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北京封闭隔离郊区民工聚居地的做法引发争议。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把精力放在改革户口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公民福利、促进区域发展平衡上，而不是制造更多的社会隔离。

原文：Beijing Journal - Migrant ‘Villages’ Within a City Ignite Debate
译文：纽约时报：争议四起的北京城中村
来源：《纽约时报》A8版
作者：HELEN GAO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4日
译者、校对：xiaolin

图：一位妇女走进北京大兴区的老三余村。杜斌（音）为《纽约时报》所摄。

北京—— 这是一个被围墙和大门封闭起来的社区，其间布满一排排拥挤且低矮的住房和商铺，在这里，人们生活在摄像头的监视之下，与村外的城市俨然是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警察日夜巡逻，保安会叫住生面孔的访客，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件。早晨，通过仅有的一扇敞开的大门，父母们去工作，孩子们去上学。晚上，这扇门会被锁上，以防闲逛者擅自闯入。
这个叫做寿宝庄的地方，并不是那些在北京周边快速涌现的有门卫把守的富裕居民住宅区之一。它只是一个干苦力的农民工们聚居的贫穷村落。现在，这个村子和大兴区的其他15个类似的地方，被要求用围墙圈起来，使之与外界隔绝。根据当地官员的说法，这种做法是努力降低犯罪行为的一种尝试。当局表示，这个实验性的做法是个成功之举，并且迅速被其他农民工聚居的北京郊区所效仿。共产党的喉舌媒体《人民日报》说，从今年的4月至7月，在大兴区的这些围墙隔离开的城中村，犯罪率下降了73%。

最终，这个举措将涉及到居住着340万人口的291平方英里的地区，这些人口中有超过80%是农民工。
有些居民表示欢迎这种可以降低犯罪率的隔离措施，但是批评者认为，对这些类似于贫民窟的城中村采取这种措施，是一个试图将城市中的农民工进一步与城市隔绝开来的负面迹象。他们说，这些新措施的真实目的是要监视农民工，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这与种族隔离政策无异。

这并不是北京第一次实验这种将农民工隔离开来的做法，只不过前几次的举措规模没有这么大而已。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几周内，作为一个确保城市安全和整洁的行动的一部分，市政当局采取了类似的隔离措施，把建筑工地附近的民工宿舍封闭起来。市政府称之为“社区化管理”。

但专家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质疑这种高墙内的生活对那些本来已经很边缘化或很贫困的民工们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效果。

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主任彭真怀说： “对农民工来说，这项政策传达的信息是，首都不是他们的，相反，这是一个只属于那些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的首都。” 他这里提到的是中国的居民登记制度，或所谓的户口制度。

虽然户口制度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已经日益宽松，以利于劳动力融入城市，但这项政策依然有效地限制了许多农民工家庭永久定居城市，例如，对诸如公共教育这样的政府资助的公共服务的获取，依然被限制在一个人的出生地。一份市政立法机关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北京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了1000万，其中包括726万农民工。随着城市经济繁荣在建筑业和服务业领域产生了很多就业机会，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在过去的五年中，诸如寿宝庄这样的原有居民不到1000人的村庄，其居住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大部分进城的农民工，都居住在当地居民建造的低矮平房，或者是在原有建筑外延伸搭建的棚屋内。

但是人口激增也给这些地区带来城市问题，其中最显著的是各种轻度犯罪事件。根据大兴官员的说法，过去五年内发生的犯罪事件中，有80%发生在农民工聚居区。在寿宝庄，当地居民对从街头斗殴到晾晒的衣物被偷的各种事件感到烦不胜烦。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今年7月初批准了这项新政策，并称之为“北京城乡融合进程中一项积极有效的探索”，并提议将这项举措推广到全市范围内。在大兴区，76个村庄被要求在年底之前效仿业已实施这项政策的16个村庄。北郊的昌平区7月份宣布了隔离100个村庄的计划，其中的44个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完成圈墙任务。

许多专家表示，政府不应当制造新的社会隔离，相反，应当集中精力加快推动税务改革，扩大廉价住房，将工厂进一步转移到内地，以此来降低农民工进城的压力，使之可以融入那些离他们家乡省份更近的卫星社会和城镇。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陆杰华说，“融合应当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政府的政策应当回应公民的需求”。他说，政府可以采取一种以居住年数为基础，允许大城市的农民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政策。
北京警方官员和村民委员会代表认为这种围圈起来的村庄管理方式，与那些更富裕街区的有保安把守的社区模式是一样的。
“这为他们提供了与那些城里的高档公寓一样的服务”，昌平区一位负责公共安全的村民委员会委员李宝全（音）在电话采访里说，“村民们当然支持这样政策”。

尽管社会争论很大，当地媒体对此也十分关注，但村民们却对这些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高墙似乎不怎么在意，他们更在乎的是那些日夜操劳的生计问题：找到能获得体面报酬的工作，能够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和孩子的教育问题。

寿宝庄的一位担心报复而要求匿名的水果小贩说，自从隔离政策实施以来，他的顾客比以前少了，但他也认识到与保安比邻而居的好处。“他做他的事”，他说，“我卖我的水果。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2006年从重庆来到北京与她儿子住在一起的巩道翠（音）说：“我们都是些辛苦谋生的人。他们制定的这些政策，我们能有什么发言权？”
她沿着半截塔村的一条主道上售卖小吃麻辣烫，但这条街道很快就要被圈起来了。“如果生意可以做下去，那也没什么。” 她一边说，一边看着远处，露出微笑。“如果不行，我就打包回老家去。”

Edward Wong和Jonathan Ansfield对报道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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