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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天不生《永乐大典》,人类万古如长夜
作者:老牌恶棍
发表日期:2024.9.17
来源:微信公众号“老牌恶棍”
主题归类:历史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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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年,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等人修编类书,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4年之后,永乐大典定稿,朱棣亲自为序并赞曰:“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

然而,朱棣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这本“包罗万象,涵盖古今”的皇皇巨著不仅正本没了,副本也所剩无几,更令其无法想象的是,他当年一时兴起的政绩工程竟然暗藏着人类文明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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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通过《永乐大典》了解了世界地理,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意大利人受到了《永乐大典》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启蒙,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

德意志从《永乐大典》里学到了无神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十字军东征带回了《永乐大典》中所记载的科学知识,使得欧洲在数学、物理、天文、生物、化学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英国人则从《永乐大典》中参悟了纺织机与蒸汽动力的原理,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后来八国联军侵华,列强更是将《永乐大典》瓜分,因为分赃不均,导致一战二战爆发。

可以说,天不生我永乐典,人类万古如长夜。

有人可能就觉得奇怪了,《永乐大典》明明是中国人所著,为什么却在国外开花结果了呢?

我想,也许当时外国人刚从树上下来,对世界的好奇心更强吧。

算了,不编了,我怕真有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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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永乐大典》作为一部类书,远没有人们臆想中的那么神奇,之所以被神话,一是因为西方伪史论的盛行,二是因为大部分都已遗失,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一些人而言,《永乐大典》是一个抽象的流行梗,而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永乐大典》则反映出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心理。

这种文化心理并非今人所独有,其在明末时便已初现端倪。

彼时正值万历年间,随着隆庆开关,西方传教士来华,大量的科学新知识涌入进来。

明朝人自然不知道当他们还在山呼万岁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蛮夷”已经发明了望远镜、计算出了开普勒定律。

这些先进思想对于儒家的文人士大夫们而言无疑是闻所未闻的,不过他们在感到新奇的同时,却又受“华夷之辩”所束缚,难以接受落后的现实,产生了一种以文化对抗为手段的自我蒙骗,试图证明这些东西中国自古有之,以填补心中的落差。

比如徐光启就指出,西洋测量诸法与《周髀》和《九章》中的“句股”、“测望”等方法略同,熊明遇则认为西方的地圆说就是《黄帝内经》中的“地在天中,大气举之”。

时人根据这些附会出的所谓中西学说的吻合点,进而推断,西方诸学皆是从中国上古传过去的。

于是,最早的“西学中源说”诞生了。

到了清初,中西学说之争更进一步,不仅知识分子,就连康熙都说:“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

在康熙钦定以及梅文鼎的“论证”下,“西学中源说”成了有清一代的官学正统。以至于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哪怕是一些见过世面的变法派、洋务派都还攥着“西学中源说”不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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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是阐述西方科学源自中国的理论,皆出自同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但与明清时相比,如今流行的“西学中源说”却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特定背景。

明清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华夷之辩是人们自我欺骗的思想源泉,而现在,传统文化尽显颓势,中西对抗下,意识形态成了第一驱动力,“西学中源说”是以西方伪史论补丁的身份出现的。

明清时,“西学中源说”主要流传于文人士大夫与官僚阶层,是正统官学,而如今,则在民间极其盛行,学术领域反而对此嗤之以鼻。

不难看出,两个时代的“西学中源说”虽不是一脉相承,但却有着明显的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演变,而这两者在中国都难免掺杂着自卑的底色。

这种自卑既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强势,也源于本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前者对应互联网上流行的“警惕文化入侵”的论调,而后者则反映在人们对于“文化输出”的热衷与担忧上。

如果说明清两朝,面对陌生的外来文化与翻天覆地的世界变局,人们采取一种防御姿态,选择抱残守缺,还可以称之为是本能反应,属于时代局限性的话,那么在与现代文明相处了70年后,仍然以一种阿Q心态看世界,就是彻彻底底的大倒退了。

说到底,无论是“西学中源说”还是西方伪史论,都是想通过老祖宗来满足文化心理上的诉求,以消弭现实中的文化自卑。

然而这些手段终究只是饮鸩止渴,越是深陷其中,越是容易变得敏感脆弱,无法用平和正常的心态看待世界。

唯有舍弃这些沉重的历史包袱,彻底从老祖宗的坟墓里走出来,中国人才能真正拥抱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