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刘晓波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余杰当时为德国之声撰写了这篇文章。
刘晓波先生被中共当局重判十一年，为六四以来二十年间最为恶劣的一起因言治罪的案件。当年，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先生是八九民运后期的灵魂人物，虽为此承担了牢狱之灾，但也没有被判处如此重刑。这一判决是由政治家的九个小矮人共同作出的”集体决定”，但它不会奠定胡温式的稳定的基石，反倒敲响了胡温虚假民主的丧钟。胡温政权刑罚之酷烈、手段之卑劣、谎言之无耻，有甚于邓小平与江泽民，而直追阴魂不散的毛泽东。至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荡然无存，即便是邓小平在最后的岁月里以及继承其衣钵的江泽民所执行的某些怀柔政策，胡温也都统统弃而不用，其狰狞之面目暴露无遗。今天，胡温敢于公开回答艾晓明女士的追问吗：”刘晓波要活活等过四千零二十一天才能回家；难道今天的现实比《天方夜谭》更魔幻吗？那个混世魔王苏丹被山鲁佐德的故事讲得心回意转，却也不过一千零一夜，难道听刘晓波故事的圣上，比一千年前的苏丹更愚钝？”
刘晓波案从开庭到审判的三天之间，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们倾巢出动，昼夜执勤。受到其骚扰的独立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达数百名之多，这年头不会有人像梁山好汉那样”劫狱”，他们为何还如此害怕大家去法院外边声援刘晓波呢？此次秘密警察行动之规模，创下了中共建政以来政治审判案件中的最高记录。好像不是刘晓波在受审，而是胡锦涛在受审。相比于海外媒体一致严厉声讨中共当局玩弄司法、侵犯人权的恶行，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此案，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找不到。邓小平时代审判魏京生等政治犯，中共的喉舌上作过不少的报道，表明在那个时代中共还有垄断意识形态并对民众实现洗脑的信心，有将政治犯搞臭、搞垮的信心。而在今天，胡温连邓小平的百分之一的自负都没有了，不仅没有让民众相信其”科学发展观”的信心，而且连在喉舌上连篇累牍地批判刘晓波的信心都没有了。他们根本不敢让老百姓知道有这样一个案件，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老百姓作出自己的判断，那判断一定不会”跟中央保持一致”。于是，他们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对批评意见不闻不答，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模样。确实，不是胡锦涛将刘晓波送上审判席，而是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审判席，就如同当年哈维尔将胡萨克送上审判席、曼德拉将博塔送上审判席一样。
我轻蔑地对那个前来找我谈话的国保便衣说：”这不是你们在审判别人吗，你们为什么还怕成这样？”当然，真正感到害怕的并不不是这些可怜又可耻的警察。这些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侵犯纳税人的基本人权的警察，以一副颇有苦衷的表情对我说：”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住饭碗而已。”这是他们麻醉自己的良心的唯一办法，他们既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这一恐吓策略能够奏效吗？这些天来，事实证明战胜恐惧的民众越来越多：真正感到害怕的更不是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刘晓波的母校吉林大学的大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支持学长的文字，香港的几十名年轻人奔赴深圳关口”投案自首”，人们用推特等新的网络传播手段表达抗议……这个案件没有像当局设想的那样被冰冻起来，而是继续发酵，甚至成为对千千万万中国公民的一堂宪政启蒙课程。所以，每多一个人听到刘晓波的消息，每多一个人听到零八宪章的消息，那些窃居中南海的高官显贵们便会心惊胆战、寝食难安。如果胡温念兹在兹的稳定，必须依靠将刘晓波关进监狱，那么这种稳定是何等脆弱！胡温将稳定当作一道紧箍咒，套在全体国民的头上，也套在自己的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胡温自己已经被稳定所异化了。
为了保持所谓的稳定局面，为了保持他们自己永远是”先富起来的人”的格局，中共的掌权者们不惜干任何坏事。他们逼迫拆迁户自焚，他们将小贩打死在街头，他们把不愿同流合污、手染鲜血的赵紫阳幽禁至死，他们的宝马车撞死路人以后悠然逃逸，他们捏造出处女卖淫的荒唐案件，他们无视法律的尊严抓捕人权律师，他们将上访的结石宝宝的家长抓进监狱……在这个”和谐社会”里，是极少数的特权阶层与所有人为敌；在这个”大国崛起”的时代，空荡荡的”大国”中却只有一群”寡民”。从六四开枪杀人之后，中共当权者对武力的迷恋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民间的反抗愈演愈烈，当局的镇压也愈演愈烈。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回答一家报纸的命题征文”你认为这个社会的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我。”今天，中南海中的衮衮诸公，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才是不稳定的源头呢？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颠覆国家政权的不是刘晓波，而是胡温当局。
刘晓波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如蔡锷当年所说的那样”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蔡锷怒发冲冠起兵云南，不是为了红颜，更不是为了权位，而是为了”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刘晓波持续二十年以健笔批判当权者，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亦无任何的权力欲望，也是为了”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从梁启超、蔡锷、胡适、殷海光到刘晓波……这是一个不甘为奴的伟大的中国人的谱系，他们是中国人被专制独裁所摧残数千年之后仍然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所在。当年，企图称帝的袁世凯败亡之后，梁启超撰文剖析其留下的种种隐毒说：”我四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梁氏以如炬之目光，透视袁氏篡权的秘密：”日日以黄金诱人于前，而以白刃胁人于后，务使硬制软化一国之人以为奴隶。……袁氏窥破人类公共之弱点，乃专务发达此弱点以资利用。其有能自制其弱点而不甘受彼利用者，则必设法屠杀之驱逐之，窘蹇之，使其不能自存。”其结果，先是摧毁知识阶层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使得文化精英趋炎附势、追名逐利：”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无庸为讳者也。”继而让全体国民对动物庄园里的生活甘之如饴，甚至”尽丧失其为人类之价值”。
袁世凯之隐毒，比之共产党党魁毛、邓、江、胡之隐毒，乃是小巫见大巫。袁世凯运用的”白刃”与”黄金”，也就是”大棒”与”胡萝卜”，在中共掌权者那里，更是无比娴熟，”两手抓两手硬”。故而今日中国人之奴性，比之民国初年，又要根深蒂固若干倍。刘晓波所面对的民族精神的沉沦，也就比之蔡锷和梁启超那个时代深重若干倍。刘晓波正是梁启超所说的那种既不怕白刃，也不爱黄金的人，二十年来，中共几度抓捕之，却未能摧毁其意志、改变其信念。可以说，六四以来，刘晓波从未享受过一天真正的自由，那些监视和跟踪他的秘密警察如影随形，”事事关心”。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在中国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十三亿人当中，刘晓波是那个灵魂最自由、最高贵的人。他在《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中，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宣言：”人，生而自由、平等。导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决不是因为统治者过于强大或过于英明，而是因为被统治者们的跪下。难道三叩九跪的皇权时代已经废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国人还自我作践、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跪姿辩护？仅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许富人入党的开恩，难道就使国人只会以下跪叩谢来显示独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吗？！……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那一天并不遥远，刘晓波终将归来，并如他的妻子刘霞画笔之下的鲜花一般绽放。
二零一零年一月三日
作者：余杰
责编：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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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