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反扩散是指国家方面获取和采用反民主的压制性策略，如果支持民主的活动者部分因为他们从他们邻国的成功努力中学到教训从而获得成功，那么在这些国家中握有权力的威权政权应该也能够观察到这些民主化运动。学得好或学得快的威权政权也许能使其避免它们独裁者同伙曾经犯下的致命性失误。
原文：Regime Security and Counter-Diffusion: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译文：政权安全和反扩散：威权政权学习和调适性的来源
作者：Sheena Chestnut
作者介绍：Sheena Chestnut，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候选人
原文出处：Georgetown大学民主与公民社会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所办的《民主与社会》（Democracy & Society）2010年春季刊
译者：@Freeman7777、@hsinwang1982
校对：@Freeman7777、@hsinwang1982
对中国的稳定所进行的当前辩论正好说明了民主化文献的空白。被引用为中国民主化失败原因的国内结构性因素，有以下几种：发展和工业化均处于较低水平；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较高的民族同质性，低度的城市化和低识字率这类社会学方面的特征；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不同次序（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的苏联、东欧国家都实现了民主转型，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中国却并没有出现这种变革）；当政权稳定危机被认为已经达到顶峰之时，统治精英之间80年代末时出现的世代分歧。1 有利于威权稳定的中国政治领导层的技巧或国际因素的潜在可能并没有在上面那份解释清单中被直接显示出来。唯意志论的解释(voluntarist explanation)尽管在研究民主化的文献里是常见的，却几乎在辩论威权稳定的文献里缺席了。正如Lucan Way提到的那样，“在政权研究领域里对于威权主义相对的忽视已经导致了关注度的不对称分布，即过多关注政权行为者去创造和维持民主的能力，而非它们维持独裁统治的能力。”2 竞争性政权(competitive regime)的分析家往往会考虑政治技巧和制度建构的重要性，但是现任统治者影响威权政权稳定的能力相对而言仍未被探索。为了解释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相对长期性，我们需要一种由施动者驱动的解释(agent-driven explanation)。
利用扩散去解释民主化过程是一种当前文献呈现一面倒性(lop-sidedness)特别清楚的例子。民主化的 “扩散”假说提出，某些民主转型的成功，部分是建立在“模仿他国先前成功范例基础之上的”。3 在民主化文献内，每个支持民主的运动都拥有较高的成功机率，是因为它已从先于它发生的民主转型案例中有所观察并学到了教训。以这种逻辑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扩散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主化而言，这些反政权行为者的学习能力必须要超过政权自身的调适能力。因此，民主化的扩散假说取决于假设威权政权与公民社会或与让它们心怀怨恨的支持民主的运动相比，“学习”的能力较弱，这里的“学习”能力是指理性上更新信息以及建立在新信息的基础上调适政策的能力。学者已经假定了大量因素应该在威权政权之中有望去创造思想僵化并阻碍有效的反馈和调适：限制了负面反馈获取的短的时间范围；为了方便中央控制，置于水平和垂直信息流动的限制；以及在这些体制中的结构性诱因。4 民主化文献也假设不同的威权政权或领导人在学习和调适能力方面将不会有什么变化。两种假设都未受到严格的实证检验。
人们如何可以把关于民主扩散的理论上的论点与中国未曾料想到的所展现出的调适性的证据调和在一起呢？为了回答这个疑问，我认为我们应该涵盖反-扩散(counter-diffusion) 这个概念去重新对“扩散”下定义 ，反扩散是指国家方面获取和采用反民主的压制性策略。如果支持民主的活动者部分因为他们从他们邻国的成功努力中学到教训从而获得成功，那么在这些国家中握有权力的威权政权应该也能够观察到这些民主化运动。学得好或学得快的威权政权也许能使其避免它们独裁者同伙曾经犯下的致命性失误。民主扩散论必须与一个反民主扩散的变量，或是与衡量了剩下那些威权政权的学习能力和调适性的事情相互作用。
我提出的看法认为，反扩散的动态是中国自1989年以来威权主义韧性故事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从他们自身在1989年遭遇到的国内麻烦与那些国外的麻烦之间找到了鲜明的相似之处。由于一系列分离主义的抗议在西部的“自治区”升级并且抗议者聚集在中心广场，距离苏联统治者非常遥远的民族主义者煽动反对苏联当局并在接下来脱离了苏联的控制。由于担心1989年欧洲所发生的场景在中国境内重演，中国领导层在1990年代初，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想要从削弱了他们同样身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权并最终瓦解了其统治构造的错误中学到相关教训。这些努力产生了一个观察，分析和政策调适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的理解应该被纳入到任何理解为什么北京与华沙和莫斯科相比，1989年及之后的事件产生的结果差异会如此之大的分析中。5
反扩散与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
体现了中共政权分析外部事件并以促进其继续统治的方式去调适它们的能力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其少数民族政策。大量分析都把民族分裂主义确认为一个关键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被有效管理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稳定。中共外联部建议政府“强调不同民族的团结并和分裂主义做斗争，”6 而季正矩指示中共要“优先处理民族、宗教和其它社会问题。”7 学者群体则向一个具体的解决之道更进一步，暗示中共政权，“要把民族问题处理好。经济发展是解决民族紧张关系的基本解决之道。”8 涵盖范围最广的建议来自李静杰，他认为领导层必须“充分理解民族问题和紧张关系的复杂性和根本原因，确保各民族的平等和自决的权利，把加快经济增长当作根本的解决民族紧张关系的办法；但是要体认到在一个多民族地区执行政治多元主义的危险。”9 认为提高生活水平以及经济增长将抵消分离主义的基本假设已经在另外一卷书中做了重申，尽管它表达了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的关切，却表达了对于经济和财政措施去抵消分离主义趋势的信心。10 这些建言既反映了中国对于苏联所发生事件进行的分析，又反映出一种关于中国政权使得这些地区纳入到北京政治控制下能力的长期立场的历史性的忧虑。虽然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的8.4%(104490000人)，但他们生活在大小不同实施区域自治的地带，那些地带沿着战略重要领土边境群聚在一起，并占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领土的64%，包括了资源丰富、有能力减轻东部人口过密的宽敞地域。11 结果是，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做出的第一次系统性研究的一部分内容提到了民族受到了中央的关注，这种关注程度与少数民族的人口相比的话是不合比例的，即便这种关注是建立在恶意的假设之上，“这些少数民族可以削弱边防，增加外国势力攻击的危险，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损失。”12
中国学者和政策分析家承认，欧洲和苏联共产主义解体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种族民族主义紧张关系的不当处理，一位中国学者把此现象称为“苏联解体的火药桶。”13 另一项研究强力认为，“苏联崩溃是由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体制上的僵化主义、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外关系上的意识形态化和霸权主义所促成的。”14 更为具体而言，许志新研究员提出，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的体制就传播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光荣愿景，只透过阶级斗争的棱镜来看到种族关系紧张，并导致了对非俄罗斯民族的严厉镇压。15 中国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开始就低估了自主性民族认同的发展并失去了控制非俄罗斯种族民族主义的能力。一个有争议的辩论集中在苏联联邦制的程度及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不当地鼓励民族自决以及苏联赋予加盟共和国有限自治的体制是一个致使分裂主义兴起的关键原因，而苏联那种联邦体制应该被抛弃掉而赞成一种单一制的国家。16 其他人则建议，问题出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在联邦制方面做得还不够充分。
他们认为，斯大林及其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在实践中对赋予加盟共和国的正式宪法自治权所做的强化仅仅起到了促进民族主义怨恨的作用。17 考虑到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在这种体制中自治区域既无完全自治权，也无权退出，但仍与苏联有着历史相似性）制度而言苏联体制只是一个松散的模式，这一争论中解决措施的明显缺乏就尤其引人关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对与 1989年种族民族主义有关的起点反应 ，包括强化积极诱因和消极强制手段两种措施。一方面，中央政府强化了赋予少数民族的倾斜（优惠）政策，甚至增加了向较贫困地区的再分配力度。与此同时，中国强调该体制与苏联模式的一项关键差别： 对任何分裂主义迹象都毫不留情，并展现了在必要时进行武力镇压的意志。
正如上文提及的，一些对苏联解体的主要研究特别强调，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种族动荡或分裂主义倾向的手段是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并为那里的人民提供经济收益。尽管少数民族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地位，但在在1952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却没有得到特别的财政供应。18 然而在后来的1989—1991年，推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少数民族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以受限制的政治参与换取经济增长的总体交易的一部分。19 1994年7月，第三次全国西藏工作会议表达了发展西藏经济的迫切需要。会议批准了总计23.8亿元的62个基础设施项目，并将2000年前的西藏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提高两倍，达到10%。20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援助也在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有了显著增加，在那次会议上，江泽民通过科索沃和东帝汶的事件强调提高处理民族问题能力的重要性。结果，政府发动了一场将经济发展重心由东部沿海转移至较贫穷的西部内陆的运动，21 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成了西部大开发的特定目标。22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通过必要时刻采取强制力强化了其对少数民族地区保留政治控制的承诺。1992年1月，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重申了对民族自治和发展的承诺，但他也强调，北京不会赋予少数民族地区独立权，这是与苏联完全相反的做法。23 教育和文化政策（如针对西藏的此类政策）得到了重新修订，以限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曝光 ，并在1996年发起了针对僧侣的“政治再教育 ”运动，并对政治异议人士进行拘捕。24 在新疆，中国共产党警告当地政府对分裂主义分子和试图颠覆、破坏国家的危险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政策。25 确实，正如谭睦瑞 (Murray Scot Tanner)指出的那样，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社会骚乱更容易被定性为“反政权”事件，这也会使地方官员采取更加出格的镇压手段。26 尽管中国民众批评警察对2008年的西藏骚乱和2009年的新疆骚乱反应迟钝，镇压行为以及随后武警的增多都表明中共政权有必要的时候愿意对暴躁的少数民族人民采取强制性手段。
因此，尽管中国领导人已不遗余力地通过确认自治制度来增加经济再分配和缓减少数民族的怨恨，但中共仍公开确认说他们愿意使用武力来控制受到种族民族主义运动影响的地区，这与1989年的东欧是根本不同的。这些政策发展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共政权在1989年后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
结论
在1989年的孪生危机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启动了一系列研究，去收集数据和分析他们先前威权同伙国家的不稳定原因，并草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避免类似问题的应对方案。他们广泛收集数据收集的努力以及随后将所得结论融入其政策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对威权政权总体调适能力的起点期待(baseline expectation)，进一步而言，也有违对威权治理结构应对民主化策略跨国扩散的起点期待。
这表明，依赖缺乏弹性结构性变量的威权稳定的理论，在回应公民社会支持民主行为者的结构性条件以及能动性时，需要重新考虑纳入关于扩散、能动性，以及政治技巧或政治领导术等理念的重要性。扩散论文献仅仅关注民主运动的学习能力以及暂时的进展，它忽视了威权政权为了维持在国内的统治，也有着从国外民主运动的得失学到教训的强大诱因。相反，也许民主化和威权稳定应该考虑为在学者研究法律执行过程中已经命名为“竞争性调适”(“competitive adaptation”) 的其他结果，在竞争性调适过程中，犯罪组织以及警察机关调整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去应对其他人不断演变的战略和战术。27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9年后的历史清楚证明了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类分析和调适是符合自身的利益的，并积极加以追求。因而，与一些既有的论点相反，政治能动性、扩散和国际影响，以及当前所有倾向于针对支持民主运动的思考，也都可以在威权稳定的维持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notes
1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Lucan A. Way, “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Sources of Regim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urth Wave: the cases of Belarus, Moldova, Russia, and Ukraine,” World Politics, vol. 57 (January 2005), pp. 231-61.
3 Mark Beissinger, “Structure and Example in Modular Political Phenomena: the Diffusion of the Bulldozer/Rose/Orange/Tulip Revolu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2 (2007), pp. 259-276; Daniel Brinks and Michael Coppedge, “Diffusion is No Illusion: Neighbor Emulation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9, no. 4 (2006); Jeffrey S. Kopstein and David A. Reilly, “Geographic Diffus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53 (October 2000), pp.
1-37.
4 See the chapter on authoritarian leaders in Stephen P.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irot, Modern Tyrants; Kenneth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1991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Kevin Woods, James Lacey, and William Murray, “Saddam’s Delusions: the View from the Insid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6), onlin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1701/ kevin-woods-james-lacey-and-williamson-murray/saddams-delusions-theview-
from-the-inside.
5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6-17. Colin Mackerras,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pp. 30-31.
6 Zhong Lian Bu Ketizu, “Su-Gong kuatai.”
7 季正矩：《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十个经验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01期
10 葛霖生、胡燕芬：《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收录在陆南泉和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1999）一书；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记》（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 然而，Marsh却提出了一种关于苏联案例研究里因果性的这种表示以及对中国“正确性”的信心的有效怀疑，他认为政治压力会导致中国苏联问题研究者弯曲他们做出的解读去证实中国当前政策的有效性，即便他们并不必然相信压力之下做出的解读是苏联案例研究里真正的问题。
11 Autonomous zones exist at the regional, county, prefectural, and township level. These areas comprise 107 of the 155 counties that make up China’s land borders.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ional Autonomy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Beijing: February 2005), online at http://english.gov.cn/official/2005-07/28/ content_18127.htm. See also M. Taylor Fravel,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Fall 2005); Mette Halskov Hansen, Frontier People: Han Settlers in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Vancouver: UBC Press, 2005);
12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p. 3.
13 张盛发：《苏联解体原因再探》，《俄罗斯研究》2001年12月刊，pp. 16-27.
14 许新等著：《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1), p. 202.
15 许志新：《模式的积弊：苏联剧变的历史根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6期第23页
16 Shambaugh p. 73; Editing Group, Xingshuai Zhilu; Zhen Yifan, “Suweiai shehuizhuyi gongheguo lianmeng: cong chengwei dao jieti [The USSR: from establishment to collapse],” Guoji Gongyun Shi Yanjiu, no. 1 (1992), pp. 1-7; Xin Guangcheng, “Sulian jieti hou geguo guanxi poxi [An investigation of relations with various countri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Dong-Ou Zhong-Ya Yanjiu, no. 2 (1992), pp. 53-60.
17 Shambaugh, p. 73, cites Zuo Fengrong, “Historical and Ethnic Causes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Analyz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31 May 31 — 1June 2004, Beijing.
18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p. 105
19 Marsh, Unparalleled Reforms, p. 116.
20 Beijing Review, 8-14 August 1994 (originally cited in Goldstein, p. 93).
21 Hansen, Frontier Peoples; see also Dali Yang, “Pattern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122 (June 1990).
22 This development drive, however,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n influx of Han settlers that have diluted the number of minority residents, exacerbated income inequalities across ethnic groups, and weakened minority protections, thereby risking exacerbated “sons of the soil” dynamics. Hansen, Frontier Peoples; Morris Rossabi, ed., Governing China’s Multi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Myron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24 Melvyn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UC Press, 1997), p. 97.
25 Mackerras,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zation, pp. 48-52.
26 Murray Scot Tanner, “How China Manages Internal Security and its Impact on PLA Missions,” in Roy D. Kamphausen, David Lai, and Andrew Scobell, eds., Beyond the Strait: 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 (2009).
27 Michael Kenney, From Pablo to Osama: Trafficking and Terrorist Networks, Government Bureaucracies, and Competitive Adaptatio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State Press,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