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三）

作者：谢韬

作者简历

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撰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论文。 2010年8月25日逝世，终年89岁。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一九九九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这年元旦，我写了一首诗：

九九新年桃符新，中华五十历征尘。

英雄鲜血铺前路，烈士遗言警后程。

肝胆陈词真国士，逢迎腐败多小人。

艰危时局风云骤，向背何归系人民。

为纪念“五四”，李慎之“肝胆陈词”

写了一篇大文章，题目是《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最后大声疾呼：“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这可以说是这十几年他做的大量工作的主旨。由于种种缘故，“五四”启蒙运动八十年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这是中国人民多年来遭受的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启蒙，主要是揭开专制主义对人们的蒙蔽。到了二十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民主化，为什么中国还是专制社会？李慎之认为，这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他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比如：诗、词、曲、赋，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学说，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等。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丰富的、复杂的，是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渗透在各种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神或灵魂，它是基本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单一的，贯穿在上述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之中，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言以蔽之曰： “专制主义”。它的核心就是：“九五之尊，至高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长盛不衰。我和李慎之在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一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几十年来全国人民都得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一个什么 “救星”，这就是专制主义的另一面——奴隶主义。专制主义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文化大革命”中，万亿民众被训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胸前佩戴毛的像章，手中挥着毛的小红书，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专制下的狂热，比起三十年代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慎之把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称帝，算作中国专制主义的起源。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持续了大约二千二百多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从一八四○年算起，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六十年中，各代在物质文明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顽强，不但为两千多年间历代皇帝所实行和发展，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后，还为一代又一代的当权者所死守，视为巩固自己的特权的无可代替的法宝。一九九九年国庆之夜，慎之在《风雨苍黄五十年》这篇血泪文字中写道：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派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共识：“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象不到的。 李慎之揭示：实行言论管制，愚民政策，这是中国专制主义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在中国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代不绝书。毛泽东时代，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抓住人们的言论来批斗、定罪。不只是政论，还有诗歌、小说，不仅是公开发表的文字，甚至搜罗人们的私人通信、日记、笔记。到今天，报纸、书刊、甚至互联网上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列入中宣部的“黑名单”，从此禁言，或者以“颠覆国家安全”的罪名，判言者有罪。中国专制文化传统之一是把专制主义虚伪地伦理化、人情化，老百姓是“子民”，历代统治者都“爱民如子”，而儿子必须绝对服从老子。直到现在“父母官”还挂在人们嘴上。“文革”期间更是大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批判过专制主义，倡导过民主主义，李慎之的创见是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区别开来（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从而比较深刻地揭露出来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中国专制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毛泽东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是打着革命旗号的专制政治体制。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从“焚书坑儒”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一直在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的桎梏下。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呼吁：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究竟什么是民主？

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时候参加民主运动，但是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李慎之说：我曾问－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四川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但这时他已不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了。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把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在中国，似乎谁打下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专制主义香火不断。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掉独裁之后如果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如果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么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都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波仑一世和三世，都曾是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利用自巳的威望，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在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复辟专制主义，具有迷惑群众的特征。不断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是我们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李慎之对中国人民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许多人是不懂什么叫民主的，突出表现在“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慎之说：“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常有人说：某某人作风民主，某某人作风不民主。或者说：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类说词，在国内几乎处处可以听到。对外简直无法翻译。这些年，李慎之特别求索了民主的确切内涵。他追究了民主这个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根据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确认民主应当严格地归于政治范畴，它由互相联系的两项内容組成：第一，民主是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即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机制。第二，民主是用来表示公民拥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的，即公民拥有选举、监督、罢免国家领导人和决定国家重大事情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利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争民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国家的民主体制，保证全体公民拥有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李慎之认为政治改革必然有一定的风险，但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在民主的发展上，不但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而且落后于印度。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什么不行？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将来的经济改革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速一样，造成惨剧。

李慎之“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后来却在全中国甚至几个民主国家里，闹得鸡犬不宁。这怪不着李慎之，是毛泽东接过这个词儿赋予它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内容。毛在一九五六年批评了李慎之提出的大民主，到了“文化大革命”却又提倡“大民主”，甚至把体现他的“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塞进了“宪法”。他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同李慎之心目中的大民主截然相反。当时新华社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对李慎之说：“你这个右派分子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也主张大民主，你说大民主有什么错？”李慎之说：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渐渐在心里凑成这么四句：

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

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

他说：在“文革”中我己经悟到，毛泽东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与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只不过，相对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奇妙的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年，邓小平又否定了毛的“大民主”，取消了“四大”。慎之说，他小时候受过一些孔孟之道的教育，长大了又受过一些西方老派自由主义的影响，一贯警惕群氓心理，痛恨暴民政治，从心眼里反对“四大”。

·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李慎之从个人迷信中开始觉醒的时候，说要“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这不仅是要把受之于自己长期崇拜的那个人的几乎成为自己的血肉的那些思想，抛还给那个人。经过以后反思再反思，这句话的含义，也包括了曾经长期支配我们的一切的所谓“红色经典”——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些东西。前边在“思想发展的起点”那一部分已经提及，我们这些人当初倾向共产党和参加革命的一个因素是受到书报上所介绍的苏联的美好景象的影响。自然，连带着也就很容易地接受了苏联化、教条化（经过斯大林炮制）的“马列主义”的某些概念。中共又把这些概念神圣化，使之成为支持我们的理想的骨架。苏共二十大以后世界上接连发生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早已引起李慎之的思考。一九五七年夏天“反右派”运动开始的信号，是《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后来，在李慎之的脑子里，不知道出现过多少个“这是为什么？”世界上一年又一年出现的很多实际情况，看来看去，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些理论，总是对不上茬。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一九八九年夏天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后，同年冬天到次年年初七四年前“一声炮响”出现的那个庞然大物突然崩解以后，人们都在更加深入地反思。是脱胎换骨的时候了。李慎之是这场大反思中的佼佼者。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新华通讯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时，主持过《参考资料》的选材、翻译、编辑工作；先后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的外交顾问、出访助手，熟悉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在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主管美国、日本和西欧等研究所的学术工作；经常出国访问、交流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因此，他能及时地获得未经歪曲的国外真实信息。他本人有很高的外语和中文水平，不仅能直接阅读和使用外文资料，还能发现过去“经典”翻译中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密切关系。他主观上有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进行反思的强烈愿望，客观上又有如此有利的条件，因此在二十世纪末，他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不足为奇的。在反思中，认识到自已早年特别信奉的关于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并不正确，而关于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符合世界各国历史情况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此相应的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叫现代文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开始的。虽然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特点，但具有共同规律。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从三十年代开始，我和慎之就领略了当代共产党人观察分析世界的方法：即将世界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营垒，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营垒。前者是黑暗的、没落的，后者是光明的、欣欣向荣的。无论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国内形势任何时候都是一片“大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认识和分析世界的观点和方法，大概维持了四十年。到毛泽东晚年：曾提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他，才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取代“东风”与“西风”。过了十来年，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三个世界”理论随之失效。就像走夜路的人曾経需要拿—盏灯笼或者拿一个手电筒一样，否则就无法迈步，那么中国人在失去“马列”这盏灯笼或手电筒之后，应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呢？ 李慎之处于世纪之交，回顾过去的一百年，展望今后的一百年，肯定无疑地预测：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在中国，李慎之第一个提出了“全球化”理论。我认为，全球化理论是他的思想的又—精华，是他经过多年反思，抛弃社会发展五阶段的理论，认识到“英特纳雄纳尔”不可能实现之后，对人类社会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他清醒地看到，中国从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与生活习惯在内的广义的文化，要向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变（不仅要向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转变，还要向信息时代的文化转变），这是一个激烈而痛苦的过程，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当务之急就是要发掘出我国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加速汉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和，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他特别警惕，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上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上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李慎之特别期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出一个“全球价值”来，这也是自古以来贤哲的理想。人类早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类比较抽象的概念，渐成“全球伦理”，各个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各种公约，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等“游戏规则”将会更加规范。在二十一世纪，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暴力理论必然要消失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之中。个人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同属现代化的三要素，而在中国传统中压根儿没有个人主义，“五四”之后刚介绍进来，不久就被批倒、批臭。没有大批富有进取心和创造性的自由的个人，现代化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是搞不起来的。当然，分散的个人并不能形成最有效的力量，要把有进取心、创造性的自由的个人组织到真民主真法治的社会中来。也可以说，只有实实在在的民主法治社会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个人来。

·晚年的企盼——做个启蒙的公民教员

李慎之重温了世界史，确知所有现代化的国家，从农业文明转轨到现代文明，都经历了反对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而且，启蒙的过程中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艰苦工作。欧洲的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成果，尽管如此，仍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经历了种种风刀霜剑。在这过程中难免有反复，曾经信誓旦旦为民主而奋斗的某些人，一旦掌握了统治权，过不多久就会重新专制独裁起来，或明或暗地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李慎之回顾了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的时间特别长，启蒙运动更不是可以短时间完成的。从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算起，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曲折折，至今离完成还很遥远。“五四”运动，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在胜利进军中蒋介石一变脸，又成了专制独裁。抗战时期，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大旗，反专制争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在爱国青年中广泛流传。抗战胜利以后，人们认为实行宪政民主己经伸手可及了，出现了又一次民主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告停顿。而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启蒙运动的停止，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八十年间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但是，“五四”的火炬在人们心中长存不灭。 李慎之经过细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由现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进时，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从个人开始，然后通过信息共享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些事实说明：当人类社会向信息文明迈进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权，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亿万中国人都从奴隶主义和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文明需要的富有个性的充满创造力的思想解放的自由人，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现代化。

李慎之分析了毛泽东批判的所谓“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定两者与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毫不相干，是把具有正面意义和精确内涵的学说庸俗化了，败坏了在启蒙运动史上有积极作用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名誉。毛的批判，实际上是提倡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在五、六十年代生活过的人，都还记得在反右斗争后开展的批判个人主义运动，提倡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做“小小螺丝钉”。虽然这个“比奴隶主义还奴隶主义”的工具说与螺钉说，在今天已经无人提及，但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视作洪水猛兽者，还大有人在。李慎之特别希望重新回到“五四”，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名，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在李慎之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像个孩子一样，经常突发奇想。他想得最多的是两件事：

第一，望能做个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高水平的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人才。他批评我：你当过大学校长，但不能实行你的办学思想，学校成了党化和政治化的工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大学本来应该是进行启蒙的最好的场所。

第二，如果有“来生”愿意当一辈子中小学“公民”课教员。希望能够为中小学生编一套一二册的《公民》课本。要让新一代中国青少年从小就知道民主、自由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力；从小就知道批评和监督国家和地方领导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从小就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如何完成自己应尽的批评和监督领导人的义务。这是最起码的启蒙。我们企盼着那一天早些到来，那时候，每个公民都成为懂得并且切实实行和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格的公民。

我们深信：“五四”先贤的遗教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我们从争民主的运动中走来，还要向建立完美的民主制度的境域走去。

我们老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总要尽力向那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