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功夫明星和壹基金创办人不小心泄露了民间公益基金尴尬生存的公开秘密
不难猜测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电影明星、壹基金发起人李连杰这段时间的心情。在9月12日他首次透露壹基金有“中断可能”的仅仅9天后，李就公开再次声称：“我觉得很抱歉，因为我说的一些话，给中国红十字会带来一些被动。”并否认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
李作出道歉的当天，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在其博客中对该组织与壹基金的关系作出6点说明。王称，按照当初协议，在与壹基金三年合作期在今年2月 5日届满后，已自动顺延。另外，壹基金虽然不具有法人地位，但作为单独财务科目进行账目管理，因此，只要其账上还有资金，就不存在关闭的可能。
李连杰可能真的后悔他此前的直率言论，但这仍无助于让壹基金摆脱非官方公募基金的身份尴尬。截至今年8月31日，壹基金已经募集超过2.7亿元资金，并成为中国最透明、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慈善基金。但是，由于现行法规限制，壹基金无法获得公募基金的身份，“从出生时就没身份证，月子里没事，但现在这个孩子3岁了，他不能上学，这种法律结构是不清晰的。”李在此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说。
极少有人意识到，壹基金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成功。一方面，它没有独立的账户和公章，只能挂靠在红十字会这样的官方机构下才能获得全国性募捐的资格；另一方面，其筹得的所有善款均进入红十字会下属的银行账户，壹基金无权自行使用，每一次财务支出都需要由6个人组成的壹基金管理委员会所有成员同意，且必须经过红十字会的批准才能划拨善款。例如汶川地震时，壹基金筹得4000余万元善款，而真正由其运作的资金只有200万元，剩余的交由红十字会全权支配。
从去年11月起，壹基金已向民政部递交申请，希望成为公募基金会，但进展并不如预期中的那么顺利。在过去三年里，壹基金亦和红十字会探讨过分开的可能性。壹基金的此次风波不仅再次公开了此类民间慈善基金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也部分揭开了中国慈善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潜规则和不透明之幕。
无力感
壹基金在成立之初，“难以找到合适的业务主管部门以及获得民政部的公募身份认定，除了‘寄人篱下’，别无选择。因为一旦找到合适的主管部门，此前既有的同类基金会的部门利益和人事格局将受到巨大冲击。红十字在已经拥有红十字基金会的前提下能接纳壹基金已实属不易。”一位业内人士称。
据该知情者透露，红十字会亦没有因壹基金的挂靠身份收取其相应10%比例的管理费用。“对红十字会来说，这是一笔合理合法的收入；但对于壹基金来说，如果红十字会拿走10%的管理费用，壹基金自我的管理费用将从何而来？它将如何向捐赠者解释为何一次捐款却要被收取双份管理费用？”这位业内人士分析说。
由于没有独立身份，壹基金需要与红十字会协调运作事宜，但在财务透明化方面遇到不小困难。首先是资金来源问题。由于没有独立账户，汇款人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时，只有在备注栏填写“壹基金”字样，款项才能划拨到壹基金账户；如果通过邮局汇款，其到账查询周期则需要三个月左右。根据壹基金2010年上半年度财务管理简报，上述两种方式就占据捐赠总额的66%。壹基金的手机短信捐助平台以及银行卡、支付宝转账等高效募捐来源仅占总额的24%。
其次是资金使用问题。尚无独立法人资格的壹基金在对外签署合作协议时，还必须经由中国红十字会签字批准且借盖中国红十字会的专用章方能生效，手续和流程十分繁琐。一旦某位领导出差无法签字盖章，壹基金就不得不暂缓各种项目合同的签署实施。此前，壹基金亦传出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发展署、克林顿基金会等机构的合作中多次遭遇类似尴尬。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募基金会和原始基金来自中国内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由内地居民担任。”李连杰的新加坡国籍意味着他不能担任壹基金的法人。这意味着一旦公募基金身份注册成功，李连杰壹基金的命名亦必须“去李化”。
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规模化生存。在现有条件下一旦公募基金年筹款能力不足5000万元，该基金将面临无法造血并自我发展的困境。如果年募集资金能力达到5000万元，《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其年公益支出必须超过3500万元，其员工福利和行政性开支为350万元。一旦筹款不畅，壹基金将无法有效预测未来的一年会有多少资金可以使用，这就会出现一个连串的问题：无法做出一个有效的计划和战略方向，无法招聘更为专业的职业人才，不敢确定项目目标，也不敢投入更多资源用于人员培训。
李试图摆脱无力感的唯一方法是实现壹基金公募化以及独立运作，但在现实中，这并不可行。在国外，登记注册为合法慈善基金相对容易，且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以德国为例，由政府全额出资成立社会事务中央委员会，定期审查受赠机构的财务信息并对其进行公信力评估，然后按照A、B、C等不同级别颁发认证。通过这个认证，公众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信任哪个机构，并随时了解捐赠的动向。
2004年国务院下发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简称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简称非公募基金会)。”该条例还规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由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工作，并设定其原始资金金额为800万元，这一门槛将大多数公募组织排除在外。
壹基金如果想完成全国性基金公募身份的转变，就必须获得省部一级业务主管部门以及民政部对其公募身份的认定，仅此一点就难上加难。“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草根慈善组织应该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如果政府只指定少数几个公募基金会，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是做不大、做不强的。”上海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对《环球企业家》说。
主管单位难找则是注册民间机构的最大障碍。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曾在民政部工作多年，他坦承政府在管理方面也有难度。首先是建立信任的问题，民政部在同意成为一个民间机构的主管单位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与核实工作，过程往往漫长。其次是明确责任的问题，由于目前尚无管理细则，双方的责任与义务无法明确。王任民政部司长时同时主管过4个民间机构，管什么、怎么管，曾是他最大的困扰。当这种关系成为政府机构的负担，民间机构找主管单位的难度可想而知，尤其是具有向全国人民募捐资格的公募基金会。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对《环球企业家》说：“慈善的社会化最终仰仗于公民社会的建立，这最终还是要靠政府的自我修正。李连杰一个人的战斗改变不了这一切。”
消除灰度
在无规范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中国慈善领域的某些不透明灰幕的存在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多捐款者并不清楚的管理费问题。按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可以抽取不超过年度资助支出的10%作为行政管理费用，这包括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经费、项目管理成本等。
同时，中国以捐款金额多少为慈善衡量标准的不成熟心态，也让募资本身成为各基金会的现实目标。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企业高管告诉《环球企业家》，某些慈善机构常常会利用企业间的攀比和竞争关系，动员企业捐出更多资金，并许诺以媒体报道等所谓品牌形象宣传的方式作为回报。
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则一直为基金会的管理费披露问题苦恼。这家公司每年在做审计的时候需要了解与之合作的基金会的管理费使用情况，但是基金会对此的态度往往很敷衍。
中国慈善基金的不透明问题众所周知。今年7月启动的基金会中心网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基金会财务收支及资助项目和捐款信息平台。它向全国所有基金会发出了信函，邀请各机构将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出来。但事实上，能主动披露财务报告的只有20%，且其中20%还存在数据上的逻辑错误。另外，1900多家基金会里只有400家有定时更新的网站，信息化水平相当低。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认为，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要大规模转型，必须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就像当年国企改革，是谁下决心？是政府。”徐对《环球企业家》说。但问题是，机构本身没有改革的内部动力，同时也不可能成为政府优先考虑改革的目标。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中国目前共有公募基金会1084家，非公募基金会838家。王振耀认为这不是一个合理的比例，因为这意味着1000多家公募基金会在抢夺社会捐款这一单一资源，却没有足够的非公募基金会来开发私人资本。美国的约10万家基金会里，只有700多家社区基金会具有公募资格，只占总量的不到1%。2009年中国慈善捐款总额不到500亿人民币，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前，每年的捐款则只有数十亿。而2008年美国的捐款总额已经达到3076.5亿美元。
“中国需要在政府与民间(慈善基金)的关系上找到自己的道路，双方应该就‘政府是否能解决所有问题’进行对话，如果不能，明确哪些方面是政府需要帮助的。”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告诉《环球企业家》。
关于非公募基金会生存艰难的观点，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认为与公众对慈善的认识有很大关系。“中国社会对公益慈善的概念还停留在大灾难来临时捐款捐物的层面上”，她认为在这一方面政府和公募基金会的确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对比西方发达国家较成熟的慈善模式便知，公益慈善是一个内涵更丰富、更具创新空间的概念，旨在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在创新与灵活上，非公募基金会更具优势。
王振耀认为，当公众意志和政府立法推动公益慈善领域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不同背景的慈善机构最终都只能走向平等竞争之路。在捐款自愿的基础上，效率更高、更透明机构将胜出。“高效的机构反而是得益于高薪聘请了更聪明的管理者。”王说，这是他期待看到的现代慈善基金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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