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晚，也就是当年我们宣布绝食之后第二天，绝食和声援的学生占据了整个广场，子夜时分，我提出学生转移至历史博物馆方面，让出半个广场，给政府办第二天迎接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我的说法是：学生不能在爱国这个话题上被政府扣帽子，被人民误解。经过激烈的辩论，主张让出广场的意见以微弱多数占上风，深夜，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整队起立移动，天安门广场靠近人民大会堂这一块不再有绝食静坐的学生。第二天，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在首都机场进行，我们这一出让广场的善意举动没有看出任何政治结果，而且也很快被淹没在紧接着的那些天每天走到街头声援学生的几百万人的热情之中，变成了学运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流亡海外这二十多年，我对于广场五十天的反思从未停止，当然这个事件也是我认真检视思考的事件之一。思考的结果：当时我们能够在悲情激情冲击之下，仍然能够注意社会观感，这是冷静的体现，但对于爱国这个主题的思考，显然不够深入。同时，八九学生运动是不是爱国主义运动，与我们心中对国家的情感多么炽烈并没有直接关系。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学生当然是爱国的，但政府也可宣称坚持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才是最符合国家利益，因此支持政府才是爱国的，甚至开枪杀人的士兵，我相信他们也是爱国的。在此，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点根本不是谁更爱国，而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青年人在出现内忧外患时，走上街头，承担匹夫之责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特质，外患时这种表现叫作爱国，内忧时，叫作社会责任。八九年，我们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爱，走上街头争取民主，呼唤自由，所以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个民主运动。
中国政府为巩固其统治，想把爱国和支持政府划上等号。原本这样的欺骗并不容易得逞，但靠着限制国人对国事的参与，靠着言论和媒体的控制，并把因为中国政府未能接受世界公认的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原则，而导致中国未能得到更广泛的国际尊重与认可这个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给一个虚拟的“处心积虑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就成功地在一些充满热情而冷静思考不足的年轻人头脑之中建立起一个——爱国就等于反美反日，就等于支持政府，就等于反对所有政府所反对的人——这样的一个公式。谨此提醒国内所有热爱国家的年轻人：爱国的热血要沸腾，但头脑要冷静，否则就和踢足球输了就向场内丢汽水瓶的行为没有差别。
国内前几天很多人走上街头为钓鱼岛事件抗议，当然这是出于爱国，但这不该必然变成支持政府，更不应该以爱国的名义忽略了追究政府在捍卫主权方面失职的责任。国内外的民主运动者们，通过这一事件批判政府未能捍卫国家主权，批判政府限制公民游行，尖锐地指出政府只有在不挑战他的权威和统治利益时才准许公民游行，其它一律严厉镇压，我们的这种作为是我们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正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