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潘 | 评论(0) | 标签:犬儒主义, 中国改革
又见校长怒斥中国教育问题！在17日举办的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等专家批判了社会及教育界某些人的功利化心态，认为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德性培养和责任感的培育。杨玉良批评现在的学生急功近利，总希望找秘诀、走捷径，认为“无德学生越有知识越祸害”，而老师“四处吃请，夸夸其谈”。（9月20日《人民日报》）
近些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原武汉大学刘道玉等名校校长，还有很多著名的院士，也都纷纷对于中国教育进行批评，他们的每一次出手都能够引发强烈的社会共鸣与喝彩。可物极必反，久而久之，再有此类的批评，虽然看似激烈，句句在理，正中要害，但公众却早已疲态丛生，不感兴趣了，因为他们所指出的问题，早已是公众所知，毫无新意。
就比如说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等这些理念，早已成社会大共识，众所周知了。此时这些身处大学高位的人，如果也仅仅是止于口头而无行动，那么事情又如何有转机呢？作为在国内外都有影响力的教育名人，岂能只止于口诛笔伐，图一时的口头快感。身居高位而无作为，或许也应该被怒斥的表现之一吧。而且就杨校长所做的这些批评来说，他应该要为之感到羞愧的，因为这样的老师与学生的心态与行为，哪一个不是其治理下的“成果”，怒斥反而只能显示出作为一个主政者的无能，他应该更加努力地区改善与推动方为正道。
如今的教育好像是软柿子，人人都能捏，对它的批评好像成了时髦。在激烈的言语之余，都能让批评者自我感觉良好，仿佛自己就是教育界的斗士一般。可是我们别忘，批评只是一项成本很低的事情，特别是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批评，不但无风险又能博得名声。而且在现实中，一旦一些真正的改革开始之后，如有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他们就能将自己所批评的抛之脑后，反而犹如成为了弊端的留恋者与维护者。比如在今年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这种表态背后，就体现出了对于高校行政化的那种既得利益的维护与依依不舍。
面对这个很多问题早已有共识，却仍只有批评而无行动的大学改革困境，我们不得不感觉难以名状的忧虑。而且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当下其实很多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就目前来说，国内诸如国企改革、法制建设、医疗改革等，并非无人知晓存在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的根源出于哪里，也不是不知道如何解决。但却一直缺乏有人能够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纠葛，身体力行地开始有建设性的改革，而不是停留于嘴皮上的肉搏，笔尖下的革命。
这样的一个社会局面，让我们看到一种不良的社会犬儒主义的广泛存在。犬儒主义本身是个外来词，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孽感，在它那里，怀疑、不相信与简单的指责，正成为一种常态思想。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然后就是消极的指责与抱怨，以至于到了最后，犬儒主义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说一套做一套”形成了当今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而这样的思想，不正是我们当下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吗？
于是，就在这全民的犬儒主义盛行之下，造成了解构成风建构稀缺，批评者多建设者少，指点江山者多实际行动者少，呐喊者多冲锋者少的独特怪相。甚至一些少有的大胆的与锋芒毕露的批评和真话，也只会在等到一些人士临退休或退休之后，才开始进行各种反思与批评。最终也导致了这种批评与反思，只能流于表层，无法转化为一种行动，这或许又成为一个新的严重的中国式问题了。因为很多改革的困境，正在这种的犬儒主义指导下，迷恋指责怒斥而无行动，让问题积重难返，让社会走向停滞踯躅不前，让改革愈加艰难。因此，我们也才更加期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主政者，能够摈弃犬儒主义思维，在还在高位、处于权责最有力时，积极地行动起来，去推动改革，少说多做，少批评多建设。也惟有如此，我们的社会的各项改革的进行与深化，才能够得以更快更有效地实现。
刊于《华商晨报》 20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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