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徐贲著《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东方出版社
现代犬儒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看穿”：看穿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都不可能公正(总是为某些人的私利服务)，看穿一切价值的矫饰和虚伪(无非是被某些人利用来掩盖他们的私利)。犬儒主义之弊不在于“看穿”，而在于“看穿一切”。不 加分辨、不分青红皂白地看穿一切，这就会变成不加思考、没有判断，只凭条件反射的说“不”。这样的犬儒被称作习惯性犬儒(routine cynicism)、不思考犬儒(unthinking cynicism)或永动 型犬儒(perpetual cynicism)。凯尔德维尔就犬儒主义的“看穿一 切”之误写道：“犬儒主义在(社会文化)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能洞察所说的与所做的不符，这经常是有用的，也是适宜的。但 问题是，习惯性犬儒一概而论，无视那些能够言行一致的人们。
习惯性犬儒丧失了判断犬儒何时适宜何时不适宜的能力。他是一 种自动的犬儒，对善和恶之间灰色地带的细微变化完全没有感觉。”习惯性犬儒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怀疑，什么时候应该信任， 什么情况下可以怀疑，什么情况下要守护信念。
人们习惯性地犬儒，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什么都怀疑，什么都不相信，而是一种经验性的定型结果。人是因为不断抱有希望，又不断失望和幻灭，最后才索性放弃希望，成为犬儒的。可悲的是，犬儒看穿一切，也看穿了自己的希望，把自己逼进了绝望的死角。犬儒因此同时是环境和他自己的受害者。凯尔德维尔 指出：“屡屡失望能自动产生犬儒主义……犬儒以前什么都见识过 了。这么多的规划，解决方案和理想都提出来过，屡试屡败，这么多的承诺，无不都是空洞的口惠。……终于只能用犬儒主义对待任何事情。还要多说什么?干嘛还费心思去想它?肯定不会有结果。……犬儒一旦成为习惯，变成自动而不加思考的反应，再有根据，再逻辑合理的说服，想影响它也都是枉然。”通过公共对话，说理可以帮助愿意思考的犬儒变得不那么犬儒，但对习惯性的犬儒却毫无作用。
习惯性的犬儒处处只看到危险，这会造成人的生存危险意识错乱，为求安全而把一切都视为危险的人反而会更不安全。传媒学者亚乃特(Ronald C. Arnett)和亚勒森(Pat Arneson)在《犬儒时代的对话文明》一书里称习惯性犬儒为“在思考具体情况之前就做出的反应”。习惯性犬儒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使人丧失 对生存安全条件的判断，“习惯性犬儒使我们对朋友的善意视而不见，无法察辨生活里的真正危机，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关注哪些看法，并做出何种反应”。A 这两位传媒学者看到，犬儒主义有时候是一种“求生的心态”(survival mentality)，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合理的作用。他们反对的是习惯成自然，在不思考状态下的非理性条件反射，他们称之为“习惯的、平庸的、不加思考的犬儒主义”。
习惯性犬儒在网络上随处可见，许多人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有即刻看穿和否定的习惯。他们无需了解事情原委，也不用思考，更不要说深入思考了。他们当中有的成为“用脚后跟想都知道”的犬儒。这样的犬儒不仅自己不思考，而且对别人的思考也 极为鄙视和反感。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十足确定地否定任何思考 的结果，将其看穿为“公知”“叫兽”“砖家”的胡说八道。这样的犬儒有它反智和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经验基础和根据，它本身可能是对社会中存在的学术犬儒、知识犬儒、学院犬儒等的直觉反应，是某种程度上真实生活经验的产物。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里，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在说假话，用所谓的“学术”来取悦和投靠权力和当权者，谋取私利。他们以貌似高深、渊博、精致的理论包装普通人用常识 就能看穿的谎言，有的甚至还相当“富有创意”，善于“理论更 新”，或有“理论建树”。普通人没有能力用理论去驳斥和对抗 他们，最简便有效的反抗方式就是全然不相信，全然否定所有的 专家意见。习惯性犬儒的人们经常对抽象的理论本来就没有兴 趣，只关心自己日常经验和感受范围内的事情，他们所依据的是 自己的常识。小贩邓正加被城管用秤砣砸在头颅上致死，法医说是“外力作用”导致死者“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像这样的“专业意见”违反一般人的常识——砸人头，死了人，不能怪人 家头颅生得不好，也最容易造成普通人对专家和专家意见的习惯 性犬儒。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本来应该是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结 果，而不应该以服务权力为目的。他们的犬儒主义在于一面明明知道知识应该独立(他们也假装自己是独立的)，一面却又蓄意讨好权力，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却依旧坦然为 之。他们随时准备为权力人物的一时政治之需提供“理论支持”， 而在他倒台时，树倒猢狲散，犹如一群趋炎附势的食客，一哄而散，并无一人出头护主。重庆“唱红打黑”期间一些学者、教授 闻风起舞，打造“重庆模式”理论便是一个例子。学者荣剑对此 评论道，“当今学人在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趋 炎附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 几乎丧失殆尽……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 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情有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 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 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 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梅兹拉(David Mazella)在《现代犬儒主义的形成》一书里指出，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主要是政治不自由的结果，不仅是由于个人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而且是由于他们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先已经画地为牢，自行限制了自由思考的可能。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尤其容易出现一种不管对手有什么理由，一概自动说“不”的知识犬儒主义。它表现为“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或者‘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一种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常见的犬儒主义。例如《中国可以说不》 的作者之一宋强在接受《经济学家》杂志采访时说，全世界人民当然都渴望自由和民主。记者问宋强，这不正是美国人要说的 吗?宋强答道：“即使我们有错误，我们也不需要压迫者(美国) 来给我们指出。”B 他习惯性地预先设定批评者是“敌人”，所以不管批评得对不对，都断然拒绝，不予接受。就接受习惯性的犬儒主义而言，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一切，权力可以操控一切的社会里，不存在所谓的“独立学术”，尤其不存在独立的人文学术。一些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已而做“纯学问”，是一种憋屈的学术自宫。这种一开始是逃避政治权力的“学术隐逸”，一旦有目的地转变为 在政治、社会问题上以沉默来践行顺从和不惹麻烦时，也就变成 了一种怀着憋屈装清高的犬儒主义。它以不反抗的“正确理解” 来假装“纯学术”是学人自己的自由选择，明知自己在体制里寄人篱下、忍气吞声，却照样能沾沾自喜、自得其乐、自鸣得意， 甚至觉得自己，在学问上高人一等。也就是这样，“纯学术”被当 作无可非议的“学术价值”，在学界被宣扬和传授。
权力随时防范着学术，设置重重障碍。但是，由于“学术”对权力有利用价值，所以还会被允许存在，甚至加以鼓励。当然，首要的条件是学术必须无害于权力统治，而最受犒赏的则是有助于或能配合权力统治的学术。权力的威胁与利诱造就了体制性的“学术犬儒”，它往往是一种在清醒状态下的装傻——一 面自嘲，一面配合体制，积极自我审查;一面咒骂，一面迎合体制的无理要求;一面鄙视不懂学术的顶头上司，一面顺从他们的领导权威;一面嘲笑，一面参与为官员授予各种真的假学位和假头衔。
政治权力制造了滋生和繁衍学界犬儒的环境。但是，正如梅兹拉指出的，知识分子犬儒不单纯是为权力服务，而且是为“以某种说法来代表‘人民’的权力服务”。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为权力服务，而且还要证明他们为之服务的权力是公正而正当的， 是值得为之服务的。这样一来，他们的服务便有了正当性。A为 了证明权力是公正、正当，甚至是一种最合理、完美的权力，知识分子往往需要在政治、社会、文化理论上有所创新和发明，最能胜任此项任务的便成为创新型犬儒。如果说习惯性犬儒是大众犬儒的特色，那么创新型犬儒便是知识分子的专长。
创新型的犬儒是一种“ 知识犬儒主义”(intellectual cynicism)，这些犬儒人士都受过高等以上的教育，有相当的思考和知识能力，拥有学者、教授、专家、作家、记者、媒体人的 体面职业。他们当中，有的一面厌恶体制，一面却在其中做各种“纯学术”表演，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为职务升迁、为“受重视” 或为一点课题经费使尽心计、百般讨好、颠倒黑白。还有做政治 投机生意的，如那些在唱红打黑的日子里“奔向重庆”的头面知识分子。
不存在一种脱离政治制度的，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犬儒文化，犬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甚至就是一种政治文化，越是在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越是如此。在不同制度中，犬儒主义看穿的对象和幻灭的内容会有所不同。而且，即使都是看穿和幻灭，也不会同样表露出来，有的可以公开，有的不能公开，必须小心翼翼地隐匿和伪装起来。假面社会里的犬儒 主义是隐匿和伪装的，这使它成为一种有别于一般犬儒的变种， 一种在特殊环境中转基因的犬儒。在普遍缺乏公开性、真实感、 相互信任的社会里，转基因的犬儒会四处蔓延，不断变异。这种生活状态和社会文化本身就是深度犬儒主义的。深度的犬儒主义 渗透在许许多多人的行为方式、处世原则、思维模式、生存策 略、生活态度、话语习惯和人际关系中。然而，无论一种犬儒主义如何特殊，如何深度进入社会文化的肌理，它毕竟只是特殊群 体应对特殊生存处境的生存手段，而不是人类的必然生存处境， 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和希望，它是一定可以改变的，它 对公共生活的消极影响也是一定可以受到遏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