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戌源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成为历史上获刑最重的中国足协官员。
在中国足协最近五届实际掌门人中，有三人被抓。2010年掀起的反腐风暴中，谢亚龙和南勇均被判刑10年6个月，两人当时的涉案金额分别为136.38万和119.6554万元，而陈戌源此次非法收受钱款高达8103万余元（含上海港务集团任职期间），数额巨大令人咋舌。
陈戌源之所以能够上位足协主席，主要是在上海上港时期的表现得到认可。“选择陈戌源，主要考虑他政治素质强，熟悉足球发展情况，在业内有一定认可度，具有大型国企管理经验和较高的管理能力。”
用陈戌源自己的话说，从来没想过来足协工作，“是组织安排我到足协工作的，刚开始听到这样的安排很纠结。”
陈戌源早年的“上进”，也是凭借认可度。1973年，17岁的陈戌源开始在上海港务局工作，担任码头工，因为爱好文学，在单位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被领导赏识看重，23岁时调入办公室做秘书，后来又进入港务局团委，从此开始仕途。
那时候，年轻的陈戌源对足球还是一腔热爱，他喜欢踢球，主打的位置是边锋，擅长突破。
上任足协主席之初，陈戌源也想要“突破”，他表示要“成立职业联盟，形成充满活力、规范有序的职业联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甚至还表态，足协要从管理者变为服务者，帮助职业联盟上路。
彼时的陈戌源，大概还有着担任俱乐部老总时的思维惯性，但根据中国历史周期律，在野者表态一旦上位权力要与民共享，但真等坐上位子，尝到权力滋味后，放权就成了空谈。
时任广州富力副董事长的黄盛华被陈戌源请到北京，出任职业联盟筹备组召集人，但他渐渐发现，中国足协并未想要放权给俱乐部，人事任免权牢牢在手，职业联盟虽然有了正式名字“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但也只是一块空招牌。
后来，失望的黄盛华通过微信向陈戌源辞行，“我们代表投资人干了几个月，就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变味了，就觉得我们是足协下面的一个部门了”。直到今天，职业联盟也仍处在“筹备组”阶段，千呼万唤出不来。
按照黄盛华的想法，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要想真正职业，行政松绑是首要之举。“投资人能不能更好地开发市场，要看行政能不能给到更多权力。你把权限划分出来，做不好可以更换管理人员，这也是五十多家俱乐部的切身利益。他们代表最高峰的时候一年110个亿的投入，现在低谷也有30亿左右的投入，这些投入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市场必须形成一个抱团取暖的组织？”
那么，管理者为什么不松绑不放权？也许因为手里有权力就可以寻租，就能捞取好处。
陈戌源在2019年8月22日正式当选中国足协主席，而在前一晚，就有打探到消息的地方足协负责人来敲他房门，各自送上30万元“拜码头”费用。陈戌源回忆：“到我房间里来，把双肩包往我沙发上一放，说陈主席恭喜你、祝贺你，希望能够多关照，然后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老规矩了，我们都这样。”
办理陈戌源案的湖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罗氚也说：“中国足球管办不分，足协既监管又组织，权力过于集中，这样肯定带来很大的风险。”当监管者手握不受监督的巨大权力，那结果可想而知，按照陈戌源自己的话说：“我自己也收钱，我要是去抓贪腐，不是自己抓自己吗？”
这句话说到了根子上，自己怎么会抓自己呢？让手握权力者监督自己，就是一个笑话，于是在这一波足坛反腐中，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出好戏：
2023年1月19日，刘奕、陈永亮被调查，足协开会，陈戌源表示坚决拥护；
2月15日，陈戌源被调查，足协开会，杜兆才表示坚决拥护；
4月1日，杜兆才被调查……
今天坐在台上人五人六、明天牢房相聚“原来你也在这里”。
按照职业联盟筹备组的建议，作为社会组织，中国足协需要借鉴国外足协经验，做到真正的“管办分离”。
因为除了个人贪腐，决策机构如果没有多元化权力分立与监督体系，很容易形成一个领导拍脑袋、一声令下一刀切的局面。足协说什么，联赛俱乐部只能听着，只能执行。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可能导致一旦做出灾难性决策时，无人能够刹车拦阻。
比如陈戌源和足协在2021年推行的中性名改革，如今已被推翻，这个初衷虽然符合世界职业足球发展规律，但选错了时机，在疫情后的经济大形势下，最该做的是保持稳定，而不是折腾，为了改革而改革。
如果借鉴国外经验，比如在日本，这类涉及联赛和俱乐部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职业联盟（J LEAGUE）说了算，基本流程是，职业联盟中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和讨论重大决议，再由每年召开两次的“社员总会”通过或否决。
执委会的成员，均为联赛各俱乐部（J1到J3这三级别联赛）的代表，“社员总会”的参与者，除了各队代表外，再加上包括J联赛主席在内的理事会。换句话说，J联赛怎么玩，各俱乐部自己商量着来。
而日本职业联盟作为公益社团法人，和隶属于日本体育厅的足协，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足协的经费来自体育厅，J联赛不从政府行业协会拿任何经费，而J联赛自己挣到的钱，也不会给足协抽成。
就这样，把权责分清，把规则框架搭起来，把监管机制建起来，然后就放手让联赛参与者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很可惜，这类涉及到顶层设计与权力分配的深层改变，也许已不是陈戌源和足协所能持续推进的。陈戌源说：“看了改革发展方案，有一种畏难情绪，觉得这件事情，足协在我的任上，很多事情我是做不了的。”
最终，陈选择了放弃长远大局，追求个人政绩与利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巡视员崔海飞在评论陈戌源案时说：“杜兆才和陈戌源作为足协负责人……却都觉得改革难度大、见效慢，与其花精力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如一边为自己捞点好处，一边把出‘政绩’的希望押宝在豪赌世界杯上……”
历史循环往复，阎世铎当年赌进了世界杯，但取消甲A升降级等举措，沉重打击了联赛的健康发展；谢亚龙为赌国奥，提出中超南北分区赛制（后胎死腹中）；韦迪也提出过“国奥打中超”，安排中超球队为国奥陪练……
一次次的折腾，一次次的伤害，付出代价的始终是中国足球。
历史往复循环。预言了国足要输越南的范志毅还说：“你说职能部门，职能部门一届一届一届换了多少个足球协会主席了，改过不啦？换汤不换药。”
清除一个陈戌源不难，更难的也许是，如何避免“陈戌源们”再次出现。
回到2010年，中国足坛上次扫黑风暴在寒风中宣判，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陆俊等一批足坛人士获刑。记者赵宇回忆：“那次宣判我也在现场，铁岭零下20多度，大家都在外边站着，很冷，我当时就想，中国足球能变好吗？中国足球在这轮肃清之后，就能走上正轨了吗？”
如今，14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在等待回答……
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