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冬虫夏草原本就近乎神秘的药用价值因为人为或非人为的作用力而逐渐流失，可它的价格却在急速飙升。

一、出土 杂多县

伴随着沉重的关门声，一屋子的灰尘在穿过窗子的夕阳里跳跃起来。阿拉把行李扔在地上，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轻轻地把一个棉布袋子放到茶几中央。

这个布袋子里装着五千多根冬虫夏草。这是他和妻子离家一个多月来的全部收获。这些来自唐古拉山土壤里的小东西，每一根都曾经经历过痛苦的生命历程。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奇怪的死亡方式，此时，它们都可以成为翅膀上拥有各种花纹的蝙蝠蛾，和破茧的蝴蝶一样，飞翔在青藏高原。

而现在，它们只能僵直地躺着。在接下来一年里，这个将它们挖出、晾干、带到这里的人，生活水准完全由它们决定。

阿拉把床底下的木头箱子拉出来，打开，在一堆藏饰细软中清理出一块空间，四周垫上厚厚的报纸，把这个布袋子平稳地放在那，然后锁上箱子，推回床底。等需要用钱时，他可以抓上一把，出门在满街都是的虫草商人中随便找上一个，换来相应的金钱。只要在明年的虫草采挖季节到来前不要让这个袋子空掉，他们就有相对宽裕的日子过。

他们坚信，这些“尸体”要比货币更保值。

杂多，被称作“中国虫草第一县”。这个唐古拉山北麓的高原区域，平均海拔4290米，碱性土壤中矿物质金属物质含量丰富，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加上适宜的空气湿度，使得这里出产的冬虫夏草以色正、体满、营养价值高闻名于世。在当地，有“青海虫草出玉树，玉树虫草数杂多”的说法。每斤1000头的特优一级虫草，80%产自这里。

于是，采挖虫草在杂多成为每户人家一年中的头等大事。每年5月中旬到6月底的虫草采挖季节，原本有三万人居住的县城，剩下的不足三千。家里铁锁把门，街头商铺打烊，就连政府机关，每个科室也只剩下一两个留守人员，这些留守人员通常是外地人。其实，这段时间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事情，在玉树，商业活动、日常消费甚至政府政务，一切都停下来了。所有的一切，都要等虫草采挖期结束后重新开始。

所有的杂多人的踪迹，都只能在山上找到。通常是邻近的几家人结伴而行，带着帐篷、被褥、煤气灶和必要的粮食，一起在步力所及的山腰组建起帐篷村落。

以这个临时村落为据点，早上，他们带着青稞面和牦牛肉出发，晚上，带着一天挖到的虫草回到帐篷里。采挖是个艰难而细致的过程，一整天的时间里，他们需要趴在山坡上，歪头斜眼，透过草丛或积雪，用肉眼扫描着露出地面的棕色子座。一旦发现目标，立刻用手中特制的小镰刀，围着子座开始挖起，直到被泥土包裹的虫草完整挖出，留给草丛一个鸡蛋大小的土坑。

随着隐藏在草丛中的棕色子座全部被这些土坑取而代之，一山的虫草被收入采挖人手中五颜六色的塑料袋。然后，他们收拾起帐篷，翻过山去，向下一座山进军。

杂多的孩子可能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孩子，十来岁就已经可以跟着父母上山挖虫草了。由于小孩子个子矮，眼睛尖，往往比父母挖到的更多。每年这个时候中小学校的“虫草假”，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甚至鼓励了中小学生加入虫草采挖大军。因为即使没有虫草假，这些腿脚灵便、眼疾手快的孩子们也会听从家人的安排，为了不放过这一年中最大的赚钱机会而毅然选择逃学。

四五岁的孩子和留在家里的老人，也不是这个虫草舞台的局外人。老人会带着孩子就近去坡势较平的山上采挖，朝出夕归。虽然收获不会太大，但孩子们受用一生的谋生本领就从这里开始学起。

除了采挖，他们有义务看守住自己的阵地，这个只对本地人放行的产业，绝对不允许出现陌生面孔。2004年起，青海虫草采挖区已经明令禁止外地人异地采挖虫草，这里蕴藏的财富只属于本地人。杂多的规定更为严格，县里的人甚至不能去乡镇采挖。杂多县境内的跨界采挖，一个采挖季节，每人需要向当地缴纳200元到300元的采挖金。而杂多县以外的人，这个采挖金的数额可能要增加到几千元，这成为乡镇一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挖虫草的时候，我就是杂多人。”阿拉每次跟家乡的朋友说起这话，总是带着一丝骄傲。2007年起，阿拉从玉树搬到杂多，加入了虫草采挖大军。虽然同属于玉树州，同样操着康巴藏语，但是细微的口音差别常常令路上遇到的采挖者心生疑惑，好几次差点刀刃相见。

每一次，阿拉都能应付过去。对于一个新来的杂多人，被本地人质疑也很正常。因为有太多打着虫草主意的外地人想来这个“虫草第一县”分一杯羹。

2008年，阿拉曾经在杂多开了一个洗车行，生意不错，但是最终因为人手不够而停业。在杂多，2000元一个月也雇不到人，所有本地人都把挖虫草视为惟一的生存本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虫草大幅涨价，当地人所有的生活都在围着虫草转。他们本能地把一年分为挖虫草的生产季节和不挖虫草的消费季节。没有人愿意去打工。凭借着一家每年几万元的虫草收入，大部分杂多百姓衣食无忧，过着在他们看来还算不错的日子，而不需要其他任何生存技能。这些历史上骁勇善战的康巴汉子，生活方式被这寸把长的小东西完全改变了。

七月，杂多的消费季节来临，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市场货源充足，餐馆开门迎客，孩子回到校园。整个县城在盛夏开始复苏。

二、塑料袋 玉树县

玉树还没从地震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即使是最中心的结古镇广场，随处可见残垣断壁。可供外地人落脚的只有简陋的“帐房宾馆”。这依然无法阻挡淘金者的脚步，像往年这个季节一样，这里聚满了异乡人。

夏天的结古镇广场，是玉树冬虫夏草的集中交易地，每天天一亮，便有一些陌生面孔照例出现在路口的显著位置，皮肤黝黑的是藏族人，带着宽边遮阳草帽的是回族人。很多时候，他们看似无所事事，可一旦有当地人手里捧着色彩鲜艳的塑料袋迎面而来，他们就像猎犬看到猎物出现一样，迅速地快步凑上前去。背在身后的衣袖中露出了他们惟一的“武器”—一把精巧的铜质小秤。

他们都是专门来这里收购冬虫夏草的商人，来自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的各个地区。为了让自己的虫草卖上更好的价格，县里的牧民会赶来玉树出售。同样，为了得到更实惠的虫草，虫草商们也会在这里云集。

塑料袋里的虫草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收购，然后带到各地出售。这样从原产地到销售地的一买一卖，价格可能涨了近一倍。一年里，虫草商人一个夏天的收入远远超过其他季节的总和。

如果对塑料袋里的虫草感到满意，双方立刻将手伸在衣服下、塑料袋下或者随身带的毛巾下，通过互相捏手指头来敲定价格，这种古老的秘密议价方式被称作“揣指头”，广泛应用在虫草交易中。再多的旁观者也无从知道最终的成交价格。

同样在街头转悠的还有玉树本地的虫草商人，他们走的是与这些异乡客相反的路线。本地收购，运到外地，哪里价格高就往哪里运。因为对当地比较熟悉，他们经常能拿到性价比最高的虫草。

他们有着非常容易辨认的特征—年龄大一点的一张嘴通常会露出一颗以上的金牙。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金牙消费曾经风靡藏区，一度是身份的象征。那个年代比较富裕的就是做虫草生意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为自己当年的风光“镶”上金色印记。

年轻的虫草商人已经不再对金牙那么痴迷了，他们的炫富手段是名牌服装。每年电视上做广告最凶的国产品牌，就是他们的时尚。2008年的“七匹狼”，2009年的“太子龙”，都是他们的标识性服饰。今年是“劲霸”，而且一定要配有闪闪发亮的铜纽扣。镇上新开张的“劲霸”专卖店里，每天光顾最多的就是虫草商人。他们包裹在国产品牌西装之下，走在街头，顾盼自雄。

41岁的玉树人索南加措就是穿梭于杂多、玉树和西宁的虫草商人中间的一个。现在他在西宁定居。

18年前，加措每月有两百多元的收入，那时他在玉树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是收购和销售当地土特产品，虫草是其中最重要的盈利来源。现在，他的工作依然是收购和销售虫草，但每年的收入已经超过20万。

2001年，加措离开外贸公司，自己下海经营虫草生意。从此成为杂多县、结古镇、勤奋巷的常客，游走于这个虫草江湖。2006年，在虫草江湖中有得有失的加措，被青藏虫草公司“招安”，重新进入较为系统的商业运作。2008年，他又被西宁刚刚起步的青海春天公司看中，公司为他提供的月薪达到3000元以上。而此时虫草行业中的同业人员，工资水平不及他的半数。加措选择了跳槽。

一年后，39岁的加措再次下海。这一次，他和东家青海春天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了青海春天虫草供应商中的一员，负责寻找优质虫草资源。

20万元已经是这个行业里这一环节的收入“上限”，这标志着加措已经进入虫草行业的“上流社会”。

但是相对于经济收入上对冬虫夏草的依赖程度，当地藏族人对冬虫夏草的医疗价值的信任程度要小得多。在他们心中，价格仅是虫草十分之一的麝香占有更重要地位。许多人相信如果一个村子里有一颗麝香，随着风的作用，整个村庄的人都不会生病。冬虫夏草对于自小吃牦牛肉、喝不掺任何添加剂的酸奶长大的藏族人，根本没有作用。他们只是将这身边的宝藏视为天然的、单纯的致富工具。

在玉树颇有名气的卓梅藏医院每天为七八十个病人开出的药方里，十几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冬虫夏草。患有肺病、肝病和肿瘤病的人，他们服用的都是以矿物质和植物为原材料炼制的藏药药丸。

而在北京很多中医院的肿瘤科，冬虫夏草每天都会出现在那些“有身份”的病人的药方中。

为了准确到达这些“有身份”病人的手中，虫草从玉树开始长征，第一站是800公里外的西宁。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的冬虫夏草集散地，整个城市的空气里都弥漫着冬虫夏草的味道，而且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和成熟的造假环境。

三、保险柜 勤奋巷

如果说虫草采挖被藏族人包揽，那么虫草交易就是回族人的天下。自古崇尚农耕的汉族人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有天然的畏惧，很少有汉族人去采挖地收购虫草。而跟西藏、新疆联系密切，在青海又为数众多的回族人热衷于此。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虫草价格的节节攀升，越来越多的回族人开始经营此道。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西宁的勤奋巷由土特产品的集散地逐渐演变成冬虫夏草一条街。现在，勤奋巷是中国所有虫草商人的朝圣地。大部分游走在虫草采挖地的虫草商人，都以西宁作为中转站，去勤奋巷转转是掌握价格、行情的必修课。

勤奋巷的两旁被虫草商铺挤满。这些店铺的面积和挂着粉色荧光灯的发廊店面无异，除了破烂的桌椅，在每个店铺角落里，清一色的摆放着最醒目也最关键的设备—保险柜，里面放着各种产地的虫草和用来周转的现金。保险柜的钥匙一般由老板本人保管，若是合伙开店，保险柜各个小门的钥匙会分别保管。

这些商铺有着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的还会有一个粗糙的Logo，更多的是填充在挂牌商铺的缝隙间、没有招牌的无名店面。

早上八九点，戴着回族特色白帽子的虫草商人都汇集在这里，用深浅不一的蓝眼珠盯着过往的人，看到谁有成色好的虫草立刻拉来“揣指头”。更多的白帽子就拎着装满虫草的塑料袋在街上走，有人要看货立刻就地展开。

当摊开塑料袋验货时，店面老板还要随时提防街上拿着铁丝钩的孩子。这些孩子成群结队地聚在虫草堆的外围，会用自制的铁丝钩从人缝里把一根根虫草钩走，装进口袋。

现在，这条不足千米的巷子里，固定店铺已经有四百多家，租用巷内小旅店做零星虫草生意者上千人，虫草年交易量近百吨。每年夏季和春节前的两个交易旺季，虫草日交易量能达到一吨多，日交易额近5000万元。没有发票，甚至没有账本。所有店铺只是象征性地交一份固定税额，然后以土特产的名义进行着巨额的交易。

凡是在青海从事虫草相关生意的，必须要跟这里保持联系。勤奋巷的价格，决定着全世界冬虫夏草的价格，而且每天都在变化。

大一点的公司会每天派专人刺探军情。单打独斗的炒客经常也会通过朋友了解行情。勤奋巷的每一次大的价格变动都有可能引发整个行业的地震。

2008年，经历了十年上涨周期，虫草价格突然急剧下跌，对此，坊间自有一种解释。据说，一个来自浙江的炒家先是通过中间人在勤奋巷购买了一大批虫草，然后自己粉墨登场，在勤奋巷的每一个店铺放言，说内地新成立的高端虫草公司要进几十个亿的货，同时他自己先砸下了几百万元，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大肆收购。这样的出手令所有店铺老板信以为真，纷纷不惜血本组织货源，虫草价格应声而涨。而这时，炒家又通过中间人偷偷出货，早前收购的虫草以这时的高价位卖出，自己狠赚了一笔后就再也找不见人影。勤奋巷里积压了大量虫草，意识到上当后，每个老板都争相压价出货。最低谷时，虫草的价格比前一年下跌了两成。

这个传说的真伪有待考证。但是经过这次价格下跌，虫草老板们更加小心。面对越来越透明的价格、越来越小的利润空间，许多人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为了保证较低的价格，他们拼命在虫草重量上做文章，轻则掺水，重则使用铁粉、铅粉等重金属粉，最离谱的是曾经有人发现在勤奋巷购买的虫草中间被注入了水银。

“现在，勤奋巷里的虫草90%都被或多或少地做过手脚。如果买到仅仅是掺了点水的虫草，已经算是万幸了。”一位勤奋巷里的业内人士如是说。

从原产地的塑料袋，到勤奋巷的保险柜，能够独善其身幸免于难的虫草已经少之又少。没有人知道从这里走出去的高档滋补品还剩下多少营养成分，或者已经产生多大的反作用了。

四、盒子西宁市

“您现在看到的是2010年的新草，在几年前它只是一只蝙蝠蛾卵，长成幼虫后被子囊菌感染，感染后的幼虫继续生长，去年它钻到土壤里，等待变成蝙蝠蛾后破茧而出。在土壤里，子囊菌慢慢布满它的全身，幼虫死亡，到了今年温暖潮湿的春天，从虫体头部长出一根棕色有柄的棒状子座，穿透土壤，被牧民发现、挖出……”讲解员的声音清脆悦耳，但并不熟练。

这里是世界上惟一的冬虫夏草博物馆，坐落在西宁市七一路的新千虫草国际交易中心五层，免费向公众开放。但这并没有吸引到众多的参观者，除了有旅行团到来时，大部分时间这里冷冷清清。即使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对冬虫夏草的神秘生长过程也没有多大兴趣。所有人的兴趣都很纯粹—把它们装进口袋带回家去。

博物馆下面四层则满足了大家的胃口。一至四层的销售大厅中，是一排排的虫草档口。每一层都会留有一个面积最大位置最好的档口，做新千自己的品牌直营店，直接经销自己的虫草产品。

新千希望通过众星捧月的方式，把自己抬高到行业老大的位置。

这个号称全球最大的冬虫夏草交易市场于今年5月开张，在这之前，新千还是一个单纯的房地产公司。也许是看准了虫草行业的暴利，在这一行中没有任何根基和经验的新千大胆投入，在虫草这个产业链中，成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最后一环。

在西宁，虫草店比香烟店还多，新千为它们做了一个体面的“盒子”，希望为105个摊位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经营场所。

即将投入使用的另一个更大的“盒子”可能马上会刷新新千的“全球最大”记录—可以提供1000个固定交易店铺的青海玖鹰冬虫夏草交易中心，同样是由一家房地产公司投资兴建。

与勤奋巷自发形成的市场相比，这些“盒子”里的每一个档口都是一个品牌。虫草在这里完成了从土产到商品的转化。

每家档口柜台里都整齐地排列着纸盒、木盒、金属盒、亚克力盒……几乎人类能想到用来做包装的所有材质，都用在了虫草身上。每一个品牌虫草的价格按照级别严格分类，然后按照价格决定相应的包装。

大部分虫草企业都是在尽其所能打造一个完美的盒子，同样的虫草有了这样的盒子，价格可能又翻一倍。但是，盒子的精美程度和里面的虫草质量是否成正比，没有人知道。

“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就连北京的同仁堂也没有一个专门针对冬虫夏草的检测标准。”来自四川的张雪峰说。

张雪峰从2007年进入这个行业，现在他的身份是青海省药学会冬虫夏草药用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他名下的青海春天已经成为虫草行业的龙头企业。他一向口无遮拦。

“这个行业的混乱就是政策的不规范导致的，板子应该直接打在卫生部身上。冬虫夏草，究竟是药品还是食品，一个省份一个说法，而且经常在变。每次调整，都会令一批小公司的生产经营从合法变成非法。眼光长远的大公司则会分别弄两套审批手续，来应付政策的随时改变。”

“但这个行业不会崩溃。”张雪峰的嘴角露出一丝神秘微笑，“近年来青藏高原的大气环流已经改变，现在的气候更适合虫草生长。加上各地对于环境的保护和采挖的限制，每年总产量就只有80吨至150吨，三百多亿的交易额，看起来好像很多，但算下来，如果中国人每人吃一根，要排5年的队。行业的逐步规范会让小公司小作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行业龙头会让经过筛选的上等产品甩开低端用户，这本来就不是个每个人都吃得起的东西。”

五、轮回水晶棺

“水分：8.4%，铅：1.2mg/kg，汞：0.035mg/kg，腺苷：0.025%”，一张A4表格从打印机里缓缓吐出来，成为这一批虫草的身份证明。

目前，对于虫草的检测仅限于水分、重金属、腺苷含量这三个方面。青海省技术质量监督局的标准是在性状合格的前提下，水分低于10%，铅和汞含量分别不超过2.0mg/kg和0.3mg/kg，而标准里惟一的营养成分含量腺苷不得少于0.01%。

无疑，这批来自玉树各地的虫草属于上品。现在，这一批虫草的主人加措就在选草室里忙活着。

如前所述，加措是青海春天公司的长期供应商。这个企业每年需要大量的上等虫草。由于挑选严格，它的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斤高1万元，而且成交额稳定。所有原产地的虫草商人都想成为青海春天的供货商。但这并不容易。

60斤虫草全部摊开在一张3米长的桌子前，十几个负责选草的工人围坐在桌子四周，一根一根地筛选。虫草特有的腥味弥漫在空气中，这种味道被业内人称为“腥香”。许多坚信虫草药用价值的人相信这味道也是治病良药。

挑选的过程是加措最紧张的时候。每隔几分钟，他就小心地把挑选出的虫草和挑剩下的虫草分别装入袋子。这是为了避免水分流失。在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下，虫草暴露在外面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重量缩水越多。每一批货，仅在选草过程中因为水分流失的损耗就超过一万元。

筛选剩下的草，行业内叫做“下脚料”。加措会拿到勤奋巷卖出，价格当然低很多，一两万一斤。每次选草的时候，他需要随时在心里计算“下脚料”的比例。

这是他今年送来的第二批虫草。一般来说，加措送来的虫草合格率能达到70%，这就意味着，这批60斤的货要有近20斤的“下脚料”要低价处理，因此，他只能在进货时从源头控制质量。如果顺利，这批价值三百多万的货能让他有五六万的利润。如果控制不到位，不仅利润要下降，有时还要赔钱。

去年，加措与青海春天的交易额有六七百万，利润有十二三万。今年，他的目标是1000万的交易额。

这批虫草离开加措，离自己的终点更近了一步，身价也愈加昂贵起来。中国每年出产的3亿根虫草中，只有5%能被筛选出来，成为“极草”。这是卫生部惟一批准的“安全食用级”冬虫夏草。他们享受的待遇也完全不同于其余的95%“工业原料级”虫草。青海春天完整的流水线为他们提供了三种选择。

它们中的一部分，被来自德国最先进的设备按照最适合人体吸收的粒径进行粉碎，然后压制成含片；

另一部分，被同样粉粹后，制成胶囊；

最幸运的一部分，可以始终保持着完整的躯体。它们被分别装入一个半支雪茄大小的pvc盒子里，盒子里注满惰性气体。原理上，这等同于保存尸体的水晶棺。

这小小的“水晶棺”被它的设计者称为“水立方”。24根“水立方”，每根内装一条净含量12克的冬虫夏草，总售价是8160元。这样算下来，每克要340元。这的确是天价，已经比铂金还要贵。

这些“极草”们经过专业的清洗处理，在水晶棺里保持了完美的遗容—头部丰满，子座完整，腹部的四对足结实有力，背上的环形纹清晰可辨。

它们将从这里出去，来到北京、上海、香港、台湾……它们一路前行，历经辗转，终于停在一个金字塔尖的客人手里—一个虚弱的老人或者一个健硕的壮汉。随着水晶棺被清脆地折断，它们被一口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