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去功利化 学生才能去功利化

 

童大焕—2010920日 星期一

 

“成功秘诀说”、“教师走穴风”、“教育谋官论”……在17日举办的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等专家批判了社会及教育界某些人的功利化心态,认为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德性培养和责任感的培育。“现在许多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

杨玉良举了个例子:今年6月底,复旦大学邀请加拿大总督米夏埃尔·让女士来校作演讲。在互动环节,好几位学生一再追问:从海地移民到加拿大,当了总督,你是怎么成功的?学校邀请大学者作报告,总有些学生在报告结束后一拥而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推荐信拿出来,直截了当地说:“请您签个名,我要去美国。”杨玉良认为:“像这样不惜投机、只求成功的学生,将来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当官、做事,恐怕都不能让人放心。”“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

杨玉良校长的分析切中时弊。在大学扩招虚胖的一片歌舞升平中,这样的清醒之言难能可贵。然而把过于功利甚至投机取巧的责任归到学生身上,我看是有失准确。

从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危机,到名人履历危机,急功近利的造假行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通行无阻,甚至几乎到了“不假造不成功”的“劣币驱逐良币”地步,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爷、有地位便是成功,除了社会上没有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透明度能见度不够,信息不对称;其次是陈志武所说的“造假成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造假风之所以到今天这种广度(和深度——作者注),归根结底还是造假的成本收益比太划算,超额利润太大,而即使造假被揭露,也不见得有处罚,造假的预期成本太低。

制度环境是如此。从教育环境来说,俗话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今日大学的急功近利,恰恰是学生急功近利的重要根因。不说多,只举一例,事关中国最基本的创造力培育和底层上升及社会公平的一例:

如今的大学,录取率越来越高,平均60%以上,北京上海常年稳定在80%以上,上海2010年更是有望达到100%。但历年来,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大学自主招生,名额从来都是向考生所在地倾斜,甚至一些大学的自主招生,形成了与大城市重点中学之间点对点的定向招生模式。名义上是说这些基础教育发达地区考生综合素质高,实际上是大学急功利近。因为这些大城市考生父母的人脉关系广,大学就业率高;同时家庭较富裕,交得起较为昂贵的学费。

但实际上,人才在人群中的比例是相对恒定的,大城市孩子素质高,更多的是基础教育发达、开发得较早较全面的结果,而不是他们比偏远地区小城市和农村的孩子更具有天赋和可塑性。实际上,在现有高考和大学招生制度下,基础教育比较落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中,不少将来可成为社会栋梁之材的贫民子弟,被大学无情地拒之门外、甚至有的从此将再也没有机会成长为精英人才。

我想问大学校长、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校长们一句:去功利化的教育,能否从大学自身做起,从大学招生制度向贫民子弟倾斜(哪怕是按考生比例招生也好)、平民子弟资助等全方位进行改革,给贫寒子弟提供一张衣食无虑的、真正充满想象和梦想空间的平静的书桌?(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