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进去了，谢亚龙还会远吗？”一语成谶，中国足坛的扫赌反黑风暴终于让谨小慎微、平庸“低调”的前足协掌门人谢亚龙“落网”，同时被立案侦查的还有原国足领队蔚少辉、原技术部主任李冬生。这场空前的风暴或许还将延续，谢亚龙的倒掉也再次见证中国足协难以洗刷的“体制原罪”。人们由衷期待中国足球的浴火重生、否极泰来。

作秀与做作

谢亚龙“过分低调”？不然，与其说低调不如说是对媒体的本能漠视和反感。笔者曾在2008年国足、国奥昆明海埂集训期间与谢亚龙偶遇，采访要求立即遭到谢极不耐烦的拒绝，“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什么说？有事你找领队！”

在笔者多次采访国足的经历中，谢亚龙总是给人诡异冷淡的印象，这也是不少媒体对谢亚龙的一贯感觉。唯一的例外，是笔者参与2007年男足亚洲杯报道赴吉隆坡、中国队小组赛 0:3败给乌兹别克斯坦队未能从小组出线一役之后，谢亚龙主动凑到记者面前，“我说两句吧，我想起了吉鸿昌先生的一首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此诗一出，一片哗然——无论如何，中国队的丑陋死亡如何能与民族英雄吉鸿昌的慷慨悲歌相提并论？

谢亚龙并非无名之辈，短跑出身的他历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体育科研所副所长。期间，曾严查中国田径界兴奋剂问题，著名的马家军因此受到冲击。2002年，谢亚龙挂职陕西省安康市委副书记，2004年调回体育总局任电子信息中心党委书记；2005年，谢亚龙入主足协。但在他任职的三年内，中国男女足均出现前所未有的大滑坡，如男足止步亚洲杯小组赛、无缘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女足止步世界杯、奥运会八强，甚至青少年比赛也一败涂地，国少、国青的亚洲区赛事纷纷出现“史上最差”。

日前，浙江省反黑斗士陈培德爆料，当年谢亚龙是主动请缨前往足协的，但履职后却对媒体诉苦，称自己从未想过要来足协，而是“组织安排，只能服从”。此举足见谢亚龙为人的“两面”；作为当年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这位不善业务的门外汉很快以低调甚至胆小的风格示人，但也时常按捺不住地蹦到前台，如在 2008年国足备战世界杯前，他就喜欢在球队训练前后走上球场溜达，接受记者、球迷的啧啧嘘声；因对福拉多缺乏信心，很快在国足祭出世界罕见的“双头制” ——同时起用杜伊、福拉多共同执掌，直接为国足的世预赛惨败埋下祸根；当国奥出师不利，谢又架空杜伊，拉来殷铁生救火，如此“失魂落魄”的球队怎么可能取得佳绩？

一些惊世“名言”是谢亚龙不时作秀的佐证，如杜伊率国奥队在土伦杯上拿到亚军后，谢立即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杜伊，他就是国奥队的战神！”国奥队备战关口，谢亚龙要求杜伊按其要求加量，“我是非常专业的训练专家，我有科技部颁发的证书！”国足世预赛天津主场不敌卡塔尔，无缘亚洲十强赛，谢亚龙援引周总理的“生死态度”鼓励球队打好最后两场比赛：“即使死也要死得有气势一些！”最著名的当属中国女足不敌日本、无缘奥运会四强后，谢亚龙在总结会上指出中国女足最需要训练“叉腰肌”，迄今，人们还是无法找到这块肌肉到底在哪里。

不合时宜的作秀终显做作，这种表现欲被一再放大为谢亚龙对中国足球的盲目乐观或盲目悲观，他似乎总是缺乏一位掌门人应有的清晰思路和价值判断，也因此成为中国足球2006～2008年间最腐败无能、最孱弱无力的诡异缩影。2007年后，谢亚龙现身任何球场，都会听到震耳欲聋的“谢亚龙下课”之声，而这位掌门人却充耳不闻，任一丝牵强的微笑渐渐在嘴角冻结。

谁的“足协”

南勇之后，谢亚龙原本被外界猜测为“庸而不贪”，但随着谢、蔚、李三人被立案侦查，谢亚龙任期内经手的几件大事成为焦点——

一、将中国之队原来的“开发商”——亚足联开发公司更换为盈方集团，其理由是盈方赞助费比亚足联开发公司多出 200万美元。谢亚龙的提议一度遭到足协中层的反对，认为为了区区 200万美元得罪亚足联实在不划算。果然，在之后的世界杯预选赛和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连连“遭遇”死亡之组，亚洲杯丑陋铩羽、世预赛再次没能跻身十强赛，中国队屡屡不被裁判“待见”，不能不说与谢亚龙当初忽悠亚足联有关。谢亚龙究竟有没有从中收取好处？

二、爱福克斯赞助中超联赛的悬案。在许多人看来，爱福克斯赞助中超联赛是南勇一手操办，但当时南勇的顶头上司是谢亚龙，在6000多万元赞助款没到账的情况下，经纪人却提前拿走巨额佣金，该案最终不了了之，其间，谢亚龙是否起到关键作用？

三、2008年东亚四强赛期间，谢亚龙是否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了一定利益？

四、据传，国家队设立小金库，贿赂裁判、对手，同时向教练、教练向运动员收取“黑金”，是否与谢亚龙有莫大干系？

谢亚龙任上重用的“四哥”蔚少辉出事似乎顺理成章。笔者在昆明采访国足集训期间，经常目睹蔚领队大声喝骂队员，架子比主教练福拉多、杜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任职期间，中国队前后多达百人入选。外界早有传言，俱乐部球员要进国家队就必须给蔚少辉等人送门槛费；“四哥”身穿名牌、戴名表大多不需要自己掏腰包，只要授意自己的主力即可；中国队世预赛客场击败澳大利亚队后，蔚领队居然率领队员高喊“杜伊，傻×”，原因是杜伊没按照他的“推荐”安排位置；相比之下，担任过裁委会主任的李冬生则是各家俱乐部纷纷觊觎的目标，因为他不仅直接分配裁判，还能直接“告知”裁判应如何执法，他也被认为是职业联赛执法“最黑暗时期”的幕后推手。

从范广鸣到吕锋、邵文忠，从南勇、杨一民、张建强到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中国足坛“大鱼”的纷纷落网勾勒出中国足球几年间的丑陋嘴脸和恶劣生态。最让人不解的是：谢亚龙上任3年来更换了8名国字号球队教练，换来的是男足连续输掉亚洲杯、世界杯和奥运会，女足则陷入从裴恩才到多曼斯基、从伊丽莎白到商瑞华的空前混乱期——谢亚龙履职期间的中国足球跌至冰点，频繁的人事漩涡加剧了内耗、豪赌世界杯奥运会、青少年足球被一再忽略、聘请的外籍教练都是廉价货色、完全没有长远规划……

这批让中国男足排名从70多位跌至百位开外的足球官员竟不被问责，被全场高呼下课的足协掌门人去职之后竟能悠然前往中体公司任年薪百万的董事长。没有人为中国足协低劣的行政能力埋单，没有人为这两支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的球队负责。以行政权力掌控了巨大市场资源的中国足协，在获得体制内外的双重保障之后，他们所领导的项目成绩却与其所享用的资源严重背离，所耗费的巨大投入得到的低级产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当2006年意大利足坛爆出“电话门”(打假球)丑闻，足协主席立即引咎辞职，英格兰主帅埃里克森进了小报记者的圈套，英足总也赶紧交出辞职信；但在中国，1994年开展职业联赛以来的历次惨败、换帅、内乱统统只与球员、教练、俱乐部有关，却唯独与足协无关；无论各级国字号球队输得多惨、多难看、多丢脸，身为中国足球最高领导的足协官员们，却超然物外、依然故我。

谢亚龙等人落网后再次让人聚焦中国足协这一横跨官方与民间的怪胎，很多人似乎对谢亚龙颇感同情，认为他的悲剧是体制催生的“恶之花”，任何人“一肩三挑” (足协专职副主席兼足管中心主任、中超公司董事长)都难免“落马”，中国足协不过将中国诸多领域内权力失控的困境再次放大了，顶多是体制原罪的又一个突出版本。

但人们不禁要问：是谁任命了谢亚龙？谁放纵了谢亚龙？谁又该为谢亚龙、南勇们的倒掉负责？

中国足球能否“浴火重生”

从王俊生、阎世铎到已经跌倒的南勇、谢亚龙，他们既是体制的推动者，更是体制的牺牲品，已渐淡出人们视线的谢亚龙的“罪与罚”更与现行体制无法剥离。韦迪上任之后，退无可退、输无可输的中国足球何妨推倒重来？实现体制突破亟需解决好四大疑难：

首先应解决中国足协与足管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现状。“行政足球”的干预使足协很难充分发挥它的民间组织职能，导致中国足球长期以来唯成绩论、唯政绩论，急功近利、忽略建设。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运动项目，中国足球到了将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的时候了。

其次急需完善法律监管机制。既要对足协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也要对俱乐部运作、管理方式、球员行为进行监督，否则中国足球联赛仍将是假赌黑的温床、球员依然是缺乏保障的弱势群体，抓进再多“大鱼”也无法铲除腐败。

再有，中国足球必须改变现有的竞训模式，青少年足球应当作为与联赛平行的一翼得到长足发展，应尊重足球运动的规律，扎扎实实培养后备人才。只有全力抓好各年龄层次的训练和比赛，才可能塑造中国足球的未来。

同时，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联赛机制需要不断完善，这就要求尊重投资人的热情与利益，共同建设与呵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使联赛真正成为国家队的大后方和大本营。

如今，反赌扫黑风暴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污浊，韦迪上任以来也多有惊人之言和惊人之举，今年七月就在秦皇岛的中国足协会议上抛出“三大纲领”，就足协和足管中心的管办分离、国家队形象打造、青少年留洋等均有细致谋划。如果韦迪能坚决实施，中国足球或将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关口迎来真正转机。

可以预见的是，自去年底进行的反赌扫黑风暴一定会进行到底，不排除新账旧账一起算。其实中国足球早就积重难返，从足协领导、足协中层到俱乐部领导、球员、知名教练、领队、裁判、经纪人谁能百分百干净？但迄今为止，还没有重量级球员牵扯其中，随着谢亚龙南勇们的纷纷落马，谁能肯定一批足球大佬也能全身而退？如果大面积追查，中国职业联赛不是没有停摆的可能————比之眼前的千疮百孔，又何妨推倒重来？正如马来西亚联赛，当年的反赌风暴伤筋动骨却也让该国的联赛组织、竞赛纪律更加完善健康，比之中国足球的未来，以一次惨烈的剧痛为代价是值得的，中国足球必须“浴火”之后才有望重新赢得球迷的原谅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