上转变为“没有办法”的空头哀叹，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无从谈起。通由“权力之媒”，使人陷入恐惧、孤独与绝望的无限想象之中，让人谵妄其主体性的存在和作为普遍反抗的可能性，从而把人本身的命运无条件地交托给他者。
但事实上，权力结构因其本身的空虚和不堪一击，如若想维持其这种非正义的统治存在，必须不断建构其运作的神秘性。至于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转，甚至深处体制之内的人都无从知晓与过问。每一层权力机构所负责的，只不过是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上面干些具体的拧紧螺丝钉的工作，他们听从上一级权力机构的利益许诺和惩戒规训，虽或心存不满，但这权力结构运作的神秘性和不断地进行利诱与制造的谎言和恐怖，业已消弭了可能的普遍性反抗。至于宏观国家机器的运作流程，恐怕只有初设此种权力结构的人才心知肚明。久而久之，也便无人知晓这机器到底如何运转，人人都成了那个拧螺丝钉的好工匠，使得国家机器的运转得以自然化与自为化。在这样的制度和权力框架之下所生活的人，是去个性化和失却创新性的人，是一堆生动至极的行尸走肉。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道德危机已成为普泛的社会危机，人与人之间形同陌路，基本的良知责任与伦理道义业已丧失殆尽。谎言与虚假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假大空的套话一次又一次地诉说着其空疏与无意义。人们渐渐地爱上了这种以恶为基准的秩序，并“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波兹曼）
五．
而从现在看来，网络传媒技术使得人被活生生地置于电脑程序之中，人成为了网络程序的一个步骤。计算机统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业事业，吾人并因之为其昂首与顿足。大众传媒的方便快捷造就了信息的洪流与追求单纯娱乐效果的个人。任何重大的灾难报道都被转化成数字统计和歌功颂德的现实材料，这在仍处于后极权或者威权社会的中国来说尤为如此。信息的洪流一次又一次地冲淡了对过去时代的苦难记忆，历史依旧重复着它自己……
正是“制度之恶”造就了成千上万个做恶的人，它不仅败坏我们的德行，而且还败坏了我们的文化。在这里，不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都有反思与忏悔的公民责任。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如何能够恪守基本的道德良知并相应做出某种有效地不合作甚或抵抗姿态？这些业已成为了民主国家公民教育所讨论的内容。可是在现今仍然处于极权或后极权状态下的国家，公民教育却是如此的稀奇与匮乏。像艾克曼那样的“平庸之恶”充斥巷野，并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常态（如打压维权人士、强制拆迁、各个看守所或者监狱上演的“躲猫猫”事件）。
在历史上，毕竟是出于我们盲目的顺从使得制度之恶不断加深。忏悔与行动必须是全民性和公民式的，才能突破权力之媒的神秘面纱，以直面事物本身，进而使得我们的生活得以质的改观。作为人类共同体，作为历史旁观者的我们深以为历史上的那些人性灾难乃吾人之耻辱；作为正在处于现时代种种罪恶状态下的我们，深以为没有抵制或没有有效抵制这种罪恶而负有责任（虽然我们并非这恶的直接参与者）——因这些构成了我们的“形上罪责”（雅斯贝尔斯），只有人在面对上帝时，这种罪责才显现出来。这也是我在《林昭墓前的非专业性祷告》中所宣言的：“中国文化的问题已然是整个民族能否认罪并得救的问题，中国文化的问题已然是一个神学问题。”
先贤有言：人人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注：“权力之媒”乃笔者自创之概念说法。
参考资料： 电影《死亡实验》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