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兔燕子 | 评论(1) | 标签:世博, 上海, 公民记者, 城市
世博会的工作者五花八门，有组织人员、参展人员、演职人员、媒体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安保人员等等，还有志愿者，每个职业的工作证件都不一样。证件上写明了你的名字、所服务的场馆或组织，编号等。一般认为持绿色证件者最吃香，也就是参展人员，特别是各个国家馆的参展人员，因为凭其证件可以走绝大部分场馆的绿色通道。企业馆和城市馆参展人员的工作证也是绿色，但是有些国家馆不认(一般热门的国家馆都不认，因其接待的参观人员过多），因此持这些证件只能走部分的绿色通道。媒体人员的工作证是紫色的，一般可以走场馆的媒体人员通道。至于后勤服务人员、安保人员、志愿者，他们的证件分别是紫色、紫色和黄色，一般的国家馆是不为这些人员设立绿色通道的。
说到绿色通道，各个场馆都有自己的设置，有的分别设立了绿色通道、贵宾通道、媒体人员通道；有的将其合并为一个或两个，大部分场馆都是如此；有的干脆不设绿色通道，只有贵宾通道，如瑞典馆。当然，这个通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场馆本来有绿色通道，后来因种种原因取消，也有取消后再开设的。工作人员一般走绿色通道或是贵宾通道，当然先要让该馆的保安验一下证件，方能进入。有些场馆只能让工作人员一个人进入，如德国馆；有些可以多带一人，如美国馆。当然，带或不能带人，这也不是成文的条例，有改变的弹性。大部分场馆都对国家馆的参展人员提供绿色通道，以下的是特例：中国馆和台湾馆一定要预约券才能进，日本馆和日本产业馆不提供任何非本馆的工作人员通道，沙特馆、韩国馆、上汽馆等八点以后允许工作人员走绿色通道，石油馆似乎是看情况而定，有时可以走绿色通道有时不行。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国家馆和城市馆都准许参展人员走绿色通道。
如果说从权力和利益的角度看，安保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是权力最低的，虽然在世博工作，但其享受不到免排队游园的利益。而且，由于安保和后勤工作是承包式的，也即世博局将这些工作交给某些公司，由这些公司招揽服务人员，相当于是这些工作人员与公司签合同来世博工作。因此，很多安保、后勤人员的工作常有调动的可能，可能今天在美国馆，明天要去俄罗斯馆。要指出的是，我这里说的后勤保障人员是负责场馆后勤的员工，不是负责园区后勤的员工，因此他们需要进入场馆工作，而后者很多是不用进入某一特定场馆就可以工作的。
后勤阿姨的工作很辛苦，我们馆的阿姨告诉我她每天都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甚至更多，工资是一个月2800，请一天假扣一百，最多就两天，请两天假以上就只有两千了。她七月份和我说这话的时候，五月份的工资刚领到，说好的2800没有任何理由地变成了2000，这还是在她们和公司谈了很久用罢工威胁才领到的，而六月份的工资还一直拖着没给。
至于安保人员，部分是公安部门派来的，由世博局统一分配，也就是警察；部分是相关的武警学校学生，也是被分配到不同场馆的；部分是自建场馆自己招聘的，负责该场馆内部和周围区域（主要是排队区域）的安保工作。一般来说，自建的场馆相当于一个小领地，它的各项事务都由自己负责，包括安保工作，因此外面的警察也不能进入的。安保工作，应该说门槛是比较低的，我在很多馆内就发现很多保安的年龄都很小，十七八的样子，一看上去就知道他们稚气未脱，整天看到大伙就说：“有徽章吗，给个徽章吧。”见到老外也会打招呼，主要也是为了要徽章。他们一天的工作就是到处巡视，维持秩序，控制排队。负责排队的应该是最辛苦的，因为要在七八月份顶着大太阳，举着喇叭拼命维持队伍。至于馆内的安保工作，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但也很显得重要。
在社会上，这些安保、后勤人员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警察除外），经济也不太好，那么在园区内，被冠上了“世博工作者”头衔，他们的权力地位会高一些吗？其实答案是否定的。世博是个短期工，很多人对世博后要去哪里工作还没有弄清楚，而在工作场所中，他们也要一切听从世博局或服务场馆、服务公司的指挥，虽然说起来是“服务保障人员”，其实提供的还是体力劳动。无论从收入、教育水平、社会声望来看，他们都是弱者。
然而，很多世博相关的规定是没有明文的，是靠人执行的，诸如进入某些场馆的条件、获得场馆的纪念品、观看演出等等，除了馆方的工作人员外，安保人员就成为了控制者。而这些情景，就为安保人员提供了获得“意外的特权”创造了基础。当然其他的工作人员也都有相关的“特别利益”。
世博园区的“另类货币”
一次，馆长让我去换零钱，由于我们馆离银行比较远，我就去了世博特许商店。我说明来意后，交通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和我说，“你是***馆的呀，给个你们馆的徽章吧。”显然是看见了我的证件。虽说没有表示不给章就不换钱，但是表情泄露了一切。我只好把徽章给她，她也一下子温和了“你们早上去银行换钱，一般他们都去那里换钱。”这次的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就是徽章是世博园的货币，到哪里讲理、条文、钱办不了的事，徽章却能奏效。于是我常会带一些徽章在身上，如果实在要找人办事，也会很好说话。
虽然我是国家馆的正式工作人员，持的是绿色证件，除了特别热门的场馆外，其它馆都可以进。但是，我并不是没有收到“要挟”。一次去墨西哥馆，绿色通道前的保安非要我给他徽章，我没理他，他就让我在一边等着，后来来了一个外国工作人员，估计安保人员也不会用英语威胁，就放他进去了，而我也就跟在他后面才得以进入。去远大馆的时候也是如此，小保安非要用他的远大馆徽章和我换，远大公司的徽章没什么价值，我也没有兴趣，依旧没搭理。于是，他最后扔下一句“你就等两三个小时好了！”我一时也没了参观的兴趣，就走了。其实这些场馆对于参展人员而言，都可以走绿色通道，无奈它被保安们控制了，就成了“敛财”的一个工具，要知道这些保安的手里都有上百个徽章了。每每去到一个场馆，保安都会问：“你有徽章吗，交换一下吧？”说交换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说法就是“给一个徽章才让你进去”，当然这些例子不多，但遇到一个就足以让人气愤。
徽章并不是唯一的通行证。一次一个朋友说他有办法带亲戚进日本馆，多带我一个也不多，就让我一起去看看。我正好奇他怎么有办法办到的，原来日本馆排队人太多，三四个小时最起码，难免有人排到一半去上个厕所，于是日本馆就想了个办法，给临时出去上厕所的人一张小券，这样他如厕后还能回到原来排队的地方。我这个朋友就得到了几张券，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距离进馆还有一小时”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也是走了这个空子，但仍然为国人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对付“规定 命令 条文”手段而感到惊奇。每次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秩序、公平，比如为上厕所的人提供一张券，但每一个办法却又为下一个失序、不公平打了伏笔。
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我曾被告知，“上海馆是一定要给徽章才能进的，拽的来！”“别说上海馆，中国馆给个徽章都能进！”“早点来就好了，那时中国馆也能进。”这些流言蜚语，亦假亦真，人是可变的动物，保安、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心情好坏都影响着“徽章—进馆参观”的交易模式，连对流言的检验都失去了可能。
人的欲望总是会增大的，有保安和旅行社联络好，将一些游客带入绿色通道，同时收取一定的过路费，一个月就挣了十万。日本馆就发生过，保安也被开除了。一期世博日报也写过这样的报道，一些旅行社和热门场馆的工作人员联系好，负责带来客源，而工作人员提供VIP卡，旅客就不用排队直接进入。费用根据场馆的热门度而定，一般几百到一千多。这个方法很受专程从国外赶来的游客青睐，虽然是不合规则的，违背了公平的原则。一天，我一国外同事的全家人都来上海，一是为看她在世博的工作，一是为了来上海玩。她和我说他爸爸买了门票，又花了额外的钱才让全家人都进了中国馆。我很疑惑，说中国馆的预约券是排队的，不用花钱。她不清楚，只说他们花了钱才进了馆。可见，这不是买了预约券就是买了VIP证件及其服务。她最后说到：“中国馆很不错，很美好。”
敲章 谁的地盘谁做主
收集世博护照的馆章也是游客的一大乐趣，根据世博传统，每个馆都有自己的印章，有些馆只在护照上盖，有些不限，有些一次只能盖三个，有些无所谓。一般而言，每个馆都是盖章的，我工作的几个月，只知道美国馆和法国馆是不盖章的，其它片区不了解情况。
但我的确看见过有人的护照上有美国的馆章，这就奇怪了，不是没有章吗？怎么盖的呢？消息比较灵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每个馆都有章，有些藏起来不盖，因为这样盖了它们章的护照就升值了，内部还是可以盖的“。虽然也不知真假，但此逻辑还是很符合国人的思考观念。记得我离开世博的时候，一个负责后勤的叔叔和我说过“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早知道把护照给我，我帮你盖美国馆、中国馆、意大利的章。找人啊，这我还是有办法的。”这个叔叔人很好，在后勤混得不错，也帮老外做过不少事，他曾给过我一个比较难以弄到的某馆馆章，可以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这些世博的小人物们，谁占据了大权力的位置吗？没有，只是正好站在了可以钻空子的位子，于是摇身一变，从弱者变成了强者，或者说，这课看作是他们对抗强者的方式吧。正式因为他们是弱者，不能公然对抗，所以用消极怠工、内部交易、制造谣言、收取恩惠、钻空子盈利的方式来增加自己变强的感觉。 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说到，农民作为弱者，采取的反抗方式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虽然这里的农民反对的是阶级上的强者，但他们作为弱者，其反抗形式却是世界通用的。如学生作为弱者，用逃课、背后议论老师来反抗强者。世博会也是一个制造强者和弱者的场所，毕竟只要有权力，就有强者弱者。当强者们在光明正大利用特权的时候，弱者也不一定就无动于衷。当然，这是不是仅限于中国的弱者，就不得而知。或许我们进一步该问的是，是不是只有世博会才会制造那么分明的强者和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